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命运

彭明生

对于命运这件事，因为自己过得不太好，曾经说过不少话，也发过不少感慨，都没有理出什么名堂，现在我又在这里唠叨了，或有朋友以为我发现了什么新的诀窍，那就要很失望的。不过既然在这里说着，自然总还有些言犹未尽的地方，不吐不快，故我将此文的题目谓之《再论命运》。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命运，其实“命”与“运”是两个概念的组合。按照古人的说法，“命”是天生注定的，人一辈子事无巨细都在命的掌控之中。东汉的王充是位自然主义派的学者，他说：“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论衡·命义篇》）意思是人在成胎时，就已注定了一生的吉凶祸福，因此“凡人偶遇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生死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论衡·命禄篇》）这就叫“命”。

“运”是人生道路的遭遇，就是幸与不幸，遇与不遇。比如甲乙一同出行，天上突然飞来一颗石子，甲受伤了，而乙却安然无恙，这就是幸与不幸的问题。又如渔民的出海捕鱼，同在一个海面，同样的操作，有的盆满钵满，收获丰厚；有的网空仓空，仅得几个小虾小鱼而已，这就是遇与不遇的问题。“运”是人事上的顺逆，故得与不得在于运。

古人将“命运”简称为“命”，因为他们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不过到底是命决定运呢？还是运左右着命呢？至今似乎还没有权威的说法。王充在《论衡·命禄篇》中说：“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按照这种说法，命是运的主宰，只要是富贵的命，就有发财当官的运，即使想贫贱也贫贱不了；如果是贫贱的命，就只有倒霉失败的运，即使想拒绝贫贱也拒绝不了。凡是命中注定的，他就会像鬼使神差一样：或让你当官，或让你贫穷，或让你卑贱，古话所谓“阎王注定三更死，不能拖延到五更”，以王充的意思，这大概就是“命”的要义。

另一种说法认为是“运”左右着“命”。南北朝的范缜，他是一位无神论者，曾写过一篇著名的《神灭论》，驳斥神（灵魂）的存在，可是他却相信命运。他对他的好友竟陵王说：“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坠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坠溷粪者，下官是也。”（《梁书》卷四十二）按照范缜的意思：“命”是平等没有区别的，就像同开在一个枝上的花，只是因风吹落的方向有异，于是就有了不同的“运”：有的碰巧遇上了佳境，便是富贵的命；有的不巧遇上了劣境，便是贫贱的命。比如我们常说某人因为有一个好的爸爸，所以他命好，能够锦衣玉食；或说某人因为有一个差的爸爸，所以他命差，只能粗衣淡食。有一个好爸爸或差爸爸，是各人的“运”，即条件，故运好也就命好，运差也就命差。在这里，则是“运”可以左右着“命”的。

根据以上两说，前者只要命好，运就一定好，人生的过程都是按照命的指令发生运的一切结果；后者只要运好，就一定能使命变好，人生的盛衰都是按照运的好坏决定命的优劣。前者是本然的，带有必然性；后者是机遇的，属于偶然性。不过在事理上又不能将他们分开，因为命需要运的体现，运也需要命的承受。如果运好命不好，便如过量地饮食，必有伤身之虞；如果命好运不好，便如猫找不到老鼠，即有饥饿之忧。由于他们缺一不可，故我们将他合称为“命运”。

然而命运又是一种难知的东西，他视之无形，触之无体，鬼使神差似的，谁也不知道下一刻命运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可是人生诸多事物，又仿佛无不在他的摆布之中。比如有时我们觉得命运很好的时候，可是刹那间他又成了恶的命运；有时我们觉得命运太坏的时候，刹那间他又成了好的命运。但人生的欲望无不追求好的命运而摒弃坏的命运，故人常糊里糊涂不知疲倦地忙来忙去，结果总是遂愿的少，逆运的多。寻其原因，大抵昧于命运的轨迹，将南而之北，自然很难得命运之正。庄子对这种情形引庚桑楚的话说：“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贫我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这是对命运不可知的感慨。

孔子说：“吾五十而知天命。”这句话指孔子到了这个年纪，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命运，当然，这个“知”里面绝对不会包括突袭的祸福与年寿的短长，因为还有不可知的未来。不过这句话很实在。五十岁前，人的血气还很刚，意欲也很强烈，为人做事未免鲁莽，不能照着命运的方向去作为，像陈胜那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时做了王侯，一时又被诛杀，（事见《十七史商榷》）这都是壮年爱冲动的缘故。五十岁以后，事物经历得多了，反思过去，自然回想到许多今是昨非的行为上来，通过前后对比，也就知道什么叫“天命不可违”了。只是可惜人到了五十，最好的大半生已逝去了，虽有命运的觉知，可以照着去，做的能力却没有了；五十尚如此，六十七十还有什么呢？故“五十而知天命”，实在有点太晚了，不是一般人能等的；即使等到了，大概也只有后悔了吧。

命运不但难以预知，也难以评价，因为他好中常蕴藏着坏，坏中也常蕴藏着好，即使是全好全坏，以命运而言，也各有其足与不足。如一个上万亿的富翁，虽有财富之喜，却有生命短促之忧；又如一个家徒四壁的贫汉，虽有乏财之苦，却未尝没有悠闲之乐。一是物质的命运，一是精神的命运，除了不测的祸福给人带来额外的悲喜，好坏亦不过毫厘之间。故一部分人视命运为幸福的，也许就有一部分人以为并不幸福；一部分人视命运为不幸的，也许就有一部分人以为并没有不幸，因此命运虽是天定的，其好坏则因人而异。

命运有多途，对之的态度亦各样。子思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中庸》章十三）这里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作为君子人者能安于命运，无论什么样的条件，都会好好地活着，而不去追求自己命运以外的事，也就是不与命运相违。因为要违背命运，就要去做许多非命运的事，那样不但吉凶难卜，也未必可以脱贫致富，所以还不如随着命运走；反正一切都是命，为与不为一个样，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

二是信命者的观点：“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无益。”（《论衡·命禄篇》）意思是命运中吉祥的成份多，不要去追求，富贵自然会来，如今天许多无所事事的官员富绅，每天吃喝玩乐，财源却滚滚而来一样。这种人是“素富贵，行乎富贵”者，只要没有野心，是可以安于命运的。其余三种就不同了：贫贱不可没有饥寒的衣食，身陷异乡不可没有生活来源，居于患难不会乖乖忍受，虽命运有此安排，特别是庶民，行之就很难了，这大概都带点“天命凶厚”的意思吧。因此这种安命的态度，在吉命较易，在凶命则很难，当然，子思说的是君子，情形就又不同了。

还有一种认为除了生存环境及生命人祸之外，没有什么事物不可以改变，这些人是命运的挑战者。今人不用说，可谓比比皆是，我们只要留意电视节目，不知有多少成功人士述说自己改变命运的经过，感人至深。但他们的成功及那些经过，是不是也是命运早就设计定了，他只是听命运的指挥行事呢？如果是信命者，一定认为这是命运中的事；如果是命运的挑战者，一定认为这是自己的努力。故在这里我不谈今人，而说古人。就以战国时期的苏秦为例吧：苏秦是鬼谷子的学生，拿了许多钱去读书，总有很多年了吧，以为自己可以做大官了，可是命运不济，钱花光了，甚至倒霉到“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在这种情形下，一般人是要认命了的，但他不心甘，悬梁刺股，读书不辍，得到姜太公《阴符经》的指点，高兴地说：“安有说人主而不能出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他的确成功了，感动诸侯而挂六国相印，不可谓不是挑战命运的胜利者。如果他在此成就中能反省一介匹夫而有此巨荣，应当感谢命运才对，可是他却张狂放肆起来，结果因此而遭诛杀。

苏秦这样的结局是否在命运的安排之内，则不得而知，不过按照老子的说法：“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意思就是与其过度的需求，还不如中止为好。比如一个人居下恶湿，希望移居到高处，这是在命运的范围之内的，期间并没有什么风险；如果说要移居到天上去，是人的命运所不许可的，即使有天上可去，那里的人们会接受么？因此挑战命运、改善命运，都只能在他可及的范围之内，若一味地昏了头往前冲，结局可能比原来的还差，所以对命运采取积极的态度，确是人生价值的表现，却不能过与不及。

我以为不管命运好坏，应以善于把握为好，这既是人生的课题，也是人生的难题。古人中我较为赞赏对待命运的基本态度有两种，一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修身以俟之。”生死富贵是命运的事，若果真是“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自然只由得他了，但命运也有如佛家的因缘轮回，不会永远停滞在一个点上，福后有祸，祸后有福，都是难说的，这就需要有些应对的功夫，故“君子修身以俟之”，也就是准备好本领等待他的降临。“修身”就是不断完善自我，不单是道德上，也包括人生的方方面面。比如一个既长寿又富贵的命，时运也很不错，这就仿佛是天上给他掉馅饼，若一点承接的本领都没有，馅饼还是不会自己钻进肚子里去，反过来却怨命运不好，这实在是本末倒置，只能怨自己学艺不精。又如一个命运不好的人，凡事都仿佛浪里行舟，能否平安到达彼岸，则看舟子的功夫：本事优者，游刃有余，本事劣者，如履薄冰。人的幸与不幸固在天，应对的能力却在己。故人生之与命运，只要自身是完善的，命优之人，运亦能因势利导，所得福泽必加倍于才乏者；命贱之人，运虽多舛，亦能化险为夷，即使不济，其免祸力必大胜于才溃者。王充说：“力胜贫，慎胜祸。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致贵；废时失务，欲望富贵，不可得也。虽云有命，当须索之。”（《论衡·命禄篇》）所以人对于命运，无须过多地祈求与担忧，惟有未雨绸缪，“修身以俟之”，不但可免改造命运者的激进，也胜于任命运摆布者的无为，实属中庸的守恒，是一种从容应对命运的态度。

第二是孟子说的：“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卷之七）孟子是从道德上判断人命运的好坏的，这也是儒家的普遍价值观。用通俗一点的说法：“非命”就是一切缺德的不正义的活动所造成的恶果；“正命”就是一切有德的正义的活动所造成的的善果。这似乎不是先天祸福的定命，而是人意志力的事为。意思是：只要是为了道德上的事，即使获祸也是正命；如果是为了非道德上的事，即使获福也是非正命。他的根据是：按照人类的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而言，做坏事虽然暂时侥幸得福不死，但事后必得报应而受非命的惩罚，以至生不如死；做好事虽然偶遇不幸得祸而死，但事后必得回报而受正命的赞扬，以至死亦犹生。所以知命者，当知道德之命；不知道德之命者，就像不知站在岩墙下有危险一样。因此尽道德之事而死者，就是正命；犯罪而死者，就是非命。孟子的这种说法，排除了事物的本然性，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似乎有违物性的自然律，有点意志强加的必然性。但就其积极方面言，人固有一死，命运只是一种生命过程的经历，而经历得是什么，那就是价值。人们既然将道德定为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那么命运的好坏应当以道德的标准来论，而不是以吉凶祸福来论。如果人们肯定道德的价值，孟子的命运观，也就有其可取之处了。

自然的命运往往是无可奈何的，而道德的命运又只能是宗教的意义，可是人们却无不想有一个独有的好命运，人间的纷扰，亦多与命运有关。故叔本华说：人生是痛苦的，因为人生的欲望太多了；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世事太无常了。两位哲人的话，我们无法决定前者或后者，但命运实实在在与我们关联着，所以我们除了尽求其善而适其所适，似乎也找不到别的什么办法了。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