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七部  创造奇迹

第一百四十四章  治国（十）

意识形态教育

毛泽东认为意思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意识形态观，矛盾与斗争，对立与统一，破和立的意识形态。毛泽东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从“破” “立”两个方面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权：一方面，以“立”为主，通过旗帜鲜明维护、身体力行研习马列主义，宣传普及马列主义，明确并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从理论上集中批判关于中国革命的谬论，全方位清理旧社会痼疾，肃清封建买办思想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侵蚀，批判清理了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的负面影响。毛泽东以“破立”两个方面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权，各种价值观念深度碰撞与融合产发展。毛泽东反复强调意识形态的工作领导权不可稍有懈怠，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同时抵制和批判一切错误思想。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占指导地位或者具有统治作用的意识形态，俗称官方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意识形态，战胜了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社会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后，维护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宗教、道德、文学和艺术等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全面解读、普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大力普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的毛泽东建立起来思想。毛泽东要求把宣传思想和舆论引导工作放在突出地位，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要求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旗帜鲜明维护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地位。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地提出了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达成共识，明确要求“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全会专门列出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等干部必读的马列经典12本。毛泽东希望，“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61〕。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干部学习的严格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要求：“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6）。.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具备了在全国范围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并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利条件。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明确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49）。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式载入了宪法。

身体力行带领党员干部认真研习马列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身体力行研读马列经典，并多次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认真研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将相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介给各级干部集体学习。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成立了各种理论学习小组，毛泽东亲自组织和参加中央研究组及高级学习组的学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课题，毛泽东在1954年再次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并带头认真研读《资本论》《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济学经典著作。为推动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中共中央在1954年12月还确立了领导干部轮训和学习制度。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49，350）。在1957年初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的问题，提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6）。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暴露了一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毛泽东深入研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首次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泽东先后四次在全党范围内倡导各级领导干部带着这些问题学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经典著作。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们的信上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则是《马克思恩格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01）”。毛泽东本人三次认真研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在书上作了大量批注。随后，他于1959年8月15日再次写信给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同志，建议大家读《哲学小辞典》(第三版)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502-503）”。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间，毛泽东还在杭州专门组织读书小组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研读，边读边议，后来还整理了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独到的见解。毛泽东于1963年7月11日再次提出，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要有计划地读马列的书。他说，“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二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34）”。

面向工农的普及：对于工农群众，党积极引导，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宣传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启蒙和文化学习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号召：“现在国内战争已基本上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23）”。

全党必须明确，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斯大林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和报告等内容编辑成选集出版，从而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不久，《毛泽东选集》正式编辑出版。对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毛泽东非常重视和慎重。除亲自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外，毛泽东还对大部分文章进行了精心修改和校订。1951年10月、1952年3月、1953年2月《毛泽东选集》第1-3卷陆续出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也于1960年9月正式出版。另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些重要讲话和论著，也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单行本面世。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积极学习《毛泽东选集》，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群众性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组织和活动层出不穷。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加上理论家、宣传工作者的通俗性解读，深入浅出，将毛泽东思想的普及推向高潮。学习毛泽东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面向知识分子的宣传：对待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党和政府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采取了“团结、保护、教育”的政策，在充分尊重、耐心等待的同时，注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1年夏至1952年冬，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旨在使从旧社会过来的广大知识分子“克服旧思想，接收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从而获得“前进的方向和力量”。根据毛泽东“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5）”。的指示，开办了军政大学、革命大学等各类培训班，通过动员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清理总结等方式，深入系统批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划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界限和敌我界限，培育树立知识分子的马列主义基本观点。毛泽东充分考虑到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特殊性。1952年9月5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441）”。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再次谈到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方法问题，他指出：“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5-226）”。

在意识形态层面，知识分子无论在理想境界还是现实问题上，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本身就具有某种亲和性。经过慢慢接触及和风细雨的改造，许多知识分子越来越了解和接受国家的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刚刚确立时，必须对各种思想和思潮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批判，尤其是需要旗帜鲜明地批判那些公开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潮和言论，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0）”。

鉴于此，新中国成立后，对包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切非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就成了当务之急。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全方位集中开展了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尤其是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后，毛泽东于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在理论上，集中批判关于中国革命的谬论，为新中国准备舆论力量。

民主革命时期，在没有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开始关注意识形态问题，并领导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批判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反动思想及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准备了理论基础和舆论力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其中详细叙述了抗战后期至1949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及其逐步失败的过程。新华社连续发表了六篇对“白皮书”的评论，毛泽东紧紧抓住“白皮书”这份极好的“反面教材”，亲自写了六篇评论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用事实集中驳斥了艾奇逊所谓的“西方的影响”引发了中国革命的谬论。毛泽东指出：“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6）”。

在反抗中，“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3）”。“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4）”。

最后，毛泽东详细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所发生的伟大作用，并得出结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这个系列评论宣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导向，引导全党充分认识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是执政后党的第一任务，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欺骗、麻醉和奴化思想。

生活中，全方位清理旧社会痼疾，培育新社会风尚。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60）”。

社会风尚是社会民众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的直接反映，它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949年11月21日夜，北京市的妓院被悉数查封。随后，对全国卖淫嫖娼行为进行了禁绝性打击，并广泛开展了禁止吸毒贩毒，取缔聚众赌博等运动。尤其是1950年4月13日，新中国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基本法律《婚姻法》从制度上开始彻底摧毁封建婚姻制度，全社会由此掀起了摧毁封建婚姻制度的高潮，沉重打击了封建宗法意识，冲击了男尊女卑的旧观念，开始树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上述措施主要是从精神文化层面对旧社会痼疾进行清理。与此同时，党还结合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农村进行广泛的思想动员，从经济和制度上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残余存在的基础和条件。经过短短三年的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迅速涤荡了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社会风气明显改善，社会环境得到净化，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良好社会环境。

从思想上，肃清封建买办思想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侵蚀。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尚未占据明显优势，抵制和消除封建买办思想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一切落后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任务。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1）”，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是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针对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负面影响，1954年10月，毛泽东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信中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认为是“小人物” “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批评“‘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2）”。毛泽东借用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为由头，发动了一场反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这也是毛泽东批驳艾奇逊的《白皮书》的继续。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强调：“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作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4）”。〕

毛泽东对意识形态中，非常敏感，对社会主义发展，对一切旧的文化进行严厉的批判，如电影《武训传》，1951年5月20日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明确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毛泽东在这里明确指出，歌颂谁，反对谁的问题。并指出了解放初期“我文化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并不是一件小事，它是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毛泽东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泽东更进一步告诉我们的作家：“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泽东明确告诉我们“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泽东在历史中，厉行过对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社会上出现的社会现象批判，列如：1964年的一场“迎春晚会”引出了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严厉警告：“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比如空军文工团表演的《兄妹开荒》，用京剧中的老生、小生、花脸和昆曲的各种曲调来唱，“怪声怪调”；

铁路文工团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学木偶动作，有时女的一下扑倒在男的怀中，“既糟蹋了演员，也糟蹋了剧本”；

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男扮女装的《天鹅湖》，一个男演员脱得赤条条的，只穿一条三角裤，披着薄纱，胸前安了两个假乳房，“乱蹦乱跳”。报幕员还对观众赞叹地说：“你们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弹性啊”

晚会过后，当即有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写信反映晚会的情况，说晚会乌七八糟，对组织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

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参加的有北京的和外地的戏剧工作者约2000多人。部分节目庸俗低级，引起了群众不满。事后有的人写信提出意见。

中宣部立即向剧协党组作了传达，责成他们检查，并于3月下旬召集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50多人，连续开了3次会，进行讨论。

随后，全国文联、作协、音协、美协、舞协。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学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20多天时间进行整风，中宣部将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

毛泽东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是一些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也被称作“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关于共产党有没有能力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疑问，曾经集中体现在对“外行领导内行”的看法上。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搞科学不行。

对此，毛泽东认为，这话有一半真理，我们的确不懂具体的科学技术，办学、搞出版等也缺乏经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外行领导内行又“是一般规律”，因为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方式，“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而非具体的业务领导。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须臾离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只要我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因而，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能力实行对科学事业的有效领导，保证其正确方向。

把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与专门的业务工作相互区别又辩证联系起来，科学处理了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避免了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及其可能导致的领导权旁落问题。

毛泽东认为，在和平建设时期，“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对意识形态基本态势作出这样的估计，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征的辩证、深入思考。

旗帜鲜明地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剥削阶级的被消灭，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自然确立起来。

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吃了败仗，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对此，全党都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对错误思想高度警惕、明辨是非，保证主动权不旁落。凡是错误的思想，“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香花、和毒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到“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并且在下文提出了如何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1959年3月3日毛泽东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中再次批评了亲美、崇美、恐美情绪：“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同时，毛泽东又对清理亲美、崇美、恐美情绪信心满满，他认为“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经过一系列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和斗争，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阵地上的领导权问题，这对于传播普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在“立”的同时“破”，在“破”的同时“立”，坚持“破”与“立”的辩证统一，这是毛泽东加强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重要历史经验。毛泽东坚持“破立”统一，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历程与经验告诉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任何情况下都不可稍有懈怠，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抵制和批判一切错误思想，使社会主义思想牢牢占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由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伴随着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不同国家与地区间的交流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在各种价值观念深度的碰撞与融合的形势下，更要把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作为强化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这是社会主义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在经济深度全球化态势下，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依然需要坚持以“立”为主，“破立”结合，破掉一个旧的，建立一个新的，不要光破不立，光立不破，不要两个同事并存，这样将导致意识形态混乱，不易辨别真伪。。

一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强化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化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新闻媒体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对于事关重大原则是非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划界批驳。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新闻舆论工作顺利健康发展，确保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使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体现党的意志和主张。

二是完善意识形态领域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要不断推动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完善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些违法违规账号要及时进行清理，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三是创新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时代在变，人的思想也在变。只有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才能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创新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就是要努力在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上下功夫。意识形态宣传部门要不断加强学习和实践，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提高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传递好新时代的中国声音。参考（《毛泽东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主导权 》张丰清，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察网(w（注：亡）w（注：亡）w（注：亡）.cw（注：亡）主革.cn)摘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年11月第6期，2019-03-17 15：47，在应用时有改动）。

为发挥好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毛泽东要求全党抓紧学习、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本领。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头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建立巩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各地党委必须把思想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领导经济建设所必需的科学知识，要下功夫学会；等等。

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和全党的齐心努力下，我们党很快构建起完整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形成了初具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队伍，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顺利开展。

怎样分析、判断、处理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意识形态斗争，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课题。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作出的这些论述，其真理性已被后来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实。

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新中国的成立，对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为文化建设的大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预言，“文化建设的高潮”必将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到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不同阶段，毛泽东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同目标，其核心指向都非常明确：为经济建设开辟道路，提供思想理论基础。

比如，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他提出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因为这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他又强调，为了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把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使他们密切配合、相互协调，保证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也使新中国文化建设迅速摆脱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走上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科学道路。

意识形态要做好社会主义建设的“统帅”和“灵魂”。这个观点，体现了毛泽东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

意识形态工作要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同时，管思想、管方向的意识形态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统帅”和“灵魂”，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其引领与塑造社会运动的作用十分突出。

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毛泽东多次讲到，我们改变旧中国，主要靠“两杆子”，“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加注重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认为它是管总的，“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帅了业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

在这些观念指导下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现出重视并善于进行思想理论建设、重视并善于进行历史经验总结的突出特点。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其发挥出巨大的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转化成变革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物质力量。

毛泽东反复强调发挥意识形态工作服务现实运动的作用，但并不主张违背客观规律，要求意识形态随着政治、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生整齐划一的转向。

他认为，思想文化发展并不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进程相一致。旧的思想意识不易消失，而新的思想意识也不容易确立。相对于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意识形态变化既有可能是超前的，同时也有可能是滞后的，是对社会变动的“尾巴”的客观反映。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者，党要改变战争年代养成的“冲一下”就成功的习惯，学习容纳、引导与社会基础不协调的思想观念。

1952年 9月，他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接受“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的观念，实际上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但对于整个资产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党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强调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的同时，充分尊重意识形态客观规律，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采取了谨慎态度，保证了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

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任务，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方针，是党实现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基本前提。毛泽东把党领导文化事业的方针概括为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两句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经济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个方针引起了党内的疑虑、不理解。毛泽东解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

人的改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任务，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领导好这项工作，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区分矛盾的不同性质，找到工作重点和着力点，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纲举目张。

毛泽东系统地思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写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他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矛盾依然普遍存在。从其性质来看，可以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同样可以从这样两种基本矛盾出发进行分析，制定不同对策。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民主的方法，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与激烈的阶级对抗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大量“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这些都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党领导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课题。

“双百”方针的核心要求，即是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通过自由讨论去解决，保持慎重的态度，不轻率地作行政和政治结论。即使对于人民内部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只要不威胁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也应当从这一方针出发，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思想问题采用外部的打压等强制手段难以奏效，而且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而且，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都需要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不断得到锻炼、发展和生长。“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符合意识形态发展的基本规律。运用好这个规律，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在积极健康的争鸣、斗争中不断繁荣发展。

“双百”方针的提出、认识、落实，反映出党对于复杂态势的掌控能力不断提高，体现了党领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高度的自觉、自信与成熟。

毫无疑问，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内涵上看，“双百”方针都是民主的、开放的。但同时，它又绝非没有阶级性的、“普世”的政策措施，而是有着明确是非标准和政治立场的指导方针。对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来说，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有时还会有相反的看法。这就必然要求对“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作出进一步规范与限定。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具体提出了以“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判断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并且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都不应当违背这六条政治标准。

这六条标准从理论内涵和实际操作两个方面完善了“双百”方针，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保证了党在处理“收”与“放”两者关系的同时，始终有正确的方向，不走偏路、邪路。

对于敌我矛盾采取专政的方法，善于辨别并作坚决斗争。敌我矛盾斗争的结果，必然是非此即彼，新旧更替。比如，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重要支撑的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也要实行专政，“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从总体目的、一般结果来看，矛盾双方没有调和的余地。而且，由于两种制度的对立、剥削阶级思想的长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斗争将是长期的。

在面临国家经济发展和建设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开始双百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体地说，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百花齐放”文化作品多样化，“百家争鸣”对文化作品进行研讨，得出一个是和社会发展，突出劳动大众化文化。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

大跃进是农民为了在一亩地多收几十斤粮食，由谭震林提出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看来这种方法好，就提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看了可以，最后提出大跃进的，但实际进行执行，是国家主席和党中央书记处执行，出现“共产风”、“浮夸风”，出现了偏差，本以为是促进工农业生产，适得其反。去总的朝着这个方向走，进行调整，促进经济的发展。在1959年以后，毛泽东在观察国际形势发现苏联和东欧来越多修正主义迹象的趋势，毛泽东为了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过渡，他对未来领袖的素质考虑中。

毛泽东对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给与厚望，在1965年他接见埃德加·斯诺时谈露出自己的想法。毛泽东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将革命推向共产主义，另一种可能性是年轻人否定革命，演出可悲的一剧；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使蒋介石的残渣余孽打回大陆，或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仍保存国内。当然我不希望出现反革命。但是未来的事只能由未来的一代所决定，而且将来的事谁也无法预测。……二十世纪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后代会用他们的价值观来评价革命工作。……一千年后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可能显得相当滑稽可笑。”这是毛泽东预测中国社会走向，从现在看了，承包后所处的现象，个人利益，以及私欲越来越强，公信力逐渐减弱。甚至出现了富人喊出：“穷鬼”！一个老板娘向一个农村妇女的四岁女儿，泼开水烫伤，还打了小女孩。就因为农村妇女不小心弄脏了它的衣服，提出赔付两万万元，农村妇女赔付不起，由此而发生的这一幕。后来在祝福圈谋体曝光后，她的老公回答车然主播打来电话，要求删除这个视频。车然主播听了立即把这个视频发出，讲述了视频播出的原因，给这位女老板的老公打电话说：“喂！你好，你是哪一位呀？”，哪位自称是女老板的老公说：“你还敢给我电话呀！看你的能耐，你不就是一个小主播嘛，你以为你能把那个视频给我曝光了，我就怕你啊。你们这些低级粉丝和家人们，你们那么一点粉丝可以帮什么忙啊？你们是个啥呀？我再给你讲，如果你在曝光我媳妇的视频的话，你不把视频删了，我叫你兜着走！你没有看见我的实力有多大吗？你不要惹我啊，我的实力有多大，你不知道！我劝你赶紧把这视频删了！”车然主播接着说：“我不管你的势力多大？在大还打得过法律吗？啊！你原来就是那个女老板的丈夫呀！不是我问你，人家孩子才四岁！你的媳妇能下的去毒手，她和干的是什么事啊！给她衣服弄脏了，还让我们赔賞两万，不是我们老百姓还不够难吗？你记住一句话，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自称老公人说：“饿死了还给我讲上道理了，你给我讲了暴力呀，你给我讲了正义了，你真有意思。我王海源就是有钱知道吗？钱就是正义，你们这些穷鬼说什么呀啊！”车然主播说：“不是，我问问你哪？你媳妇大打人家4岁孩子，而且还往人家身上泼开水，这使你只不知道啊？啊！给人家4岁小女孩的一生都毁了，再说了，什么衣服值两万块钱呢？你们的心真是可以的，你们的心真实够黑呀！不是我问你，你们的良心过得去吗？就你媳妇这样也配当老板吗？”自称老公说：“问你啊？我还真就不怕你们，现在的社会不就这样吗。一个农村来的土包子，把我老婆衣服弄脏了。我要她赔偿，给她身上泼开水怎么了啊，这都是轻的。这就是他爸爸不在，要是在的话，我们能收拾死你们，哎呦。”车然主播说：“你不用吓唬我啊！王海源，不用你在这里跟我装了啊！你给我等着这群败类！我不管你背景是谁，我给你抗衡到底，这个视频我删不了，我告诉你！你家的店我也必须让他关门，我必须要你们付出代价，我告诉你啊，你是怎么欺负人家的，我都的还回来！我如扳不到你们，我就不做这个主持人了！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报应，所有家人们，支持增能量的都给我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欺负4岁的败类！”自称老公：“谁给你点小红星，谁敢支持你这个破主播呀，你们赶紧呀，哎呀！把视频删了嘛，要不然把你手给掰下了！”车然主播接着说：“哎呦！你厉害的不得了，医院那么多的骨折的，哪个是你掰的呀！我告诉你王海源，视频我不会删，而且我今天还要二次曝光你们，你放心，我必须让所有人都看到你们的嘴脸，你们识相点给你媳妇，赶紧给人家4岁小孩赔偿道歉，不然你就给我等着进小黑屋吧！好自为之，再见！屏幕前的所有家人们，他这个丈夫更是猖狂，我彻然绝不妥协，我必须为这个家人们四岁女孩主持公道，如果家人们你们也支持，这个做法的点赞加关注，传播正能量。”还有人在网上发出“杀掉六亿中国1000元以下穷人”，值得我们深思？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高度信任的，他对及高级知识分子工资高于远远在他对知识分子远远高于本人，但，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毛泽东看见知识分子积极的一方面，又看到知识分子所受的思想教育染有旧社会气息，难于改造的方面，却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比较快，没有把立脚点从根本上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放来，所以毛泽东说他们“皮毛论”。毛泽东说：“二十世纪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是附在公有制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明白这道理。在这里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在理论上依附在那张皮上的毛，毛泽东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看成了“源”与“流”、“体”与“用”的关系。早在1921年，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第23条中指出：“来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动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可见，毛泽东早就有“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初衷，这是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毛泽东在1964年2月13日春节谈话中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尽管这番话是针对文艺界，但是实质上反映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

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不能简单地根据某种意识形态的属性来断定它是否为敌我矛盾，而是要依实际情况作出判断。比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与我们的矛盾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因而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被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利用，就有可能演变成敌我矛盾，威胁到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领导这种尖锐复杂斗争的中国共产党，要“照辩证法办事”，坚持原则又把握分寸。

意识形态斗争要公开、及时。不隐瞒、不遮掩，是共产党人在思想理论上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认为，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者，要学习掌握主动权，掌握在公开的讨论、争鸣中引导方向的本领，而不是自说自话、自我欣赏。“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对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要营造宽松自由的氛围，“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

当然，这种批评应当是坦诚的、严肃认真的、和风细雨的，而不是无原则、无界限的“大民主”式的批判。同时，这种公开的批判又应是及时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对错误思想言论，“最好是刚露头就批评。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

真理愈辩愈明。讨论和争论的过程，就是思想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是思想相互影响和交流的过程，同时也是正确思想克服和战胜错误思想的过程。只有开展公开、及时的思想斗争，才能锻炼自己、锻炼群众，最大程度地挤压错误思想的传播空间。

全党负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特殊性，决定了仅由宣传部门来负责这项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各级党委尤其是一把手，要带头做意识形态工作。“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共青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不应该只委托宣传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

只有形成全党上下各个部门、各个层面齐抓共管的局面，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才能落到实处，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才能“化”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成为一种习惯和自觉，进而发挥“精神变物质”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这些宝贵思想和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发展，为新中国意识形态工作打下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扎实根基。

讲真话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十分重视讲真话问题，并作为我们党的思想方法和优良作风来倡导。讲真话，就是讲实事求是的话，实事求是地讲话，不仅关乎学风是否认真、严肃，文风是否清新、求实，更关乎党风是否端正、健康，甚至关乎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作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他深受湖湘文化影响，重视对实事和真理的研究，强调办事情和做学问要从实际出发，“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实意做事，真心求学”。由于自己出身农家，来自最底层，重劳动、讲勤苦、求实效的观念，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人生信念，并影响他的人格理想。在早年办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就十分注意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1919年，他就如何改进《湖南通俗报》发表意见说，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1925年12月，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鲜明地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他把“用事实说话”作为《政治周报》的工作原则。

在建党初期，党内教条主义盛行。对于教条主义及其危害，毛泽东有深刻感受。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了那些“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的宣传家”，认为“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并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座右铭，并要求党员干部迈开双脚，学孔夫子的“每事问”，扎扎实实地做点调查工作。

反五次“围剿”失败，长征到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花费很大精力清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的表现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是“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1942年2月1日，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从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概念入手，戳穿了一些教条主义理论家的假面孔。2月8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列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指出其根源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在1945年4月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口头报告，并专门提出讲真话的问题。如何才能在学风、党风、文风方面做到讲真话呢？毛泽东言简意赅地归纳为三点——“不偷、不装、不吹”。第一，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不要偷。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教条主义理论家对马列主义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对其思想精髓的理解和掌握只是一知半解，甚至不求甚解，但又喜欢把文章当作“吓唬工农干部”、“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的工具。因此，毛泽东大声疾呼：“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要写出好文章，关键在于“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第二，我们党内不允许装。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列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他指出，有的人喜欢装腔作势，原因就在于自己的胆怯，而这种胆怯，究其原因在于对马列主义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但这都不要紧，关键在于要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去学习、钻研马列主义。第三，不要吹，要报实数，“实报实销”。他明确要求，不仅要客观反映自己的成绩，而且要敢于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出来，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迫切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但在“大跃进”运动中，他却背离了这些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政策。但是，作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也是党内比较早地认识到“大跃进”运动存在“左”的错误，并进行反思的中央领导人。在“大跃进”运动不同阶段和场合，他多次强调搞建设“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呼吁各级领导干部不要被浮夸风冲昏头脑，不要吹牛，不要争名，不要讲假话，而要老老实实，留有余地，敢讲真话。 

1958年3月，在进一步为“大跃进”发动开路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但与此同时，他对浮夸、虚报和高指标等，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警觉，指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要“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成都会议结束后，4月1日—9日，毛泽东到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针对浮夸作风提出：“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并严肃批评了造假现象：“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的盛行非常怀疑和担心。为此，他主张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争取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真实的想法。10月26日，毛泽东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想派他们到地方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并告诫他们：下去调查，“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在11月21日开始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在多个场合谈到讲真话，反浮夸问题。他反思认为：“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假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11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针对“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的严重程度，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

在全党开始纠正已觉察到的“大跃进”运动“左”倾错误的大背景下，毛泽东连发六篇《党内通信》，来探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最具影响力的第五篇《党内通信》（该篇写于1959年4月29日）中，毛泽东向干部群众推心置腹地谈了讲真话问题。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捅到最基层。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干部：“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在这里，他给我们留下了两句“讲真话”的至理名言，一句是“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另一句是“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还在1959年多次中央会议上宣传敢讲真话、说实情的海瑞精神。

毛泽东对浮夸风的警惕，对讲真话的提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思绪脉络呈现出热与冷、昂扬与谨慎、自信与担忧交织发展的复杂过程。历史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如果宏观战略出现重大失误，单是强调具体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很难彻底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严重教训，也是历史给予后人的珍贵启示。

讲真话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成为影响生产建设的要害问题之一。为了彻底纠正党内当时盛行的浮夸风等“五风”，毛泽东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主旨讲话，倡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毛泽东重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随后，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分赴各地进行集中、深入的调查，倾听基层干部、群众心声，这对于摸清经济方面的实情，作出正确的政策调整，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也结合“大跃进”运动的教训，进一步反思为什么有的干部群众不愿讲真话，不敢讲真话，思考如何才能从制度上确保形成讲真话的良好氛围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主要集中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

在刚开始的第一阶段里，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在小组讨论中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1月29日的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语重心长地谈到：“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毛泽东还批评了党内的一种现象：“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向全体与会同志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也深刻认识到，之所以有的干部群众不愿讲真话，不敢讲真话，关键在于有一些领导干部听不得相反意见，不许人家讲话。可见，说真话与听真话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着眼于构建民主集中制这一良好的制度体系。1962年4月9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强调指出：正确的途径在于，“要制定一整套的具体政策，就要作调查研究，就要走群众路线，就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不懈倡导党员干部要讲真话，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我们党搞好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取得胜利；反之，什么时候不敢讲真话，弄虚作假，浮夸盛行，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只要我们党员干部把讲真话作为一种崇高精神、一种优良品格、一种人生追求，真正体现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一言一行中，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就一定能够取得风清气正的新成效。（《讲真话：毛泽东推崇和倡导的思想方法和优良作风》王为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杂志社，发表时间：2013-12-25）。

知青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条件形成一个历史时期。在我国刚解放经济恢复阶段，工业还没有形成规模发展，城市工业经济和商业流通在逐渐发展，招工人数有限，就形成知识青年到农村，部队专业到新疆和北大荒建设兵团，既军又农开垦荒地大规模生产。农村在教育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升学率低情况下，大部分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参加农村经济建设，贡献自己力量。

最有代表人物的知青毛岸英，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最早起源于延安的四十年代。现代史中一个不凡的人物毛泽东指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他将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来老爷为师。成为中国第一个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青年。

其次徐建春。徐建春，女，1935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西由镇后吕村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她上学的时候，适逢国家大力搞建设，于是她便在高小毕业后返回了家乡支援农村发展。后吕村正处在组建互助组，徐建春也参与了其中，她年轻好动，活动能力强，性格外向，又善于组织，便推选她她为五个家庭的组长，担任其发展新农村的重担。

正好国家在着重进行工业建设恢复，大力发展农业的时候，被多家谋体树为知青典型，成为了全国知识青年争相学习的第一个知青榜样。

徐建春15岁，在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在她不懈的努力之下，互助组的工作竟能被搞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的，一下子就吸引了众多乡亲们的参加互助组。徐建春的能力很快发挥出来，逐渐从最初的互助组组长成长为了后来的初级社社长、到人民公社社长。

她的事迹被多家媒体争相报道，一跃成了新中国第一个知青榜样。例如《山东青年》就写了一篇名为《当年她是个女学生，成了模范的互助组组长——模范徐建春访问记》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徐建春从回乡务农到带领乡亲们建设农村的经过。再比如《大众日报》的《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同样将徐建春的故事展现在了千万知识青年面前。

通过这些文章，诸多的年轻人不仅知道了徐建春的事迹，还纷纷投入到了学习徐建春、积极支援农村建设的热潮中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曾不间断的给徐建春寄来了多达4万封慰问信，以表达自己的仰慕和崇拜之情。对此，徐建春深感惭愧，因为她无法给这么多人一一回复。于是，她找到了报社，写下了一篇公开信。信中说，她觉得劳动是最大的愉快和幸福，那些没有参加过劳动的人是不会享受到的。

到了1962年，深感自己文化知识越来越不够用的徐建春，被选送到了山东农学院学习。两年后，学成归来的她重新回到了家乡工作。一直到1998年退休，她曾历任多个要职，对当地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徐建春到底怎么样了呢？其实，自从退休以后，她虽然将重心从工作转移到了生活上，但对基层建设的关注，对年轻人的期望是始终没有停滞的。她曾对人说：“衷心地期望青年朋友们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摒弃表面的浮华，求真求实，在为国家和多数人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她是新中国第一个知青明星，15岁回乡务农，如今现状如何？》紫菱洲上人10月前文化领域达人）。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就是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在中国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或兵团务农的年轻人，这批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学历初中或高中毕业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校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当时，美术家朱宣咸1958年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地记录了北大荒农垦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的画面。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很不好，也就是说，中国已经面临来自于五方面的威胁当中。核武威胁，1964年，首先威胁中国安全的是苏联。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领域，两国的边界争端也不断发生，而我国边防线达7300公里，不可忽视。1964年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强化了赫鲁晓夫奉行的中苏关系政策。他不仅继续与中国为敌，而且变本加厉，向中苏边界大量派兵，苏联驻中苏边界的军队迅速增至100万人，苏联的一部分战略导弹也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苏联还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且试图对我国正在搞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第二个来自美国威胁中国。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后，仍然把中国当作它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从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对我国实行了紧缩包围圈的政策。从60年到64年，美国和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条约，结成了反华同盟。美国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了我国南大门。

第三个台湾的国民党当局，60年代初，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加紧派遣武装特务对我东南和其他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妄图在我东南地区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

第四个自印度。中印边境也很紧张，印度军队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发动武装进攻。

第五个日本和南朝鲜。日本与美国结盟，其国内有美国的驻军，日本本国也加紧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南朝鲜也与美国结盟，其国内也有美国驻军。南朝鲜政府同样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在这五方面的威胁当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最大。中国当时没有核武器，在遇到核打击时，是没有任何回击能力的。

中国以毛泽东未收第一代人，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以及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包围，战略上不怕他，认为他是“纸老虎”，战术重视他，原子弹爆炸后会炸死人的，我们的对策是，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进行工业体系战略转移，大三线，小三线建设。将我国沿海、东北工业基地向西部和西南部转移，将已经投资建设工业，在进行第二次投资重复建设，工业生产没有增加，生产规模缩小，大量工业工厂搬家到内地山区，所以对于城市出生学生，特别是初中和高中生毕业，升学是少部分，大量留在家里，吃闲饭，毛泽东和党中央看见这种情况，号召知识青年，包括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在集体农业中去参加农业建设，开荒种地。正如温铁军教授讲的那样，这是国民经济调控，以他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中国在解决国家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中国农业承受很多次，包括知识青年下乡。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共领导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同时中共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不过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的。到1976年连毛泽东也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但到这时为止每年依然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分配上山下乡。毛泽东的逝世使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

1977年高考被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来将他们的要求表达出来，再次使的中央感觉到问题的急迫性。1980年5月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央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从4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估计在约1200万至1800万之间。

中共党史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阐述： 【2011版】党史第二卷下册818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上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仅1968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的分配成为刻不容缓的严重社会问题。1968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各地在很短的时间里，不顾具体条件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

知识青年到农村等地后，向农民学习各种生产知识，参加各种艰苦的农业劳动，担任生产队干部以及小学教员、“赤脚医生”一类的初级技术工作。他们希望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但由于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入低、文化生活贫乏、缺乏组织管理而遇到一系列困难。1970年大学、工厂开始招生、招工后，不少家长利用各种形式“走后门”使子女回城，某些主持其事的干部依仗权力进行勒索。后来毛泽东了解到“全国此类事甚多”，并表示“容当统筹解决”。197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交流、总结了几年来的情况，对知识青年下乡、管理、返城等政策作出若干调整。

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国家建设人才。在此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方百计的为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负担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妥善安排安排。

在我国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泽东对那里的留学生极尽赞美之词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显而易见，毛泽东对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是相当信任而且寄于厚望的。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有这种态度，因此他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五七指示”，对知识青年根据国情和国际形势发展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后期，为了消灭"三大差别"，1968年12月，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地离开城市，到最广大的农村定居并参加劳动，即“插队落户”，以培养知识青年的政治素养。

1968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参加劳动。有报道说，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上山下乡运动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每一个家家庭都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进入60年代中期，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参军、推荐、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但也有部分人已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当农民。

上山下乡影响相当深远，在下乡知青中，在人生经历都有不同的解读，有的人说，是人生的一次磨炼，有的人说是人生中灾难，有的人说难以抹灭的人生经历。从总的来说，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知青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培养了知青的自信心。上山下乡的经历，使知青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学懂团结群众。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毛主席当年号召上山下乡，谁曾想，竟然培养出了一代劳动人民的领袖。

从中央党的十九大，党和政府高层成员有不少是知青出身。属于知青的人员有28位多，其中有习近平总书记，下乡时16岁（1969－1975年）。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知青、党支部书记。李克强总理：下乡时19岁（1974－1976年）。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知青；1976－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歧山：（国家副主席）。下乡时21岁（1969－1971年）。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知青。周强（高法院长）：下乡时16岁（1976－1978年）。湖北省黄梅县独山公社周边大队插队知青。 张军（高检检长）：下乡17岁（1973－1975年）。吉林省农安县合隆公社知青。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下乡时16岁（1969 – 1977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王勇（国务委员）：下乡时14岁（1969－1977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三十一连机务排长。刘鹤（副总理）：下乡时17岁（1969－1970年）。吉林省洮南县瓦房公社插队知青。 杨晓渡（中纪委副书记兼国监委主任）：1970－1973年　安徽省太和县宋集公社高庙大队知青等等。赵乐际（中常委兼中纪委书记）。1974－1975年。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知青。王晨（政治局委员）：1969—1970年，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下乡知青。

恰巧代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建立新中国用了二十八年，同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知识青年遐想中二十八位成为了国家最顶层领导人，还无有无数中层基层领导也来自于知青，知青是有向往热血青年，成为时代不会忘记的时代。

还有科技和其他行业的知青，如陈竺生物学家。原籍江苏镇江，1953年生于上海。1981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1995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部)，是当时最年轻的中国院士。现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上海瑞金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在白血病和基因研究方面成绩卓著，迄今已在国际著名科学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引证率超过2000次。还有著名演员刘晓庆、潘虹、姜昆、璞存晰，导演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作家张承志、王安忆、史铁生、梁晓声，棋圣聂卫平。还有众多的政府高官、企业家、改革者、科学家、学者等。

也出现文化作品，长篇小说是《边疆晓歌》，中国著名诗人贺敬之留下了豪迈的诗篇——《在西去的列车上》。电影艺术家拍摄了第一部反映上海青年的电影——《年轻的一代》。作家写出了第一部以上海青年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将军的女儿》。以及知青歌曲等等，反映知青的文化作品。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在40多年后充分地应验！这说明了，许多在农村锻炼的知识青年，他们在艰苦环境的农村，得到了良好的全面的锻炼。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深深地扎入心间。因此，他们一批批地走入国家领导者的行列。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自豪！ 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是中国人的福音！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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