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鼎甲一探花》
清代贵州出了三个状元、一个探花,称为“三鼎甲一探花”。
第一个是武状元,名叫曹维城,贵阳人,在康熙42年(1703年)夺取了全国武科魁首。
光绪12年(1886年),贵阳青岩人赵以炯中文科状元,那时云南还没有状元,所以成为“滇黔两省以状元及第夺魁天下的第一人”。
继后,贵州麻江人夏同龢又于光绪24年(1898年)中文科状元,因正值戊戌变法时期,中试后有机会留学日本,成为中国惟一的状元兼留学生。
遵义的杨锡谟曾在《公车上书》签名,因怕影响录取,改名杨兆麟,于光绪29年(1903年)中一甲第三名(探花),后来留学日本,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
武状元曹维城
曹维城,生卒年月不详。原籍(或祖籍)福泉,定居(或落籍)贵阳。于康熙42年(1703年)以武举人身份进京会试,考取一甲第一,成为自唐代女皇武则天开创武举考试到清末光绪32年(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止,一千二百多年间贵州仅有的一名武状元。
一举成名来之不易
武状元考试与文状元不同,文状元考试有试帖(试卷)、八股文、策对等书面文字留传,而武状元考试,主要是体育动作,当时又无录像机之类将其动作摄下,因此,局外人要了解武状元殿试项目的成绩,确实不易。
为探寻武状元考试项目及录取标准,笔者从《大清会典》及有关资料中,查到了武状元殿试项目。殿试分武场、文场。武场考试项目有马射、步射、挽弓、舞刀、掇石等。武场考试完毕,合格者才可参加文场考试。文场考试分策与论,策是策问,论是评论。策问是由考官提出有关经义、治国安邦等问题,考生写出献言、献策的文章。评论是考官提出有关时事、社会问题等,考生写出建议改进的文章。
不管是文状元还是武状元,都是在殿试中产生。殿试完毕,评出一甲、二甲、三甲进士,一甲只取三名,二甲、三甲人数不定。并由皇帝亲临考场,用笔点出一甲三名中的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考取二甲者称“赐进士出身”,三甲者称“赐同进士出身”。
殿试是在宫廷举行,故称殿试,也称廷试。参加殿试的生员,是来自各省的举人。他们在各省(乡试)考取举人后,进京参加三年举行一次的会试,会试取得贡士资格后,才能参与殿试。
曹维城考起武状元后,朝廷授以副将职。
按清代军制,汉兵用绿旗,称绿营兵。全国分36个镇(相当于军区),驻每个镇的绿营兵叫镇标,标相当于师,由总兵官掌辖,标之下设协,相当于旅,由副将统领,协之下还有营、汛两级。维城任副将的驻地在云南。
维城有子名曹石,系雍正2年(1724年)甲辰科武进士。维城卸职后与其子曹石住居贵阳城南(今南明区邮政大楼北侧巷内),今称曹状元街。
昔日的“曹状元府”,早在民国时期即已遗迹无存。
武林世家三代进士
曹维城家族可谓是武林世家,更难得的是三代武进士。可惜留存史料少,他们的生卒年月,每人活了多少岁,尚未落实。他们考取武进士,武状元时,各有多少岁,也未查到。只知他们考取的时间分别是:
曹元肃康熙12年(1673年)武进士
曹维城康熙42年(1703年)武状元
曹石雍正2年(1724年)武进士
曹维城和曹石父子在中状元和进士后,分别担任康熙和雍正的御前带刀侍卫,后来又官至副将,可称为名门望族。父子虽武士出身,但也是文采不俗。曹维城卸职后,闲居贵阳,与周渔璜、朱文、吴中蕃、潘德征等文士交好,常以诗文酬和,故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说“维城虽武人,能诗”。《黔诗纪略·后编》也称维城“善画能诗”。其画今已失传,其诗在《黔诗纪略·后编》中,还可查到两首,题名《初秋登黔灵山赠瞿脉上人》:
“居与佛庐近,探幽不厌频。开来天外寺,隔断世间尘。檐敞风烟细,窗虚景物新。白云常住处,从尔问禅真。”
“黔山精舍好,相对有名僧。道悟无生妙,禅参最上乘。茶煎涧中水,香霭佛前灯。不许尘凡到,云岚护几层。”
曹石也是文武兼长。据《黔诗纪略后编》载:曹石“尝受诗法于周宫詹渔璜”(宫詹,宫廷设詹事府,其官称詹事,谓周渔璜曾任詹事,贵阳人,康熙时考取进士,擅长写诗)。
曹石著有《秋烟草堂诗稿》三卷传世。
文状元赵以炯
赵以炯,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人。生于清咸丰7年(1857年),卒于清光绪32年(1906年)。赵以炯于1879年中举人,光绪12年(1886年),与其弟赵以煃赴京会试,兄弟二人同中进士,同年殿试,获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夺魁天下,为贵州前所未有,举国惊异。
当时在京城任监察御史的贵州人李端棻挥毫书联以贺:
"沐熙朝来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喜吾黔乡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
表达了贵州人的喜悦。
赵以炯中状元后,授翰林院编修。
现在青岩镇内建有"赵以炯状元府第",陈列文物,供人参观。
一家三进士
赵以炯的家庭环境对他影响极大。父亲赵国澍是青岩堡的团总,早年就读于省城著名的贵山书院。为人正派,民族意识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青岩教案”的组织者之一。
母亲陈氏知书达理,贤淑能干。姐姐以南,幼承母训,学识渊博,是清代贵州女才人之一。在父母及姐姐的影响及辅导下,赵以炯兄弟四人矢志于学,相互砥砺,以自己的才华学识中了一个状元、两个进士、一个经魁,这不仅在青岩是少见的,在贵阳以至贵州省内也是一个奇迹,是令人惊羡的。
大哥以焕,光绪15年(1889年)进士。十九年任江苏丹阳知县。任上兴修水利,兴文重教,惩治奸商,可谓不遗余力,最终积劳病卒。大弟以炳,光绪8年举人,且中经魁。二弟以煃,与以炯同榜进士,官至内阁中书。
才高仕途难
据说在光绪十二年的殿试中,光绪帝曾出楹联以考贡生。其上联是“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谁能为摘星汉?”赵以炯所对的下联是“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愿作探花郎。”由此可见其蟾宫折桂、文魁必得的自信。在策对中,更是以博闻强识,出众才华,精辟独到的见解,无可争辩地赢得状元头衔。
赵以炯取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光绪14年(1888年),出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官。光绪17年(1891年),出任广西学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为会试同考官。光绪23年,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后,赵以炯再未授职。光绪26年(1900年),母丧。赵以炯回乡服丧,一度曾在“学古书院”任主讲。三年后,丧满,事毕还朝。时局混乱。不久,赵以炯辞官归里,在青岩讲学,从此脱离仕途。因感慨仕途艰难,无展示才干、有所作为的机会,光绪32年,赵以炯郁郁而终,时年49岁。以致无明显功绩。
文状元夏同龢
夏同龢(1868-1925),清贵州麻哈州高枧(jiǎn)(今麻江县贤昌乡高枧村)人。光绪19年(1893年)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恩准赴京殿试,以精辟的见地和流畅的文章,博得了主考官吏部尚书孙家鼐等8名大臣的赞赏,被光绪帝“亲笔御点”为状元。
书香官宦之家
夏氏先祖于洪武22年由江苏南京随军从征来到贵州都匀卫屯垦戍边,定居麻哈长官司(今贵州麻江)高枧堡,在此绵延生息600余年。
初入贵州的夏家本行伍出生,授卫指挥世袭,历经三百年儒学教化,至清雍正年间入黔第十世祖夏朝正中举,成为夏家有史可查的第一位举人,夏家由此实现了由武而文的转变,从此成为书香门第。道光年间其先祖夏鸿时中举人后远赴陕西石泉、洛川等地出任知县,并因此赢得“覃恩圣旨”,为其后世子孙树立了榜样,其后子孙多有功名。
自夏朝正中举后,在此后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夏家代代都有博得功名之人。他们大多“学而优则仕”,成为清朝官员。夏同龢状元之孙夏允仁在《夏同龢传略》一文中指出:“夏同龢,字用卿,清同治7年(1868)出生于书香官宦之家。自幼聪慧,智力超群,常与学侣赛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青少年时已通读'四书’、'五经’。”正是这样的书香官宦之家,为夏同龢的成长提供了很好的文化、经济、政治的环境,为他后来夺魁天下奠定了可能的基础。
随父兄游学西南
夏同龢的福清夏源(曾用名夏廷),1865年出任云南沾益州(今云南沾益县,《沾益州志》载亦称夏源)知州。随后历任云南南宁(今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知县,在此期间的1868年夏同龢出生(夏同龢出生地至今不明)。后赴四川任盐运使,人称夏都转(系职位名称),在四川期间曾请重庆璧山县胡安铨(璧山最后一个进士)教授夏同龢。另夏同龢后来到广东后结识的好友丘逢甲(著名爱国诗人)在其诗中称“季平少长于蜀”“季平”是夏同龢的字。由此可推断夏同龢的少年时代是随父在四川度过的。
1890年夏源卸任回到贵阳,定居团井巷,夏同龢中状元后更名为状元街。
父逝后夏同龢前往广东投奔其兄夏同彝。
广东是中国近代先进思潮的发祥地,夏同彝在广东即率先提倡创办现代工厂——士敏土厂(水泥厂)。
夏同龢后来虽中封建状元,但他能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应与他在广东的经历有关。
夏同龢状元经历
夏同龢到广东后,就一直留于此处.1893年夏同龢到北京应顺天府乡试中癸巳恩科举人。
据清科举制度规定,乡试每三年一次,定在子、卯、午、酉年八月至九月间举行,又称“秋闱”。除此,在逢重大庆典或其他重大活动时,会特增加一次考试,称“恩科”。
因第二年是慈禧太后生日,特举行癸巳恩科乡试,夏同龢正是在这次考试中中举。同年康有为亦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
1898年3月,夏同龢参加会试,正考官是孙家鼐,副考官是徐树铭、徐会沣、文治。
6月9日殿试,读卷官有昆岗、徐树铭、溥良、唐景崇、阿克丹、梁仲衡、绵文等八大臣。
6月12日“丙午……赐夏同龢等三百四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清朝皇帝甚爱书法,有选状元先看字的传统。
1898年担任夏同龢这一科的读卷大臣有徐树铭、溥良等,徐最好书画金石,是著名书画家;
溥亦是造诣很深的书画大师(曾孙启功)。
由这样的人评判出的自然是天下一流的书者,加之光绪皇帝本人书画造诣也颇高,故夏同龢得中状元,也代表了他的书法是当时一流水平。
至今他的书法作品仍是书家充分肯定并追逐的对象。
自中状元后,夏同龢即授翰林院修撰,根据清制规定,“一甲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从此夏同龢即踏入社会上层,一生经历丰富。
1904年,夏同龢东渡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一班学习法政。(原载《麻江县志》误为1906年前往日本,且误认为所学为工业和经济)当时该校校长为梅谦次郎博士,他是日本著名法学家,日本现代法治体系奠基人之一。梅博士力邀当时日本法学界顶级人物为法政速成班上课,使学生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法治理念。
1905年8月,夏同龢以特别卒业生毕业。
在日期间,夏同龢还完成了《行政法》一书的编写,该书是最早介绍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的书籍之一。
与夏同龢同为法政速成科学员的包括许多当时及之后活跃于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如宋教仁、沈钧儒、陈天华、汪精卫、汤化龙等……
夏同龢回国后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启蒙与发展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1905年十一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向光绪皇帝上奏折力荐夏同龢出任广东法政学堂(今中山大学前身)监督(也即校长)。
夏同龢出任监督六年,至1912年民国初年。
在任期间,以开明著称,使得学校出现了许多后来在广东乃至全国都很有影响力的学生,如陈炯明、邹鲁等。今广州市法政路即因当年法政学堂校址在此而得名。
1912年民国后,广东法政学堂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夏同龢则回到贵州。
1913年参加国民政府在全国开展的宪政竞选活动,是贵州选出的参、众两院议员之一。
1920年至1923年,夏同龢出任江西省实业厅厅长,两年后返京。
1925年,夏同龢心脏发作,经医治无效,于北京劈柴胡同住所逝世,终年57岁,葬在北京阜城北京门外西八里庄青龙塔附近。
这位贵州状元如今给后人留下的遗迹,除贵阳有一条夏状元街外,就是其故里今麻江县高枧村的“状元第”。
清末探花杨兆麟
杨兆麟(1878-1919),字次典,生于贵州遵义红花岗区金鼎镇,早年就读于黎氏,为黎怀汝女婿,受沙滩文化熏陶,是黎氏姻亲中的后起之秀。清光绪17年(1891年)举人,光绪21年(1895年)赴京会试。正值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失利,清政府与日本商议《马关条约》。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反对签约议和,主张变法强国。
杨兆麟以“杨锡谟”之名参加了“公车上书”,而此次会试落榜。光绪29年(1903年),杨兆麟再次进京应试,以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人称“杨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留学日本期间的“悬疑”
杨兆麟在翰林院做编修时,光绪皇帝被软禁,清政府朝廷的实际掌权人是慈禧太后。杨兆麟和许多期望改良的文人一样,思想消极、性情苦闷,寄希望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能比慈禧活得更久一些,将来能够重新掌权,并实现改良。
1906年9月,受清政府派遣,杨兆麟公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学,后获得法学博士。
需要提及的是,1905年,孙中山已在东京组建了同盟会,而此前因发表《驳康有为革命书》,批驳保皇派入狱的章太炎,刚被同盟会接到日本,任《民报》主编,继续批驳改良派。有文章说,杨兆麟到日本后,通过遵义籍留学生蹇念益等人引荐,与章太炎熟识,并成为好友和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之后,孙中山在东京与之见面,同意其加入同盟会,但为了将来更好地开展工作,要求其隐藏身份。
不过,另有文章则认为,这种叙述与历史不相符。遵义市图书馆专家翁仲康撰文说,从杨兆麟留日其间的书信中可看出,杨、章政见不一。“章太炎是革命派,反对君主立宪;杨兆麟主张改良主义、君主立宪。”他认为,此时的杨,还没有接受同盟会的革命纲领。
另外,1911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嘉兴知府的杨兆麟,闻讯辛亥革命爆发、直逼嘉兴而去后,他弃职而走,避居上海。直到11月16日,上海、杭州等地被革命者占领,他带领家眷离开,又致信章太炎称“乃为亡虏,窜伏海蠕”。与之看法相反的文章则称,1911年秋天,革命党人褚民谊在嘉兴被捕。知府的杨兆麟闻讯后,深夜以“秘密询问”为由,将其释放,并给了路费,资助他逃往日本;当年12月,孙中山在上海秘密会见避居上海的杨兆麟,谈及此事表示赞扬,并邀请他公开露面一起做事,但杨以“过早公开,或有不妥”为由,要求继续隐藏身份。
杨兆麟当时的政治取向已成疑案,但有一个事实,是能够确定的:杨兆麟避居上海期间,虽然上海已为革命党人掌控,但他却仍居住在租界内,直到最后返回遵义。走向“共和”
1914年3月,在经过征途磨难后,杨兆麟终于回到遵义。从遵义市图书馆搜集和整理的资料来看,这时的杨兆麟,仍没完全接受辛亥革命,只是思想发生了变化。
回到遵义的杨兆麟,受到家乡人欢迎。此后,当地政府委托他主修《续遵义府志》。其间,章太炎曾来信,邀请他到北京共修国史,但杨认为北京被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袁世凯等人占据,加之与章政见不合,他婉谢。
1915年,云南率先发起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此时,身在遵义却已是非常国会议员的杨兆麟,积极奔走联络贵州各党派支持蔡锷,并亲拟电文讨袁。之后,又撰文支持护国三鼎甲一探花运动,还以贵州各界代表的身份,到前线慰劳将士。
袁世凯最终在一派反对声中倒下,他试图复辟帝制的梦想,也随之灰飞烟灭。
杨兆麟重新回到遵义编修《续遵义府志》,主持修建遵义名人祠堂、造桥。
1919年,应孙中山之邀,去广州出席非常国会,并筹建中华实业会。至此,杨兆麟真的由拥护君主立宪、公车上书,走向共和。
在广州期间,杨兆麟患上猩红热,因当时医疗条件限制病逝,时年43岁。
隆重的追悼仪式在广州举行时,孙中山前往吊唁。
之后,杨的遗体运回遵义,安葬于城郊的牛蹄场(今红花岗区金鼎镇)。
曾经历过迁葬、火烧的杨兆麟幕,现在是遵义市文物保护单位。
据称,在最初未被损坏时,杨墓跟前,分别树有清朝皇帝的诰封碑和孙中山的祭文碑,如今仅残存诰封碑,还有就是《守拙斋诗集》、《守拙斋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