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记忆似一条望不见尽头的长河，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远方……在我人生的暮年，犹如一个垂钓的渔翁，期待在河里打捞出那些犹如碎片一般渐沉渐深的过往的琐事 ，记忆的闸门一旦开启，我发现原来我一直没有也无法把他们一一遗忘。



一
        一阵冗长变音的汽笛声划破长空，睁着懵懂双眼的我，望着街上熙攘的行人突然间木偶一样全都鸦雀无声地站在原地，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似的，直到声音停止，人们才又迈开双脚，甩开双手，行色匆匆的赶路的赶路，吆喝的吆喝。母亲牵着我稚嫩的小手，也随着人流穿梭在刚解放不久的大上海繁华的街头。这可能就是我儿时最早的记忆了，那时我还不到五岁。多年以后，才隐约知道，那是一九五三年全国鸣笛三分钟，悼念苏联国家领导人斯大林的逝世。
          不谙世事的我自然对一个外国领导人是没有丝毫印象的，但就那几分钟的停顿，却深深的烙印在了我还没发育成熟的脑海里，以至于多年始终在梦魇深处萦绕。



         我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早上九点整出生在湖北汉口。到我这一辈时，姓名的第二个字都是“培”字辈份。遵循家族传下来的规矩取名字，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我的名字是四娘娘取的，四娘娘是父亲的妹妹，许是这个妹妹很得父亲喜欢，或是别的什么原因，父亲居然放弃取名，把这一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四娘娘，可见，四娘娘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可小觑。
        父亲排行老三，四娘娘排行老四，她是华中农学院的老师，共产党员。我的四姑父是湖北省一个县的县长，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这是后话。
      因为我出生的时间是在朝阳升起的时候，加之又和九有缘， 这个旭字恰到好处。这个由四娘娘取的名字伴随着我每一个日子花开花谢。然而我的四娘娘却在人生的壮年因病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里，不知还想得起她曾取过名的旭侄儿。



 二、
        听我父母讲，在我三岁时，为了更好地生存，我们全家六口人坐长江轮搬居到繁华都市——上海。父母带着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刚到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全家暂住在浙江中路的一家旅馆里，父亲就迫不及待忙着到处找住处。上海的房子紧缺得一时很难找，于是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在旅馆里整整住了一个月，才又拖家带口的搬到父亲找到的租住地--上海新闸路靠近火车站大统路的一个石库门的底楼。
        一进斑驳的黑漆大门就是天井，右边搭了个简易厨房，一个容人操作的很小且逼仄的空间 ，放下一只煤球炉后，转身都很困难。紧挨着厨房在天井的右边角落有个小阴沟，在太阳天，能时常闻到沟里散发的污浊混合腐败气味。记得有一次玩的玻璃弹子，不小心滾了进去，急得我连忙把小水泥盖翻开，小手伸进阴沟里，污泥和玻璃球一起被掏了出来，用水洗了多次，手上还是有一股很强烈的污臭味。



       那时小孩子们没有多少娱乐的项目，加上上海的住房每家都很小，人口又很多，家庭经济负担自然很重，小孩子整天都在外面玩耍，有的小孩捡香烟屁股，捡滿一小罐就可以换回一分钱。这钱大多都被小孩拿去买玻璃弹，那个时候小孩之间攀比的都是谁的兜里玻璃弹子多。
      街坊邻居家的小孩天天玩的都是打弹子。弹子是玻璃球，溜圆的玻璃里，似乎开着一朵五彩花瓣的花，煞是好看。一分钱可以在小店里买一粒，没有彩色花瓣的透明玻璃球，一分钱可以买两粒。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在街上的街沿玩玻璃弹子，正玩得兴起时，不知哪个小朋友碰到了用竹竿搭起的三角架，“哗啦”一声，竹竿倒地，晾在竿上的衣物全掉在地上，我和其他小孩吓得一溜烟逃得无影无踪。想到我心爱的玻璃弹子还留在原地，不甘心失去它，我回来再找时早已没有了，不知哪个小朋友给拾走了，为这事我还好一阵懊恼。



        我家是住在底楼，进出门很方便，进了大门过了天井就是正屋了，一隔为二，外面我们几个小孩睡，里面是父母住的地方，虽然家很小，但很温暖。 后门就紧挨着父母住的房间，我和小朋友玩“官兵捉强盗”游戏时，经常前门冲进来，没跑两步又从后门跨了出去。离后门不远的地方有个水龙头，居住在这里的十来户人共用，有时取水还得排队。
         大哥那时刚进入教会学校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大哥、二哥不见了，很长时间没回家，弄堂周围找了半天都不见踪影，父母正在着急时，一部三轮车停在了家门口，两个哥哥竟然坐着三轮车回家了。原来他们结伴出去玩，一直走到了苏州河边，找不到回家的路，还好，大哥记得家的住址，于是叫了辆三轮车给带回家了，小孩身上没有钱，三轮车到家后，父亲给付了车钱。父母自然又免不了一顿数落，但看着两个儿子平安到家，又多了几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