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中国工业发展进程中，总离不开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三面红旗总路线是什么呢？“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就是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三面红旗”总路线提出经过，是在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出现在世界东方。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1956年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是快一点好还是慢一点好，这是中共领导人必然考虑的重大议题。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方法中间，我们不选择那种落后的、使事业办得坏的方法，而要采取第二种方法，就是使事业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
1957年11月，中国代表团先后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个共产党 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将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
1957年12月12日和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和《乘风破浪》，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表述了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是在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这篇社论时，周谷城说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赞扬周谷城归纳得好。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表了不少感慨，并将“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为“总路线”。1958年5月5日至23日，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正式宣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58年4月8日下午，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工作汇报中，着重批评了福建某些领导人的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表示赞同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
1958年11月25日，在会见朝鲜政府代表团时，毛泽东说：农民苦得不得了。我们人多，很穷，百分之七十是下中农，吃的穿的都不够，房子也很简陋，也很不卫生。1960年3月7日晚，在广州会见到任不久的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时，毛泽东说：我们还很穷，人口多。人民要求摆脱这种处境，所以要鼓足干劲。这就是说，发展要快一点。1960年4月15日，在会见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时，毛泽东又说：中国是一穷二白，穷就东西少，粮食少，油类少，钢铁少，机器少，各种东西都少。中国这么多人，又这么穷，这成一个什么样子白就是文化程度不高，不好。穷，对于有志气的新中国人民来说，理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理念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之后，面对陷于穷困之中的广大人民，不急于在可能的条件尽快发展，使人民生活尽快得到改善，这是不合情理的。
毛泽东考虑到国际环境，帝国主义随时可能会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我们的工作要放在他可能提早突然袭击这么一点上。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加紧一点，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只要是行得通的，有根据的，不是冒险的，不是盲目的，尽可能提早一些时间，那就越好，越有利，我们取得主动。”1963年9月上旬，他把这一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更为久远：“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说：“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书批语中写到：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人民生活水平这么低，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
1960年4月13日晚钓鱼台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你这么一点钢，年产才1300万吨，看不起你是应该的。等我们年产1亿吨钢，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其实这一肚子气早已有了，100多年来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中国处在一穷二白，穷者钢不多，白者科学文化落后，这要记住。
毛泽东说：“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这句话虽然说在1959年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其思想早在1956年就有了。首先提到的是赶美超英。
1956年2月28日晚，听取电力工业部汇报。当汇报到我国电力生产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时，毛泽东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讲话中，再一次豪气冲天地和美国较上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说：再过15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12月，毛泽东谈到苏联赶美、中国赶英时，提出用15年在电力、煤、钢的总量上赶上英国。1959年12月下旬，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批语中写道：“我们提出赶英，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过他们。”
1958年3月，在进一步为“大跃进”发动开路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但与此同时，他对浮夸、虚报和高指标等，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警觉，指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要“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成都会议结束后，4月1日—9日，毛泽东到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针对浮夸作风提出：“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并严肃批评了造假现象：“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的盛行非常怀疑和担心。为此，他主张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争取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真实的想法。10月26日，毛泽东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想派他们到地方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并告诫他们：下去调查，“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在11月21日开始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在多个场合谈到讲真话，反浮夸问题。他反思认为：“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假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11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针对“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的严重程度，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
毛泽东还提到和苏联比。1960年3月7日晚，他在广州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在大使说到苏联正想办法用4年、最多5年的时间完成七年计划时，毛泽东说，七年计划如果能够在四五年完成，那对于全世界都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得赶一赶。现在我们有了些成绩，但是成绩还很小，我们还很穷，人口多。人民要求摆脱这种处境，所以要鼓足干劲。毛泽东甚至还想到和资产阶级比。那是1960年1月9日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他说：高速度发展你不信？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统治的300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建国后23年的历史（到1972年）不能超过他们呢？
此处所引，旨在说明毛泽东借助这些比较，从中获得鼓足干劲、激励自己加速前进的力量，至于这些对比是否完全科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大跃进1070万吨钢指标是毛泽东提出的吗？》作者：陈冠任提出来问题。在2014年04月15日10：21，在新浪历史发表中说到：1958年10月11年14日，河南宝丰县正在大炼钢铁。
“高指标”、“浮夸风”，是“大跃进”运动的一个特征，然而，这并非是毛泽东一人之过。
“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各项“高指标”，貌似都是毛泽东的责任。细查他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中的讲话，他批评过“反冒进”，说过“赶超”，说过“要鼓干劲”，但并没有要求提出过高指标或类似的话语。实事求是地说，对于超级产量的诸‘卫星’，他不是始作俑者，但在南下视察中发现了，质疑过，而没有制止。而那些遥不可及的“高指标”(主要是1958、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二五计划指标)，则不是他本人提出来的。后来在庐山会议中，毛泽东也曾说过，钢铁产量翻番是他提出来的，错误应当由他负责。这大概是与他最直接和有关系的“高指标”吧。
然而，就是这个钢铁“高指标”，细查它是如何提出来的整个过程，却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无辜”的——不过是他勇于承担责任而已。
在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火热的情绪氛围下，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工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教育工作和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为此，毛泽东列了一个大提纲，要讨论的17个问题包括：(1)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2)今年铁、钢、铜、铝问题，(3)明年农业问题，(4)明年水利问题，(5)合作化问题，(6)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7)教育问题，(8)干部参加劳动问题，(9)劳动制度问题，(10)570万人去边疆问题，(11)技术保密问题，(12)国际形势问题，(13)今冬、明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4)协作问题，(15)深耕问题，(16)肥料问题，(17)民兵问题。
这次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党组负责人参加。由于各地日渐狂热的情绪，使得会议出现极为乐观的情绪。结果，会议对1958年的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要求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吨。
对钢指标，在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在谈到会议要解决的17个问题时说：“钢由五七年的530万吨翻一翻，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但在会议后期，对各项“指标”都已定调。眼看会议就要结束，把握全局的毛泽东却对这个高指标不放心了。
他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工业部负责人找到小会议室，一起开会。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刘彬和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和各钢铁大省、市许多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小会”。
在会上，毛泽东详细地询问钢铁产量1070吨这个数字到底可靠不可靠。由于不放心，他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他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
马天水说：“可以。”
接着，他问安徽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
赵敏说：“可以。”
毛泽东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他又问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原钢铁厂)：“行不行？”
太原市委书记姓麻说：“可以。”
毛泽东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
麻书记回答后，毛泽东言归正传，一个一个地询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相关负责人，大家都说行。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时，毛泽东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
刘彬告诉说：“我是刘英的弟弟。”
刘英是张闻天的妻子，是毛泽东的老熟人。毛泽东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
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
“就看你拿主意啦。”毛泽东说。
刘彬回答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
袁宝华在冶金工业部具体分管主要管建设和计划，对这样过高的指标自然心中有数，用他后来的回忆说，此时的心情是“心里打鼓”。他估计毛泽东也会问到他，只得作些准备。随后，毛泽东果然问到他：“你做什么呢？”
“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袁回答。
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
“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袁宝华讲了“十面红旗”，毛泽东很注意听了，他虽然“心里打鼓”，但也没直接说出行不行，这样的“提醒”自然不能算是提醒。接着，毛泽东问到了钢铁“大总管”——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王鹤寿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此时已是8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有疑问的没疑问的，都赞成这个目标。最后，毛泽东问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薄一波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这是个好主意。”毛泽东说，“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吨，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吨，翻一番是1070吨)，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毛泽东于是交代会议秘书说：“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
这次会谈，足足有两个钟头。他提出了钢产量，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会再次进行研究，结果大家都说行，所以他也相信了，并按照薄一波的建议在报纸上发表。
随后，他对副总理陈云说：“1070吨，看来还是可以的。”
陈云却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袁宝华去谈了一次。
“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陈云说。
袁宝华把陈云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再把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按公认能力打了折扣算，时间还剩下5个月则按4个月算。算了细帐后，他的结论还是“行”，于是质疑的陈云也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对这个数字似乎还是不放心，又找陈云谈话。陈云告诉他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陈云为人谨慎，说话一向很慎重，此句“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其实就是“完全可能”。这样，1070吨钢铁指标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若干之后，袁宝华回忆此事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1070有个背景，就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毛主席窝了些火，要超英赶美。那时说，你苏联比我们强大，你超过美国去，我们选的对象是超过英国。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这就是北戴河会议确定1070吨钢铁指标的真相。
这个1070吨钢铁指标是不且实际的。而这个数字也不完全是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提出来的。6月6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们找林铁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这两天我们在研究有色金属工业的规划，9日以后冶金部党组的同志分头到各区去，协同各省市采取措施。我们有极大信心完成和超过现在预定的指标。
6月17日，薄一波就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向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汇报性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批发报告时，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
21日，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呈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其中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和华东区的同志研究了争取明年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的措施，同时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在最近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研究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目前冶金部正用全力协同各区，共同组织设计、设备制造以及技术力量的培养等项工作。
毛泽东于次日批示：“小平阅。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6月27日，他作了两个批示：(1)“此件发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会议各同志。”(2)“刘邓阅发。各省市用电报发去。军委会议，请克诚印发。”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克诚，即黄克诚，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可见，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第一天提出的钢指标是在冶金部多次认为华北区能达到800万吨，全国能达到3000万吨钢铁的数字上，且批示给中央和地方众多高级干部阅看后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提出“翻一番”的。作为国家重大政策的决策人，毛泽东不可能把基层的任何情况亲躬弄清楚，只能根据各个部门提供的情况和其他负责人意见进行民主和集中来决策。这个数字，不是他摸脑壳想出来的，完全符合一般的决策程序。其他高指标的制定，也基本上是这个程序，是由各主管部门提出来的。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发现“高指标”出了问题后，毛泽东没有回避自己的领导责任。除在庐山会议上，他主动承担钢铁指标失误的责任外，还在党内通讯中提出，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本人要负责任，为此写出检讨书，要求发到全党。最后刘少奇压下没有发。在西楼会议上，刘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但毛泽东没有就此而心安理得。1961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当着中央、省市、地委和县四级干部、7000多人承担责任，再次作了自我批评。有意思的是，尽管高指标的出炉很复杂，责任涉及许多干部，但在毛泽东去世后否定“大跃进”时，有人把1070吨钢指标的责任全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作为当事人之一袁宝华后来站出来，中肯地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拉。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
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1958年8月初，毛主席去北戴河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讲问题，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这样。鞍钢的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登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确实有些浪漫主义。”
对此，前副总理谷牧有如此回忆——1959年“7月21日上午，总理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使我们的心灵深为震撼。他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1070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因此，把“大跃进”的责任归于毛泽东一人身上，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这次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了13日，讨论了17个问题，于8月30日闭幕。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同时还通过了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的8个文件，农业方面的9个文件，财贸方面的10个文件，教育方面的1个文件，其他方面的9个文件，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等。在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表讲话。
他肯定了人民公社，谈了全民办工业问题，还不忘强调绿化和除四害工作。对于绿化，他说：“绿化问题：园林化，城市乡村都像中山公园、颐和园。中山公园不出粮食不好。中国刚建设，要想建设得怎样更合理，更好些。……种树要有规划，有计划地种。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荫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应当把它搞得有秩序一点。康有为咏西湖的一付对联：“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其实何必游四大洲，我们绿化起来，全国到处可以游。何必一定游西湖？西湖水浅，林也不好。房屋要好好安排一下，今年大搞还不行，有些今年开始，有些明年开始。如果搞××斤粮食(今年可能是××斤，明年加一番)的话，我们就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绿化？没有树怎样绿化？真正绿化，我看每人有了几千斤粮食，腾出三分之一地来种树，才能大搞绿化。农、林、牧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谈到除四害，他说的更加有意思：“国庆、阳历年、阴历年抓一下，我希望四样东西越搞越少。因为这些东西对劳动人民有害，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要把各种疾病大大消灭。……哪一天中国消灭了四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
这次会议就在毛泽东“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的笑声中结束了。
随后，与会人员回到各自的省市区，传达会议精神。各地掀起了如同当初农业合作化高潮式的人民公社化热潮，群众情绪非常高涨，到处是锣鼓喧天，社员们纷纷写决心书、申请书、大字报，要求办公社。
9月4日晚，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各省、区、市委(缺西藏)电话会议，听取各地汇报办人民公社的情况。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向毛泽东报送的关于各地办人民公社情况的全国电话汇报会议的材料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次运动发展非常迅速，已办公社的地方，又掀起新的生产高潮。河南已经全省实现公社化，河北、北京市郊区9月10日前可实现公社化，山西、山东、上海市郊区9月半可实现公社化，其他大部分省正在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展开，估计9月底前均可实现公社化。只有内蒙古、福建、新疆三个地方，9月搞试点，秋后铺开，计划到今冬全部搞完。据会前统计，全国农村已建立9034个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少数是数乡一社，除河南修武县外，山西、陕西、青海也有个别县实行一县一社。最大的社已达6.4万户(山西高平县)，最小的不到100户(黑龙江一个公社，但方圆有八九十里)。
中国农村又迎来了一次体制的转变，转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不过，这次人民公社化与以前的土改或者合作化不一样，它几乎是在毛泽东没有设想之下突然来临，又快速实现的。
这些情况也改变毛泽东原来不相信的思想。9月5日，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6个月，发生很大变化。我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变化的。我的脑筋也有变化。有许多事情料不到的。”为此，他乐观地说：“这一干的结果，粮食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3700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3300万担，今年大概有7000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1956年中共八次大会第一次会议，总理在那里建议，五年计划搞钢铁1050万吨到1200万吨，如果说1050万吨，今年就有超过的可能，可能搞到1100万吨。……今年如果搞到7000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万亿斤。……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1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000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对一个星期前在北戴河会议闭幕式上他还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这个“一曰大，二曰公”的模式，他的思想也完全与以前的看法不一样了。9月8日，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结束时讲话说：“此外，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9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
毛泽东也被下面那些浮夸的表象迷住了。所谓人言“三人成虎”，这句古话也有一定的真理性啊。
关于对毛泽东对大跃进情况，还历史真正事实，2014年初，河北滦县第三中学，该校邀请了著名爱国学者、南开大学教授艾跃进为全校2000多名师生举办毛泽东思想教育讲座，继续讲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为毛泽东辩护，还毛泽东清白”，内容十分精彩，这是现场全程视频。在网上传送，相信很多人听过艾跃进讲演。闻道即行 · 2021-12-27 · 来源：大道宇宙公众号）也有一段文章，还大跃进历史的文章。题目是《大跃进出现浮夸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这篇文章（《浮夸风真相：还毛主席一个清白》。
这段历史清楚告诉我们，南开大学艾跃进教书的讲学也提高过这些，那是不谋而合。
提要：关于浮夸风的历史事实，媒体掌握在谁手里的重要性。1956年起，毛主席开始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工作。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毛主席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设书记处，推荐邓小平为总书记（此职位邓从1956-1966担任了10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对南斯拉夫代表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建国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9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1952年7月调中央任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1956年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从1958年起，毛主席逐渐发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共产风、说假话、浮夸风等等。
1958年7月3日，毛主席批示：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每亩能收三百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二百斤增长百分之五十，何况还有三百五十到四百斤的希望。（《毛泽东年谱》第12章1958年7月3日）。
1958年7月3日，毛主席批示：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
1958年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他亲自弯下身子去数了一下稻棵，并且问乡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 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
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么？ 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1958年10月8日，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视察天津专区霸县胜芳公社的丰产稻田，高兴的站在丰产田密集的稻子上合影。
亩产11万斤的稻田，人可以站在稻子上。
对于媒体上出现的浮夸风，毛主席持续提出批评。1958年11月9日、10日：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
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要求报纸、记者保持头脑冷静，虚报产量是危险的。
1958年11月23日，开会批评造假。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
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
1959年2月27日，开会批评不按等价交换原则强行征收。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
毛主席对当时的浮夸风等问题忧心忡忡，但是他的意见无法通过宣传正常渠道让广大干部百姓听到。他不得不一个月内四次以《党内通信》的名义把自己的意见下发，明确提出反对刮共产风，要求尊重价值法则，尤其是反对浮夸风造假。
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毛主席直接跨了六级要求下发至省、地、县、社、队、小队，希望他们能听到自己意见。但是显然，这封信很多地区并没有下发。
这就大跃进真是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迫切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但在“大跃进”运动中，他却背离了这些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政策。但是，作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也是党内比较早地认识到“大跃进”运动存在“左”的错误，并进行反思的中央领导人。在“大跃进”运动不同阶段和场合，他多次强调搞建设“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呼吁各级领导干部不要被浮夸风冲昏头脑，不要吹牛，不要争名，不要讲假话，而要老老实实，留有余地，敢讲真话。
在全党开始纠正已觉察到的“大跃进”运动“左”倾错误的大背景下，毛泽东连发六篇《党内通信》，来探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最具影响力的第五篇《党内通信》（该篇写于1959年4月29日）中，毛泽东向干部群众推心置腹地谈了讲真话问题。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捅到最基层。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干部：“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在这里，他给我们留下了两句“讲真话”的至理名言，一句是“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另一句是“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还在1959年多次中央会议上宣传敢讲真话、说实情的海瑞精神。
注：①、①、②皆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关于毛主席的若干回忆》，袁宝华，见《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330-331页。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本文摘自《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陈冠任著。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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