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科长（小说）

彭明生

那还是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末期的事，我们都称他罗科长。其实他还没有达到这个级别，只是他从部队过来就是干部，单位领导就叫他做一些管理上的工作。由于他有点爱发号施令的脾气，我们下层职工为了让他听着高兴，便提高身份来称呼他。他似乎也很乐意我们这么称呼。因为每当有人呼他罗科长时，若在走路，他会立刻停下来；若坐在办公室，他会立刻抬起头来，微笑地望着你问：“你，有什么事吗？”脸色让你觉得像冬日的暖阳。若是呼他罗同志或老罗，他的脚步会更快，头也不会抬，脸色像一块没有温度的铁板。故我们知道，他就爱听这点带了官衔的称呼。

他还不到四十岁的年纪，个子高大，脸上有许多肉，很符合他粗壮的身材；只是他那蒜头形的鼻子太大了，使得脸面的肉往上顶，挤得那双眼睛的眸子如两颗小黑豆似的镶嵌在眼窝里，暗暗的令人看不到深浅。他说起话来声音很大，很适合一个大汉的语气，几十米外都能听到，只是音色不太好，像打破了的锣一样。他也很爱说话，几十米外如被他看到了，又是他可以随便呼唤的，便总要大声招呼：“来来，我给你说说。”如果要找他，隔着几栋房，只要他在说话，就知道他在哪里。不过他似乎特爱与领导说话，丁点儿事也要说说。说话的样子也极好，语音也柔和，所以领导常拍着他肩膀说：“老罗呀！你工作很积极。”

我与他的身份不在一个等级。因为我是一名锅炉工，属于“底下”的人，每天与煤炭打交道，黑乎乎的，可谓难登大雅之堂的庶民；他是干部，是管人的，是那种所谓上接天、下挨地的人，故我们有天壤之别。然而我们却常碰面，这倒不是我同他有什么特殊关系，而是我们同住在一栋宿舍楼的二层，这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因缘，不见也是挺难的。

这栋宿舍楼有些年头了，是单向廊房式的，全是木的楼板，木的栏杆。走廊那头为套房，是专为干部建的，罗科长也住在这里；楼梯口和这头是职工宿舍，十余平米的房子，或两人一间，或三人一间。我住的是正对楼梯口的那间职工房，是我们三位锅炉工共住的，因为另两位同事家就在附近的街上，只中午或上夜班到这里打打盹，其余时间便是我一个人所有了，故罗科长常嘲弄我说：“你也享有半个干部的待遇了。”

罗科长进出他的房子，必经过我门前的楼梯，只要我在房间里，即使是关上门睡觉了，也知道他是从外面回来或从家里出去。因为罗科长有两种习惯：一是下班了还管事。如他经过楼廊时，有谁晾了衣服在栏杆上，他就大声嚷着说：：“喂！栏杆上的衣服谁晾的？一点文明都不讲。”又如看到楼梯没有打扫，也照例嚷着：“怎么没人扫楼梯呀？这也太不讲卫生了嘛！”二是他那重重的军步，由于穿的是皮鞋，经过时如砖头敲在楼板上，“咯嗒咯嗒”作响；又因为踏得太重，整个楼房都震动，故罗科长出进，只要在楼的居民，未有不知道。

我与罗科长其实也没有管与被管的关系，因为我们锅炉房还有后勤科长管着，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但有时候他似乎有点忍不住，要跑来管一管。记得有一次，我恰好在锅炉房值班，他潇潇洒洒地走来，朝我喊了一声：“烧锅炉啦！”就围着锅炉望望停停地走了一圈，然后在我跟前站住了，说：

“你们煤灰里还有许多煤没燃烧完就拉出来了，这不浪费国家财产么？”

我说：“那些都是夹在煤层里的油土和石子，燃烧不了的。”

他哼哼地笑了笑：“你把我当什么人啦，煤炭和石子都分不清楚么？”

我慌忙说：“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他扬了一下手，有点不愿听的样子盯着我，带着官腔说：“现在是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你们里面该不会有对革命不满的吧？”

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候，只要谁被“革命者”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瞬间就是阶级敌人，百口莫辩，轻的要批斗，重的就开除、坐牢，而且并不要什么证据，只要是“革命者”的一句话就行了。现在罗科长正是“革命的积极者”。这下我可吓住了，赶紧分辩说：

“罗科长！我们烧锅炉的……怎么敢呢？怎么敢呢？”

他见我那惊慌失措的样子，显得有点高兴，就像领导拍他肩膀一样拍拍我的肩：

“不要紧张啊！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你紧张干吗？……”

他说完，两个手交叉地搭在身后，像做了一件得意的事，昂首挺胸地扬长而去。

我抹抹额头，不知什么时候渗出了汗粒。自此以后，我对他特别小心，每天总是避着他，不得已遇上了，远远地唤他罗科长，一边搭讪着陪笑；有什么事也只点头应诺，生怕违拗他，又说我有什么地方对革命不满。

凡事到了决战的时候总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到了将要结束的时候，情形也差不多。我们单位的“革命派”分两个阵营：一派是由工人类或知识较低类人组成，名曰“造反派”，专反对体制内的领导阶层及批斗不太激进的群众；一派是知识较高或阶级成份较差的人组成，名曰“保皇派”，是维护体制内的领导层和一些基本人权及传统道德的人。

参加这两派的人，天天互相斗争，指责对方是反革命的，自己是最革命的，几乎都不上班了。早几天，两派为了谁当革委会第九副主任的事，还斗殴了一场。因为罗科长个头大，力气足，将一位瘦削的工程师提起来丢进广场的垃圾堆里，结果弄到双方械斗。“造反派”由于有罗科长这员猛将，可谓大获全胜。

我本来是农村的一个农夫，家在外县离这里有一百多公里，已经有了家小，因父亲退休，我才有幸顶班来这县城当一名国家单位的锅炉工。所以我小农意识特重：能够有一碗饭吃，有一件衣穿，就不想去追求别的什么了。而且当了一二十年农民，胆子小，没有什么政治倾向，见了那些喊打喊杀的事，总是诚惶诚恐，避之惟恐不及。因此单位轰轰烈烈之时，若没上班，我便蜗在十余平米的宿舍里，生怕有点动即获罪的恐惧。

这天，我从锅炉房下班回到宿舍，因为天气太热，想吃点什么解解乏，正好不久前我回家一趟，妻给我酿了极好的米酒，使用塑料桶带了一二十斤来，遇到想喝时就喝上一点点。此时我又有了酒瘾，就从床底下拖出酒桶，倒了三分之一漱口杯的酒，坐在床沿上，一边趁着门口吹进的风乘凉，一边慢慢地喝上半口酒解热，样子自然带了点享受的悠闲。

我这样毫无顾忌地敞开门来喝酒的情形是很少的，大约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看到罗科长“咯噔咯噔”上楼来了。我刚想去关门已经来不及，他早到楼梯口看到了我的一切，并闻到了酒的气味，微笑地望着我，故意很响地吸弄了一下鼻子，然后打雷似的哈哈对我说：

“好哇！你小子。有酒也不请我喝——小器，小器。”

他不等我回答，就闯进门来，在我对面同事的床沿边坐下，因为他身子太重了，压得整个床“吱吱”作响。他仍大声说：

“让我尝尝——是你家乡带来的吧？”

我说：“是的。”

接着我从同事的抽屉中拉出一个同样的漱口杯倒上酒递给他，但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说实话，还真有点小器。按一般观念，像他这么一个正走着红运的“革命”人士，竟肯光临到我这样普通工人的寒舍来，应该只有受宠若惊的理，更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可是我这酒来之不易，路途遥远难得来且不说，在那粮食极珍贵的年代，单是妻儿节约这些酿酒的米，也是口中半湿半干省下来的，要不是妻子想到我平时有嗜酒的毛病，断不会在艰难的百忙中给我酿酒。所以我虽然带了酒来，总不忍开怀畅饮，只是在酒瘾发作时，斟上一漱口杯的三分之一小酌，并将那装酒的塑料桶藏到床底的深处，大有“国之重器，不以示人”的意思。现在，他不但这么直白地问我要酒喝，而且还看到了我倒酒时塑料桶中的大半桶酒。我想：他这一杯酒足有半斤多，既然是“尝尝”，大概也不过喝这么一杯吧。然而他却大出我之所料，尝一口，砸砸嘴，说着“好吃好吃”，不到一会，一杯这么大的酒差不多就见底了。他接着又喝一口，杯子往桌上一顿，指着说：

“满上满上。你这酒呀，还真好喝！”

我无奈地给他满上。他望了望我，又说：

“喝酒呀，就是要喝个够才痛快。可惜，这只能大口喝酒，能大碗吃肉，就更好了。”

我怕他要我准备下酒菜，慌忙说：

“我也只是随便喝一点，从未用过下酒物。”

他晃了晃他的大脑袋：

“不不，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第二杯酒他喝得慢一点了。因为这酒是妻子为我特制的，浓度很高，渐渐地酒在他身上产生了效应：他那皮肤很厚的脸上由灰色变成了驼红；两只像藏在洞里的小眼睛里显出活跃的光亮，话也越来越多。因为要说话，他大蒜头似的鼻子竖在嘴唇上面，时而在那里面喷出长长的酒香，令我应接不暇；时而又怪可爱地将它揉一揉，使它更通畅些。此时他又喝了一大口酒，喉咙“咕噜”一声的咽下去，望着我，忽然笑着说：

“你喝酒这么慢条斯理的享受，倒很像小资产阶级那种作派。”

我最怕他谈政治，不小心就会落下话柄；我又记起上次锅炉房的事，心里尚有余悸，便赶紧分辩说:

“哪里什么慢条斯理，我只能这么慢慢地喝，快了就会醉人的。科长！你真会玩笑。”

“唉唉，没关系，没关系。”他扬了一下他的大手掌，拿起酒杯向我举着：

“来！那么我们喝痛快点吧。”

说着，他又仰脖喝了一大口，打了一个很响的嗝之后，头往这边趋近点，像要谈什么机密似的说：

“我向你问一件事，不过，你得答应。”

他这强迫式的提问，令我有些发怵了。我望着他那肥而大的脸，希望在那里找到什么端倪，也是徒然的，于是，我便讨好似的问：

“你科长还会有什么事问我？——请说吧。”

他说：“我要你加入造反派，你干不干？”

“啊！”我差点惊叫起来。因为我最怕什么派的什么系的那套吵吵闹闹的事，你输我赢，弄得整天不安。但我又不能明着拒绝他，大概也是急中生智吧，我便装做不懂地说：

“科长！太平盛世，谁敢造反呀？你真会玩笑。”

他听我说也笑了，又看了看杯子，里面的酒又不多了，他一抹嘴唇，指着说：

“再满一点，再满一点，你呀，真会装。——你以为我要你造无产阶级的反吗？是造资产阶级的反呀！喂。你说资产阶级的反要、要不要造？”

我不知说什么好，便无奈地又给他满上第三杯酒。他见我倒酒，就高兴地看着酒杯里冲起的浪花，似乎不太追问刚才的答案，却照例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佩服他喝酒的能量，这么浓的酒，他居然可以喝这么多，真可谓“豪饮”；但也奇怪，他似乎平时并没有什么酒喝，遇上酒却这么能喝，亦不可谓不是“酒之天才”。

三杯酒后，他还真有些醉态了：脸差不多由驼红变成了全部的灰青色，眼睛却仍红红的，舌头也显得不灵活。他刚站起来，就又坐下去；嘴里说着“没醉没醉”，却又不断打着嗝，将涌上的酒强咽下去。他终于踉踉跄跄地站起来，向我举起三根手指，舌头打卷地说：

“三、三杯酒、酒，够了，够、够、够了。唉，考、考虑一下吧。明、明天再来，再、再来。”

他说着，身子像一个大圆桶似的，歪歪倒到地回他房间去了。

以后，直到我与他将这桶酒共享完了，他才没再来我宿舍。

没多久，单位两派又互斗殴了一次，不过规模较前次略小，焦点仍是谁该当革委会第九副主任的事；罗科长也只推倒一人，却没有投到垃圾堆上去，故“造反派”的战功也不及前次显著。但这几日传言甚嚣尘上，都在说着罗科长很有希望，故“保皇派”们抵制甚坚。所谓“革委会副主任”，因单位已取消了首长制，所以他相当于副厂长、副经理之类，不过这是“以革命为主业”，权力可以“以一言而定予夺”，因为各派都要自己的人，故争之尤烈。现在，表面虽然平静了，又似乎是在酝酿着下一场风暴。

罗科长要我参加“造反派”的事，终于被我婉拒了，大概也因为他忙碌的缘故：每天“咯噔咯噔”怒气冲天地踏着楼板而出，又怒气冲天地嚷嚷而回，大声骂着：“他妈里个屁！等着瞧。”样子很是凶悍，我几乎不敢与他睹面而过。

因为我摆脱了罗科长的纠缠，也不过问政治及两派胜负，“东边起火西边雨”都无所用心，我在这纷扰中，自然是较轻松的一类。然而也有烦恼，这几天因为许多人忙于“革命”，单位都不上班，像我独居异地这么一个孤客，又不能随便去做点什么，这苦闷实在也是很难熬的。

这天，天气很是阴凉，天上布满了雾霾，像是要下雨的样子。我到食堂胡乱吃了早餐，回宿舍关上门就躺着，一边想着在家的妻小，一边又被外面喊“打倒打倒”之类的口号震得耳鼓烦躁。因为许久没回家，也就许久没有酒喝了，加上想家与百无聊赖的心情，突然想起江边的青莲阁：那里有便宜的酒卖，盐渍的豆腐香干也不错，既清净又偏僻，何不到那里去散散心呢？想到这儿，我立刻一骨碌爬起床，悄悄地往那里走去。

这青莲阁是县城唯一的古迹，据说建于清同治年间，在县城沿江街的码头边。由于位置突出在江面，县城又是依山势上下而建，坐在阁上，山水相映，可谓“半城青山一江水”，故曾经也称它“半江亭”的，大约是它在江面的缘故。现在这阁很旧了，本来在这次“大革命”中，因为它雕梁斗垬，古色古香，是典型的封建余孽，是“破四旧、立四新”的拆除之物。但许多“革命派”因这里的猪肘做得好，尤其是五香蒸鸡传说是某道台在这里吃过的，一是舍不得割舍；二是这里劳人思妇不太来，偏僻安静，不知什么时候竟成了“革命派”议事爱来的地方。故这阁得以幸存地保留下来。

青莲阁从公有制开始，因其能做好吃的东西，便将它改造成国营餐饮店了。这阁子是亭台式的，原来就有两层：下一层是“短衣帮”解饥解渴之处，兼卖一些日用商品；上层是楼阁，本来是供文人浅酌慢饮、吟诗作赋用的，现在没有了这类酸气的文人，整个阁子就用三合板围了起来，只留临江一面。可是这一层又分做了两半，中间用三合板隔开，左边的一大半装饰得较漂亮，匾额写着“革命招待室”，下面一行小字：“闲人禁止入内”，里面的详情，自然不得而知了；右边的一小半里面，简单地摆着两张方几，几条长板凳，靠墙一个柜台卖些酒类及糕点零食，供那些忧愁之客小酌小饮之用。

我进到青莲阁里，还不是餐饮的时候，店内冷清清的。我径直上楼到右边的小半间里，里面照样没有客人，只有一位五十多岁、挂着白围裙的女服务员坐在柜台前的板凳上打盹。我唤醒了她要了半斤杂粮酒，一碟盐渍豆腐香干，一碟花生米，记得约花了一元五毛钱的样子，拣了凭栏的一张茶几坐了，一边看着江景，一边慢慢地小酌。

江面宽阔。江里的水以前是很清澈的，现在都浑浊了；阁下水面浮有许多垃圾，五颜六色，远处江岸，亦显得暗淡无趣，若赏江景，这样子是很失望的，唯有用不完的清风，还能从栏杆的格子外阵阵袭来，尚有这青莲阁的一点味道。此时江面正有两只运沙船经过，激起一层一层的浊浪，以及那轰鸣的马达声，震得人耳喤喤——我是求清净而来的，原来这里也不安静了。

我喝了一口酒，接着捏起一片香干往嘴里嚼着，一面幻想着这江的过去：从前一定是平静的江面，水波不兴，游鱼嬉戏，沿岸江柳，迎风拂荡；春天有烟波钓徒，冬天有寒江垂钓；阁子里高吟浅唱，丝竹嗡嗡，该是别有一番风味吧。因这遐思，我又略有点伤感，不知不觉又想到自家的孤独，妻儿的遥远。心想：假若我一家常能团聚，又能衣食无恙，轻松地到这里来坐一坐，我不知我的心情会怎样。

我这么想着，突然如梦中醒来，解嘲地笑了笑，今夕何夕，还在发思古之幽情，实在忘了黄历，如果罗科长知道了，那就有挨批斗的危险了。我立刻丢掉这些幻想，又给自己往杯子里斟一点酒，喝一口，往嘴里抛了两粒花生米，自言自语地说：

“尽想没用的——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我这样慢慢地饮酒，慢慢地胡思乱想，也不知时间有多久了，楼下突然起了一阵喧哗，我想不会是“造反派”又来破四旧砸什么东西了吧？我正疑虑间，很快就有上楼梯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我放下酒杯，不安地盯着楼梯口，只见有人的头随着梯级一步一步地升了上来，同时我也惊讶得浑身不自在——走在前面上楼的竟然是罗科长，后面还有几人跟着。罗科长一面上楼，一面回头俯身微笑着向下面打招呼：“各位领导！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他高大的身材，柔和得像只大熊猫，很是娴熟。

我数了数，包括他自己，上楼的共有五位，其中除罗科长还有两位我也认识：一位是县革委会主任、“造反派”头头邓主任，曾在全县一次群众大批斗会上，就是他在主持批斗县委书记的，他还给县委书记戴上一顶怪样的高帽子，引起台下一片哄笑声，故我一直记得。还有一位是我们单位的革委会主任、“造反派”头头廖主任，不过有人说他正在谋求单位书记的宝座，不知是否是真的，不敢乱说。另两位一个高瘦，一个略矮而胖，则是我所不认识的。好在他们都兴致盎然，罗科长又忙于应酬，没有人注意我就鱼贯地进了左边的“革命招待室”。这时我才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其实这阁子中间虽用木板紧紧地隔着了，又贴上了厚厚的墙纸，只要声音大一点，我这边还是能清晰地听到。大约是罗科长在里面推动桌椅，嘴里连连说着：“领导请坐，请坐；酒菜就来，就来。”接着他又高声呼喊：“真是乱弹琴！——喂！怎么还没摆上来啊？”很快，就有两个穿白色衣服的服务员举着盛有酒菜的盘子匆匆地上楼了。我虽看不清那盘子里的具体菜肴，但那股透进我鼻孔的香味，觉得应该是些常人难得随便就有吃的东西吧。同时我从罗科长的言行中可以得知：这筵席一定是罗科长请的，只是奇怪像他这样一个一毛不拔的人，居然肯如此破费，却是难以理解的。

大概酒菜摆好了，只听罗科长殷勤地喊着：“太简单了，对不起。等下还有一个五香鸡。各位领导！请吧，请吧。”

接着里面就有了点骚动：有喊吃声，有杯盘声，有劝让声，有咀嚼声……

一拨过去之后，下面便是我听到他们说话的大致情形。

“唔，这肘子炖得还不错！不过不及，刚好透熟而不烂，香而带甜，好吃！——可惜酒薄了点。”

这似乎是县革委会邓主任说的。只听罗科长立即说：“喂，你去给我拿瓶茅台来。”

这可能是对刚端菜来的服务员说的，听有人说：

“我们店里从未有过茅台酒。”

又听邓主任说：“张秘书！昨天有人送我的那箱茅台，你要给我带一瓶来就好了。”

立即有一个声音回答，大概就是那个叫张秘书的吧，他说：“要不，我这就骑自行车去取？”

“不啦，不啦。过几天我请你们，也在这儿。”还是那位邓主任的声音。

听说邓主任要请客，都鼓舞起来，一片叫好之后，便是“来来，干干”和碰杯的声音。这一拨过去，便听见我单位廖主任说：

“邓主任！关于老罗的事，县革委会还没决定么？”

“什、什么事？”

邓主任大概有食物在嘴里，似乎有点不方便地问。

“就是……”廖主任像是有些胆怯地回答：“就是关于老罗……当副主任的事。”

“唔唔，这件事呀——黄主任！你们搞组织的，批文还没下吗？”

只听一个闷声闷气的声音说：“批文打印好了，正准备发哩。——老罗呀！你单位有人说你个性不好，动不动就打人，不会是真的嘛？”

“全是谎言，黄主任！全是谎言。”罗科长急着分辩说，“请你问廖主任。——廖主任！都是谎言，对不对？”

廖主任似乎咳了一声，像有什么食物在喉咙间，声音带点沙哑地说：“有有有一点，可是，阶级敌人猖狂得很啊！……”

“对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打一下阶级敌人算什么。”这声音仿佛是那位高瘦的张秘书，不过说的可能是我们单位最近斗殴的事。

接着是邓主任果断的声音：“黄主任！下个星期将批文给发了，——革命哪有不打人的事。”

“好吧，下个星期我一定发下去。——老罗！放心吧，下个星期包你当上副主任。”这是那位黄主任说。从语气的音调来看，他大概是县革委会主管人事的副主任。

那位张秘书忽然高兴起来，大声喊着：“来！老罗，恭喜你啊！——干杯！”

这时罗科长大概也高兴得不得了，不知是在点头还是在哈腰，连声说着：

“感谢领导，谢谢领导！……”接着高呼：

“喂！怎么还不上五香鸡呀！再带五瓶酒来。”

楼下即刻长调回答：“五香鸡一只，老窖酒五瓶，——来啦！”

……

这些话都是自动强送进我耳中来的。此时我的酒快喝完了，觉得我实在不宜在这里久坐，因为要是被隔壁那些领导和罗科长发现了，不但尴尬，或许要被视为某派的间谍，其罪过就不是“跳进黄河洗不清”那样简单，恐怕还要成为反革命的典型予以批斗之，那这一辈子将“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一切就完了。我慌忙将剩余的酒一口喝完，还有两小片香干也硬塞进嘴里，再将另一碟中的十余粒花生米倒进手掌中，匆匆的走下楼去。

我跑到街上，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不禁自语地说：

“外面的空气真好！”

不过天空的云层却越来越厚了。

罗科长这次请客见效很快，刚星期一任命书就下来了，正式成为我们单位的第九位革委会副主任。不过虽是上面直接任命的，也注定了上告无门，但反对的声音仍不少：说他来单位时间短，除了批斗群众，诬人告密以捞取政治资本而外，并无可取之处，功不至于当副主任。这种声音大抵来自他的反对派阵营。但属于他一派阵营的却坚决支持，说这是革命的胜利成果，惟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毛泽东诗词》）才使得牛鬼蛇神畏惧，心怀怨恨。

两派就这么斗着。

其实罗科长这次升迁的内幕，与青莲阁的五香蒸鸡和闷炖猪肘不无关系：保皇派的失败，并非请不起五香蒸鸡和闷炖猪肘，而是无缘进奉，自然也就想不到这上面去；支持派也不知其中奥妙，以为罗科长真有如此魅力，故而欢呼雀跃。

我是略知一二的，不过平心而论，我也不赞成罗科长官运这么好，因为一个德才不怎么样的人，身居高位，不但老百姓受不起，他自己只怕也难受吧。可是青莲阁的事我又说不得的，所以我虽同情“保皇派”，也不想告发“造反派”，只自己戒慎恐惧，不落什么话柄就好，不然新官上任三把火，就会殃及池鱼了。

我们新任的这位罗主任，虽也知有人不高兴他的提拔，但他认为那不过是失败者的嚷嚷，等同蚍蜉撼树，不会有损半根毫毛，故而他的势头类似狂风暴雨般地猛烈起来。这一个多月，单由他组织对“当权派”的批斗大会就有五六次之多。一批一批曾经当过什么“长”的人以及“保皇派”的头头，都一个一个牵到台上斗争：给他们戴硬板纸壳的高帽筒，胸前挂“xx走资派”、“xx野心家”、“xx特务”的牌子，不一而足，常令人瞠目结舌。他除了宣读这些人的“罪状”，还带头喊“打倒打倒”之类的口号。他那种极尽其力伸向空中的大拳头，真让人疑心他天都会捅破。

自此，他虽是单位革委会排名为最末位的“老九”，权力却有远胜“老大”之嫌，但他却积极地这么做。他以为革委会的正职，自从经过青莲阁那一番运作，在上层也是如鱼得水，无需操之过急，那是迟早的事。所以他很得意，走路时，因为个头高大，就像一位将军；说话时，因为嗓门极高，就像一位司令。普通人都有些畏惧他，若狭路相逢，老远就站着，亲切地点头呼他“罗主任”；他或鼻子“哼”一声，或眼光瞥一下，或什么也没有，头却总是昂着的。相遇的人如果这样就过去了，说明这天没有什么事惹他不高兴，便可放心地去做自己的事。否则，他总要打点官腔：说些什么提醒呀、警告呀、劝告呀之类的话，再加上他那凛然不可犯的形象，就足够人惶恐半天了。

我们每天就在罗主任的眼光中过日子，可是上面的情形突然又变了。大概在罗主任正式上任还不到半年吧，一日清晨，我还在锅炉房上早班，只见那些沉寂了的“保皇派”都敲锣打鼓，举着巨额标语的横幅，口号喊着“打倒某某帮”“打倒某某反党集团”，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纷纷往广场去集合。我听了口号中的名字，心里很是吃惊，因为这些打倒的人不但是中央“造反派”的头头，而且职位也都是将及顶峰的。就在这时，我的两个同事跑来，一把拉着我就走，说：

“看看去，看看去！这么大喜的事。”

我自然也想看看热闹，停下锅炉往广场走去。

政治风向的突然转变，“保皇派”自然觉得可以报仇了，也如法炮制“造反派”的那一套，一场一场地开批斗大会，从县里到单位，那些当过“造反派”头头的都不免要被清算。我们单位，由于罗科长的那些作为，当然“罪债”甚于他人，故成了主要的批斗对象。

这天刚好是星期天，“保皇派”又号召大家去广场开批斗大会，所有职工群众都不能缺席。我去的时候，广场已站满了人，个个都面露笑容，都有了一点轻松的样子。一会，由几个“保皇派”的成员将罗科长押到台前，胸前挂着一块大纸牌，将他那阔大的身材都遮住了，上面写着“篡党夺权分子罗xx”。他低着头，满脸悲怨和哀伤，蒜头大鼻子和他的满脸肌肉也仿佛凝固了，细小的眼睛始终不敢看台下。

主持人上台，刚拿起话筒宣布批斗大会开始，还没念他的名字，他突然对着台下“卟咚”一声，双腿跪了下来，眼泪鼻涕地一边哭着，一边狠狠地抽打自己的脸，嚎啕着说：

“我有罪！请领导原谅！请革命同志原谅！以后我一定洗心革面……我该死！我该死！”

打了一阵，罗科长的脸虽然肥厚，应该也有些肿胀了。主持人有点看不下去，就制止了他。

他这样子，我身旁有两人在议论：

一个说：“报应！平时威风凛凛，为何就没有一点骨相？”

另一个说：“真恶心！我倒宁愿看到他当造反派的样子，也不愿看他这副嘴脸。”

我听了觉得也是。像他这样魁梧的大个子，当有顶天立地之慨，个性与这幅行囊总要相配才好，这么又哭又打小家媳妇似的发生在他身上，就要跌人眼镜了。这不免让我想起：他以前的种种作为，演的不过是一种人生的闹剧，而此时本当演悲剧的，他却当作丑剧来演，真叫人不知说他什么才对。我远远地站在人群后，看不清他的脸究竟打成了怎样的颜色，但那猥琐的样子也不是我想看到的，所以我腹譭的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真是昏过了头。”也就不想看下去，离开了会场。

这次既不是“造反派”的失败，也不是“保皇派”的胜利，是国家的拨乱反正，故两派都没得到什么甜头。我们这位新任的罗主任亦是昙花一现，曾经的幻想都成了乌有，批斗过之后，他便发配去了县干校。

所谓干校，是当时特有的一种设置，大凡思想有问题或有错误的干部，就遣送到那里去反省和改造，当时叫做再教育；一般六个月到一年，反省不好的就开除公职，又叫清理干部队伍，但现在已是干部思想培训的基地了。那时如果是普通工人，就没有这些环节，一般的单位留用一段时期，严重的即开除完事，故工人处事说话，尤为谨慎。

罗科长去干校这段时间，我们那栋宿舍楼一下清净了许多：没有那“咯噔咯噔”的楼板声，没有带点嘶哑的吼叫声，反而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我每当寂寞的时候，不免也常想起他那些不可思议的样子，虽然免不了有点好笑，却又觉得这不过是万千种人生中的一种，何况我有酒喝时，他还豪爽地必得来同我干上两杯呢？

单位没有了互斗，也安静了。

一日下午，我睡过午觉准备去锅炉房看看，刚打开门，就见罗科长背着一个行李背包缓缓地上楼来，我惊讶地叫了一声：

“罗科长！”

他抬起头：“唉唉，别这么呼我了，就叫我名字罗xx吧。”

说着，他已到我门口了。还不到三个月时间，他头发蓬乱着，长长的足有四五厘米；脸色黑黑的，仿佛一直没洗过；人也瘦了许多，可以看到脸上撑起的颧骨。衣服倒颇干净，只是皱巴巴的不整齐。按照规矩，像他这种情形，应该还要两三个月才能回来，我问他：

“去多久了？就……”

他苦笑了笑：“干校领导说我受了蒙蔽，就提前回来了，”

“唔，太好了！——里面坐坐？”

我将门重新打开，为了不刺激他，尽量做出友好的样子。他摇了摇头：

“不、不啦。你看我身上，也该去洗个澡，理个发，换换衣服了。——没想到你对我还这么好。”

其实我还是瞧不起他的人格的，只是不愿落井下石罢了。

于是，他有点疲惫的样子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几乎听不到他的脚步声。

从此以后，他总是默默的，完全不像过去的罗科长。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