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六部 开创新中国
第一百三十四章 过渡到社会主义主要任务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它的根本任务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造”,即:一化,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一改物质基础就(生产资)料改造;二改资产阶级工商业;三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工具技术改造。“一主两翼”,密不可分,互相连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就是要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转变。这既是毛泽东提出的,从新民民主义向社会过渡,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另一方面,毛泽东有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再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要完成这种社会改变任务,难度是相当的。中国是二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和半封建,以及买办资产阶级统治。虽然人民当家做主人了,社会开始转变为新民民主义,生产资料也发生了变化,解放时,将就政府的国家资本和买办资本没收为国家所有,占所有范围比较弱小,随着新民民主义的建设和过度,限制资本主义发展,逐步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扩大国家所有制,建成公私合营,资本主义也在发展过程,民族资本也在发展,手工业也存在,资本工商业也有,以国营为主体逐步扩大,实行国营逐渐统购分销过程中,改变国内经济结构,这是毛泽东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认识已发展,根据苏联的发展经验,以及马恩列斯学习过程,总结国内发展过程提出来的这一从新民民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思想总路线,变为全党的共同任务。
要改人们的意识形态认识,以及人们的观念是很难的,毛泽东特别重视引导和宣传这一认识改变。马克思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也在实践中逐渐完善理论实践性,斯大林在建立社会主义中也有一套理论,实践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也克服了不少的困难,在社会主义前行,还有很多问题得到解决,只能借鉴他们某些经验,主要的开拓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走自己的路从新民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社会的变革每进一步,都是大动干戈,在人民掌握政权以后,必然之路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奋斗,毛泽东在进行探索,也在努力用一种祥和过渡方式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向工业化迈进,他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想法,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
在国家恢复经济建设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五年计划设想,也在进行中赋予行动,着手编制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编制过程中,毛泽东自始至终参与这项工作,听取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并仔细审阅编制的五年计划草案,五年计划的方针,基本任务的重大问题,都在毛泽东支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确定。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面临的困难很多,一无资金,也没有工业基础,更没有建设人才,在编制全国经济计划,更没有经验,惟有能够学习借鉴只有苏联。第一五年计划编制的初稿草案,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毛泽东托付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编制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
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已回到北京,毛泽东就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对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经过讨论。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有了构想,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制定五年计划制订去定了根本指导思想。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纳入五年计划之内加与实施。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了《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刚要指示》。毛泽东比较兴奋的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业已经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
从工业发展的模式看,资本主义发展是以轻工业为主导发展起来的,将近用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时间,苏联十月革命后,走的是先发展重工业,只用了十几年时间既实现了工业化。我们国家现存的情况,煤油称洋油,铁钉称洋钉,日用平基本上不能生产,我仅有的造什么呢?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十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必要性和重要性形象的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就是要发展重工业的原因。第一个五年计划就选择以发展重工业的方面,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最基本的任务。
发展重工业,资金从哪里来,中国是农业大国,也只能由农业生产中积累而来。更不能向资本主义社会是靠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农业收入占国民经济总产值比重非常大,一九四九年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四,一九五二年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知道“一五”计划的一九五七年还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八。资金来源主要保农业,为尽可能地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由工业发展得到的利益一部分还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的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无本之源了。就此中间,包括共产党内和党外人士发生了异议。有的人认为,发展重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的说法。
毛泽东看见这些议论非常重视,社会上出现这种偏差认识,实际上是否定发展工业化,违背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在彭德怀讲完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说到‘施仁政’,我们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哇哇叫,话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施仁政有两种,一种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有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的。那么重点放在设么地方呢?重点应该放在大施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在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抗美援朝不打了,重工业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民主党所谈的,年间的主要内容就是考虑长远利益,也要兼顾短期利益,但以长期利益为主,发展我国的重工业,在农业国中,要建设重工业体系,资金来源多数只能从农业税中来,其他没有渠道,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种工业骨干工程。这些项目,不论是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为新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这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共中央一九五二年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的指示》明确提出“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但又强调了“绝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
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到一九五四年一直按照《五年计划纲要(初稿)》指导年度计划编制,中央一直都在对陈云编制的《五年计划刚要(初稿)》审核修改,特别是毛泽东。同时也批送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审阅。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乘专列离开北京,经过三天,十一月三日到达广州。周恩来晚到乘飞机几天。广州之行,主要是集中力量审议五年计划草案。经过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人共同努力,经过四个星期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一九五三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同年七月三十日,一届全国一届二次会议审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成为全国过渡路线首要任务。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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