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风趣的萍乡话

 罗雁萍/文

  三年疫情的干扰，给人们平添了许多麻烦和烦恼。我常常想起朋友一句充满哲理的生活感悟：会生活的人，能从痛苦中寻找欢乐。于是，在居家不出的日子里，翻开记忆的篇章，重温昔日的美好，让浮躁的心情宁静了许多。

   1973年春节前夕，我，一个湖南妹子，成了萍乡人的媳妇。那时候，我不仅不会说萍乡话，连听也听不懂。而我的湖南话和带有乡音的普通话，连萍乡小孩都能听得懂。我很为萍乡人发达的语言中枢，感到惊讶。

   1974年冬，回萍乡休产假，邻居送来一封贴了红纸的小礼包。笑吟吟地说：“送几扎嘎嘎把很恰。”我茫然不知所措地望望她，又望望我婆婆。才知道她是说，送几个鸡蛋给我吃。我忙不迭地道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萍乡最复杂的语言。心想，萍乡人最懂礼节。而萍乡话，却是最难懂、最难听、又最难学的语言了。

 当时的产假是56天。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经常有人来看宝宝。一天，邻居问我：“有冷冇？”我脱口而出：“冇得冷。”她笑了：“萍乡话说得蛮好啊！”那是我第一次说的一句最简单的萍乡话，就受到了表扬，至今都记忆犹新。

   1979年8月，我从湖南调回萍乡。这才发现，像这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语言，比比皆是。为了尽快适应环境，我缠着先生教我萍乡话，比起我读初中学外语时，用功多了。

在外面，我说普通话或长沙话。在家里，天天背“单词”：哄栗（我们）很栗（你们）夯栗（他们）额几（鱼）择额（鲫鱼）嘎嘎（蛋）腰里季（怎么样）打呀哇（乱说）奥西（喜欢）裹里（这里）能里（那里）咋个（什么）嘎十（开始）很且赖里季（你去什么地方）……。

  有一天，隔壁办公室的同事问我；“写什么呢？”“做笔记，写日记。”她伸伸大拇指“不屑为！”。我不解其意。

  《萍矿工人报》复刊不久，我第一次向报社投稿，才几天的时间，就刊登了。我很意外，觉得写稿并不像人们说得那样难。又有人对我说：“不屑为。”我问她们是什么意思？“不一般呗。”这是我理解的第一个萍乡语言。同事们的鼓励和旗开得胜的喜悦，是我坚持写作40几年，从未中断的原因之一。

学萍乡话，最好的老师是我的婆婆。她一边鼓励我，一边纠正我错误的发音，还一边讲笑话给我听。

  印象最深的笑话，是一位外地姑娘来萍乡作客。问“格人”是什么意思？一路人顺口说：“不是本地人吧，连格人都不知道，就是漂亮呗！”她记住了。

  有一次，有人说她格人，她洋洋自得地说：“我原来比现在更格人。”惹得大伙哄堂大笑。我却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年轻无异更漂亮。经婆婆揭晓谜底，才忍俊不禁。原来，“格人”既有“丑人”之意，又有“吝啬”之嫌。总而言之，是个贬义词。路人随意的一句玩笑话，竟然成了萍乡语言的一个典故。

  萍乡人的语言与文字，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在姓氏的念法上可见一斑。有人说，萍乡人黄、王不分，都读成wang,。我却觉得谢、夏不分或是彭、庞不分更为确切。夏读成xia,谢也读成xia，夏有时还读成ha；庞读成pang，彭也读成pang；还有易读成ya……，这是哪里与哪里呀？不过，在组词上，却是丁是丁，卯是卯。如容易、交易、易地……，在文字上更是清清爽爽，无一混淆。

 来过萍乡的亲朋好友，常常笑话我们萍乡话，是有语言无文字。我的理解是，萍乡话不是没有文字，而是语言太经典，无法用文字表达。在萍乡43年，我早已说得一口炉火纯青的地方话，这常常是我引以为豪的骄傲。

 有时，我会戏谑比我当年还年轻时，就到了萍乡，而如今仍然夹杂着浓郁家乡口音的朋友。说他们是吃爹喝爹不认爹的主，白吃了萍乡几十年的饭。

  他们可不是省油的灯，反过来讥笑我，忘了祖宗。那我可不承认，入乡随俗嘛。何况，我回到湖南，仍然是一口流利的家乡话。在相互的打趣中，我们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和多彩。

  那年我在外地进修，大家也说起方言逗乐子。一位来自湖南株洲的女同学说：“我说一句，保准你们谁也猜不出：阿巴凳几放在槛槛上。”大家面面相觑，有人说她胡说八道，她急得对天发誓没有胡诌。

  我说真有这句话，并自以为是地道出谜底：“矮凳子放在窗户上。”她十分惊异：“你怎么知道？”“谁让咱们是邻居呢？我们萍乡话也是这么说的。”一句话，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后来，我们不仅成了同桌，还成了好朋友。

  不要以为萍乡话的语言和文字，像是风马牛不相及。那积累生活经验，总结出来的语言，才真会让你拍案叫绝呢！

  同学们聚会，大家在一起谈聊天，都说带孙子远比带儿子责任重大。我说，“可不是吗？就像端着一碗油，得慎之又慎。”(萍乡有端着的油，不能洒出来，否则会不吉利的说法。)她们说:“你说的太形象了！”我赶紧声明：“这可不是我的创意，萍乡人就是这么形容的。”

  “快说说，你们萍乡还有什么好听的？”“那可多了去了！”我就给她们讲了几句萍乡的语言，什么“火钳打屁股——一板当两板”；说女人不会做家务不会做女红，反正是不能干吧，不是说像男人一样笨拙。因为那样说，是对男同志的不尊重和不公平。有的男同志，确实很能干。而是说，怎么生了一双“没有开叉的挛板手”；如果形容一个人太尖刻刁钻，就说他“吃煎豆腐还要剥皮”；形容家里肮脏、凌乱、不收拾，就会说这个家像死了叫花子一样；说一个人拎不清，就是：“五百元钱打对折——二百五。”；说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的事情，就是……，算了算了不说了，话太糙。

  我不是故意卖关子，而是说的太快，一下子收不住嘴，脱口而出。谁知她们不依不饶，非让我说清楚。我一看，全是女同学，豁出去了，反正话糙理不糙：“三个婆娘六只奶”。 “绝了绝了，太形象了。”大家笑得前俯后仰：“用你们萍乡话形容一下现在这个场面。”“不是喝了笑婆婆的尿，就是像打翻了一篓子蛤蟆。”“萍乡话真的是太生动了。”有的同学抹着眼泪告饶：“暂停！暂停！笑得肚子痛！”

  那一刻，我真有一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我对萍乡的俚语知道的太少了，不然的话，真可好好地显摆显摆咱们萍乡文化。

  聚会当晚，当年的几个寄宿生在宾馆，彻夜难眠。她们对我说：“雁萍，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我们天天晚上缠住你讲故事。不过，那是静悄悄的，唯恐值日生扣我们班上的纪律分。待检查的一走，就急急地催促你，快接着讲，快接着讲……。”

   怎么会忘记这些温馨的往事呢？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同学们在校图书馆借书，一周两次，是限时限量的。我们宿舍的同学借到书以后，先给我看，因为我看得快。看完了以后，就讲给她们听。印象最深的，就是作家陈登科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风雷》。现在想起来，很惭愧。当时是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现买现卖。   

 往事历历在目，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而如今，用萍乡话来说，到了“走的赢，提脚不赢”的年龄了。“怎么讲？”“力不从心呗。”这句话，很多年以前就听过，老是不解其意。也就是年过花甲，才有了切身的体会。

 “你开口萍乡，闭口萍乡，看来真是卖到萍乡了！”我无奈亦自豪：“反正这辈子生是萍乡人，死是萍乡鬼了。”

  家中来了外地客人，我常常会请好朋友作陪。当我们说到高兴的事情，往往会得意忘形地开怀大笑。客人就会提抗议：“萍乡方言，比英语还难懂。说普通话，不要说家乡话，让我们也分享你们的愉悦。”

  萍乡的语言形象、生动、丰富多彩，有些越琢磨越有趣。土生土长的萍乡人，也许并不会感到自己本土语言文化的魅力。那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才不识庐山真面目。

  做姑娘时，我娘家七个人，说五种语言，妈妈说湖北话，姐姐说长沙话，姐夫说普通话，我说郴州话，三个外甥说耒阳话，尽管我们都会说对方的语言，但从来没有统一过。

  到萍乡后，家里除了公公说带有安徽乡音的普通话外，我们夫妇和两个孩子都随婆婆说带有浓郁常德口音的湖北话。

  公公婆婆过世以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的统一语言就是既动听悦耳，又风趣幽默，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神秘感的萍乡话了。这既源于萍乡话的魅力，更源于我们对萍乡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