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七部 创造奇迹

第一百四十四章 治国（六）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是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结束。我们在一九五0年以前，到一九七0年止出生的或多或少，都经历了这场文革洗礼，也有共同体验。

毛泽东为什要发动一次文革，这其中很明显历史背景，一是苏联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不信任，高度集权化高层脱离人民群众，培植出了社会新的特权阶层，逐渐把这种扩大，不管是供应品，以及权力膨胀，资产阶级私欲放大，再加上西方美帝国主义渗透寻找代理人，高塔的逐渐削弱，逐渐出现了“红旗落地”迹象（毛泽东的预测到，最终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为标志。同日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上空印有镰刀和斧头图案的苏联国旗降下，以俄罗斯白蓝红三色旗取代，这是真实的历史，编者注），结合我们国家内部出现官僚主义作风，特权逐渐增长，也存在资产阶级思想，逐渐形成在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看见这些想象，以及资产阶级作风，欺上瞒下，浮夸风，包产到户等现象。

再就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第一个环节政治体制以及制度革命。1956年当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公有制在中国大地上初步建立起来了，这是第二个环节经济体制革命。此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包括整个文化系统在内的上层建筑除了国体、政体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之外，其他领域基本上还是民主革命时期甚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那种传统文化，“私有制”和“私有制”观念下人们固有的东西还留存在社会中，特别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上相当强大，最为可怕。第一，在文艺舞台上，几乎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讲台上都是专家、权威在唱独角戏。医生、大夫只为城市“老爷”们服务。因此在文化状态上，基本上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制度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第二，我们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用的是“赎买”政策，被改造对象并没有从肉体上被消灭，他们广布于全社会之中，其私有制基础的传统文化及其表现即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精神信仰对工人阶级队伍产生着各种不良的影响。第三，受国外帝国主义文化宣传的影响，新的资产阶级意识还在不断产生出来。第四，以资产阶级法权为依托，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大量的、自发的产生。第五，党员干部当中民主革命的同路人、旧军队的起义人员、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其思想意识、文化基础随着天下的取得，他们要“坐天下”了，其实他们是在重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王朝周期率。因此，做为政治思想上集中表现的修正主义的思潮，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上述背景下，进行文化革命，并且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完成的第三个环节，也是重关重要环节。缺少这个环节，革命的进程就会不再继续、中断的问题，是前功尽弃。而，苏联恰恰就缺少这个环节，它后来变修甚至解体。由此，毛泽东说：“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不多。”也只有完成了这第三个环节，才能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最终的解放。

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又出现那些问题呢？中共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但它也是个继续的革命党。党内滋生的腐败，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严厉地整肃了刘青山、张子善，但党内仍然存在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土壤。1956年党的“八大”，中共高层在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其本质呢，再次变相提出了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即恢复私有制。另一种观点，毛泽东提出的，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会长期存在，因而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必须坚持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背景下，毛泽东开始了“整风”运动，并让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帮助我们党“整风”，其目的仍然是要保持执政的共产党的革命本色。当时，一些右派分子趁机跳了出来，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又领导我党开展了反右斗争，通过说理和批判斗争的方式，在给斗争对象留有出路的前提下解决思想意识、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使右派分子和人民群众都受到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党内一些官僚将给领导人个人提意见的同志和大批爱党爱国的人士下指标、按比例地打成了右派，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甚至采用专政手段，比如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农村、劳改、劳教等方法，伤害了一大批好同志。其恶果不仅在于伤害了一大批好人，也因此形成了绝对服从的奴隶主义的官场的风气。官场上出现了大批的驯服工具，并开始形成了党内的官僚主义体系。后来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中，一线同志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大搞“形左实右”的“浮夸风”、“共产风”，造成了饿死人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的反对，甚至封锁了毛泽东给全国从省级到小队长六级干部的信（注：这封信的内容，在以后章节提到）。这封信被封锁，更为恶劣的是，在饿死人的严重后果出现后，再将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上世纪60年代初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从极左又到极右，对内大搞“三自一包”，对外大搞“三和一少”。所谓“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即主张分田单干。在农村取消公有制经济，这实质上是用共产风的极左手法抵制毛泽东关于公有制的正确主张。等到出了问题之后，以此为借口，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以便再回到私有制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所谓“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人民支持要少。毛泽东坚决反对了这一对内倒退、对外投降的错误做法，认为党内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于是重提阶级斗争；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的运动，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用“四清四不清”予以混淆。关于‘四清”，1971年周恩来在接见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时曾经追溯说：“毛主席在1963年制定了‘前十条’来指导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另有人出个‘十条’来对抗，反对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他用‘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来代替毛主席的指示，由于这样的方案打击的范围不得不大大地扩大，在农村干部中有小私，确实存在，例如把集体财产中的一点点作为私用，如果这样的话就使他们都成为坏人，几乎所有农村干部除极少数例外，都得被打倒；所以问题不在于‘四清’和‘四不清’，而在于你走哪条路。农村在这个时候，在“四清”和“四不清”中，出现都小队长，大队长，采用体刑的场面，南方用竹片，或木板打大小队长场面，社员有句话“上台巴巴掌，下台片片响”，对乡村最底层大小队进行处罚。这就是出现了毛泽东以其他产生路线分歧。

至于文化领域，文艺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于舞台；在教育界，师道尊严、读书做官论的声音一片喧嚣。那个时候学校和教师就分为等级。在经济领域，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刮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之风、极力推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买办思想和“三自一包”的资产阶级私有化思想。在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封建贵族没落思想泛滥，牛鬼蛇神、求神拜佛、八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思想充斥社会。在党政机关也出现了失控现象，卫生部被毛泽东斥之为“城市老爷部”，中宣部、北京市委被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所控制，连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在北京《人民日报》想发一篇文章，也发不出去，最后被迫秘密到上海去发表。1964年2月29号，毛泽东在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城会晤之后，回到中南海他的驻地。毛泽东和护士长吴旭君，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同吴旭君谈起了和金日城会晤的事，他说：“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吴旭君看着毛主席，看你这个忧心忡忡的样子说：“你呀，你不要总担心，这样对你身体不好”。毛泽东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们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也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这个人没有私人，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上述这一切，使得毛泽东认为党和政府中的相当一部分权力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的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而这个危险就来自党内，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1964年说的，其实从1956年到1966年，毛泽东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进行了多次的运动，其核心就是要完善巩固社会主义的制度，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以便建立起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在文化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效果有限。原因在于，有人不认同，并在运动中压制了人民群众，因此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就不可避免。这也是始于1921年中共成立以来的革命事业的继续，也是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三个环节。通过56年到66年这十年间的渐进式的革命，渐进式的文化运动去完成第三个环节，但是受到抵制，因此历史走到1966年的时候，要完成第三个环节，在客观上只能采取文革这种形式。

以革命的手段推动文化的变革，从而克服旧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就是把阻碍文化革命因素去掉，使之逐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是广义的文化革命。革命就是革掉不好的东西，建立起新的东西。这种革命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比如文艺复兴。那么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一般都不彻底，因为它所发生的经济基础多半是从落后的私有制到相对进步的私有制，而当社会经济基础出现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这个变革，对文化变革的要求就达到了它的质的飞跃前进，产生了真正的有一个彻底革命。人类所有文化几乎全都是建立在，几乎全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那么公有制作为社会制度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仅从苏联，东欧国家，中国不过只有百年的历史，而公有制文化只在中国存在了十分短暂的时间，短暂到什么程度呢？只有十年，这就是文革中的十年。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策略告诉我们：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它一定是有三个环节的：第一，进行武装革命以夺取政权。其实这个环节，哪个阶级上台都得进行。第二，进行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唯独无产阶级要将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第三，进行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包括上层建筑领域在内的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全过程，应该说少了任何一个环节它都得停止，它都不完全，而这第三个环节，只在中国出现了十年。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任何一个事物都不能全盘地肯定或者全盘地否定，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却将文革彻底否定了，可见文革之错之大，罪恶之重。却文革也受到国内外所有反共、反华、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反对。它使得毛泽东因此被中外反动派们恶毒地攻击为“恶魔”，并与希特勒、斯大林一起并列为20世纪三大“恶魔”之一。文革又是怎么样的呢？

文革是在1966年5月4日至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先是严厉地批判了朱德所谓的错误。刘少奇主持先批朱德。然后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同时撤销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并且重新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1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该《通知》中有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各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是通过的“5.16”《通知》其中重要的内容。

“5.16”《通知》发表之后，一些大专院校的师生率先响应，但当这些学校的师生起来以后，却遭到中央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同志的打压。他们派出工作组进驻高校，组织派出工作组直接控制整个运动的发展方向，把运动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推行的一条矛头向下的路线，把初期的文革变成了又一场反右派运动。1966年北京共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余万人，竟然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来，打击面高达23.4%。其中右派学生10211名，反革命教师2591名。按这种推算，在全国范围内至少有上百万群众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因此有人声称，这是第二次反右运动，并预计全国又将有几百万右派出现。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1964年的“四清”运动，直至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一线同志的做法是相类似，就是矛头向下，指向群众甚至镇压群众。

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据外媒报道，当一线领导人认为林彪威胁到自己接班人地位的时候，打算仿照五十年代苏联赫鲁晓夫召开中央全会击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方式，决定召开紧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准备罢免已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并以此阻止林彪的上升，巩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大概没有十足的把握在中央委员会获得多数，如果以投票的方式击败毛泽东，就必须获得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外媒写道：“整个6月份他们就在这一点上下功夫。”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1967年在4月24日写的一篇纪实报道里追溯了这一段史实，原文标题叫《邓小平倒戈》。1966年初的北京，初夏的北京，政治形势复杂多变，该篇报道说：“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司令部开始较量，6月初，毛泽东派杨成武和杨勇到北京，改组了北京市委，接管了《人民日报》、北京电台和新华社，刘少奇这一派虽然在北京没有军事力量，而且失去了宣传优势，他没有屈服，相反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击。从7月份开始，分处在各地的中央委员纷纷抵达北京，中共即将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到7月15日为止，已经有中央委员51人和候补中委38人集中到北京，大部分下榻于书记处大厦，而一些地位较高则被招待下榻到刘少奇和彭真的巨大住宅内。住在彭真家里的有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等。从抵达北京的中委及候补委员的名单看，我们发现两项耐人寻味的奇特现象，一是华东及中南地区的委员大都没来，二是西南和西北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大部分都来了，但是带兵的委员几乎都没来。”这是南斯拉夫记者观察的现象。“7月18日晚，刚刚抵达北京的林彪的部队已经向西山方面推进，阻止来自山西的刘派部队继续向北京进发。18日上午毛泽东同志所有在京的所有中委和候补中委声称他将于数日内返回北京，参加中全会，在他未抵达前，中全会不得擅自召开。但刘少奇声称，已过半数中委，应该在21号召开中央全会，并依照《党章》于半月前向全体中委发出通知，因此不必延期。在双方严重对立的时候，刘少奇以维护《党章》法纪的名义调遣军队赶赴北京。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奉罗瑞卿之命把他的一个师向北京推进。毛泽东、林彪及新任代理总长杨成武立即致电该师师长下令停止行动。20日傍晚的消息，还是21号按时召开中全会，但是第二天早晨情况发生变化，中共总书记邓小平表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等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才召开中全会。事后我们获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8月1号开始举行，开了十二天之久，会议改选了政治局的结果：林彪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至第七位。”外媒的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都是南斯拉夫《政治报》1967年4月份的报道。这点我们中央报纸从来没报过，但是你们上网能查得到。

炮打司令部和文革十六条。早在“5.16”《通知》发出之后，高层即分成两派。一派要打破秩序，要革官僚的命，要反对当权派。也有相当的一部分群众是借机发泄被统治压抑的情绪。一线领导体系的各级官员们则希望一如既往地在秩序中得到好处。1966年5月25号下午3点，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为了扑灭眼看就要着起来的大火，刘少奇派人到北大批评了聂元梓，而康生则与刘针锋相对，表示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6月9号，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亲自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说：“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特别有意思的，毛主席这段话中，为什么同意派？因为刘少奇主持工作。但毛泽东又说回来了，也可以不派，又补了一句，不要匆匆忙忙派，这意思是表明毛泽东就不同意派。却后来呢，又有人说了，说毛主席对刘少奇说：“我同意你派。”最后毛主席不承认了，我们从这句话就听出来。你要从前一句话说，可以派工作组，似乎同意刘少奇，后面说了，也可以不派啊，关键后面那一句：不要匆匆忙忙地派，还是不同意，你怎么能说毛主席同意了呢？毛泽东要求要控制局面，又不能压制运动。注意关键是后者，控制局面，不要压制运动。刘少奇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表示不准备回去，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刘少奇主持下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更多的工作组到大学指导文革、领导文革。他们想用1957年打右派的贯技等蛇出洞之后再反击，但工作组的行动不仅没有压下烈火反而助长了学生求真的激情。为了压制运动，刘少奇把夫人王光美做为工作组成员直接派到清华大学去整造反派。不久，剻大富冲击工作组将矛头指向王光美，刘少奇下达了斗争蒯大富的指示，剻大富等学生领袖继续坚持反对工作组的活动。和刘邓对立的陈伯达、康生则支持剻大富等学生的行动。毛泽东于7月18号，此前两天，各位还记不记得大事，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达15华里，长江两岸百万群众山呼、高呼。主席当年偕着那股气场返回北京。次日毛泽东接见刘邓，批评说：“北京的运动冷冷清清，很多学校的门都关了，派工作组就是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呢？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毛在这个问题上是说，是一个总结，说谁镇压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谁镇压呢？北洋政府镇压，这个讲得特别清楚。7月27号，刘少奇在北京大专院校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热情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革“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8月1号，毛泽东写信支持北京学生。三天后，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批评刘少奇，这刘少奇呢？仍然坚持已见。两个人在8月4号在政治局会议上又发生了争执。说刘少奇说：“大不了就不干了”。因此毛泽东在第二天在中南海食堂贴了个大字报，叫《炮打司令部》：“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在8月8日的中央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主要内容：“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文革要达到主要目的。并号召“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是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看见没有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毛泽东一开始就反对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这就是毛泽东定的政策，后来谁违反了？谁要去挑动群众斗群众，下面在叙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政策，重新做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这就是毛主席在文革对知识分子政策。“要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高质量”。“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这就是毛泽东整个“十六条”中的政策界定。

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抄家、武斗、打砸抢。红卫兵于1966年5月底6月初出现在北京，具体时间是1966年5月29号。清华附中的一部分中学生，在圆明园集会，决定成立学生组织----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这一天可以看作是中国红卫兵的诞生日。6月2日，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公开亮相，贴出了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8月1号，毛泽东写信给他们，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地祝贺；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这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全部内容。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号到当年的11月26号，毛泽东八次在北京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万。他的助手之一戚本禹有一个回忆，大概到了11月初了，天有点凉了，大概是第六次也不是第七次见红卫兵的时候，戚本禹劝他，你别人都不敢跟他说。“大伙对你很不理解，为嘛见他们那么多次呢”？主席当年有番话特让我感动，他说：“当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我很年轻，孙中山先生就见了我，并且委以重任。我到现在都记得孙先生说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现在我多见一些红卫兵，多见一批人，就让孩子们知道我反对修正主义的决心，若干年之后他们一定会记得我的这个决心的”。然后把烟一掐，“走，看孩子们去”。当年的毛泽东十分孤独，但是孤独的毛泽东十分清楚，他多见一个红卫兵就等于为未来多撒下一颗革命的火种。他的很多同事不理解他，但他相信他的人民将来一定会理解他。近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那么红卫兵呢，当时分成四派，第一派，老红卫兵，也就是主席8.18接见之前的红卫兵，他们是第一批红卫兵。他们是敢于打破常规的老干部子弟，胆儿大不怕一般说来呢，老红卫兵斗争的方向更多的不是指向党内高层，谁也不会指向他爹去，而是指向党外低层。当年有一幅对联很说明问题，就是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当时这种歧视性的阶级路线的真实写照。后来他们从文革的闯将变为文革的反对派，甚至成为抗争者。但也有一批成为逍遥派，原因很简单，就是这样革命打击了自己的靠山和资源的源头-----他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父辈，这就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与他们当初的期待是相背的。第二，保守派红卫兵，他们是依靠党组织的学生的积极分子。应当指出的是，这批红卫兵虽然以维护党组织的领导为其基本特征，但也不是维护原有的一切秩序，他们曾经有组织、有领导地参与了运动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比如批判“三家村”、反对学术权威，他们都参与过。甚至也参加过红色恐怖，包括破四旧等野蛮的暴力活动他们也都参加过。在文革初期是两股红卫兵，两派，一个是老红卫兵，一个是他们，初期是起主导作用。第三，造反派红卫兵。他们是贫民子弟的造反者，在运动的初期他们还受压，他们有一些子弟是出身不好的子弟，他们兴起于同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1966年底造反派在大多数城市已经成为学生中的多数派，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他们的核心人物多为在文革初期受到过打压、排斥或者自认为政治境遇不佳的学生。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党政领导干部，在原则上造反派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在这上面的积极性远远不如老红卫兵和保守派。也就是说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主要是前两种红卫兵，这些人是指向党内高层的官僚。因此就可以想象，文革初期什么斗死老舍啊，逼着老舍跳湖啊，那些是哪派红卫兵，就可以知道。第四，极左派红卫兵，他们是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这一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在总体上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因此他们没来得及成气候就被取缔。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在运动初期老红卫兵的率领下，一些人借着破除四旧，抄家、毁坏文物、打砸抢、揪斗著名学者专家、抢档案甚至砸孔庙、砸教堂，进而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炮轰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大规模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头两批红卫兵主要这些事都是他们干的。这些都是“十六条”严禁明确反对，毛泽东所坚决反对的。有一次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从外面回来，他就兴奋地跟他们说：“我今天刚从西单那个叫什么什么西什库教堂看，我进去看了都给砸了”，特别兴奋。他砸了他看，他进去转了一圈都给砸了。当时毛主席问他：“你什么态度啊”？“支持，破四旧砸得好啊”？主席说：“教堂是四旧吗”？“那当然四旧了”。主席说：“你错了”！这时毛远新还犟嘴：“那怎么错了呢？那宗教就是麻痹人民的鸦片呀”！主席说：“马克思是说过这句话，可是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间的不公平，老百姓就会要有一个倾诉的地方，教堂就是老百姓倾诉不平的地方，你把它砸了，那能把老百姓心中的不平都给砸了吗？再说，搞文革要斗走资派，你砸教堂干嘛呀”？这就是毛泽东对武斗、打砸抢的态度。针对武斗问题，毛泽东早在文革初期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毛泽东还说：“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也不要搞变相武斗”。在文革之初毛泽东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要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尤其是12月27号毛泽东专门给周恩来亲笔至信：“恩来同志：最近有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做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不好，这种做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置，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毛泽东 1966年12月27日”。1967年4月4日，毛泽东对支左部队发出指示：“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活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愿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等”。文革中毛泽东反对抄家并尖锐指出：“抄家是反革命行为”。所以下面那造反都是毛泽东反对的。文革中各地各单位出现的武斗、抄家是同一根人，都可以被视作是反革命行为。特别是，这个为了抵制反对破坏文革的坏人所操纵，是这些阶级敌人隐藏在群众中制造混乱。比如象高干子弟参加的“联动”、“西纠”、“红色恐怖队”等组织，在文革初期就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取缔。这些都是，很多组织都是高干子弟，他们胆儿大，他们认为打死个把人不叫事，这就是毛泽东对武斗，对抄家等问题的真实态度和做法。但某些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搞形左实右，使得这些明显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一度达到疯狂的程度，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将矛头指向党外，指向群众，其目的就是要破坏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大方向，使得整党内走资派的运动失败。这转移斗争大方向，本来是冲他们去的，他往那边倒要知道文革中所有发生的武斗都集中在整走资派夺走资派权的前后，即在1966年到1968年之间，这两年是夺权的时候，所以武斗尤其激烈的时期。一位当时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的一线领导的孩子揭发了这一阴谋。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打死，《负： 文革：北师大校长被红卫兵打死于校中》讲的非常清楚，将其中文章摘录如下，在文革开展“不久，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派出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批评，工作组于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原反对工作组的该校‘红旗’派学生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的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的人员一时成了‘保守派’。由于最高领导机构工作组的消失，校内秩序发生混乱。

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一些学生发起了‘斗黑帮’行动，其他学生纷纷涌来。因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学生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秽物。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学生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

当时丈夫王晶垚买了一部相机，为她拍摄血迹斑斑的遗照。30多年后，王晶垚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神州穿梭’节目采访时表示：‘当时，北京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不要说是一个饱受摧残和虐待的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儿来’。卞仲耘死亡后，邮电医院医生开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王晶垚最终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当时也是该校女学生的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提及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仲耘的头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领导人的女儿，更在电视清淡节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亲在文革受到的对待而鸣冤。据王晶垚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纪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参与行凶。 有两个敢于作证的目击者，女附中退休教师林莽（陈洪涛）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老师在案发当天用左手给王晶垚先生先生写了一封匿名信，证明卞校长是被活活打死的。2006年，卞仲耘遇难40周年之际，林莽先生挺身而出，在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为这场惨无人道的凶杀案作证，并撰写《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详述卞氏遇难过程，虽然没有指出具体人名，但描绘了一个个红卫兵的行为，比如，“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 还有那个红卫兵命令卞仲耘干什么，命令他干什么，哪个红卫兵对卞仲耘施加了哪种暴行，等等。林莽先生于2012年9月21日去世，据其生前挚友透露，林莽先生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云校长的是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

据姚监复披露：八月五日卞校长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邓小平女儿邓楠、邓榕找到王晶垚家，并告诉王晶垚，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高血压因病死亡，不能再讲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几十年后安全部门亦正式通知胡杰，影片中不能收入邓楠、邓榕对王晶垚讲的‘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那段话。《负： 文革：北师大校长被红卫兵打死于校中》”。在网上搜就有这段资料。历史的事实，总会暴露天下，谁是谁非，尘埃总会落地。

同样在1967年4月××写了一篇题为《彻底清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猛烈批判和揭发×××的黑手如何操纵文化大革命。××在大字报里说：“运动以来，工作组在×××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反革命、个人野心家，因为×××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为了更好地推动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把我校当成他的试验田，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在斗学生的同时，×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的”。这都揭发出来了在这些种种的暴戾中最可恶的是对人的生命的蔑视。说出了卞仲耘校长是怎么死的。文革时的“联动”，很牛×，牛得不得了，所有中共元老的子女都是联动的骨干。北师大附中第一中学是刘少奇的点，他的一个女儿在当时是该校高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该校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开始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驻学校。刘少奇在1966年6月20号于北师大附中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谈话中说：“该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间，先打最容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动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要积极准备”。听听一个国家主席将一个中学的校长定性为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去斗，他当时想到拿《宪法》捍卫这位校长的权利了吗？当时不是刘超个人的悲剧。1966年6、7月份，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同时，全中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了攻击。不仅刘少奇的女儿组织迫害校长，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最近也承认做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学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教负有直接责任。都是干部子弟别人也没这么大胆儿现在有一股道歉风，承认自己在文革中犯了错误，非常好，但是向谁道歉，除了向自己被当初迫害的人道歉之外，还有一个道歉就是要向毛泽东道歉，你们违反了毛泽东当初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纪律，从而破坏了文化大革命。所以你们的这种错误行为，使得文革背上了黑锅。这是应该道歉的。不要用自己的道歉去污蔑文革。恰恰是你们的行为玷污了文革。应该这么说，前面所提到的卞仲耘是文革发生后北京地区被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他的丈夫叫王晶垚，在卞仲耘死后见到了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他描述说这个女负责人穿的一身红卫兵军装，扎着腰带，带着袖章。这个而且据说，在头一天晚上，这个其实卞仲耘已经死了的情况下，又走形式地去这个附中对过的北京邮电医院（此处现场视频被剪掉了）……。其实已经死了，人已经死了，那你给我开具死亡证明，那不是死在医院不能给你开，你就得给我开而且要求解剖，证明是死于心脏病，就不是她们打死的，是死于心脏病，大夫坚决不给写，最后填写那个死亡证的时候，在死因一栏中被迫写了“死因不明”。身上混身都是伤，还说死因不明。那关于这件事，1978年北京西城区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1979年4月她的丈夫王晶垚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故意杀人凶手，然而北京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不予起诉的规定，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这事就到现在，在卞仲耘家这事还没完，但是官方已经做出决定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广大群众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心情。红宝书啊，像章啊，塑像啊，甚至还有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现在这些东西都被用来丑化文革。那事实怎么样呢？我们说这中间有人民群众对人民领袖的朴素炙热的感情，也有某种推手、某种势力在利用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热爱，把这种感情扭曲甚至推向极端，并使其成为某种宗教般的狂热，从而丑化文革的形象，以达到破坏文革的目的。这跟某些人的惯用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极其相似的，只不过在文革中是以文革的名义去反文革。在拥护毛主席的名义下，象像章啊，塑像啊，越造越大，用料越来越贵，因此造成的浪费越来越大。谁反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可是这种做法如果不制止的话将会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导致经济陷入困难。这样就达到了丑化毛泽东、破坏文革的目的。因此下一个逻辑就是：文革导致经济崩溃。但是毛泽东坚决制止了这种行为，他说：“刮风下雨你们都在屋里躲着，让我在外面吹着、晒着”。而且说：“还我飞机”。因为当年的像章是用铝做的嘛。特别是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是江青第一个出来制止的说：“你们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你们在丑化毛泽东，丑化毛主席”。制止了。别拿那个毛泽东当年反对的东西来扣到毛泽东身上。这是你泼的脏水。1970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1965年的时候，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斯诺说：“听说进城前夕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山村等等”。毛泽东说：“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人用人名来命名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们另搞一套东西，另搞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啊，你不搞啊，说你反毛。”看见了吗？就毛泽东心里都清楚。

上海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又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不在于叫什么名字，这个上海公社，后来这个名字被主席给否定了，改叫革命委员会。它的意义不在于叫什么名字，而在于它是全国第一个从当权派手中夺权的省级组织，其示范作用比其名称更为重要。这个我就说到这，就不多说了。

二月逆流与武汉7.20事件。1967年2月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谭震林啊、陈毅啊、叶剑英啊，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等，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与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斗争围绕以下五个问题进行。我们官方现在指出三个问题，其实还有俩问题。前两个问题是中央文革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斗争围绕文革要不要深入？第二：犯了错误的老干部要不要接受群众再教育？第三，（后三个问题是老干部提出来的）。第三：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第四个，应该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都打倒？第五个，要不要稳定军队？你一听就能听出这五个问题基本代表了双方的两种不同观点。我不说哪个对哪个错，咱就客观的看，会上老同志们情绪比较激动，叶剑英据说在拍桌子时还把小拇指还给拍折了，骨折了。陈毅说：“这次斗争比延安整风还要残酷”。谭震林甚至极端化地：“我不干了”！退场毛泽东听到这个汇报之后，尤其听到陈毅的话，实际上是对延安整风是，延安整风是党内肯定的，你这时候陈毅说这话，马上把毛主席这火勾起来了，尤其是谭震林，谭震林说：“我不干了，我走了”。谭震林何许人也？我告诉各位，谭震林在毛泽东当年秋收起义要上山还不知道上哪个山的时候，是谭震林给他送信，向他转达了江西省委书记的信，说井冈山有王佐的部队，你去那儿吧，这是个大功臣，他都不理解，辞职不干了。你想主席能不生气吗？因此，主席听后，非常气愤，责令他们检讨。但是，1967年的“五一”节、“八一”节都让他们出席招待会，登上天安门城楼。那这些信息在当时意味着他们将不会被打倒。就没打算打倒他们。那么在这之后，大概是也就五月到八月之间，武汉发生了7.20事件。本来毛泽东计划7月16号去武汉再次游泳。一年前游泳挺好再来一次。没想到7.20事件爆发之后，泳也没游成，被迫打破多年的习惯，坐飞机飞往上海。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那7.20事件怎么回事呢？在文革期间，当地方两派激烈对立武斗背景下，毛主席做出了军队应该支左，相当一部分军队是同当年的地方党委政府站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可能不但没有支左，可能还镇压左派。在武汉起码就是这样。当毛泽东得到这个信息之后，亲自飞赴武汉，表面上是去游泳，他本来是要解决武汉问题的。武汉问题事关重大，为什么？武汉在中国的中心部位啊，那里问题解决好了，对全国具有示范作用，而且他在那说了一个历史性的话，一会儿我告诉大家说的什么。那么在网上有篇文章，你们感兴趣可以看一下，作者叫戴维缇，题目叫《震惊世界的武汉7.20事件》，写于2002年。发布时间是2011年8月20号。这篇文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武汉7.20，特别特别的长，就这篇文章大概得有7、8万字，在网上，我们只摘最重要的说。7月18号下午，周恩来到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做了总结讲话，当时参会的有30多人，周恩来讲话有3个内容，第一：军区在支左中犯了错误要公开检讨；第二：被压制的“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其他同志；第三：武汉军区所支持的“百万雄狮”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事先，主席讲得更缓和一点，毛主席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当时一句很著名的话。主席事先做了，还说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保陈再道，要保钟汉华。”陈再道当时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钟汉华是政委。主席还讲：“你们所说的保守的‘百万雄狮’有群众吧，没有100万至少有10万，你们要做好‘百万雄狮’的工作。”这就是当年毛泽东的态度。可是当总理传达完这三条之后，他们没敢当着总理发作，他们把这股气全部撒到了当时的文革成员王力身上。在7月20号凌晨以强硬的手段把王力拉到了武汉军区大院，一顿痛打加批斗。要知道当年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是党中央派来的，用过去的话讲钦差大臣，你把他打了，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严厉命令下，武汉军区后来把这人给放出来了，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戴维缇这个作者在这篇文章写完之后的一段话特别耐人寻味。他说，在文章最后写两个小人物的对话似乎更应该名垂青史。原武汉某厂一工人当年是“百万雄狮”某区联络站的小头头，曾经在文革中风光过几天，如今工厂早已倒闭，本人下岗失业多年，为生活计在汉口大街摆了个小摊卖啤酒。一天一个刑满释放的当年造反派头头杨××来找他批发啤酒，当然也是为了活命，两人聊了起来。结果，“哎呀，你就×××”，“哎呦，你就是×××，久仰久仰，相见很晚”。当年的对立者有如下对话：“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呆了几年？”，“不多，整十年”，“现在哪里发财”？“出来就一身病，老婆早嫁人了，没有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烟和啤酒，凑合着活吧，老兄你们应当混得不错吧”？“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狮’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狮’，现在看来当年你们对，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当初工人阶级内部对立的两派现在的命运是一致的。当他们的领袖毛泽东被否定之后，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也一并被否定了。7.20事件对对立双方幸存的当事人，他们谁也不会想到这次事件对未来的影响有多么重大，这俩绝对想不到。领袖当初的两派对立永远想不到，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清楚。二月逆流没有动摇毛泽东将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而事实上，二月逆流被他摆平了。但武汉7.20事件，却让毛泽东感到文革不仅高层自己的许多老战友不理解，而且自己的人民也有许多不理解，比如那个“百万雄狮”。虽然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让自己的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年迈的毛泽东面对这一切，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自个儿要保护的人民不理解他，没站到自己一边，他想起当年在苏区自己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后曾经孤独地一摔大门向深山走去。当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看来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光得有成功的经验，还得有失败的教训。”此时毛泽东想，难道真的要重蹈覆辙，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花的代价就太大了。然而，毛泽东又是现实的。他知道必须依靠群众，必须相信群众。他还知道，不能超越群众当前的认识水平。群众就这觉悟，意识不到。毛泽东更知道，不能代替群众完成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当前在这种情况下，上下众多不理解，在实践中极有可能导致全面内战，当年的7.20事件就是全面内战的一部分。特别是此后发生的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以及文攻武卫都可能带来的后果，同时也说明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们，即我们所说的一些所谓左派相当的不成熟，因此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文革虽然史无前例，但不可能一错而就，他决定调整文革进行的节奏和相关的政策。7.20事件导致毛泽东调整了一系列的政策，毛泽东被迫的、无奈的，因为他的人民不理解他，他没办法，他只是担心，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担心，自己健在尚且如此，自己身后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反复问自己的部下，将来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呢？他自己当年在苏区说过：“我们要定一个政策，立个规矩，即便是党中央说的错了，也不应该执行”。我们前面说的就他不知各位是不还记得。1966年12月他的生日的时候他说的：“现在提倡绝对服从直接上级”，这都跟这都是相关的。“无论是谁，即使党中央背离了真理，也绝对不能拥护”。在文革中，他在某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做的一篇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地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因此在党的十大，他将反潮流写进了《党章》，提倡为了真理，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做到五不怕：一不怕牺牲；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的确，党中央领导正确，党指挥枪，没有问题。那如果不正确呢？不正确的领导如果还指挥着枪呢？那会对谁开枪呢？所以这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党中央领导不正确甚至出了修正主义，再一般性的说党指挥枪结果会怎样呢？毛泽东的担心就在这里。可毛泽东是人，他不是神，他不能包办自己身后，更不能包办历史，这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中国的无奈。没有办法。应当说明的是7.20事件之后，毛泽东没有对陈再道等人进行严厉的处置，因为毛泽东一贯的原则是重在思想教育，而不是肉体消灭。虽然陈再道等人的行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无一不会，无一必将遭到严惩。这犯上作乱啊，敢把中央大员给抓了，不仅对陈再道，对延安骂他的那个咒他死的农妇，对当众与他顶撞的梁漱冥，对达赖，对溥仪，对国民党的战犯，对刘少奇，对中央委员会唯一反对开除刘少奇党籍的陈少敏，对邓小平，对林彪，毛泽东都是仁慈的。当年恰恰是吴法宪提出要不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主席说：“他毕竟是党的副主席嘛，怎么能拦截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没有采用那种手段。我再告诉你一个最新的事实：王明一贯反对毛泽东，就这样一个人，毛泽东在建国后一直保留他当中央委员，一直保留到他死，我给你们说实话。他到苏联以后，以治病去了，再也不回来了，在外面天天骂，他骂他的，每月工资照样给他发，送过去，中央委员一直保留到死。这就是毛泽东，仁慈，太仁慈当然不仅是仁慈，毛泽东的胸怀、雅量、民主精神，还有他的自信。我们当看到他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毛的人格太完美了。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人不杀，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给反对派判过死刑。这就是毛的胸怀。毛多次提出：“公安不能对着党内”。毛泽东又说：“看起来党内两条道路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这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对文革中发生的事，珍宝岛战役，党的九大和十大，支持印度支那三国抗美，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进联合国、打开中美、中日、中欧关系，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等事件。

珍宝岛战役和其它问题这里不提，只提党的九大和十大。这两个代表大会呢，都是在文革期间开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九大”。“九大”的政治报告是这么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称其为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报告引述毛泽东1967年的一段话，这段话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搞农村的斗争、工厂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报告说：“在一线领导已经垮台以后，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在九大的时候这个政治报告，揭示了一线官僚体系在下面的对抗文革的具体措施。

“九大”之后，国内的整体步入到正轨，此后又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政府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并进入了联合国，同时打开了中美、中日、中欧关系，打破了西方世界对我们的封锁。

“十大”是在粉碎“林彪集团”之后召开的。那么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章》，注意这个《党章》对毛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些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党要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了地球上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左’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当中巩固和发展，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正确处理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的作风，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以保证党的事业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前进”。

“十大”的《党章》是毛泽东生前开得最后一次党代会上定的，定的《党章》，应该说是毛的思想的集中体现。

《党章》最后说，这《党章》党纲部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段话在总理的四届人大报告中也最后被引用。

 我们从中得到认识文化革命重要性，为将来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在林彪阴谋想夺取政权自己落得粉身碎骨了进行批判。林彪蒙古爆炸后，全党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因为林彪在卧室里写了一个条幅，叫“克己复礼”。而克己复礼是当时孔子的一个政治主张，他认为西周的礼最好、礼制最好，政治制度最好，从这句话上可以认为：孔子在政治上是主张倒退的。将林彪、孔子连在一起评判就顺理成章了，其实毛泽东更看重的是，评判林彪极右思想的基础——即孔子的倒退思想。现在的很多党史说，林彪爆炸之后，周恩来认为林彪是极左，毛泽东认为是极右，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认识是正确的。为什么？林彪搞反革命政变这本身就是右，实际上林彪以形左实右的方式。毛泽东对林彪的定性是正确的，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说，孔夫子的缺点是不民主，“三月而诛少正卯”，认为孔子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 。1973年10月，毛主席再同毛岸青谈话时，专门讲了他一段下面的话。毛泽东认为：“孔子当年他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讲学的，相信孔夫子学说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不信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够统一。‘历代都行秦王政’，尤其是汉代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皇帝都骂秦始皇，但是做起事来都学秦始皇，说一套做一套，说秦始皇是暴君，但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儒，换了皇帝照样坑儒；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主席说：“历代都行秦王政”。毛泽东说：“孔夫子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生活中那种复杂的矛盾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不批孔就得按孔夫子的君君臣臣办，只有批了孔，他们才能造反，才能换皇帝，才能自己黄袍加身，因此要上台就得违背孔夫子的儒学理论，要不然造反无理”。他举了刘邦的例子：“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甚至拿儒生的帽子来尿尿，可是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这说明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出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管制人民。比如宋太祖赵匡胤搞陈桥兵变，把皇帝推翻，这不符合孔夫子理论，可是，赵匡胤把孔子请回来了，造反是批孔，治国是尊孔，都是这样。元朝后边的皇帝：朱元璋、清朝的皇帝、太平天国洪秀全、蒋介石都是如此，你是革命党的时候，你就批孔，成了执政党的时候为了巩固地位就尊孔，中国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就毛泽东理论。有一个感慨：要想打破王朝的周期律，首先打破王朝尊孔的周期律。毛泽东批孔的意义就在这里，咱们现在看不出来，只有体会，慢慢体会才能体会出来。周期律的问题，尊孔批孔就是一个周期律，所以历代王朝也周期律，要打破周期律，就要打破尊孔的周期律。毛泽东说：“到了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统治阶级都要给他梳妆打扮，是统治者的需要，他们就是要以这种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最后毛泽东的结论是：“孔夫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很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作为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孔夫子的这套理论，他是唯心的，是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我们现在说批孔，批的是经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毛泽东又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走过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用孔子思想来统治老百姓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或是遇到难处再把孔夫子请回来时，说明你也快完了”。据说，前两年有人把孔夫子的像立在天安门广场，但很快，一百天就给请走了，这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还完不了。

毛泽东说：“中国没有能够真正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宗教，不像西方，西方有耶稣，地位和中国的孔子差不多。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来孩子，就想起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神忘了。”毛泽东晚年评法批儒，对孔子思想进行批判，这是他生前对中国传统力量做的最后一次挑战。尤其是科学评价并且立足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的法家思想。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继建国、文革之后，他一生中做的第三件大事，但是，毛自己没那么说。的确，建国——古今中外有多少开国皇帝、英明领袖，但能让自己的人民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挑战、反对自己的官僚机构，从而使人民的江山永葆青春，毛是古今中外唯一的领袖。为达此目的毛泽东不惜将自己的一世英名跌得粉碎，去同强大的传统势力，人们心中固有的思想，人们心中千百年来的私有观念去作斗争，他又是何等的壮烈可谓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毛泽东如果不搞文革，他只不过就是中国历朝皇帝的那个开国皇帝；因为他搞了文革，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永载史册，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三个里程碑，而且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北斗星。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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