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洞·书屋•书院
朱亚夫
写过《山房·文房·书房》，均以“房”字殿后，再写以“书”字开首的《书洞·书屋·书院》，从中似可一窥知识分子读书场所的变迁，书房建筑的进步。
“室陋本无惭，书香最有味。”这是我国读书人崇尚的品格。早期的书斋，有的文人还筑室山野，在岩洞中读书著学。比如我国最早的大诗人屈原，在湖北秭归其故里响鼓溪左岸的“读书洞”，相传即为他年少时的读书处。“读书洞”高约2米，上负陡崖，十分壮观。洞边藤萝萦绕，洞室幽曲，凉风宜人。旁有耳洞，可另通洞外，洞中原有石凳、石桌、石几及汉白玉雕的笔筒、水盂等物，相传为屈原读书时所用之物。西侧响鼓崖，陡峭如刀削，崖上有圆形石台，是屈原当年吟诗之处，故为“吟诗台”。南面一泓清溪，凌空飞泻，直下深潭，犹如银珠迸发，声若战鼓急点，扣人心弦，故名“响鼓溪”。山青水秀，确是一个潜心读书的好地方。北宋理学家程颐的“点易洞”也是著名书洞。程颐谪居四川涪陵，于城北岩“钩深堂”西侧，觅洞而居。在洞中钻研易学，点评《周易》，历经六年，故名“点易洞”。当代文人也有以“书洞”名斋的，如著名的社会学家邓伟志的“热月书洞”。他曾经这样诠释道：当年人类的祖先燧木求火，挖穴而居，是从山洞中走出来的，取名“书洞”，正是为不数典忘祖，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坐在书斋里吟诵写作，舒适安逸，容易懒散，而在“书洞”中钻研学问，坐着冷板凳，就要埋首“书洞”，最终跳出“书洞”，集古今之大成，汇精粹于一炉，突破前人，有所建树。当然邓先生推崇“书洞”精神，并非要人走进山洞读书。
筑室诚然为读书所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读书人乃以“书屋”命之，一语中的，直截了当。早在宋代，就有学者祝穆的“岁寒书屋”、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的“濂溪书堂”等问世。明清时，有徐源的“望洋书屋”、徐文长的“青藤书屋”、查慎行的“枣东书屋”、郑板桥的“板桥书屋”、汪士慎的“青杉书屋”等，至近现代更甚，如陈叔通的“百梅书屋”、陈垣的“励耕书屋”、陈望道的“柴房书屋”、石凌鹤的“双鹤书屋”、蔡仪的“泠风书屋”、程十发的“三釜书屋”、韩羽的“半橱书屋”等等。书香袭人，绵绵不绝。书房翰墨香，泽及读书人。书斋、书屋往往是陋室一二间，而书院则是斋室成群，窗明轩敞，几同藏书楼。如唐代名相李泌有“邺侯书院”。李泌好读书，藏书丰达3万卷，所藏经史子集，分别用红绿青白四色牙签标志，以示区别。后人在其书院石柱上镌有对联：“三万轴书卷无存，入室追思名宰相；九千丈云山不改，凭栏细认古烟霞。”可见其邺侯书院的规模。宋代以后，书院渐渐演变成官府或私人的讲学肄业之所。学子满院，书声琅琅。宋代书院以讲授经籍为主，其最有名的有白鹿、石鼓（一说为嵩阳）、应天、嶽（岳）麓书院，人称“四大书院”。元代书院遍及路、州、府，明清书院益发兴盛，但大多为科举而设。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改全国省县书院为学堂，书院之名遂废。但“书院”在书斋发展史上，仍应有其光彩的一页。作者简介：朱亚夫，笔名方波、紫来斋等。上海市人。历任《上海老年报》社总编助理兼副刊部主任、《军休天地》杂志社主编、《九九关爱》网站顾问团团长等。现为上海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上海浦东新区杂文学会顾问，中华文化促进会书房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自1964年以来，在海内外200余家报刊上发表各类作品8000多篇，其中不少文章入选《上海杂文选》《时代领跑者》《文苑剪影》等近百部书中,著有《中华书房文化》《亚夫杂文选》《人生畅想曲》《黄昏风景线》《杂坛徜徉录》《名家斋号趣谈》等；主编《寿星列传》《三十六计新解》《中华名人书斋大观》《老年生活实用大全》（新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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