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人们都在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医疗体制，而且事实上，对我国医疗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基本上贴心的。从建国前人的平均寿命的35岁增加到了1978年的68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超过我国经济水平的排名。初生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约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于50%，比较60年代到70年代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指标的改善情况，中国遥遥领先。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这是毛泽东时代所出现卫生奇迹。
健康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人权。维护健康不仅是医疗卫生专业部门的事，而且涉及经济、政治、发展方式、社会公平等许多方面，需要综合治理。近来，这一思想越来越受到国际卫生界的重视。毛泽东一向把卫生工作放在全局考虑，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为此，他亲自做调查研究、起草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倡导和发动爱国卫生运动、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把改善人民健康作为移风易俗、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旧中国灾难深重，人民体质虚弱、精神萎靡，是国家贫弱不堪的象征。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就说道：“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可见，他把人民健康作为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基础，认为改善人民健康是振兴民族精神的必要途径。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卫生工作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提出了卫生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方针。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就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41年他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2年5月给延安中央医院题词“治病救人”。1945年5月，他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这些已经初步体现了他关于卫生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增进人民健康的思想、把群众工作和卫生工作相结合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多次对卫生工作做出指示，强调把卫生工作摆到全局高度来看待。集中体现在1951年9月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它深刻地阐述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并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此后党和政府领导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5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修改《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时写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在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他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在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他严肃地批评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卫生工作的忽视，要求对卫生工作“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60年代后，他又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运动，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万建武写的《求是：重温毛泽东关于卫生防疫的重要论述》， 2020-03-16 10：38：00 发表，来源：《求是》。这篇文章详细讲述了毛泽东关于卫生防疫的重要论述，指的我们学习借鉴。特别是从2020年到2022年暴发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这场严重疫情，反复无常，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正以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坚决打好、打赢这场艰巨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医疗卫生特别是疫病防治是重大民生问题，更是重大政治问题。1949年9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兴镇代说：“卫生工作方针问题，······要以防为主，发挥中西医药人员的作用，这个方针是对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消灭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鼠疫、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人民战争，取得疫病防治的历史性成就。旧社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从此一去不复返重温毛泽东关于卫生防疫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引用上有删改。
重大政治任务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切身感受过旧中国疫病丛生给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危害。在他心目中，卫生防疫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不仅仅是群众关切、生命攸关的事情，更是决定人心向背、体现党的性质宗旨、事关执政安危的大事。
群众利益无小事。卫生防疫是民生的重中之重，一定要坚持群众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党要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首先“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特别是“生疮害病”这样涉及人命的事。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深刻阐述了这个道理。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把长冈乡、才溪乡称为“模范乡”，就是因为他们把涉及群众利益的这些“小事”解决了，把组织发动群众这件“大事”办成了。在《长冈乡调查》中，他调研了当地群众生活特别是医疗卫生情况，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把卫生防疫工作明确为党和政府的职责，这在人民卫生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重于泰山。卫生防疫的特殊性，决定了这项工作的政治要求很高，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极端负责的精神。毛泽东经常讲：“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疫病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危及人民生命健康，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极易造成社会恐慌和秩序混乱，更应引起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讲，这是最起码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责任。对疫情视而不见、闻而不报，麻痹大意、玩忽职守，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要求非常严格。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向中央报告说：“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这个苗头性问题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他看到报告后，马上以中央名义作出指示，严厉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为引起各级领导足够重视，他列举分析了每年全国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的损失数量，认为这可能超过了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造成的损失，强调“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正是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作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阐明了卫生防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在毛泽东的关心和领导下，新中国卫生防疫的体制机制很快建立起来，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进展。1958年6月30日，当他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兴奋异常，“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第二天清晨，写下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现在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千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们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我们党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承诺。人民群众欢呼：“中国人民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不管是天灾人祸还是牛鬼蛇神，什么都不怕中国人民有力量，中国人民真幸福”
送走血吸虫病、鼠疫等一个个“瘟神”，并不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乾坤净朗，与各类疫病绝缘。预防和控制传染性疾病，是一场持久战，但往往更是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始终是我们须臾不可放松的大事。
三者结合
疫病防治是一场战争。这是毛泽东的重要观点，主要强调疫病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十分巨大。他以血吸虫病为例分析说：“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
既然疫病防治是一场战争，那就必须按打仗的方法认真应对。“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毛泽东从军事和战略的高度，极富创造性地提出疫病防治每个阶段、每个环节的战略战术和方法举措，展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第一，在疫情初发时，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公开信息，做好防控准备。
如实公开灾情，是毛泽东的一贯要求。1952年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发展，主要是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毛泽东收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批示：“周总理：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
1959年6月，广东发生严重水灾。毛泽东得知后马上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在灾情面前，毛泽东的战略决断力、实事求是精神、科学严谨态度和为民情怀，令人动容；
第二，在疫情防控上，强调要统筹协调，实行“三者结合”的防治策略，即“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
毛泽东历来认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疫病防治更是如此。党组织是领导保证，科学家是关键，人民群众是主力军，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就能打赢疫病防治战。
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是毛泽东始终强调和重视的。发挥科学家尤其是医务工作者的作用，也是他提出的明确要求。“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1956年2月，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写信提出，用火焚烧的办法对消灭钉螺更有效。毛泽东见信后立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叮嘱“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这个故事，使血吸虫防治科学工作者深受鼓舞。
第三，在救治病患时，强调要坚持中医和西医相结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周边出现严重的传染病疫情。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特意讲了这件事。他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想什么办法呢？只有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但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存在崇尚西医、相信西医，看不起中医的观念。为了使这两种医生组成“统一战线”，共同防治疫病，毛泽东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倡议。毛泽东在1950年，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开幕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而奋斗”。他解释中西医说：“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他重视发挥中医的作用，认为“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中医药在疫病救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第四，在抗灾救灾时，强调要加强社会救济，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
救灾是疫病防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深知人民生活困难，一遇天灾人祸就是难以承受之重，必须“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所以，在安排救灾时，他总是强调要“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把保障群众的吃住放在首位，并经常亲自批示调配物资，保证灾区生活供应。
灾后重建是战胜灾害、恢复秩序的根本之策。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就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出：“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决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在抓生产救灾时，毛泽东尤其关心灾区的税赋负担，强调“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毛泽东关于防治疫病的战略战术和思想方法，是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已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得到贯彻和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我们举全国之力进行疫情防控，采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防控和救治举措，逐步形成一整套更加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比如：突出强调“及时准确”和“公开透明”，建立完善的疫情信息通报体制机制。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建立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制机制。要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加快筛选研发具有较好临床疗效的药物，全力救治患者。他高度赞扬医务人员的奉献精神，要求务必重视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关心、爱护。
坏事变成好事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是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命题。他认为，“乱子有二重性”，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这段论述，既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强调：“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坏事变好事”的道理，完全适用于分析传染病疫情这样的灾难性事件。1958年，毛泽东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处理云南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导致人员大量死亡事件的。11月25日，他对云南省委的检查报告作出批示，明确指出：云南省委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一方面，“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另一方面，别的省份也可以从中吸取深刻教训，避免“犯云南那样的错误”。这是毛泽东灵活运用辩证法分析解决问题的集中体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一是树立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与疫病时刻“准备斗争”。疫病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和难以预见性，必须正确看待，保持理性。放松警惕、麻痹大意绝对不行，过度紧张、手忙脚乱更不行。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列举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时就强调了这一点。其中第十一条困难“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就包括发生瘟疫这样的重大灾难。对这类灾难怎么看？他的答案就是，坚持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做好斗争准备，“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
二是加强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办好“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这是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工作情况汇报时特别强调的。他指出：“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几年来，卫生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正因为政治少了，所以技术也管不好。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你不懂，就不能管我，有这种想法的人是相当多的，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斗争才能解决”。这段话具有很强针对性。党一旦放松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出现失误，将会对全党工作大局造成重大影响。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
关于如何加强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毛泽东突出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大支持”，“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另一方面是“加强管理”，主要是解决“政治上少”这个缺点，克服“盲干”和“单干”两种错误倾向。他解释说：“盲干就是忽视了党的领导，没有方向；单干就是忽视集体领导，也就忽视了党的最高原则”。毛泽东对加强政治领导必要性的分析非常深刻，揭示了卫生防疫领域存在突出问题的根源。要知道，不是帮着医疗机构把楼盖起来、把设备买进来就了事了，而是要真正把党的领导作用发挥出来，让“人民卫生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三是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就把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作为卫生防疫的重要内容来抓。1942年，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开展卫生防疫宣传、军民卫生运动、实施接种预防等。新中国成立后，马上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医防结合，把传染病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这是毛泽东1960年3月为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时发出的号召，针对的是一些省市区党委因为忙于生产而放松卫生运动的问题。他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重视这项工作，“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宣战，具有“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进入“智能化时代”，但一些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仍然挥之不去。尽管食用野生动物风险很大，但不少人还是想过嘴瘾，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重大隐患。对于“野味产业”，对于食用野生动物，我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必须深刻认识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环境，形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迫切需要把新时代的爱国卫生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四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想尽一切办法“弥补卫生防疫领域的短板”。“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是毛泽东大力提倡的口号，也是一种重要工作方法。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阐发。指出：“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计呀？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想尽一切办法”，这种积极主动、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精气神，正是做好传染性疫病防治工作需要的。要彻底打败疫病这个无影无踪的顽固敌人，没有“想尽一切办法”的韧劲和决心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到“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困难时，专门说了这样一段话：“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共产党有本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条生路来”。
这段铿锵有力、充满激情的话，读后使人无比振奋，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面对这场重大疫情的严峻考验，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雄厚的综合实力，有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能战胜这场疫情，也一定能够保持我国经济社会良好发展势头，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复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
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指出：“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1951年9月9日，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 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绝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这个指示深刻地阐述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此后党和政府领导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51年12月对《三年来劳动保护工作总结与今后方针任务》报告的批示：“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事业。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或稍加忽视后一方面，那是错误的”。
1953年4月3日，毛泽东对《关于军委卫生部情况报告》做出批示，严厉批评了军委卫生部是“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工作时指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卫生工作一定要受党的领导，绝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中指出：“ 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 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严肃批评了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卫生工作的忽视，要求对卫生工作“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2月2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多次对卫生工作做出指示，强调党要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倡导和发动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把改善人民健康状况作为移风易俗、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像毛泽东这样把卫生工作当作党的事业，提高到“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高度，提高到爱国的高度，是前无古人的。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共同努力，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公平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建国初期，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我国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就建立了覆盖城镇居民的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制度。但是，直到60年代，城市和农村医疗服务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亿5千余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对此，毛泽东于1965年在“六二六指示”中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并且做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这一号召下，卫生部组织了巡回医疗等措施，但是毕竟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为此，毛泽东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又亲自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和赤脚医生运动。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是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才建立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为解决我国农民的看病问题起了重要作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为解决农民看病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久就随着经济调整而覆盖面大幅度下降。1962年8月，卫生部批评过去几年“在治病方面，一个时期有公社包下来的倾向”。到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1968年，湖北长阳等地的农民又自发搞起合作医疗，毛泽东给予了大力支持。1968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23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70年代末，覆盖率达到90%。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由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比重提高到60%，并且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1968年9月，毛泽东又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赤脚医生成为为我国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最高峰时全国有约500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的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走群众路线，把群众“组织起来”，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技术和人才的缺乏。毛泽东在领导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挥了党的“群众路线”做法，把群众运动和维护健康结合起来，通过发挥群众集体协作的力量，弥补了技术和专业人才的缺乏，使医疗卫生成为人民普遍参与的事业，促进了社会建设、移风易俗。
毛泽东对爱国卫生运动的关注，是他关于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的集中表现。1957年2月在《关于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的批语和信》中，他要求“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1958年，他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说：“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毛泽东于一月上旬，亲自检查了杭州市小营巷的卫生情况。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号召下，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通过有效的社会组织将中国政治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福利，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毛泽东将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国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的成就。血吸虫病是当时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深的主要传染病之一。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军保国，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推动这项工作。在如何开展血防工作上，卫生部门并不赞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认为“农村缺乏安全的医疗设备，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县城开办正规的现代医院”。但是，毛泽东通过推动各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进行血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医疗卫生服务十分复杂，难以监管，医务人员自身的医德医风对保障服务的质量有很大作用。在医疗卫生工作中，是单纯用经济手段激励医生，还是树立良好医德医风，用救死扶伤的荣誉感来激励医生？这是医疗卫生体制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一贯提倡发扬良好的医德医风。抗日战争时期，他把白求恩大夫树立为“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不自私自利的精神”。1941年，毛泽东在为延安医科大学的题词中，提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还十分重视对卫生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1968年，他在一个相关报告中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和大多数能够同工农兵结合，有些人还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在他这些思想的感召下，加上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这一时期的医务人员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威信，医患关系十分融洽。
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毛泽东在根据地的卫生工作提出要为军民健康服务，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指导思想。
1929年，毛泽东指出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卫生工作宗旨，提出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服务。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37年12月，毛泽东为白求恩题词：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提到对医护人员重视，1941年5月12日，为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成立题词“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1942年5月，为护士节题词“尊重护士，爱护护士”。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中指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并指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1950年，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政府努力创新并实践了极为有效的、综合性的“人民卫生观”，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注重疾病医疗，更重视卫生防疫，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注重社会保障和移风易俗，整治卫生环境，引导人民群众同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把发展人民群众卫生事业视为党和政府的责任。在合作医疗体系建立之前，农民看病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疗费用。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个体支付方法同集体经济之间越来越不协调。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发展高潮时期，很多合作社开始实验性地为解决农民医疗保健而建立起合作筹措资金及支付体系。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多次强调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到农村，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
1968年9月，毛泽东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最高峰时全国约有500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分布在广大农村，赤脚医生成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赤脚医生是广大农民名副其实的健康“守护神”，也是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推荐病人的“看门人”，即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送县医院进一步治疗。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的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由郭兰英歌唱家演唱的歌曲《赤脚医生之歌》赤脚医生啊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啊一颗红心。暖千家，暖千家。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那一颗红心。暖千家，暖千家。出诊愿踏千层岭，采药愿找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啊革命路上，铺彩霞，铺彩霞。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啊革命路上。铺彩霞，铺彩霞。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啊贫下中农，人人夸，人人夸。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啊贫下中农。人人夸，人人夸。
为了让合作医疗制度更好地服务广大农民，解决农民的看病就医吃药问题，毛泽东推动全国农村实现了“合作医疗遍地开花”。1968年11月，毛泽东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 “合作医疗好”。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实行合作医疗的办法是这样的：根据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一角钱。除个别痼疾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公社卫生所十二名医务人员，除两人暂时拿固定工资以外，其余十人都和大队主要干部一样记工分。为了照顾医生流动性大、花费比较多的特点，每月按情况不同补助三元到五元。”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了23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此推动下，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1976年农村合作医疗生产大队覆盖率超过90%。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级政府在全国城乡组织开展了诸多医疗卫生实践活动，如宣传医疗和疾病防治常识，培训乡村接生员、保育员、保健员、赤脚医生等医务工作人员，在乡村建立保健站、产院、保育院等基层卫生组织系统，开展合作医疗等，还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树立许多模范标兵和农村卫生模范村在全国广为宣传。 毛泽东推动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队伍，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它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体系。
近代以来，中医饱受争议。支持者甚众，反对者亦不在少数。许多重量级的名人都曾著文激烈反对过中医，如曾国藩、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周作人、丁文江、梁漱溟、傅斯年、钱钟书、巴金、李敖等等。其中不乏过激之词，如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大学者陈寅恪说：“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连同一向用词平和的巴金也曾这样说：“干净彻底消灭旧医，平生所愿，活得长些再长些，一定要亲眼看到它的死亡，亲眼看到人人都清楚认识到旧医就是巫术，像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那么，一代伟人毛泽东是如何看待中医的呢？这个话题相信许多人都会感兴趣。
毛泽东学古贯今，对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与实践自然有着很深的研究。他曾多次在写作与谈话中谈到过中医，多次接受中医治疗，并与不少中医名家交往过。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伤病。
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陕北著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吃了第一副药叫您胳膊抬得起来；吃了第二副药叫您胳膊能转动；吃了第三副药您的胳膊就自由了；吃完第四副药就能让您爬单杆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以及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都收到了满意的疗效。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所取得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历史的烽火：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 。
毛泽东向来就重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有着许多优秀方面值得我们传承与发扬，毛泽东对中医也很重视，曾说中医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之首。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1949年9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卫生工作方针问题······要以预防为主，发挥中医药人员的作用，这个方针是对的。”
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0年8月，北京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开会。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统巩固的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他在会上说：“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
建国后，毛泽东还几次接受中医治疗。1950年，毛主席发烧，一个多星期了，打了些针，吃了些药，烧还是不退。毛泽东对保健医生、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说：“麻烦你给我吃点中药吧”。孔伯华给毛主席诊了脉，看了病，开好药方，请毛泽东吃两到三付。结果，毛主席吃了两付，烧就完全退了。
1953年12月，北京毛泽东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的是依靠中医。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我们要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曾谈笑风生地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麻将里有哲学……”尽管当时可能是随意一说，但他把中医放在“三大贡献”之首，充分表明了对中医的看重。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接着，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于1955年12月成立，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4年毛泽东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
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那个中央关于中医工作指示草案进行修改“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的疾病医疗问题”一句中的“四万万七千万农民”之后，加上“及一部分城市居民”；在“我们应该有批判地接受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它的合理部分增加到医学中去，更好地为治疗疾病，增进人民健康服务”一句中的“医学”之后，加上“科学”二字，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在“依靠中西医合作，根据中医实际应用的经验，进行一种谨慎的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之后，加上“和说服教育工作”；在“将中医团结起来，安定下来，把他们现有经验保存下来……”这段话中的“现有经验”改为“现有的合理经验”。
毛主席关于中医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冬），“我认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中医在手工业、农业的生产基础上产生的，对金、木、水、火、土的理论可以加以批判，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保护和发扬。
批判必须懂得，什么叫科学，正确的，系统的知识叫科学。西医是否科学，也带有唯心的，像机械唯物也需要加以改造。
中国应有一个医，不应该长久的有两医，西医名称是不妥当的，应有唯物辩证的一个医。有的人看不起中医，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也有人把中医强调得太夸大了，也是不对的。
中医医院要有重点的试办，中医进修问题，对其进修基础课是对的，应加入经验交流课程，讲中医药理恐有困难。”
1954年7月9日，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召集会议，专门传达了他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
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
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
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
为了落实毛泽东关于中医的指示，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专门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中央教育委员会、卫生部指定人员组成的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向各地卫生行政负责人和北京、天津的中西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召开中共中央、华北和北京市各有关部门的中西医座谈会，反复讨论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医、扩大中医业务、出版中医书籍等问题。与此同时，卫生部对自身不能正确对待中医的思想和做法进行了反省和检查。
1954年10月20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发展中医就是“如何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它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对“限制和排挤中医”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如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产销的管理、整理出版中医书籍等。
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毛泽东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尽管有人称中医是经验之谈，没有科学依据，但中医的博大精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毛泽东深刻地看到了中医的意义，十分重视中医，我们也不能把中医这一老祖宗传下来的瑰宝丢掉
1954年，毛泽东还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同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原因是中医在没有当西医当权了。中医药是人民群众赖以防病治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待遇。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两年中医。
1955年4月15日下午，杭州针灸专家朱琏住处，毛泽东派汪东兴到看望朱琏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
“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 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1955年4月15日晚上杭州刘庄，毛泽东对话针灸专家朱琏： “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 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中医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5年底1956年初，毛泽东鼓舞了一大批西医投身到学习中医的浪潮之中。卫生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
1956年6月5日，毛泽东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着重指出：“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
“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
“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最后还提出：“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服用刘惠民开的药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58年10月，毛泽东再次给予中药成分肯定，他指出：“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中：“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不仅对中医药情有独钟，而且还与许多中医名家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写给杨尚昆的信中指出：“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毛泽东这种纵横古今、横跨中外的宏观思维和中医治病用药讲究整体辨证、君臣佐使，在思维特点上也是有相通之处的，也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底蕴，更能理解和认同中医隐喻的哲学内涵。
195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肯定了这一做法，说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11月18日，党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转发这个总结报告的指示和总结报告。
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第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询问唐由之叫什么名字，得知其名字后，毛泽东立即风趣地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接着，毛泽东就背诵了鲁迅悼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闭上眼睛在听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毛泽东重视中医药的保护和发展。毛泽东在中医药材的种植、流通，中医药典籍的保护、整理，中医师的培训等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的指示： “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至于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中医医书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那些有用的……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书来。”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会上有“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盲目否定中医，且提出了一套同党的团结中医的政策正相对抗的排挤和消灭中医的实施办法”的错误倾向和错误做法，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随后，卫生部开展了全面讨论、批判，正本清源，统一了思想。
毛泽东始终强调努力发掘中国古代医学遗产，加以继续利用，主张中西医结合，提出要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伟大目标，除着眼于继承传统文化之外，也是出于中医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符合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中医药在农村合作医疗、保护人民健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毛泽东挽救了中医和中药。
毛泽东对贫困农村缺医少药感同身受，革命战争时期，更是因药品短缺受尽困扰，对药品的重要性自然认识深刻。不管在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在闽赣苏区、延安，他都非常重视药品的生产工作。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至于药品问题，边区应该发展这方面的工业。普通的药尽量自己制造，必要的还可以到边区以外去买，为了人民的福利当然可以到外边去买。”强调自力更生，自办药厂、医疗材料厂，保证了药品供应，保证了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也保证了军民的健康，从而才有了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医药生产也要坚持“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他对中医药的生产和配送十分重视，在1954年提出：“对各省生产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过去一些中药因加工设备的技术不良，浪费很大，包装和贮藏方法不好，霉烂损坏的现象很严重，亦应加以改进。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今后应采取公私合营，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看待。”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路。1958年6月，他又提出要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激励和引导下，中国人民克服了资金、技术、设备等均严重不足的不利情况，在医药方面，取得了成功研制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
毛泽东强调，不能以赚不赚钱来看药品医疗。他一直认为医药是为人民服务的，药品是保护劳动力的，不能以药品能否赚钱来衡量医院的作用。1965年7月19日，毛泽东和医务人员谈话时指出：“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1965年8月15日，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的汇报谈到药品问题时，毛泽东插话指示： “药品应当降价”。“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在毛泽东的主张下，国家对药品供应、医疗卫生服务实行免费、半免费和低价供应的政策，既帮助群众解决了防治疾病的问题，又减轻了群众经济上的负担，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
毛泽东重视医药工业产业的发展。1953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生物制品规程，兴建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接管并调整医药院校，协调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管理。1955年，轻工业部、卫生部、商业部联合召开全国医疗器械专业会议，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私营医疗器械厂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进口药物也开始了规范管理检验。先后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中国医药公司和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建立了新中国药品生产、经营、科研的完整产业体系。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从中央和地方、管理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利，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听取薄一波等关于196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当谈到试办托拉斯问题时说：（试办托拉斯）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1965年4月17日，北京市的一份材料《全国医药托拉斯成立后的新情况》反映：医药托拉斯统一安排生产后，北京市药品品种减少，供应量下降，一批常用药严重脱销，这种统法不能适应医药生产供需的特殊情况。4月29日，毛泽东就该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批示薄一波等：“迅速、周密地解决。”随后，北京等六大城市医药生产服务站成立，主要配合解决各医疗单位和市场急需的药品，安排“零星小包装、小规格、小批量”的“三小”药品以及特殊配方药品的生产任务。1974年，国家成立化工部医药局负责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在这期间各省、专署和县、公社都成立了医药公司、医药站，负责药品的采购和配送。
综上所述，回顾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期，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平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78年的68岁；初生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约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于50‰；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控制。新中国在改善人民健康状况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同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这些成就，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指导，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是毛泽东指示、部署、推动的。他把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作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了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人民性、社会性、公益性，坚持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使新中国的卫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国经济逐渐发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也应吸收毛泽东对卫生领域改革好的经验，逐渐走上合作医疗，将医院办成人们期待的“救死护伤，人道主义”的医院。以人民群众运动形式做好环境卫生，种植无毒有机粮食和蔬菜，以及各种瓜果，肉食品，副食品等，提倡全民健身，增强健康，预防各种疾病发生，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普及中国传统中医按摩针灸保健知识以及中医养生知识，西医知识，减少病源，减少医疗费支出，达到免费医疗。将中国卫生医疗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独立于世界新模式。
第一，把人民健康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高于一切的高度。将医改进一步拓展到维护人民健康、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人民健康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实现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人力资源优势和依靠科技进步的科学发展的战略。
第二，坚持以毛泽东办卫生医疗人民群众的方向，重点医疗向农村倾斜，以及弱势群体，与卫生医疗实行人道主义，不管什么人进医院，以人的生命之上原则，先就医，中西结合，以并就医，公费医疗。
第三，保证医药材料和器材，发展医药种植以及开创开发研究供应。首先立足于自力更生，对医药材生产器具生产，引进吸收国外先进医药材生产器具和技术，消化转化为国内生产。摆脱国外的依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现有的社会机制，走适宜中国技术和药品的发展道路，向高发展。医疗发展普及提高，不能集中在中心城市和富裕地区、尽可能的向农村和偏远山区发展，走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发展道路。
第四，把医改同社会建设事业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加强社会建设，达到公平就医。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我国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维护了基本民生。公平的医疗保障，保护了城乡生产力，为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人力资源。现在经济发展了，更应该将卫生医疗向农村发展，按毛泽东所说的，医疗卫生到农村，发展农村卫生医疗。
第五，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敬仰白衣天使。从改变医疗体制入手，实行免费医疗，对人民宣传健、预、养、小病治、大医的原则，以医务服务，树立医生形象，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号召医务人员继承和发扬白求恩精神，培养中国健防、预、治崇高医德形象。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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