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中部辽阔的黄土高原上，有一座城市号称煤城的铜川。

       印台山、虎头山，象巨人的两条臂膀，环抱着市区。漆水河顺着狭长的川道，缓缓地向南流去，滋润着这美丽的城市。这里是咸铜铁路和咸榆公路的相交处，是通往革命圣地延安的咽喉，进入八百里秦川的门户，是南来北往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

       铜川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据史料记载，远在十三世纪的宋朝，同官(铜川的旧称)的劳动人民在打井、挖窖的过程中，就发现了煤，并把这种可以燃烧的“黑石头”，用于生产和生活。如果从那时算起，铜川煤炭的开采，就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

       人们现在常说的渭北黑腰带，指的就是西起陇县，东到韩城长达数百公里的地下煤层。而铜川则是点缀在这黑腰带上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而擦亮这颗璀璨明珠的不仅仅有铜川人，而且还有许许多多背井离乡逃荒而来的河南人。

       铜川城市的兴起，和煤息息相关；铜川城市的发展，河南人功不可没！

       解放前，铜川（当时称为同官县）“五里铺”地区曾出现一个“同官河南人同乡会”的民间组织。 

      “同官河南人同乡会”，在逃难的河南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位置，它为逃难铜川的河南人解忧劫难，办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实事。当时同乡会的秘书长（当时叫管事）名字叫宋云鹏，河南汲县人，颇有文化底蕴，知天文懂地理，字写得非常漂亮，解放后因病返乡就医。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近多年来，不断有上了年纪的河南人“逃荒人”来铜川西沟找寻“同官河南人同乡会旧址”，以表示怀念和感恩之情。但80多年过去，时过境迁，寻找起“同官河南人同乡会”旧址及相关事宜来实属不易啊！

       铜川市王益区西沟位于市区中部的西北方向，沟口通向五一路，沟尾延伸至前塬南村，长约一千米，最宽处七十米，最窄处十五米，西北与东南走向，两侧住户多系搬运公司、煤矿、商业职工家属，一百九十六户，八百七十六人（1984年统计）。西沟为西沟居委会所在地，一九五零年住人后，为了管理方便，以方位而命名。据统计，沟里居住的大多为解放前逃荒来的河南人。

       据史料记载：1941年建成两个火车站——同官车站、宜古村车站（后来的铜川南站），当时由陇海铁路局负责管理。1942年至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1942年底最严重），是战时中国最大的灾难，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据保守估计，当时在河南3000万受灾人口中，大约100至30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

       抗日战争中，河南的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全省111个市县中，有109个先后惨遭日军铁蹄的践踏。 更可怕的是，1938年为阻滞日寇西进，国民党军队炸开郑州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在黄淮平原形成了跨豫、皖、苏三省个县的“黄泛区"。仅河南一省就有近1000万亩耕地被冲毁，近50万人被淹死，有1500多万间房屋被冲毁，88万多人被迫外逃。更为严重的是，黄河再次改道，形成的大片“黄泛区”，为之后的河南大旱灾埋下了伏笔。

       1942年河南省又遭受了罕见的大旱灾、大蝗灾，全省饥民达千万人。各县饿死和外逃人口在300万左右，另有“非赈不活"者1500万人。1943年夏秋之间，遮天蔽日的蝗虫又席卷了50余县，造成绝大多数县份夏秋两季都近乎绝收。两年中，河南到底饿死冻死多少人，当时无人统计。但有资料显示，河南省民政厅统计的全省1941年和1944年的人口数字，后者减少了近500万。

       中原大地有天灾，也有人祸。抗战期间，有着“中原王"大名的汤恩伯，在任国军第31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期间，在河南大兴土木、掘长沟、建营房、修工事、运粮秣、派夫拉差，无限制地强行征工征料，以代购的方式，强迫三四十个县的人民，向40万驻豫军队供应数额巨大的军粮和马料，甚至公开抢劫。河南人民将汤恩伯与“水、旱、蝗''并称，可见其祸豫之深，民愤之大。可以说，当年河南人的逃荒，战争和自然灾害各占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