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七部 创造奇迹
第一百四十四章 治国（九）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发展是历史和时代给新中国摆在面的重大任务和使命。只有实现各方面事业的发展，解决人民群众的最起码生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迫于当时物资短缺的普遍现象，工农业生产显得尤为重要。
四万万人的吃饭，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长期以来，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和农民生活的困苦。新中国成立，除老解放区外，全国尚有约三分之二的农民受制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为适应形势发展，解决广大人民迫切的问题就是吃饭，1950年 6月 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毛泽东签发《关于实施土地改革法的命令》。按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中国经济论文选编辑委员会编《一九五〇年中国经济论文选·第二辑 》上册，三联书店 1951年版，第 81页。）的政策，新中国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从 1950年冬到 1952年底，人民政府从地主手里没收了约七亿亩土地，无偿分配给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 ”（齐涛主编、谢春涛著《中国政治通史》第 12卷，泰山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8页）。 获得土地的农民欢欣鼓舞，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作物产量大幅增加。（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71-172页）。
农作物产量的快速增长有效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显著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此后，为应对“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毛泽东文集》第 6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29页） 的情况，毛泽东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否实现，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治国能力。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过去工业基础薄弱，加之战争破坏，工业发展举步维艰。据统计，在生产方面，1949年较抗战前最高产量相比，生铁只占 23.9%，钢占 17%，煤炭下降了 42.4%，发电量下降了 28.3%，水泥下降了 71.2%。交通运输方面，仅铁路就有 2万公里路段、3000多座桥梁及 200多个隧道因遭受战争破坏无法继续使用。（参见张奕曾、王玉玲主编《新中国经济建设史（1949-199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6、7页）。要想从根本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物质基础，抗击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打压，防止反革命分子对新中国的颠覆，就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了工业建设。1949年 11月 17日，全国煤炭会议确定了以恢复为主、新建改建以东北为煤炭主产地的生产方针。12月 16日，全国钢铁会议部署了 1950年钢铁生产的计划工作。在一系列安排指示下，新中国顺利接管了东北、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地的厂矿，并迅速投入生产。由于废除了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改善了工人的政治地位，鞍山、本溪、沈阳等多处厂矿创造了新的生产纪录，钢铁、煤炭、机械制造等产业取得了重大成就。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毛泽东作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毛泽东文集》第 6卷，第 143页）的战略安排。从 1953年开始，新中国实施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助中国的 156项工程为核心，涉及能源、军工、化工等多个方面。在苏联的援助和自身的努力下，我国逐渐形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为建设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担负着时代和人民赋予的艰巨任务，在边学习边创新的过程中披荆斩棘，使新中国的国家治理道路逐渐明朗化。
新中国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选择了学习苏联模式。在旧中国积贫积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存在着先进政治制度与落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如何妥善解决这一矛盾，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十月革命后，苏联（苏俄）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迅速汇集全国人、财、物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的实践经验，给新中国诸多鼓舞和启发。正如毛泽东在谋划新中国建设道路时指出的，“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毛泽东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17页）。因此，“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81页）。毛泽东的上述观点表明了新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建设经验的缺乏，也是中国选择苏联模式的重要原因。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物质基础上，国家治理经验也相对不足。立足新中国客观情况，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无疑是初次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最好选择。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重任之后，新中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1953年 2月 7日，毛泽东根据发展中的问题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毛泽东文集》第 6卷，第 263页）。针对对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存在疑义的人，他指出“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 6卷，第 264页）。此外，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政治打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选择可靠的同盟军，是新中国选择苏联模式的又一重要原因。
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体现在新中国事业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政权体制上，新中国按照苏联政权的组建方式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体制上，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类似，新中国依靠政治力量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后，又积极着手“一化三改”，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同时，以 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基本建设也主要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完成的。
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也是推动他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国际方面，苏联模式弊端逐渐暴露出来。1956年 2月 24日，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当夜，赫鲁晓夫抛出一份全面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震荡。其后，波匈事件和我国接连出现的一些不安定情况，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警惕和深思。毛泽东就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23页。）这彰显了毛泽东突破历史藩篱，探求新的国家治理新模式的强烈意愿。
毛泽东对突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国家治理方式作出了诸多努力且取得了突破。其中，《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典型代表。为准备中共八大会议报告，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苏联模式弊端的基础上，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于 1956年 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反思了苏联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教训，提出要适当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合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反思了苏联把地方卡得过死的教训，提出要合理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反思了苏联一党制的教训，提出要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的关系；反思了苏联大俄罗斯主义的教训，提出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反思了苏联过度发展军事工业的教训，提出要增加经济建设费用。此外，毛泽东也依照中国的客观实际对其他方面的关系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建议，在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理论创新的重要一步。为团结人民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毛泽东于 1957年 6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毛泽东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指出要合理解决这些矛盾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发展。在灵活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且处理这两种矛盾的方式也要有所区别；在合理把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此外，他还就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巩固工农联盟，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提供了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
为不断推进新中国的稳定发展，毛泽东以高度的责任担当，在历史的行进中边探索边总结，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推进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思想积累，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对新中国民主政治进行了艰辛探索。作为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为发展道路的新中国，其政治体制的建构既不能沿袭旧中国的封建皇权制，更不能仿照西方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既要满足人民意愿，又要考虑实际国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开始了对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预见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并对其阶级构成状况进行了详细阐释，体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体制建构深入而细致的思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既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又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强烈意愿，还显示出对敌对阶级的严明立场。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局部执政时期我们党先后有过农会、工农兵代表会、参议会、人民代表会议等权力机关。1949年 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1954年 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以最高法的形式再次确定了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毛泽东探索新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成果，是我国国家性质的重要体现。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制度都是毛泽东在民主政治领域探索的重要成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大力探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477页）。他积极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确保农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从 1949年 10月始，新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毛泽东文集》第 6卷，第 418页）。 至 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胜利结束，实现了农村从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而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变也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巩固了新中国政权。对于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亦进行了深入思考，“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毛泽东文集》第 6卷，第 223页）。为适应新中国恢复发展形势的客观需要，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将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当时国家经济工作的重心，并配合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一体两翼”之势。同时，毛泽东既参考苏联工业发展模式，又不断创新中国独有发展道路，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要处理好农轻重、沿海和内地、国防与经济、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等关系问题，积极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有计划分步骤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商业问题，毛泽东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不能过早废除商品生产，且不能将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在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泽东要求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资需求。
毛泽东对新中国思想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探索。在思想文化方面，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同时，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推进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同时，毛泽东还提倡大力兴办教育，在推动创建中小学和高校之外，还针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着重解决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文盲问题。在社会治理方面，毛泽东在指导保障救济、促进就业、卫生防疫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前后，毛泽东要求救济城市和农村中的缺粮户，领导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保障丧失生活来源人员的基本生活。新中国刚成立时，为数不少的旧社会遗留的无业人员，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为此，毛泽东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技能培训，并创造各种机会促进就业。卫生防疫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产生活直接相连。因此，毛泽东将其上升到国家政治任务的高度。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部分厂矿相继建立了一些卫生行政和医疗机构，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医药卫生人员，有重点的降温设备和安全装置，走中西医服务于人民，对增进和保护工人身体健康、提高出勤率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毛泽东的上述探索，是对当时国家治理中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为国家的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认知上，毛泽东高度重视总结经验。长期的革命实践，深化了毛泽东对及时总结经验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在毛泽东看来，善于总结经验是领导者的一项基本素养。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表示，“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69页），强化了党的领导同志对于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视。在新中国发展建设中，毛泽东更加强调要总结一切有益经验。1956年 9月15日，在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中的各项得失。他指出，“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115页）。对于总结经验的方法，毛泽东也作出了具体指示。他认为，总结自己的经验固然重要，但“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13页）。同时，毛泽东务实地指出，不能“坐着不动”，要通过实践获取可靠有效的经验，避免主观性和随意性，且以实际事件为案例，指出：“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毛泽东文集》第 6卷，第 430页）。此外，毛泽东还指出总结经验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86页）。这对于我们根据现实需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来推广有益经验、减少错误具有重大意义。
在实践上，毛泽东及时总结了正反两面的经验。毛泽东善于总结正面历史经验。由于我国缺乏建设经验，毛泽东提出，“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117页），要学他们的好经验，学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充分利用后发展效应，帮助新中国建设发展。虽然苏联模式也曾带来一些弊端，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岁月里，苏联经验对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建设还是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当然，毛泽东也不囿于仅仅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还积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242页），显示了他的宽广胸襟，也给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启迪。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毛泽东还积极推广在各项工作中总结的有益经验。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就曾以杭州为例，鼓励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自做基层工作，为改造社会多作贡献。（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6卷，第 203页）。同时，毛泽东也理性分析了反面历史教训，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指出了失败教训对党所起的镜鉴作用。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下，他认为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且发展变化的，当人的思维跟不上客观实际的时候，错误就在所难免，但“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64页）。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慎重反思了苏联模式的利弊后，毛泽东指出，“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192页）；“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 947页。） 。认识是否定之否定的迂回曲折的上升过程，毛泽东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理念，体现了其作为一代伟人的大格局与大智慧。
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是历史发展的必由选择，同时也烙上了时代的深刻印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特殊年代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劈山开路的过程中，边稳定边发展，边学习边创新，边探索边总结，为国家的建设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经验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研究”、2018年度巢湖学院重点学科招标课题“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949-1956）”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8CKS（注：书）010、主D修K-201811），﹝作者季春芳，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安徽芜湖 241003；李正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100732 ﹞，原载：《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
用国防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国防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志功在总结毛泽东治国理念说：领导有两个意思，一是“领”，二是“导”。领是以行带人，导是以理服人。朝着什么样的方向领，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导，是至关重要的。共产党人所说的领导，是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领，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导。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特别重视领导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艰苦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怎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从当时赫鲁晓夫的做法中深切地感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而他明确地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人不理解，包括国内，有的甚至加以嘲笑。拿毛泽东自己说的：“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然而40多年后，随着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思想发展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很快演变成为资本主义，毛泽东的预言不幸言中了。
毛泽东深知，要领导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在领导工作中特别重视社会意识形态工作，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甚至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毛泽东的思想教育，主要是为广大劳动人民（工农商学兵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相关的切身利益所进行的思想教育。毛泽东教育人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合形成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吸收的，以及毛泽东在教育人历史性的总结，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改善人民日益增加物质和文化生活，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毛泽东教育不是单纯对领导而言，而是对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反对人民的也要教育成为人民大众意愿的劳动者。而特别要求领导者，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价值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泽东根本的价值追求，是毛泽东进行领导活动的出发点和目标。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他又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在毛泽东看来，领导的本质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是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致力于为人民谋利益，领导我们党在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实现着人民的根本利益。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真可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新中国成立之初，毛岸英被安排进政务院工作，毛泽东坚决反对，让他到最艰苦的农村工厂去锻炼，后来又让他参加抗美援朝，最终牺牲在那里。毛泽东率先垂范，生活一贯简朴。据工作人员回忆，他一生没有吃过补品，经常熬夜工作也只求一碗红烧肉补补脑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宣布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没有为自己和亲属谋过任何私利。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是他领导思想、领导工作的内在的灵魂，是他实施正确领导并争得民心的根本保证。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教育人，特别是干部，以至高一级的干部，自身经过教育具备德兼备，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要关心党和非党的干部；必须善于识别干部，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必须善于使用干部，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不公道的作风；必须善于指导干部，提高教育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发挥其创造性；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许志功讲得好，对于“领导有两个意思，一是‘领’，二是‘导’。领是以行带人，导是以理服人。朝着什么样的方向领，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导，是至关重要的。共产党人所说的领导，是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领，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导。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特别重视领导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
毛泽东教育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艰苦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怎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从苏联还未解体，赫鲁晓夫的做法中深切地感到了有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而毛泽东确地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引起全体中国人民的注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人包括中国人在内不理解这种提法，有的甚至加以嘲笑。然而40多年后，随着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思想发展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很快演变成为资本主义，毛泽东的预言不幸言中了。在王震临终前，“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1981年4月10日，黄克诚大将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深知，要领导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在领导工作中特别重视社会意识形态教育，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甚至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的教育。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毛泽东一是教育两道对共同敌人坚决斗争，而却必须取得胜利；取得胜利后，对被领导者给予物质福利，这个物质福利不能损害总体利益。这就要求我们所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必须搞好调查研究，摸清并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必须搞好权重，把握好胜算的几率，必须解决好“船”和“桥”的问题，为取得胜利创设条件，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就是这样教育领导者，所以在他的领导下我们才会不断取得胜利，从而极大地吸引、调动和发挥了广大群众参与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是最讲实际的，要让人民群众跟着我们走，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基于这种看法，他告诉：“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并强调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加以讨论，加以决定，加以实行，加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胜利”和“利益”原则是紧密相连、互为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只有领导人民不断地取得胜利，才能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只有实现好人民的利益，才能更好地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不断地取得胜利。我们党在领导工作中只有坚持“胜利”和“利益”原则，并带领人民不断取得胜利，逐渐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增强人民群众的支持力、拥护力。这是毛泽东教育领导理论和领导实践中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牢牢者把握这种统一，才能很好教育人。
毛泽东教育领导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在《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他还强调：“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教育，是由他的哲学思想作基础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其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反之，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教育人掌握中心环节的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一系列矛盾分析的过程，他在《矛盾论》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矛盾分析的逻辑系统，这就是：在分析矛盾的时候，不仅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尤为重要的是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时，要特别注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分析；在分析矛盾诸方面的关系时，要深入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研究矛盾的斗争性时，又要特别注意斗争形式的区别，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
在毛泽东教育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待世界，它就是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问题，它就是方法论。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反映在领导工作上，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内和外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三大关系，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来说，这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大策、根本方法。
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强调：“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必须真心实意地为了群众，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就必须相信群众，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就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充分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毛泽东认为，有了这三条，就能够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工作起来就比较顺畅。
同时，毛泽东特别重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作方法，他曾说：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在毛泽东看来，只有依靠自力更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说，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必须发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必须打破迷信，大胆创造。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根本点。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很多论述都值得我们学习运用，但这几条是特别重要，特别值得重视的。
毛泽东教育人，对人和领导者的素质教育，特别是领导，他指出，我们党的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在毛泽东教育，领导者要有远见卓识，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他指出：“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在教育实践中，要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中，“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气慨。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用自己去切身经历只率300人同百倍于己的国民党部队周旋时，敢于同追捕的国民党部队相向而行，大有十万军中探囊取物的英雄气概。1947年6月，毛泽东转战城南庄，国民党飞机投下炸弹，同志们拉他进防空洞的时候，他却指着正在冒烟的炸弹说：“可以打两把菜刀嘛”，毛泽东用自己的英雄气概教育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树立起信心。
毛泽东有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伟大抱负。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发出了政治宏愿“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从上海建党到安源罢工，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到挥师井冈山，从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全中国，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用着这种，原动力的伟大抱负。一种担当、一种责任教育人和领导干部。
毛泽东的自信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曾经多次引用“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诗句，用于倾诉自己的志向，表达自己的自信。毛泽东的自信源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洞察，源于对社会矛盾的深入分析，源于对历史和哲学的理性思考，也源于他为了崇高理想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智大勇来教育人们。
毛泽东善学是教人吸取精华，一生手不释卷，从政治、历史、文学、哲学到自然科学、军事无所不包。毛泽东善思，他的思维大到政治上可把地球裁为“三截”，小到从科学上认定“基本粒子”还可再分。毛泽东善断，每当革命处于危亡时期，他总是能及时提出独到的主张，并大胆决断。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的四面围堵，毛泽东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决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真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红军指战员的真实心声，也是对毛泽东善断的由衷感佩感人至深的教育。
毛泽东这种英雄气概、伟大抱负、人生自信，以及善学、善思、善断的品质锤炼，是值得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锤炼的最好方法。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有这样的学习和锤炼，才能当担当历史重任。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一直在总结对人的教育，以革命历史条件不同的情况下，采用的方法不一样，把革命的精华进行浓缩，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易懂的革命道理，土地革命，动员工人革命，工人是天是地，撼天动地，是世界主人，经过自己革命奋斗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工人是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成为排山倒海之势；对农民说：农民受尽了封建社会的压迫，我们要得到土地，只有推翻封建统治阶级，“打土豪，分田地”。在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时，要推翻的政权，根据中国具体情况，中国是农业展主题国家，农民在国家总人口百之八十以上，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都去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选择在国民党力量最薄弱地方，逐渐扩大根据地，在跟国民党反动抗衡，用分东击西，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各个击破，分散包围，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运动战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泽东选择敌人最弱朝西北长征，“避其锋利，绕道而行，见弱就打，突破自然险峻，突围前进”，征服自然带来的不利因素，摆脱国民党的追击来教育人，树立起革命勇气和信心。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总结，红军是宣传队，播种机，革命就在这种条件下创造奇迹。面对强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毛泽东教育人民，根据中国的军事势力和日本的对比，以及人民所处历史条件，一盘散沙，要将人民拧成一股绳，要持久战才能打败敌人，可能需要七八年时间。打败敌人的基本条件，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教育人，最为简单词语“团结，斗争团结”，最终打败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正义战争，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胜利。在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安事变”，用国共合作，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正面战场作战，同时，共产党也到日本人的后方去，建立根据地，建立正规的和民兵游击，发动全民抗击日本鬼子，用麻雀战、地道战、运动战、偷袭战、伏击战削弱日本军事力量，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最终经过八年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国内准备和平建国，毛泽东的教育，进行和平建国教育，恢复抗日下来的工农业生产的教育，也是团结，斗争团结，和平建国，从中随时注意国民党偷袭和进攻抗日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同时，毛泽东用最大勇气到国民党统战区参加重庆谈判，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也在教育人民也在团结，统一战线，用自己一首《沁园春·雪》教育国统区人民，和民主人士交谈，以多党制平等建国方针，最终达成协议《双十条》。但蒋介石撕毁协议，发起了国内战争，毛泽东教育人民，正义在中国共产党这边，团结一切力量进行国内解放战争教育，对民主人士，一切爱好和平人员，包括再战争中敌人，也进行斗争团结，站在人民解放一边，有很多国民党将领，选择起义或投降方式，站在人民一边，共同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经历三年时间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将革命到底的教育，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边解放，边进行恢复生产教育。面临建新中国，除了学习苏联外，根据国内具体实践，在探索性中教育人民，从新民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教育，与《共同纲领》共同教育人民，根据社会变化向社会主义的教育。对农村土改，“打倒土豪，地主恶霸，分其土地”。对工人教育，“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享受工人应有的福利，恢复工业生产”。保障城市供给，发展生产，保障民营企业正常生产，逐渐扩大国民企业，削弱私人企业，用赎买方式对资本主义改造成国营企业，建立国有的公有制，农业的集体所有制。在对人民的思想教育，建立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和党外开展教育，改变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把根本立足点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开展百家争鸣，大鸣大放，大辩论，辨明是非，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行破除旧习惯建立社会主义新习惯的道德风尚教育。要求革命与实践相结合，做工作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党和政府机关要联系革命群众，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与工人和农民打成一片，与小知产阶级结合，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团结是原则性，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标准，团结与斗争求团结。犯了错误，个人采用批评与自我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形式教育人。为此，毛泽东教育人，采取多样性，学习组、学习班，学校，开大会等等方式教育人。不论是老小都要接受教育，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直到大学，或步入社会工作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根据社会发展，开展了树立社会主义公德教育，以及智力教育，文化和劳动相结合教育，干部与工人农民，干部必须参加劳动，不论你是什么干部，上至中央主席，下至一般干部，包括知识分子，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干部亲自参加劳动，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从中解决劳动中所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也要求工人农民参加管理，改变工作风。在文化革命期间，为了防止人们的资本主义复辟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专门开办了“五七干校”，采用斗私批修，防微杜渐教育人，实行自我改造人生世界观教育人。那时一句话：你要找领导，只有到劳动的现场才找得到。根据国家发展国内外形势，抵御资本帝国主义和修正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将沿海工业转迁，进行“三线建设”，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工业布局，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缩小工农差别。教育人民不但能当官，也能当民，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在社会主义时期中，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教育，既是老百姓也是人民公仆。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可以这样说，不管是犯了错误，达到教育大多数，惩罚极少数，使多数受到教育，不再犯类似错误。以思想教育为目的，惩罚只是手段，经过教育，变成新人。
毛泽东的教育有明显的特点，是发挥每一个人能动性，挖掘每一个的潜在能力，发挥每一个人积极性，不能革命战争，还是技术改革，技术创新，这是社会前进推动力，毛泽东教育就是要人能力发挥到极致，把不可能变为可，突破极限，创一条道路，就像逢山开路，逆水搭桥，天险变通途。
毛泽东教育人，鸡毛能吹上天，战天斗地，改天换日，人能胜天，敢叫日月换新天。大办水利工程，开渠灌溉土地，建成了八万多座水库，几百条灌溉渠。在中国的血吸虫病，麻风病以及其他，在毛泽东教育人民下，真的将有的传统病得到根除，不再发生。这就是毛泽东教育至深处，他远远超过孔夫子，以及其他教育家，他是百家在一身的人思想教育家。
今天，我们的思想教育，应引用毛泽东的思想教育方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吸收改造传统文化的精神营养，树立起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去掉私利，一心为公，走大同富裕之路，达到共同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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