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浦漕运遗址探究
郭应昭
漕运是封建朝廷重要的运输方式，通过京杭大运河向京畿输送漕粮等物资，关乎明、清两代的政治稳定及封建统治。斗转星移，世事沧桑。清江浦因漕运而起而盛而衰，其间，转搬粮食的常盈仓、挽舟上闸的绞关、规模宏大的漕船厂、康乾二帝御舟停靠的码头等踪迹尽已湮灭于历史的岁月中。这些遗址何在？或见于史书中不详的只言片语，或流于人们的口口相传，或讹于未经科学考证的人为臆断，真真假假，以假代真。为力求清江浦几处漕运遗址的原真性，尽显清江浦大运河文化厚重的历史，在下不揣谫陋，就清江浦的漕运遗址谈点看法。
设在清江浦的常盈仓在明清漕运史上地位重要，作用突出，特别是漕运实行支运以及支运和兑运并行时期，对清江浦的孕育、发展和繁盛功不可没。淮安常盈仓为清江浦集聚了人气，加速了商业流通和文化交流，积攒了中央和地方的财力，扩大了清江浦的城市规模。《天启淮安府志》有如此记述：“……千舳丛聚，侩埠膻集，两岸沿堤居民数万家，为水陆之康庄、冠盖之孔道、阛阓之沃区云。”然而，已有600余年历史的常盈仓究竟建在清江浦的何处？让人有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之惑。据目前在报刊和自媒体上能见诸文字的有四种说法，包括官方认定且在清江浦河南岸竖立的常盈仓遗址碑。或曰城南体育场西边，或曰大众剧场位置，或曰原清江市航运联社所在地，或曰老淮中、淮阴发电厂向南一片。
《漕运通志》卷之六载：“常盈仓，永乐十三年建，在清江浦河南岸，廒八十座，共八百间。”这句志文只交代了常盈仓在清江浦河南岸及其规模，并不能确定常盈仓的具体位置。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考证它。
首先从地势上讲。清江浦西高东低，加上清江大闸上下游水位落差大，水流湍急，愈是近闸处，漕船凶险愈大。所以，为了安全，常盈仓应是建在清江大闸的上游并离清江大闸较远且河面较宽、水势平稳的岸边。在这样的地方，上行船与下行船之间能相安无事，也便于泊岸，转搬漕粮。现在的常盈桥南位置（原清江市航运联社所在地）被认作常盈仓遗址距清江大闸太近，缺乏科学依据。凡水路可通漕运者，曰“次”。 常盈仓是“水次仓”，大众剧场和城南体育场均离清江浦河太远，若在那里建仓，转搬漕粮靡费太大，达不到“次”。
其次从地名上看。清江浦老地名与仓挂上号的只有淮阴发电厂以东（老淮中）的仓门（口）、仓巷和仓北门后街。这些载着漕仓历史沉淀的地名皆在清江浦河南岸不远的地方。
第三从地方史书中也能找到有关印证。《重修清江浦漕运厅事记》云：“在清江浦之上，前镇守淮安漕运总兵官、赠平江侯、谥恭襄陈公瑄之所作者也。永乐中……公自郡西凿地引水过于仓下……仓之西北建灵慈宫，为祝禧之所。宫之旁稍西为此厅事便于总制也。“这里的仓无疑是常盈仓。漕运厅则是陈瑄在清江浦办理漕运之事的场所。陈瑄虽开府在山阳县，但他常年在外为漕运之事殚精竭虑、四处奔走。志文正点明他在清江浦的办公场所就在常盈仓的西北，应该在清江浦河南岸老清江浦楼西不远的地方。此处先为襄公祠，乾隆十分赞赏明治河第一名臣潘季驯的业绩，下旨将潘季驯与陈瑄一同祭祀，故将襄公祠改为陈潘二公祠。位于原光华化学厂内（现淮阴烟厂内）的陈潘二公祠由于工厂建设需要被移址到清江大闸东的清江浦河南岸（现址）。
清江大闸又叫龙王闸、龙汪闸、清江浦闸，这里是千里运河漕粮运输所必经之噤喉要道。 上水船过闸之难之险，正如《淮安府志》所述：“伏秋水溜，漕舟上闸，难如登天，每舟用纤夫三四百人，犹不能过，用力则断缆沉舟。” 后来改用绞关，便于挽舟过闸，又省了许多人力。据家曾居清江闸旁不远、年逾九十且耳聪目明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靠近清江大闸的清江浦河南岸和北岸共有九个绞关，其中有固定绞关和临时增加的绞关。绞关固定在两岸的高坡上，固定绞盘是用硬木做成的。临时绞盘也是用硬木材料的，只不过是将一段不到一米长底部直径约60公分左右顶部直径约50公分左右的硬圆木中央掏空，需用时将其套在固定好的圆硬木地桩上来绞上闸船的钢丝缆。临时绞关依其形状谓之为“大头鬼”，拉船用的钢丝缆盘在“大头鬼”绞盘上。绞关的推柄是桑、槐等硬木的，有锹柄那么长。
北岸的西绞关靠承德路大桥近一点，东绞关在越闸桥的东5米的位置上。南岸的绞关离承德路桥远一点。绞关之间相距10米左右。一般情况下，大的上水船过闸用4个绞关，小的两个即可。水势大时，大上水船过闸或用六个绞关。上水船过闸时，推绞关的人要听从闸上锣声指挥……大船过闸后，每个推绞关的人可拿到5—6个铜钱，拉小船过闸可拿2——3个铜钱。每个绞关一般需推绞关人8人，有时也增加到12人。推绞关的人多是等米下锅的穷人，有男有女。
为了再现当年推绞关情景，有关方面将推绞关的模型放在清江大闸的东南角上。但此绞关模型是西式的且比例超出实际，所处位置又是南辙北辕，不符合漕运时期挽舟上闸的历史真实，若放在此处，无疑是给淮安大运河文化旅游景点添了败作。应在两岸各放一组模型，模型占地再小一点，绞关做成中式的，并将几个绞关桩点一一标出。还可以选个地点，做个活动的绞关让游人体验。镌刻清江闸字样的那块大石还是放在原处好，它可给人以历史的厚重感。
康、乾二帝六下江南，来去都经过清江浦。据《〈清实录〉中的淮安》记载，康熙七次驻跸或御舟泊淮安府，六次御舟泊清河县的清口、天妃闸等处，两次泊清江浦；乾隆十二次驻跸直隶厂。康熙六次“南巡”主要目的是临视河工，处理河务。乾隆六次“南巡”主要目的是“省方观民，入疆考绩”，其所巡阅的工程为江苏的河工及浙江的海塘。他们上下船的码头有多处。据乾隆十二次在清江浦的直隶厂驻跸，可以断定，清江浦的御码头绝不会在清江大闸附近（清江古清真寺门前的越河边）。
越闸是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为分流清江浦河水对清江大闸的压力而修建的副闸，为建越闸又开了400多米长的越河，当年的越闸口水流与清江大闸口一样湍急。皇帝的御舟不可能停在这样不宽且波涛汹涌的河面上。漕船过闸其凶险自不待说，皇帝的龙体是不可能随御舟去穿越清江、福兴、通济和惠济四闸的。只有在惠济闸的上游安全的地方下船坐车至清江浦，然后在清江大闸下游水势平稳的地方上船。据史料记载，直隶船厂的码头比较大，船厂关闭后，码头依然作为官码头在使用。保存到解放后的清江浦古官码头只有一个，那就是臧家码头（在越秀桥东去清隆桥1／3处的地方），它是“南船北马，舍舟登陆”之地。
建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的清江浦 常盈仓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储存和转运漕粮的国家大粮库。当时由漕运总兵陈瑄督理漕运，征发淮安及镇江、苏州、扬州诸府卫军民营造。 “俯临大淮，廒凡八十有一，联基广凡二百七十八步有奇，袤凡四百九十八步有奇，周凡一千五百五十四步有奇……周垣则屹如城墉，色且积铁然，盖水次诸仓所未有者。”计40区，廒80座，共800间。淮安常盈仓设立后，随着海运的罢黜与运河航道通航能力的增强，又陆续设徐州、德州、临清、天津等仓储，因这些漕仓位于运河沿岸，所以又名水次仓，也就是水边码头粮库。
淮安常盈仓历史地位的演变与漕运政策及河道变迁等因素密切相关。常盈仓随着支运、兑运和长运的更替而盛衰。
常盈仓设置初期，漕运实行支运法。永乐中期后，江南数省漕粮由“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军就近挽运，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这种临时抽调卫所军队与粮户联合运漕的方式被称为支运法。宣德四年（1429年），民众运粮一百五十万石到常盈仓，因军船不敷所用，只好“淮安仓上粮，民船十抽其一，徐州十三抽一，临清十五抽一，给与官军。”
宣德六年（1431年）起，漕运总兵陈瑄实施兑运、支运两法并行。江南民众将漕粮运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兑，不再入储常盈仓，然后补贴运军部分耗米与补贴，即为兑运。不愿兑运者依然可以支运，因此，常盈仓的储粮来源减少了三分之二。正统二年（1437年）共运粮四百五十万石，“内兑运二百八十万一千七百三十五石，淮安仓支运五十五万二百六十五石。”这一数字高于临清、徐州、德州等水次仓储粮规模，说明清江浦的常盈仓在国家漕运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成化十一年（1475年）尽行长运法。运军直接驾船到江南领兑，中间不作停留，直接运往京通二仓。常盈仓基本不再入储漕粮，其调节京通粮储、赈济灾荒、补贴运军的功能也遭到了削弱。朝廷虽以淮扬二关折收米麦、犯人纳米减罪、开中两淮盐引等措施增加常盈仓储粮，但到弘治四年（1491年），常盈仓每岁收粮仅四五万石，与宣德年间相比，其储粮能力缩小了十倍，明后期有时甚至无粒米之储。
隆庆五年（1571年）12月，漕运总督王宗沐建议复行海漕，将淮安府属州县漕粮储于常盈仓，来年由淮安出海运京。隆庆六年，都御史王宗沐重建常盈仓仓厫80余间。然而，海运实行年余即停，仓又空置无用，仓官无事可做。万历八年（1580年），朝廷将淮安府四税银并商税银交由该仓征收。康熙九年（1670年），征税业务全部归并淮关，常盈仓遂彻底废止。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库道徐泽醇在原常盈仓旧址上重建粮库并更名为丰济仓。咸丰十年（1860年），捻军攻下清江浦，丰济仓被毁。同治三年（1864年）春，为防匪患，时任漕运总督的吴棠造清江浦城，由于清江浦城池范围小（周长只有1273丈多，东西长约3华里，南北宽约1.2华里），丰济仓（原址）被隔在西门外。同治七年（1868年），张之万委派候补知县许佐廷于城内阜康楼东侧（现址）负责重建以备赈济的地方粮库——丰济仓。
由此可以见得，丰济仓非常盈仓，二者地位、功能、作用迥然不同，常盈仓才可谓“天下粮仓”矣！
2016年4月23日写
2023年2月28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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