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的书画大家都不愿意被称为书画家？
强文
披阅历史上的书画大家，二王、钟张、欧虞褚柳、苏黄米蔡赵就不说了，单就清代、民国以来许多书画大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或者在与别人交谈中除个别人物例如陈师曾就说自己：“生平所能，画为上，而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其余各家，就我阅读所知，似乎都不愿被称为书画家。例如以下这些大家：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对自己的评价是：诗为一，书为二，画为第三也。
清代书法家沈曾植一生视书法为小道。其弟子王蘧常曾说：“先生生前以书法为余事，然亦刻意经营，竭尽心力，六十四岁后专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
吴昌硕生前曾说：“人说我善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
现当代著名书画家溥心畬说：“称我画家，不如称我为书家。称我为书家，不如称我为诗人。”
齐白石称其艺事排次为：诗第一，篆刻第二，书法第三，绘画第四（参看许礼平著《旧日风云》二集《白石嶙嶙》）。
沈尹默先生的长孙沈长庆记得祖父不止一次说过：“我当以诗为第一，词次之，书法最下。世人不察，誉我之书法，实愧哉矣！”
顾炎武在《与人书》中写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当代草书大家于右任先生就写过顾氏此语，他们可谓心意相通。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顾廷龙先生一生题签无数，金文、篆书、楷书皆佳，但老人家却说：“我的字是为整理古籍的需要而写，我不够书法家。”
著名书法家吴玉如行草以二王为宗，隶书学邓石如，碑与帖相结合，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但他却说：“我是一个文人，我不是书法家。文人会写几个字没什么了不起，更不值得炫耀。能写好书法，才是一个称职的文人。”
启功先生则说：“说我是书法家，不如说我是画家，说我是画家，不如说我是文人，说我是文人，不如说我是小学生。”
这其中当然有他们谦虚的成分，但主要还在于他们都把书画作为余事，认为诗词文章，做学问，做官才是正经事。一方面，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例如孔老夫子就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艺处在道、德、仁之后。孔子所谓的“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当然与我们所说的书画并不是一回事，但应当包括书画在内。《论语·子罕》中孔子说：“吾不试，故艺。”试者，仕也。艺者，六艺也。不能为世所用，所以才有空去学习六艺。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说：“孔子身通六艺，时人皆以多能推孔子。然孔子所志乃在道。艺亦有道，然囿于一艺则只成小道。故孔子又称之曰鄙事。”可见在传统意义上，艺仅仅是小道、余事、鄙事而已。苏轼在《送欧阳推官赴华州监酒》诗中说：“文章乃余事，学道探玄窟”。清人吴德旋有言：“余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而不自知。”《三字经》中也说“有余力，则学文。”学生黄庭坚谈老师苏东坡的书法：“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黄庭坚对书法的书卷气这样论述：“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内在的学问、气质最终表现在笔墨之中，外化成为书法艺术。若内无城府，只能落入俗路，则不可救也。
其次，作为文人，书法绘画，尤其是书法乃是工具，会写字，写好字，那是基本功，不值得给外人道也。历史上的大家诸如欧阳询、颜真卿、苏轼、柳公权、赵孟頫等等即就是在他们的传记当中，也少有提及他们的书画成就，那只是他们工作之“余事”罢了。苏东坡在《书朱象先画后》有“昔阎立本始以文学进身，卒蒙画师之耻。”《新唐书·阎立本传》说，阎立本最终以画师为耻。可见，纯粹的画匠是被人瞧不起的。
书法家陆维钊原是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应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先生之邀，进入浙美为学生补习古典文学和书法。陆先生精古文，好中医，书法涉及面宽，碑帖不偏，真草隶篆皆能。他给中国画系学生讲：“书法之道，不仅在于写字技巧，技巧再好，不过是个‘书匠’而已。练字和学问必须同时俱进，甚至要把提高学问素养放在写字之上，否则，书法写到一定水平，就会上不去。”
他对古文和清词有精深的研究，书法上晚年独创了“非篆非隶，亦篆亦隶”的“蜾扁”书，成为一代书法大师。但先生在临终之时却对学生说：“想不到最后落得个书画家的下场。”从中可见先生并没有把书画放在多么高的地位，甚至以之为耻，而把学问放在第一位。正如他对来访的学生所言：“中国的诗书画印是中华文化的升华，所以学书画的人，一定要通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一点相当重要。现在许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许多人不好好学文，而光片面追求学字、学画，这样发展下去是不行的，也是不会有什么成绩的。”
先生之言，足以羞杀当今所谓的“书画家”！
（远之）
强文，字远之，陕西宝鸡人。中国楹联学会会员，省书协会员，炎黄文化促进会理事、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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