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玄斋”
朱亚夫
璀灿的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然而在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书房名是西汉大儒扬雄的“玄斋”。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少好学，为人清静无为，口讷不善言谈，好深湛之思，喜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召为大夫，校书天禄阁。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扬子云集》。
从扬雄的生卒可知，他是一个跨世纪的人物。他的一生历经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及新朝王莽四帝，是一位历经两朝，仕官四代的儒学耆宿。扬雄祖上出身显赫，有人考证他是出自有封邑的周室子孙，但到扬雄时， 家道早已衰落，故他自序说：“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当时，他穷困潦倒，耕读为生，但是，他胸有大志，以圣人之业自任，一心研读“圣人之书”，非此无所嗜好，更“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 是一个虽穷居陋巷，却处之“晏如也” 的颜回式“臞儒”。 扬雄有口吃毛病，与人不善言谈，却勤于思考，精于分析。他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循陈规，博览群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扬雄读书不讲章句，只究训诂，开创了朴实的古文家风。二是深沉好思，清静无为。他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足见他是一个好学善思，品行高尚的儒者。平时 他师事近贤外，还远慕前辈乡贤司马相如。他说：“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志，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每得闲暇，便仿照司马相如，制作辞赋。又以为屈原之文远过相如，对屈原不遇明君，自沉于江，深表同情，“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不过，扬雄对屈原悲壮结局不以为然，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这种思想，为他日后当王莽篡权、西汉复亡时，出任新莽之官打下了伏笔。当时西汉朝野推崇辞赋，为写好一篇赋，推敲十多年是常事。比如张衡写《二京赋》花了十年，左思作《三都赋》用了一纪（十二年）。
扬雄在年轻时，在创作辞赋上就显示了自己的才情，结果凭一篇《甘泉赋》名动京城，被汉成帝看中。原本他可以凭风好升天，从此平步青云，可扬雄平生淡于功名，而志在学问。于是他自己奏请既不作地方官，也不做朝官，只希望做个有俸禄的专业学者。这倒也符合成帝招置文学侍从的需要，于是“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下令让他终身享受政府津帖，还特许在国家档案馆（石室金匮）看书。这下扬雄如鱼得水，在“给事黄门郎”任上一干好多年。以后，朝廷外戚专权，他本疏于政治，不愿卷入其中，又渐渐厌倦奉命歌功颂德的辞赋之作，认为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于是他重拾旧好，潜心研究儒学，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尤其是《太玄》，仿照儒学经典《周易》的形式，以“天玄、地玄、人玄”来阐述天人相通之理，宣扬儒家仁义礼智的政治伦理思想。他晚年于这部书用心最多，耗时最长，视为自己的代表作，于是他把故乡的旧宅书房命之“玄斋”，又名“草玄斋”。扬雄死后，也归葬于成都故乡。“玄斋”位于四川成都郫县，以后在原址改建为亭，取其字名，人称“子云亭”。唐时因刘禹锡《陋室铭》中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句，而名扬天下。原亭旁有雕石栏杆的石底方池，传说为当年扬雄洗涤笔砚之处，故名“洗墨池”。唐代诗人岑参 《扬雄草玄台》有诗云：“吾悲子云居，寂寞人已去。娟娟两江月，犹照草玄处” 。“子云亭”原址在成都青龙街第十三中学内，1989年迁往西山风景区，即位于西山脚玉女泉东侧的子云亭公园，亭基传为当年扬雄的读书台。大门两侧的墙上，有知名书法家方滨生手书的《子云亭简介》和刘禹锡的《陋室铭》。进大门后为四合院，前厅上方有“西蜀子云亭”的匾额。院内正中，色彩艳丽的花坛环围着高约4米的扬雄侧坐的大理石雕像，峨冠博带，气度不凡。
作者简介：朱亚夫，笔名方波、紫来斋等。上海市人。历任《上海老年报》社总编助理兼副刊部主任、《军休天地》杂志社主编、《九九关爱》网站顾问团团长等。现为上海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上海浦东新区杂文学会顾问等。自1964年以来，在海内外200余家报刊上发表各类作品8000多篇，其中不少文章入选《时代领跑者》《文苑剪影》《上海杂文选》等近百部书中,著有《亚夫杂文选》《人生畅想曲》《黄昏风景线》《书斋文化》《杂坛徜徉录》《名家斋号趣谈》等；主编《寿星列传》《三十六计新解》《中华名人书斋大观》《老年生活实用大全》（新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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