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命运
彭明生
对于命运这件事,因为自己过得不太好,曾经说过不少话,也发过不少感慨,都没有理出什么名堂,现在我又在这里唠叨了,或有朋友以为我发现了什么新的诀窍,那就要很失望的。不过既然在这里说着,自然总还有些言犹未尽的地方,不吐不快,故我将此文的题目谓之《再论命运》。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命运,其实“命”与“运”是两个概念的组合。按照古人的说法,“命”是天生注定的,人一辈子事无巨细都在命的掌控之中。东汉的王充是位自然主义派的学者,他说:“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论衡·命义篇》)意思是人在成胎时,就已注定了一生的吉凶祸福,因此“凡人偶遇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生死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论衡·命禄篇》)这就叫“命”。
“运”是人生道路的遭遇,就是幸与不幸,遇与不遇。比如甲乙一同出行,天上突然飞来一颗石子,甲受伤了,而乙却安然无恙,这就是幸与不幸的问题。又如渔民的出海捕鱼,同在一个海面,同样的操作,有的盆满钵满,收获丰厚;有的网空仓空,仅得几个小虾小鱼而已,这就是遇与不遇的问题。“运”是人事上的顺逆,故得与不得在于运。
古人将“命运”简称为“命”,因为他们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不过到底是命决定运呢?还是运左右着命呢?至今似乎还没有权威的说法。王充在《论衡·命禄篇》中说:“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按照这种说法,命是运的主宰,只要是富贵的命,就有发财当官的运,即使想贫贱也贫贱不了;如果是贫贱的命,就只有倒霉失败的运,即使想拒绝贫贱也拒绝不了。凡是命中注定的,他就会像鬼使神差一样:或让你当官,或让你贫穷,或让你卑贱,古话所谓“阎王注定三更死,不能拖延到五更”,以王充的意思,这大概就是“命”的要义。
另一种说法认为是“运”左右着“命”。南北朝的范缜,他是一位无神论者,曾写过一篇著名的《神灭论》,驳斥神(灵魂)的存在,可是他却相信命运。他对他的好友竟陵王说:“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坠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坠溷粪者,下官是也。”(《梁书》卷四十二)按照范缜的意思:“命”是平等没有区别的,就像同开在一个枝上的花,只是因风吹落的方向有异,于是就有了不同的“运”:有的碰巧遇上了佳境,便是富贵的命;有的不巧遇上了劣境,便是贫贱的命。比如我们常说某人因为有一个好的爸爸,所以他命好,能够锦衣玉食;或说某人因为有一个差的爸爸,所以他命差,只能粗衣淡食。有一个好爸爸或差爸爸,是各人的“运”,即条件,故运好也就命好,运差也就命差。在这里,则是“运”可以左右着“命”的。
根据以上两说,前者只要命好,运就一定好,人生的过程都是按照命的指令发生运的一切结果;后者只要运好,就一定能使命变好,人生的盛衰都是按照运的好坏决定命的优劣。前者是本然的,带有必然性;后者是机遇的,属于偶然性。不过在事理上又不能将他们分开,因为命需要运的体现,运也需要命的承受。如果运好命不好,便如过量地饮食,必有伤身之虞;如果命好运不好,便如猫找不到老鼠,即有饥饿之忧。由于他们缺一不可,故我们将他合称为“命运”。
然而命运又是一种难知的东西,他视之无形,触之无体,鬼使神差似的,谁也不知道下一刻命运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可是人生诸多事物,又仿佛无不在他的摆布之中。比如有时我们觉得命运很好的时候,可是刹那间他又成了恶的命运;有时我们觉得命运太坏的时候,刹那间他又成了好的命运。但人生的欲望无不追求好的命运而摒弃坏的命运,故人常糊里糊涂不知疲倦地忙来忙去,结果总是遂愿的少,逆运的多。寻其原因,大抵昧于命运的轨迹,将南而之北,自然很难得命运之正。庄子对这种情形引庚桑楚的话说:“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贫我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这是对命运不可知的感慨。
孔子说:“吾五十而知天命。”这句话指孔子到了这个年纪,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命运,当然,这个“知”里面绝对不会包括突袭的祸福与年寿的短长,因为还有不可知的未来。不过这句话很实在。五十岁前,人的血气还很刚,意欲也很强烈,为人做事未免鲁莽,不能照着命运的方向去作为,像陈胜那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时做了王侯,一时又被诛杀,(事见《十七史商榷》)这都是壮年爱冲动的缘故。五十岁以后,事物经历得多了,反思过去,自然回想到许多今是昨非的行为上来,通过前后对比,也就知道什么叫“天命不可违”了。只是可惜人到了五十,最好的大半生已逝去了,虽有命运的觉知,可以照着去,做的能力却没有了;五十尚如此,六十七十还有什么呢?故“五十而知天命”,实在有点太晚了,不是一般人能等的;即使等到了,大概也只有后悔了吧。
命运不但难以预知,也难以评价,因为他好中常蕴藏着坏,坏中也常蕴藏着好,即使是全好全坏,以命运而言,也各有其足与不足。如一个上万亿的富翁,虽有财富之喜,却有生命短促之忧;又如一个家徒四壁的贫汉,虽有乏财之苦,却未尝没有悠闲之乐。一是物质的命运,一是精神的命运,除了不测的祸福给人带来额外的悲喜,好坏亦不过毫厘之间。故一部分人视命运为幸福的,也许就有一部分人以为并不幸福;一部分人视命运为不幸的,也许就有一部分人以为并没有不幸,因此命运虽是天定的,其好坏则因人而异。
命运有多途,对之的态度亦各样。子思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中庸》章十三)这里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作为君子人者能安于命运,无论什么样的条件,都会好好地活着,而不去追求自己命运以外的事,也就是不与命运相违。因为要违背命运,就要去做许多非命运的事,那样不但吉凶难卜,也未必可以脱贫致富,所以还不如随着命运走;反正一切都是命,为与不为一个样,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
二是信命者的观点:“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无益。”(《论衡·命禄篇》)意思是命运中吉祥的成份多,不要去追求,富贵自然会来,如今天许多无所事事的官员富绅,每天吃喝玩乐,财源却滚滚而来一样。这种人是“素富贵,行乎富贵”者,只要没有野心,是可以安于命运的。其余三种就不同了:贫贱不可没有饥寒的衣食,身陷异乡不可没有生活来源,居于患难不会乖乖忍受,虽命运有此安排,特别是庶民,行之就很难了,这大概都带点“天命凶厚”的意思吧。因此这种安命的态度,在吉命较易,在凶命则很难,当然,子思说的是君子,情形就又不同了。
还有一种认为除了生存环境及生命人祸之外,没有什么事物不可以改变,这些人是命运的挑战者。今人不用说,可谓比比皆是,我们只要留意电视节目,不知有多少成功人士述说自己改变命运的经过,感人至深。但他们的成功及那些经过,是不是也是命运早就设计定了,他只是听命运的指挥行事呢?如果是信命者,一定认为这是命运中的事;如果是命运的挑战者,一定认为这是自己的努力。故在这里我不谈今人,而说古人。就以战国时期的苏秦为例吧:苏秦是鬼谷子的学生,拿了许多钱去读书,总有很多年了吧,以为自己可以做大官了,可是命运不济,钱花光了,甚至倒霉到“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在这种情形下,一般人是要认命了的,但他不心甘,悬梁刺股,读书不辍,得到姜太公《阴符经》的指点,高兴地说:“安有说人主而不能出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他的确成功了,感动诸侯而挂六国相印,不可谓不是挑战命运的胜利者。如果他在此成就中能反省一介匹夫而有此巨荣,应当感谢命运才对,可是他却张狂放肆起来,结果因此而遭诛杀。
苏秦这样的结局是否在命运的安排之内,则不得而知,不过按照老子的说法:“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意思就是与其过度的需求,还不如中止为好。比如一个人居下恶湿,希望移居到高处,这是在命运的范围之内的,期间并没有什么风险;如果说要移居到天上去,是人的命运所不许可的,即使有天上可去,那里的人们会接受么?因此挑战命运、改善命运,都只能在他可及的范围之内,若一味地昏了头往前冲,结局可能比原来的还差,所以对命运采取积极的态度,确是人生价值的表现,却不能过与不及。
我以为不管命运好坏,应以善于把握为好,这既是人生的课题,也是人生的难题。古人中我较为赞赏对待命运的基本态度有两种,一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修身以俟之。”生死富贵是命运的事,若果真是“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自然只由得他了,但命运也有如佛家的因缘轮回,不会永远停滞在一个点上,福后有祸,祸后有福,都是难说的,这就需要有些应对的功夫,故“君子修身以俟之”,也就是准备好本领等待他的降临。“修身”就是不断完善自我,不单是道德上,也包括人生的方方面面。比如一个既长寿又富贵的命,时运也很不错,这就仿佛是天上给他掉馅饼,若一点承接的本领都没有,馅饼还是不会自己钻进肚子里去,反过来却怨命运不好,这实在是本末倒置,只能怨自己学艺不精。又如一个命运不好的人,凡事都仿佛浪里行舟,能否平安到达彼岸,则看舟子的功夫:本事优者,游刃有余,本事劣者,如履薄冰。人的幸与不幸固在天,应对的能力却在己。故人生之与命运,只要自身是完善的,命优之人,运亦能因势利导,所得福泽必加倍于才乏者;命贱之人,运虽多舛,亦能化险为夷,即使不济,其免祸力必大胜于才溃者。王充说:“力胜贫,慎胜祸。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致贵;废时失务,欲望富贵,不可得也。虽云有命,当须索之。”(《论衡·命禄篇》)所以人对于命运,无须过多地祈求与担忧,惟有未雨绸缪,“修身以俟之”,不但可免改造命运者的激进,也胜于任命运摆布者的无为,实属中庸的守恒,是一种从容应对命运的态度。
第二是孟子说的:“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卷之七)孟子是从道德上判断人命运的好坏的,这也是儒家的普遍价值观。用通俗一点的说法:“非命”就是一切缺德的不正义的活动所造成的恶果;“正命”就是一切有德的正义的活动所造成的的善果。这似乎不是先天祸福的定命,而是人意志力的事为。意思是:只要是为了道德上的事,即使获祸也是正命;如果是为了非道德上的事,即使获福也是非正命。他的根据是:按照人类的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而言,做坏事虽然暂时侥幸得福不死,但事后必得报应而受非命的惩罚,以至生不如死;做好事虽然偶遇不幸得祸而死,但事后必得回报而受正命的赞扬,以至死亦犹生。所以知命者,当知道德之命;不知道德之命者,就像不知站在岩墙下有危险一样。因此尽道德之事而死者,就是正命;犯罪而死者,就是非命。孟子的这种说法,排除了事物的本然性,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似乎有违物性的自然律,有点意志强加的必然性。但就其积极方面言,人固有一死,命运只是一种生命过程的经历,而经历得是什么,那就是价值。人们既然将道德定为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那么命运的好坏应当以道德的标准来论,而不是以吉凶祸福来论。如果人们肯定道德的价值,孟子的命运观,也就有其可取之处了。
自然的命运往往是无可奈何的,而道德的命运又只能是宗教的意义,可是人们却无不想有一个独有的好命运,人间的纷扰,亦多与命运有关。故叔本华说:人生是痛苦的,因为人生的欲望太多了;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世事太无常了。两位哲人的话,我们无法决定前者或后者,但命运实实在在与我们关联着,所以我们除了尽求其善而适其所适,似乎也找不到别的什么办法了。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