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七部 创造奇迹
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双方争议地区面积共约125，000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90，000平方公里，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约33，000平方公里。三段地区都拥有领土主权，这在历史上不可争辩的事实。
东段：中国藏南地区是不可能争辩拥有领土主权地区，当地古老的原居民是藏族或同藏族有密切关系的门巴族和珞巴族。早在唐代吐蕃王朝统一西藏之前，门隅、珞隅和察隅已经属于吐蕃王朝管辖，元明两朝专门设立了“加瓦万户”管理这块地方。1680年，五世达赖喇嘛曾经任命一个门巴族人梅惹·洛卓嘉措活佛为门隅地区的政教领袖，管理门隅地区的行政事务。后来西藏地方政府逐步将这一地区划分了很多行政机构，并派遣官吏征收赋税，管理民政，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统治。1928年，西藏地方政府将墨脱等地赐给拉萨的色拉寺，并让色拉寺管理下珞隅地区。1945年前后，英属印度曾向藏南地区渗透，建立所谓哨所。对此，西藏地方政府曾提出严正的交涉，强烈反对，称“藏南地区是西藏领土，英国这样做是大虫吃小虫”，强烈反对英国在这一地区扩展势力。西藏地方政府拒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的国土边界线。
在藏南地区的达旺。达旺它是藏南门隅地区政治、宗教中心，藏传佛教格鲁派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这里。
中印实际控制线就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这分界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是英国当时为了侵略中国西藏，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于1914年3月在印度喜马偕尔邦召开的 “西姆拉会议”外与西藏代表夏扎所作的非法的秘密交易。做这个交易的时候，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是不清楚的。这条“麦克马洪线”沿着喜马拉雅山的山脊，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到西藏察隅，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 9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归了英属印度。当时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没有在英国炮制的 《西姆拉条约》上签字，而且历届中国政府都否定这一条约的有效性，也不承认 “麦克马洪线”。
但是印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全面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侵占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1954年，印度政府公然在这块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上设置了所谓的 “东北边境特区”，由印度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并在同一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图上第一次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标绘为中印边界东段 “已定界”——改成已定的边界，抹掉了从1935年“麦克马洪线”公布后一直注明的“边界未定界”字样。
中段，指的是中国西藏的阿里地区同印度旁遮普、喜马偕尔和北方邦接壤的边界，总长约450公里。中印两国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任何条约和协定，来划分这部分边界线。但是，印度独立后却全面继承英帝国主义衣钵，坚持扩张主义，逐步蚕食中国领土，在中段，逐渐侵占了中国的巨哇、曲惹，还有桑、葱莎、波林三多等这些地方，总共有四块，约 2000余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除桑、葱莎较早为英国人侵占之外，其余地区都是在1954年中国和印度两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签字之后被印军所占领的。其中，被印军所占领的波林三多， 还是协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由中国政府同意在西藏阿里地区开放的 10个贸易市场之一。上述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都在传统习惯线的中国一侧。现在这2000多平方公里都被印度所占领。争议领土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全部被印度占领。
在西段，争议领土3.3万平方公里，主要是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其中印度占领巴里加斯一处，其余控制在中国手中。
另外，根据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二国政府达成的《中巴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巴方承认在中国划归新疆、巴方划归巴控克什米尔的部分地区（喀喇昆仑走廊）主权属于中国。
总归上述，中印边界2000公里，西、中、东三段。1947年印度立国后，继承了部分英国殖民者占据的中国领土，到1951年前后，印军侵占中国土地。
借助于2020年7月3日，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特邀陕西师范大学的徐百永教授专访，说明中印边界历史问题。根据徐百永教授多年关于中印边界研究结论，在中国网交谈中说：“从历史上看，元以来，中原王朝的统治就已经覆盖了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包括今天的加勒万河谷、阿克赛钦，以及拉达克。1846年，在没有清朝中央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英国单方面划定了查谟-克什米尔土邦的东部边界，将中国的拉达克地区划入了克什米尔版图。1865年，英国为了侵略我国新疆，曾派印度测量局的一个官员，叫约翰逊，潜入南疆地区进行勘测，绘制了一条所谓的“约翰逊线”，将包括阿克赛钦地区在内的近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了克什米尔。
关于拉达克，拉达克地区是今西藏阿里以西，以列城为中心的一个地区，原是西藏阿里的一部分。拉达克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西藏通往印度和中亚的门户，也是连接印度与中国新疆南部、西藏甚至中亚贸易的一个枢纽。从历史上看，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吐蕃王朝建立前后，拉达克地区即为吐蕃所征服，成为吐蕃王朝的一部分。在13世纪的时候，拉达克作为西藏的一部分统一于中国元朝，到17-18世纪的时候重新归于当时中国清朝西藏地方政府管辖。1840年前后，紧邻拉达克的查谟大公侵占了拉达克地区。1848年英国在正式吞并了克什米尔的时候同时也霸占了拉达克地区。
拉达克与西藏都是中国领土，它们之间的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只有一条传统的习惯线。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承认过拉达克属于印度。现在印度单方面从法律上改变拉达克的地位，将拉达克设为“拉达克中央直辖区”，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
阿克赛钦是中国领土，只是由于英国人提出了一条“约翰逊线”及其修订线，才制造出了中印边界争端中的这一问题。因而所谓的阿克赛钦归属问题，实际上就是“约翰逊线”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印边界争端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中印关系的长远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在边界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扩张主义政策，奉行一种前进政策，妄图将英治时期的“约翰逊线”付诸现实。在西段，有争议地区主要集中在阿克赛钦，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9年9月13日一份秘密指示中承认：“我们在那里没有哨所，而且实际上几乎就没进去过。”尼赫鲁也承认印度对于阿克赛钦是从来没有占领过，从来没有控制过的。
1957年10月，我们中国建成了新藏公路。新藏公路是通过阿克赛钦地区的。印度政府从1958年5月号的《人民画报》上得知中国修筑的新藏公路通过阿克赛钦之后，于8月向阿克赛钦派出了两支巡逻队，同时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按照印度地图所标示的包括最后一次修订的“约翰逊线”在内的中印边界修改中国地图，直接导致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发生。
1959年10月21日，中印双方的军队在阿克赛钦南面喀喇昆仑山上的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说，双方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尼赫鲁拒绝了这个建议，要求中方单方面做出大幅度后撤。中国方面对此当然无法接受。
从1961年11月起，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大规模越过传统习惯线，甚至在中国哨所的后方建立哨所，也包括在加勒万河谷在内，印度当时也建立了很多哨所，企图以此来迫使中国军队撤出阿克赛钦等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被迫恢复边境巡逻并增设哨所，但仍然制定了一个“二十字方针”，并努力贯彻这个“二十字方针”。这“二十字方针”是什么呢？就是“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这是“二十字方针”。
然而，印度政府并不想就此止步，在制造了一系列流血冲突之后，又在1962年10月12日公然宣布，它已命令它的军队“清除掉”边境上的中国军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被迫从1962年10月20日到11月22日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印边界的全线进行了自卫反击。中国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西段地区，把印军在加勒万河谷等西段地区设立的哨所全部清除，收复了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
此次中印边界冲突的发生地是加勒万河谷，加勒万河发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阿克赛钦地区，向西北穿过喀喇昆仑山流出国境，在拉达克地区汇入希奥克河，整体呈东西走向。加勒万河谷是印度河流域通往阿克赛钦盆地的重要通道，对于整个阿克赛钦地区，乃至新疆、西藏地区的安全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
作为一个领袖毛泽东，是怎样处理中印边界发生冲突的呢？新中国1949年成立，全国包括西藏在内还未完全解放，主要全国解放和恢复生产，以及后来抗美援朝战争，还有就是南方国民党蒋介石骚扰等，印度寻机会，从1950年代尤其是1959年， 印度多次越境入侵我国领土， 气焰日益嚣张。毛泽东本着对友邻国家友好姿态，对印度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 并没有立即严厉教训印度， 而是主张以谈判为主， 避免冲突， 在道义上占据了优势地位， 同时加强战备。印度政府以为中国软弱可欺， 于1962年10月悍然大规模入侵中国领土。毛泽东毅然决策进行自卫反击， 给印度军队以沉重打击， 维护了中印边境的和平局面。
解放以来一直防范重点，直到1959年， 毛泽东认为战略重点在东南沿海， 而不是中印边界。
1947年， 印度摆脱了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 实现了国家独立， 继承了英帝国主义在南亚的地位和特权， 甚至企图在原英印扩张的基础上寻求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西藏， 印度从英国人手中全面接过了其特权利益， 在拉萨设有驻藏代表， 在亚东、江孜以及噶大克等地设有商业代表和贸易站， 经营西藏的邮政、电报、电话， 并在西藏设有12个驿站， 在亚东、江孜等交通要地驻有武装部队。印度不仅在中印边境中、西段地区侵占中国领土， 还不断侵犯中国领空。据不完全统计， 仅1957年8月至1960年12月， 侵入中国赛图拉边防区的印度和不明国籍的军用飞机达29架次；1958年至1960年侵入中国阿里地区的飞机共达84架次， 其中绝大多数是军用飞机， 其企图是侦察中国边防军情、兵力部署， 给入侵印军空投空运， 并对新藏公路、阿克赛钦等目标进行侦察、航空测量和空中摄影。1959年， 印度当局在策划并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同时， 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全面领土要求， 蓄意挑起边境武装冲突， 制造流血事件， 严重恶化了中印关系。
印度尼赫鲁政府咄咄逼人， 毛泽东沉着冷静应对。在二战之后的冷战大背景下， 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在反帝、反霸权等斗争中都有着许多共同话语， 因而维护之间传统的友好关系， 对双方来说都非常必要。早在1954年10月， 毛泽东就对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 有时也吵架， 甚至吵到面红耳赤， 但是这种吵架与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 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1959年5月13日，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 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 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 都是针对中国的”， “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 在西太平洋地区， 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 “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 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 东方树敌于美国， 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 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 这是我们的国策”。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判断是：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和对敌斗争重点在东南沿海地区， 主要对手是以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总的方向在东面， 某一时期也表现在西边， 即中印边境。中印边境是牵制方向，不是主要方向， 但斗争形势紧张， 武装冲突很难避免。5月15日， 也就是中印关系已经出现了紧张之际， 毛泽东仍然指出：“总的说来， 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 一千多年来是如此， 今后一千年一万年， 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不会这样蠢， 东方树敌于美国， 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 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 这是我们的国策。”
当中印关系由政治紧张转向了军事冲突之际， 毛泽东提出了谈判解决、避免冲突的对策。1959年11月7日， 毛泽东在周恩来送呈的《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复尼赫鲁的信》中批示道：“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 而又非常漫长， 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 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 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 哪怕是很小的冲突， 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 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此基础上， 毛泽东提出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 希望印方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 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而在此之前， 作为临时性措施， 双方应维持已存在的状况， 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 双方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 保证边界的安宁， 维护两国的友谊的想法。
毛泽东出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考虑， 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对印军的入侵事件始终以友好的态度对待， 采取不同的方式处理。1959年， 印军侵入中国新疆南部和西藏班公湖地区。根据毛泽东的决策， 中国边防军仅是解除印军武装， 要求其离境。对印军侵占什普奇山口、巴里加斯、波林三多、巨哇、曲惹、香扎、拉不底等地区， 中国政府指示调查和研究， 而不是立即向印度进行激烈的抗议或迅速向外界披露。上述举措， 为的是维护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的良苦用心。
面对印军的多次入侵和挑衅， 毛泽东强调要在军事上做必要的反击。1959年8月25日晨， 印军进入中国的朗久地区并首先向中国巡逻队开火。中国军队给予了坚决的还击， 击毙印度士兵1人， 击伤1人， 这就是“朗久事件”。在军事上自卫和反击的同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 明确表示：“ (中方对于) 印度国内一些右翼政客煽动的反华运动表示遗憾， 希望印度方面能够迅速撤出入侵的地点， 停止反华煽动”。10月20日， 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以南地区进入了中国境内， 结果被中国边防军扣押。次日， 印军再次从这一地点闯入中国领土并向中国边防战士开枪， 中国边防军则被迫进行还击， 双方互有伤亡， 这就是“空喀山口事件”。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更多采取克制的态度， 对印军反击后即迅速撤回， 以避免中印关系恶化。
中国军队的有力还击， 不仅迎头打击了印度方面的嚣张气焰， 并迫使印方坐下来与中方共同探讨问题的解决方法。在适当的军事反击之后， 毛泽东即主动提议：“双方不巡逻的地区为二十公里， 我们不去， 他们也不要去”。这一建议虽然未获得印度方面的支持， 但双方一度约定停止边界巡逻， 从而减少了进一步冲突的危险。
中国刚建立十年，毛泽东更想争取国际对中印边界中方的理解和政治支持，在积极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 毛泽东还指示展开了一系列政治和外交攻势。毛泽东要求中国外交部对印度的指责加以批驳。1959年3月27日， 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中国方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 也没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谈论过印度的内政， 并且认为对一个友好国家的内政进行这样的谈论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12月26日， 经毛泽东审阅并批准， 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交照会：“1、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地划定过？中印边界之有待划定， 是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在长期间所承认的， 具有确凿无疑的证据。2、中印边界虽未正式划定过， 但有一个传统习惯线， 这就是根据双方历来管辖所及而形成的界线。3、什么是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正确途径？”
与此同时， 毛泽东强调要向其他友好国家做解释和宣传工作， 以揭露中印冲突的真相和表明中方的原则和立场。1959年5月15日， 毛泽东指示外交部“请考虑将印度外交部4月26日来文， 我外交部5月16日去文， 发各驻外使馆、国内各省、市、区党委 (西藏工委在内) ……另召集兄弟国家大使在一处， 向他们宣读这两个文件”。中国政府不仅向苏联政府提供有关中印冲突真相的材料， 而且双方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毛泽东强调指出：“对有关中国的事情， 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 把情况搞清楚， 预先向中国打招呼， 同中国商量， 再对外公开表态， 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 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 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 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毛泽东所做的这些努力， 有效发挥了揭露阴谋、澄清真相的作用，也表明了中国对外的国家领土立场和观点，如果要进入中国边界侵犯，“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
毛泽东同印斗争很讲究策略，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来捍卫自身的权益， 做到“有理”。确保自身权益不受侵犯， 即为“有利”。1959年7月， 印军士兵进入我西藏班公湖地区， 我边防部队将其抓获后遣送出境。之后， 中方又针对印度企图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行动而进行反击， 但在反击成功之后即迅速撤回， 以求得缓和。对印斗争过程中要有一个“度”字， 不要把事情做绝， 即为“有节”。1959年4月25日， 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的批语中指出：“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 一定要留有余地， 千万千万。”5月9日， 他在《驻印使馆关于孟买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的处理意见的批语》再一次指出：“尼赫鲁已表示歉意， 对此事不要再追究了。再追究， 印方必还是照样回答， 我下文再不好作。请去电潘大使 (潘自力) ， 就此了事。”
通过上述努力， 中国对印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尼赫鲁即多次表示：“用胁迫和武力解决问题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从长远看来， 这两个大国成为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不论它们内部的结构和政策如何”。在此基础上， 尼赫鲁还进一步强调要“为同中国友好而努力”。而一些友好国家， 他们也开始相信中国的立场和政策。不丹首相多尔吉就曾经针对印度所提出的“中国威胁论”公开发表声明：“不丹并没有受到中国的侵入”。许多非洲国家更是完全支持中国反对英帝国主义制造的“麦克马洪线”， 并指出：“在非洲大陆， 目前仍存在着许许多多‘麦克马洪线’， 将来非废除不可”。这表明， 毛泽东的应对策略起到积极的效果。
党中央和毛泽东视中印边境地区为次来考虑， 一面把努力争取和平稳定作为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本方针， 一面指导西线的对印战略构想。毛泽东的战略考虑是， 中印边境斗争必须有长期经营、长期建设的思路。西线没有大战的话， 小战都由新疆军区和西藏军区负责， 边防建设要长期经营。10年、20年内发生战争都应由新疆、西藏对付。1960年12月，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做出“加强南疆、阿里边防”的指示， 在西南方向的边防哨卡适当增加兵力， 加紧修建工事， 保持通信联络畅通， 并且根据需要在我边境后侧适度增加必要据点。1962年3月4日， 中央军委致电新疆军区和西藏军区， 提出关于运输车辆、工事、通信联络、编制和干部配备、机动部队、生产生活、翻译等战备保障问题。新疆军区和西藏军区根据军委的指示， 建立了后勤保障机构， 做了充分的武器和后勤准备。
1962年5月30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中印边境军事斗争的具体安排》指示， 要求边防军制定好各种作战方案， 并进行演练。西藏、新疆军区部队及其他参战部队， 根据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指挥好、协同好、攻必克、守必固的要求， 掀起了群众性练兵热潮。6月9日， 为加强对中印边界中、西段的统一领导， 新疆军区组成康西瓦前线指挥部， 由五十四军副军长何家产担任指挥部司令员， 负责中印边境西段防务。10月14日， 西藏军区在错那县成立新的“西藏军区前指”， 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任司令员。为加强东线边防力量， 中央军委又将第一三O师由四川雅安调至西藏隆子、曲水地区集结待命， 同时令驻南充地区第一三四师待命入藏等措施。
早在1962年2月， 中央军委判断， 当前印军正准备采取军事行动， 小打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指示前方部队坚决“贯彻本侧30公里以内无军委、总参命令不开枪”，“打不打， 什么时候开枪， 权力在北京”，“要准备打一仗， 将其全部歼灭在我国境内纵深”三项原则。为防止印军继续将据点向我境内推进、蚕食我领土， 5月上旬， 中央军委接连两次做出指示， 要求边防军在西段边境增设一些哨卡， 并将部分哨卡向前推进， 恢复从空喀山口至喀喇昆仑山地段的边境巡逻；要求边防军严格遵循“自卫立场”， 当发现印军侵入我境内时， 应根据事态发展采取以下“三步”措施：第一步， 向空鸣枪， 对其喊话， 阻其进逼；第二步， 如印军继续进攻， 可开枪将其击退， 不得出击；第三步， 如印军突袭我哨卡， 我应力争将其活捉。7月上中旬， 中央军委指示新疆军区：对印军可能入侵蚕食的要道、要点加以控制， 逐步向前推进， 必要时采取围、逼等方式拔除印军在我境内新设据点；对印军造成进逼态势， 但不能主动开枪， 只准当印军向我发动进攻时实行自卫；如印军不向我进攻， 则采取他包围我、我包围他， 他切断我、我切断他， 他要对峙、我就和他对峙的办法。
7月14日， 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专程赶到新疆， 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毛主席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 我们完全有理由打， 但是现在还要克制， 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 推我们上阵， 整我们一下， 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决不退让， 避免流血。武装共处， 犬牙交错”的战术。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 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 即“决不退让， 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 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
7月20日， 总参正式下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当前中印边境反蚕食斗争的“二十字方针”， 并对怎样做到“决不退让， 力争避免流血”具体规定了八句话：你不打， 我不打；你逼近， 我逼近；你包围我， 我包围你；你切断我， 我切断你；不先打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网开一面。总参同时指出：中印边境斗争是一场极为错综复杂的的斗争， 我们不能急躁， 中央关于边防斗争的一些决定， 都是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的， 大一点的问题要请示毛泽东主席决定。因此， 我们一切行动都要事先请示， 事后报告， 加强高度集中统一， 严格贯彻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 兢兢业业完成好这一光荣任务。
中印边界在打与谈判中，交错进行。到1960年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后， 中国一以贯之的主张维持边境现状和中印友好， 决不诉诸武力， 印度则反其道而行之， 坚持武力改变边境现状， 妄图实现其领土要求， 同时借边界问题掀起反华活动， 恶化中印关系。1960年4月中印两国总理谈判之后， 印度政府为改变边境现状， 侵占中国领土， 又进一步酝酿向中国“占领”地区派遣巡逻队和插入中国哨所之间的空隙地带建立据点。这一侵略计划， 后来被印度政府称之为“前进政策”。“前进政策”的目标是：印军要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 以此来逐步改变阿克赛钦的军事力量对比， 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 遏制中国的补给线， 最终使印度有足够优势赶走中国军队。
1961年4月， 印军侵入新疆阿克赛钦地区奇普拉普河谷设立军事据点。7月6日， 印度在西段侵占的巴里加斯建立了新哨所， 派出巡逻队。7月， 印军又侵入加勒万河谷， 近逼中国巡逻队。印度陆军总部在给西段印军命令中， 将“只有遭到射击时才开枪”的规定改为“如果中国军队危险地迫近你们的阵地时就开枪”。在中印边界东段， 印度陆军总部在1961年12月发出指示， 命令东部军区继续将哨所向前推进， 按照1962年的代号为“昂卡尔行动计划”的规定， 要在“麦克马洪线”一带建立35个新哨所。1962年6月4日， 印军向北越过“麦克马洪线”， 侵我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 打死打伤47名中国边防人员。8月， 印军在边境西段侵占中国领土3000余平方公里， 在中国境内设据点25个。9月8日， 西藏军区以1个步兵连进入克节朗地区实施武装侦察， 在印军据点对面建立哨所。印度官方立即以此为借口进行战争动员， 当天下达“必要时可以开火”的命令， 同时调步兵第七旅紧急越过“麦克马洪线”， 进驻克节朗地区。10月1日， 印度国防部部长梅农根据尼赫鲁的授权主持制定了《里窝那作战计划》， 该计划将中印边境东、西段分别拟为主、次要攻击方向， 限定印军于10月10日完成一切作战准备。据总参情报， 截至1962年10月中上旬， 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部署1个旅部、6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及若干配属分队， 兵力约5600人， 其中约1300人侵入中方境内， 分驻在43个据点上， 侵占我领土约4000平方公里；在边境东段部署1个军部、1个师部、3个旅部、15个步兵营， 集结兵力约1.6万人。
为了中印友好， 中国政府从1962年8-10月间多次建议中印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但印度却坚持要中国从西段中国领土撤出。10月6日， 印度政府照会中国政府， 提出要求中国撤出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扯冬地区作为谈判的无理的先决条件， 就断然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10月10日， 印军第七旅以100余人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试探性攻击。10月14日， 梅农声明， 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10月16日， 尼赫鲁主持召开高级军官会议， 加紧作战部署。
印度步步紧逼， 引发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认为中印边界冲突有“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毛泽东认为， 印度尼赫鲁当局已决心与我国在边界开战。原因是尼赫鲁一方面认为我们不敢打他， 另一方面尼赫鲁想转移国内矛盾、争取外援、打击我国威望。毛泽东提出， 准备给尼赫鲁一个打击， 作为教训。考虑到西线战场地形复杂， 容量较小， 自然条件恶劣， 双方兵力展不开， 因此确定主战场在东段， 可展开几个师， 能大量歼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由此定下自卫反击的决心， 并指示总参“在严密注视东南沿海东面情况的同时， 把重点转到中印边境方面来”。
1962年10月6日， 总参向西藏、新疆军区前线指挥部传达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 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 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 不仅要打退， 还要打狠打痛。”总参要求西藏、新疆军区抓紧拟制、上报作战方案， 提出作战需要解决的问题。
10月8日， 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开会， 讨论研究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同日， 中央军委指示前线部队“要准备打”， 并向驻四川的第五十四军下达动员命令， 调一个师入藏参战。
10月17日下午1点半， 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开会， 讨论对印度军队的进攻进行自卫反击问题。晚11点， 毛泽东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中央军委决定：“西藏军区部队首先粉碎印军对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的进攻， 并准备连续作战， 歼灭可能来援之印军。新疆边防部队， 首先粉碎印军的进攻， 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印军， 并视情况扩大战果。”
1962年10月17-18日， 印军在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对中方发起猛烈炮击。10月18日， 中央军委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出指示， 强调：“此对印度反动派作战， 事关国威、军威， 务求初战必胜， 只能打好， 不能打坏。”10月20日清晨， 印军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斗打响。
对这次自卫反击作战，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十分关注， 不仅精心运筹谋划， 而且亲自指挥。大至作战方向及打、停、进、撤， 小到拔点战斗， 每个关键环节， 都有及时、明确的指示。参与决策指挥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徐向前以及罗瑞卿等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
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命令， 粉碎了印军的进攻， 掌握和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 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 打出了国威、军威。从1962年10月20日起， 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东段、西段奋起自卫反击。在西段， 扫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43个侵略据点；在东段， 赶走了侵入克节朗、达旺等地的印军。10月24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 但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11月中旬， 印军再次在中印边境地区向中国发起新的军事进攻。中国边防部队从11月16-21日， 先后击退了侵入西山口、邦迪拉、瓦弄、班公洛、里米金地区的印军， 并挺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 将参加过二战的印军精锐打得落花流水。整个反击作战歼灭印军8700余人， 其中生俘达尔维准将以下3900余人。印度举国震惊， 尼赫鲁慌忙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正当中国边防部队彻底粉碎了印度军队的进攻， 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时， 中国政府却于1962年11月21日， 出人意外地郑重地发表声明， 决定单方面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中国政府声明发表后， 在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一些国家政府、领导人及其报刊， 纷纷发表声明、谈话、社论和评论， 或打电报给中国政府领导人， 盛赞中国政府声明表现的和解立场、和解诚意与和解的实际行动， 呼吁和督促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世界舆论认为， 中国政府的声明和所采取的重大和平措施， 是英明的、正确的和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行动， 表明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最大诚意。
1963年2月19日下午，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的汇报， 不时插话。张国华讲到克节朗战后， 因为我们的队伍往达旺方向走了， 在隆普只留了一个班， 因此敌人跑了四五百人的时候， 毛泽东插话：“你们在隆普那些地方留下一点兵， 断了路就好了。留下个把营就解决战斗了。”张国华讲到部队到了达旺， 事实上否认“麦克马洪线”时， 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麦克马洪线以南有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 等于一个浙江省， 稍少一点， 浙江省是十万平方公里， 也等于一个江苏省， 江苏省也是十万平方公里。”张国华讲到部队打到达旺准备立即过达旺河， 中央命令不准过的时候， 毛泽东插话：“过了河就不好了， 一没有仗打了， 第二仗打不了啦。”张国华讲到， 我们的部队到了查库， 命令如果晚下两个钟头部队就要出国时， 毛泽东大度地说：“那也没有什么要紧。你攻我们， 攻到麦克马洪线以北那么远， 搞到克节朗河而且占了天文点， 空喀山口以西， 加勒万河谷那么远的地方， 索性占领优特山未尝不可。如是占领优特山， 那英国人就跑了， 因为在提斯普尔以北， 英国有很大一个茶叶公司。这也是一个经验。索性占领优特山， 还更过去一点。你来得， 我去不得呀？”张国华谈到把缴获的主要武器装备交了印度一部分的时候， 毛泽东插话：“你们留的太少了， 这搞晚了。几个搞晚了， 一个切断打隆普搞晚了， 一个是留武器搞晚了；还有一个不要那么死， 什么邦迪拉以南， 索性攻到那个提斯普尔附近， 有什么要紧哪？他可以攻到我们这里来， 我不能去吗？这里边还有一点怕鬼的味道， 包括我这个人的思想。开头你们是要打的， 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谷那一次， 总理、少奇、小平， 瑞卿同志， 实在要打， 说不得了， 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欺负， 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 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 打就打嘛。整了我们三年了， 你看从1959年开始， 1960年、1961年、1962年四个年头了， 我们才还手嘛。”
张国华谈到“麦克马洪线”以南蚊子、蛇、蚂蝗很多， 毛泽东说：“蛇太多， 蛇可以吃嘛， 学我们广东人的办法， 没有粮食的时候， 蛇多可以吃。你们不要吓人， 我看有了准备， 蚊子、蛇、蚂蝗， 什么东西不能对付我不信， 要有各种准备， 要有药物、卫生、注射、对疟疾的预防， 对于蚂蝗怎么整法， 对蛇有个办法， 请一批广东厨师， 不要带粮食， 能吃饭。”张国华讲到印军战斗力时， 毛泽东插话说：“他防御也怪， 他只从前边防御， 后边不要， 所以我们不打他前面， 搞到他后面去， 他根本就没有防御， 他那个防御很容易打惨嘛。你就是从正面打， 也容易打惨嘛。”
张国华讲到印军营以上的指挥在战斗中没有起到作用时， 毛泽东插话：“没有发挥能力， 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 不会指挥， 他过去是英国人指挥。在北非打仗、在缅甸打仗、在他们本国的东部那加族地区跟日本打仗， 都是英国人指挥， 他印度人自己指挥打仗就没有过， 就是这一回。在座的同志们， 你们总要准备打仗，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 四方无事。”张国华提到解放军干部战士憋了一股气， 说中国不能被印度人欺负时， 毛泽东插话：“所以我们没有逃掉一个人。过去怕发生政治事故， 怕我们的官兵跑到他那边去， 印度人也说捉了我们的俘虏， 结果他现在就交不出一个人来。”张国华讲到我们打是为了和， 不打不好和， 打不好也不好和的时候，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打不好还有什么好和， 他还要搞到拉萨来。”张国华讲到部队情绪高是因为中央后发制人的方针激发了部队对敌人的仇恨时， 毛泽东插话：“最基本的原因你还没有讲到。最基本的原因是， 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 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然后， 第二就是你讲到的三年以来憋了一口气， 工人农民的军队， 我们党领导的军队不能打胜仗呀？不能把来的敌人打下去呀？……就是这么一点敌人， 美国一亿七千万人， 日本一亿人， 你印度更多一点， 我更高兴， 可惜你人口太少， 只有四亿人口”。张国华讲到印军最怕侧后迂回的时候， 毛泽东说：“这不仅是印度， 从古以来， 哪一个军队都最怕这一手。”张国华汇报完之后， 毛泽东说：“他还讲那个里面， 西面很艰苦， 那是多少公尺的雪， 这么困难我们能够克服， 我们要在我们全党， 要在我们全军、在人民中间， 讲下这个经验”。
毛泽东在同张国华谈话中高度评价了对印自卫反击战：“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 或者叫政治军事仗。”（来源：《世纪风采》2017年09期，《毛主席对1959-1962年中印边界危机的应对和处理》作者何立波）领袖文集 2021-12-11 13：40。
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作战，中国军队将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境内的印度军队都驱赶了出去。之后，中国军队主动停火，后撤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20公里以内。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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