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汉青

2023年2月27日，一代经济学界大师厉以宁先生走了。乍暖还寒的季节，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的心头一紧。

厉以宁教授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最早提出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并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是我国资本市场重要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称为“改革先驱”，又获誉“厉股份”。2018年12月，在党中央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厉以宁教授荣获中国“改革先锋”奖章。

2003年创办《中关村》杂志时，我作为社长兼总编，觉得创办一个以“新经济，新科技，新文化”为宗旨、名字叫中关村的期刊，应该聘请中关村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作为顾问编委，时常聆听他们的教诲，对办好杂志大有裨益。于是，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我四处奔波，登门拜访，几十位生活、工作在中关村地区的著名人物进入了我们杂志顾问编委会，其中包括吴敬琏、厉以宁、萧灼基、樊纲、张维迎、温铁军、刘伟、魏杰、钟朋荣等10多位经济界大咖。梁小民、胡鞍钢两位经济学教授，还曾作为主笔。

2004年的一天，我前往厉以宁先生家中看望。聊谈时间虽然不长，厉以宁、何玉春伉俪儒雅睿智的言谈举止，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临别前，厉老师送我一本他自己的诗集。那时，互联网的信息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我也是从青年时就一直喜欢诗，竟不知厉老师是诗界前辈。我翻看了几首，都是反映以往岁月的古体诗，能看出功夫很深，字斟句酌，意味隽永。回家后，我抽空欣赏了几天。

厉老师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我们不久就有领教。一天上午，厉老师电话打给我，口气非常严厉，指出我们杂志刊载他的文章，出现了一处关键遗漏问题。我拿来杂志一看，的确漏排了一行。第二天编务会上，我们专门就这个问题做了追究。对于一个媒体来说，必须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尤其是像厉老师这样的大学者。后来，我们《中关村》杂志在内容把关上讲究了一些，与厉以宁老师的这一重锤不无关系。

其实，我和北大另一位大经济学家萧灼基教授结识更早，情缘颇深。

萧灼基老师长期致力于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股份制改革，为中国改革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媒体界誉为“萧股市”。

上世纪90年代初，萧老师曾兼任海淀区政协副主席，我作为政协委员，那时就与萧老师相识。《中关村》杂志创刊后，萧老师成为我们杂志经济专栏重量级作者，几乎每期一篇。我们杂志社举办的中关村民营经济论坛、《中关村创新谱》首发式、俱乐部成立等活动，短短4年期间，萧老师百忙之中前来演讲过5次，恢宏的视野为中关村内外的听众、读者指引了方向。

2007年初，萧老师在北京一次潮汕家乡举办的会议讲话结束后，突发脑溢血病倒。经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和康复医院抢救治疗，虽然脱离了死亡线，但已无法正常语言交流。

大约是两三个月后的一天，萧灼基夫人卢楷第老师给我打来电话：“卫社长，你忙不忙啊？萧老师出院了，说想你了，你带上新杂志过来吧。”

我来到紫竹院北面的萧老师家中，只见他半躺在轮椅上，说话呜呜啊啊地已经难以听清楚。我透过窗玻璃，看到楼宇外紫竹院公园郁郁葱葱的茂林修竹，想着萧老师曾经在许多场合意气风发、指点经济的情景，心里直觉得堵的慌。

从萧老师艰难的口语中，我明白了他久卧病榻，心里仍惦念着杂志社的发展、中关村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说不清听不清的话，他拿笔在纸上写，字歪歪扭扭，需要仔细辨认。

后来，每过一段时间，或我打电话过去，或卢老师和康复医院小护工打电话过来，我就前往萧老师家中，与他口聊笔谈。

萧灼基老师用半个世纪的时间，沉浸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等文献资料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曾专程赴欧洲“沿着革命导师当年走过的路程”实地考察。200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90周年之际，美国自由经济危机重重，许多人提出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萧灼基老师抱病伏榻完成了60万字的《马克思传》。我亲眼目睹了萧老师艰难阅读修改文稿的情景，十分感动。

牛年春节前夕，我去看望萧灼基老师。当我从病榻上萧老师手中接过厚厚的《马克思传》时，心头有一股热浪直涌，眼泪差点流出来。

回杂志社后，我将这部大作转给曾在《中国机电报》任总编辑、退休后任我们杂志编审的廉守本老师。他看完后告诉我：“这是萧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我们的共同感悟是：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不久，我们杂志在“读书时间”栏目刊登了廉总《读萧灼基教授中国版马克思传》一组文章。

从2007年初至2017年，整整10年，萧灼基老师始终未从病榻上站起来。中关村和中国的经济讲台上，再未能重睹这位经济大师的风采。

2017年11月14日，萧灼基老师怀着对中国经济、对中国未来的深深期望和依依难舍，熄灭了虽在病榻仍熊熊燃烧的生命火焰。第二天，我们在即将付印的杂志第一页“中关村视线”上，撤了一篇别的文章，换上了纪念萧老师的文章《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离开了我们》。

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右一）与科技部党组成员张景安为中关村杂志俱乐部揭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界有“三大经济学家”之说。除了厉以宁、萧灼基，另一位就是吴敬琏。

吴敬琏先生从改革开放初期对经济改革的著文呐喊，到对市场经济的推波助澜；从对国企改革的把脉问诊，到对贫富差距拉大的探源索因；从对腐败猖獗的刨根问底，到对供给侧结构的解盘梳理，吴敬琏始终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不到位、不彻底。他几十年的奔走呼号，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吴敬琏曾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并被媒体和学界称为“吴市场”、“吴法治”和“中国经济界良心”。

2007年初，我应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邀请，参加了在皇苑酒店召开的民营经济座谈会。与会者只有十几人，但都是大咖，包括吴敬琏、黄孟复、胡德平、周其仁几位著名经济学家，以及段永基、柳传志、陈庆振、郭广昌等十一二位著名民营企业家。那时正处于全球金融危机前夕，中国民营经济也显露出了低迷苗头。大家就如何振奋中国民营企业家信心，防止和解决一些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症结进行了深入探讨。各位“神仙”发言都挺精彩，我对打头炮的吴敬琏先生的讲话，印象尤深。

后来，我又几次听过吴敬琏先生深入浅出的精辟演讲。2016年7月北大博雅酒店召开的民营经济座谈会上，在座的有几十位中关村民营企业家。我再一次聆听了吴敬琏的演讲后，8月号杂志以《中国改革的守望者吴敬琏》为题，做了一期“封面故事”报道。

记得博雅酒店那次民营科技企业座谈会休息期间，我简单向吴敬琏先生介绍了几句杂志情况，然后问他：“吴老，我在中关村就听您几次讲民营科技企业，为什么对它这么上心呢？”吴敬琏顿了下说：“中关村是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领头羊，它的发展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

90年代末期以来，吴敬琏先生致力于开启中国经济亮点与发展民营经济的事业。中关村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创新文化的策源地，也是民营科技企业的集中地，这大概是吴敬琏先生频来中关村的原因吧。

从1980年10月中科院研究员陈春先和紀世瀛等下海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到群星璀璨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从1988年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到1999年包括一区多园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从2009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到2013年国庆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政治局全体成员走进中关村集体学习，中关村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本和科技创新的样板。

然而，中关村的发展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的。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约有上万家民营科技企业产生，包括著名的“两通两海”，但最终活下来的，仅剩联想、用友等寥寥几家。1988年，海淀区文联编撰了反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上下集，丁玲、黄宗英、陈祖芬、陆星儿等著名作家都参与了。我也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星河灿烂》，记述的是广东佛山进驻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星河公司。前些时翻了翻这本书，包括星河公司在内，几乎全成昨日黄花了。所以，中关村一直流传着一句“sheng者为王”的流行语，谐音“胜”和“剩”，意思是能活下来就是胜者。

其实，中关村的魅力也就在这里。生生不息，不断开拓，始终秉持着“鼓励创业，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中关村精神。每天都有许多家科技企业诞生，每天又有许多家科技企业死掉。就在这生生死死中大浪淘沙，沙里澄金，从中走出了四通、联想、方正、用友、新东方、新浪、搜狐、百度、小米、科兴、美团、京东、字节跳动等闻名中外的科技企业，他们生产的王码五笔、四通打字机、激光照排、联想电脑、用友软件、新浪网站、百度搜索、小米手机、京东商城、科兴疫苗、抖音等科技产品，已成为中国科技进步的阶梯和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不可或缺。

中关村的成长，虽然是一代代民营科技企业家拼搏奋斗出来的，但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东风，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阳光雨露，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鲜花绿荫，尤其吴敬琏、厉以宁、萧灼基等经济学家的擂鼓助阵和鸣锣开道，无疑是来自社会界的最响掌声。

“欧元之父”蒙代尔（左）与《中关村》杂志社长卫汉青

《中关村》杂志的顾问编委中，曾经有一位被称为“欧元之父”的蒙代尔先生。

我是2003年结识蒙代尔的。那年3月中旬，我们杂志创刊号刚出来。第一期“封面人物”是刚刚参加了全国两会的用友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在筹划第二期杂志“封面人物”时，北大硕士毕业的记者曾飚说：“人民大学后天有个报告会，请来了一位美国的大佬蒙代尔。我同学正好筹备会务，可以想法做个采访报道。”蒙代尔是谁？我和在座的大多编辑记者都没听说。曾飚简要介绍了蒙代尔的情况，并着重强调：“2002年1月1日起，欧元作为统一的货币在欧洲12个国家正式流通，正是源于蒙代尔上个世纪60年代的设想，所以有人称他是‘欧元之父’，也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

几天后，我们记者曾飚、赵航、曾颖就交上来了《欧元之父蒙代尔印象》的采访稿和照片。我们看完后，更加深了对这位世界经济大师的了解。

2004年初，创新不断的中关村又出了件新生事物：中关村第一村民、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纪世瀛和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会长吴姝在中关村创办了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该校由“欧元之父”蒙代尔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担任名誉校长，纪世瀛担任校长，吴姝任董事长。我们杂志曾持续报道过他们的活动，我也曾先后到位于上地南部、中关村西区和金融街的该校教学区参观过，在那里见到过蒙代尔。

记得刚知晓此事时，我曾问中关村的创业传奇人物纪世瀛：“您是怎么和蒙代尔搭上关系的？”纪世瀛校长大嗓门笑着说：“好我的大社长，就是看到你们杂志的报道，我们才想办法联系上的呀！”

2004年8月28日，纪世瀛校长、吴姝董事长、蒙代尔教授和一直特别支持该校的北京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朱善璐，风尘仆仆地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前往100多公里远的平谷区玻璃台山沟，考察新建的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休闲学习谷。我与我们杂志副总编王厉子、摄影记者张勇，也一起随同前往。

那天天气很热。考察完回到“学习谷”会议室，蒙代尔虽有些疲劳，但看到我们送给他做封面人物的杂志，喜出望外，立刻主动举起那本杂志，要求摄影记者给他拍照。我郑重聘请蒙代尔先生担任《中关村》杂志特邀顾问，蒙代尔欣然接受，提了一些建议。在旁的原海淀区委书记朱善璐笑着说:“汉青社长，你可要多听听蒙代尔教授的高策啊！”

不久，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又有大动作。纪世瀛、吴姝在蒙代尔和许嘉璐副委员长的支持下，筹划在北京举办“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由蒙代尔负责邀请全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北京共话经济发展大计。

2005年5月30日至6月1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教育委员会和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承办的“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隆重举行，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及多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和许嘉璐、北京市市长王岐山等各界领导参会聆听。

论坛结束后，这些世界经济学界大师携夫人来到风光秀丽的颐和园，一起观光游览，合影留念。我参加了这次活动，虽然语言不通，但能看得出，一向不苟言笑的蒙代尔那天特别兴奋，指指点点，喜形于色，因为他为中国的发展做了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

从那年起一直到201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每年举办一次，并从经济学界扩展到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成为那些年北京的一项盛事。

2009年，《中关村》杂志和海淀区文联策划举办了“2009艺术中关村国际博览会”。我们以一万平方米的海淀展览馆为主会场，并设了10多个分会场，有上千个中外艺术机构和艺术家的作品参展，包括曾经诞生于海淀的“圆明园画家村”单元。博览会主题是“用艺术彰显科技，用科技展现艺术”，旨在推进传统与当代、世界与中国、科技与艺术、艺术家与企业家的交流对接。博览会结束后，被媒体誉为北京的三大艺术博览会。

2010年5月，我带女儿与来北京参加一个活动的蒙代尔一起吃饭，谈话间聊起了“艺术中关村”博览会，没想到蒙代尔非常感兴趣。他说：“艺术中关村很好！中国是个文明大国，中关村应该成为科技和文化的中心，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我说，我们计划10月份举办第二届，不过现在农展馆正好有朋友董梦阳举办的“艺术北京”博览会。蒙代尔说：“走，咱们去看看！”我们立即驱车赶去。蒙代尔看得很仔细，在几个展馆里转了近两个小时。

2003年以来，《中关村》杂志有多位记者，持续采写过10多篇蒙代尔与中关村相关的文章。正如我们记者杨柳在《蒙代尔的中国和中关村情结》一文中写到的：“对于《中关村》杂志的每一位成员来说，罗伯特·蒙代尔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2021年4月4日，中国的清明节，西方的复活节，88岁的“欧元之父”蒙代尔在其位于意大利锡耶纳的家中仙逝。我闻讯后，倍感伤怀，写了一篇几千字的《蒙代尔与中关村》文章。文章末尾写道：“清明节后，北京仍是乍暖还寒的季节，窗外的海棠花瓣在早春的寒风中纷纷飘落。我的思絮也随着这些花瓣飘飘扬扬，想着这位睿智老人面对你时那深邃的眼神，想着这位经济大师展望中国未来时那热切的目光。如今，西方与中国的隔阂不小，我们多么需要蒙代尔这样的重量级西方人物站出来，在中美之间、东西方之间架起更多的交流桥梁，为中国站台、发声、助行，而先生近20年来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先生已经做古了，惟愿在天之灵，继续护佑中国！”

这种情思，当然也可以放在吴敬琏、厉以宁、萧灼基等诸多经济学家身上，在波诡云谲的国际风云和风高浪急的国内经济环境中，我们期冀更多经济学家的慧光永远护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