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世界报-星期天专版》(Le Monde-Dimanche)，1979年9月16日。来自克里斯蒂娜•艾芙(Christine Eff)主持的一次对罗兰·巴特的访谈。王立秋译。转载自公众号 第一哲学家
你如何分析学生神话学中的一个关键词，懒惰？
懒惰不是神话，它是学术情景中一个基本的或准-自然的假定。为什么？因为学校是一种约束的结构，而懒惰，则给学生提供了一种挫败这种约束的方式。班级必然涉及一种压迫的力量，即使仅仅是因为在那里教授的东西吸引不到青少年的注意。懒惰可以是对这种压迫的一种回应，一种接管某人的无聊，表明某人意识到这种无聊并因此，以某种方式“辩证化”这种无聊的主体策略。这是一种间接地回应，而不是某种公然的抗议，因为学生没有直接对抗这些约束的手段；通过转身离去，学生避开了危机。换言之，学生的懒惰具有某种语义学的价值，它属于教师的代码，属于学生的自然的语言。
如果对这个词的词源进行考察，你就会注意到，piger，拉丁语中的形容词（法语的paresse来自pigritia），意味着“慢”。这是懒惰最悲伤，最消极的一面，也即，做事情，但做得很可怜，做的事情违背个人的意志，或者说，通过给出一个答案来满足体制的要求，但这个答案却是一个耗时的答案。
另一方面，在希腊语中，“懒惰”对应的词是argos，a-ergos的反义词，含义非常简单：它指的是“不工作的人”。希腊语要比拉丁语更坦率得多。
在这个简短的词源学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大致地看到，某种特定的懒惰之哲学的可能性。
我是一名教龄只有一年的中学教师。我的学院式的懒惰的概念并非来自那段经验，而毋宁说来自我对学生时代的记忆。在当下的生活中，我有时会以一种隐喻的形式自发地向学院式的懒惰回归，这种懒惰原则上与学童的懒惰并无共通之处；经常，这与诸如有待阅读的邮件和稿件等那样的，乏味或恼人的任务对抗的情况下，我会叛逆并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做完所有的事情，就像学生不可能做完他的家庭作业那样。在这样的时刻，懒惰，就其为一种意志的痛苦的经验而言，被痛苦地经验。
在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中，你指定的——或你必须容忍的——懒惰的位置是什么？我很想说我并没有在我的生活中为懒惰留下任何位置，但那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我感觉缺了某种东西，那里有什么不对。我常常陷入这样的情景——在其中，我不得不挣扎着把事情做完。在我不做它们的时候，或者，至少在我没有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一般来说工作总会做完），强加在我身上的是一种懒惰，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显然，这种可耻的懒惰并不以“没有在做任何事情”的形式出现，而“没有再做什么事情”恰恰是懒惰的荣耀的、哲学的形式。在我的生活中，有段时间我常常允许自己有少许欣快的懒惰，我在小睡后沉溺其中，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出离这种对懒惰的屈服。接着我会放松并听命于我的身体，而在那时，我的身体通常是相当困乏而缺少能量的。但这是夏日在乡下的生活。我画点画，四处闲荡，就像许多法国人做的那样。但在巴黎我会更多地陷入工作的需要与工作的困难。在这里，我任由自己进入那种消极的懒惰的形式，任由自己分心，重复自己为自己制造的对注意力的分散：泡杯咖啡，倒杯水……而且，怀着彻底的恶意——由于与欢迎任何来自外界的分神相反，我对使我分心的那个人恼怒非常。我厌恶地忍受着电话和来访，而事实上，这一切干扰的不过是我并没有在做的那些工作罢了。在这些分神之外，我还熟悉另一种痛苦的懒惰的形式，我将以福楼拜的名义来引出这种懒惰的形式，后者把它称作“腌渍(masinate)”。在这种情况下你什么也不做，你的思想四处涡动，你会感到有些压抑……我常有这样的“腌渍”，非常频繁，但它们都不会长久地持续下去，最多十五到二十分钟……接着，我的勇气又回来了。事实上，我认为我对没有什么也不做的自由和力量而感到苦恼。有时候我真的想休息。但正如福楼拜所说的那样，“你靠什么来休息呢？”我不能把任何的懒惰放进我的生活，后者甚至也容纳不下任何空闲的时间。除朋友外，我只有工作或一种脾气相当暴躁的懒惰。我从来就不是那么地在乎运动，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就算我要运动也太老了。所以如果决定什么也不做的话，你想让像我这样的人去做什么呢？阅读？但那是我的工作。写作？也是，我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画画。它是一种绝对没有理由的活动，身体的，归根到底是美学的，同时又是真正使人放松的，真实的懒惰，因为画画并不涉及任何骄傲与自恋——因为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对我来说，画得好与画得不好，结果都一样。还有什么？在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候，在瑞士，卢梭做着花边。人们可以不那么讽刺地提出编织的问题。编织正是某种特定的懒惰的姿态，除非，这个姿态为完成某件作品的欲望所捕获。但习俗禁止人们（男人）编织。事情并不总是这个样子的。五十年或一百年前，人（男人）通常都得刺绣，但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可能了。也许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离经叛道因此确切来说最可耻——对那些看客们来说可耻，而不是对我——的事情就是一个坐在巴黎地铁车厢里的年轻男子从包里拿出一些编织物开始纺织。每个人都感到可耻，但所有人都什么也没说。现在，编制是最低限度的、无端的、无定局的却仍然再现/表征了一种美丽而成功的懒惰的体力活动的范例。我们不应认为懒惰之所是，就是现代的生活。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个人都一直在谈论休闲活动却没有人谈论懒惰的权利？我甚至怀疑，在现代西方世界是否存在像什么也不做那样的事情。我记得这幅景象……在我还是个孩子，青少年的时候，巴黎可不一样。那是在战前。夏天天很热，比现在热，至少在我看来如此。在傍晚，在天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巴黎的门房——当时有很多门房，他们是种机构——把椅子拖到门前，拖到街上，他们会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这是一幅已经消失的，懒惰的景象。我再也看不到这幅图景……在现代的巴黎，再没有那么多懒惰的姿态了。归根结底，咖啡馆是一种无副产品的懒惰：那里有对话，一种活动的“表象”。这不是真的懒惰。
如今，懒惰很可能并不在于什么也不做，因为我们没有能力那么做，相反，懒惰可能是尽可能多地切割时间，使之多样化。这就是我在工作中引入分神的时候小规模地进行的活动。我切割时间。这是一种变得懒惰（向懒惰）发展的方式。但我渴望一种别样的懒惰。我总是对这首禅诗感到惊讶，这首诗，可能就是我梦想的那种特别的懒惰的诗学的定义：
Sitting peacefully doing nothingAnd the grass grows all by itself.
而且，这首诗表现了一种值得钦佩的错格，一种语法构造上的断裂。静坐的不是句子的主体/语，坐下的不是春时。这种构造上的断裂，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清楚地表明，在懒惰的情境中，主体最不占据其作为主体的持续性。他是去中心化的，他甚至不能说“我”。那，就是真正的懒惰。即在特定的时刻，有能力不再不得不说“我”。恋人追求的懒惰并不是“什么也不做”，它首先是“什么也不决定”。在《恋人絮语》中一个题为“该做什么？”的片段中，我说恋人，在某些特定的时刻，试图在激情持续的张力中安排一个“微小的怠惰的角落”。事实上我试图描述的恋人一直想知道他该做什么：我该打电话么？我该去赴约么？我该待在家里么？我对“该做什么？”——那也许构成了我们的生命的熟思与决断的织物——类似于佛教的业（因缘），不断平时我们行动、作出回应的连锁原因这个事实作出了评论。业的反面是涅槃。因此，在一个人承受大量业苦的时候，他就可以假定或幻象某种涅槃。懒惰因此也就具有了湮没（虚无化）的层面。真正的懒惰至多是一种“什么也不决定”，“在那里”的懒惰。和处在班级末端的，除在那里外没有其他属性的劣等的学生一样。他们不参与，他们不被包括，他们只是在那里，经历着时间，就像蹦蹦球一样。这就是我们有时渴望的那种东西：在那里，什么也不决定。关于懒惰，道家有句箴言，我认为，它与在“什么也不易动”的意义上“什么也不作”，什么也不决定。我们也可能会想起托尔斯泰式的道德的一些诱惑，就一个人可能会怀疑在与邪恶对抗的时候人是否有懒惰的权利而言。托尔斯泰回答说是，他还说什么也不做是最好的状况，因为人不应以更多的邪恶来回答邪恶。不用说，如今，这种道德已经彻底不为人们所听信了。而如果我们要走得更远的话，懒惰看起来可能是对恶的问题的一种重要的哲学的解决方案。什么也不回答。但再一次地，现代社会与中立（性）的态度相处的并不是很好，它发现，懒惰是不肯容忍的，就像最终，懒惰本身，就是首要的恶那样。关于懒惰，可怕的是它可能是世上最平庸、最老套的东西，以及，最没有思想的行为，就像它可能最具思想那样。这种有思想的懒惰，是被普鲁斯特称作失去的时间的那种东西么？普鲁斯特对作家的作品的态度相当特别。他的杰作，是建立在，如果不是直接以之为基础的话，那至少也是伴随着一种非意愿的记忆的理论，一种记忆与感官向表面的上浮的理论而建构起来的。这种自由流动的记忆显然涉及某种懒惰。从这个特别的角度来看，懒惰，就——用普鲁斯特的隐喻来说——像在嘴里缓慢地融化的玛德琳蛋糕，这，在那个时候，就是懒惰。主体允许自己通过记忆而解体，他因此而懒惰。如果他不懒惰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自己再次处在意愿记忆的统治之下。我们可以回到普鲁斯特的另一个意象：折得很紧的日本纸花，在水中绽放并伸展放大。那就是懒惰：一个写作的时刻，一个作品的时刻。然而，甚至对普鲁斯特来说，写作也不是一种懒惰的活动。普鲁斯特用另一种隐喻来只是作者，一种劳动的隐喻。他说，他写一本书就像裁缝做一件裙子。这意味着一种无休止的，一丝不苟的，掠夺性的，建构性的，追踪性的活动，就像普鲁斯特本人从事的活动那样。因为，归根到底，他前半生（如果那时是这样的话！）可能是懒惰的，但此后，在他把自己关起来写作《追忆》的时候，他却不是懒惰的，他一直在工作。最后，我要说，在写作中，可能存在两个阶段。首先，可能存在某种四处散布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四处漫游，为漫游可能滋生的记忆、感观和事故而漫游。然后，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人们在桌前写作（对普鲁斯特来说，则是在床上写作）。但我真的相信，为了写作，一个人必须不懒惰，而这正是写作的困难之一。写作是一种愉悦，但同时也是一种艰难的愉悦，因为它必须跨越非常艰巨的工作的区域，并有着引起以下事物的危险：懒惰的渴望和威胁，放弃工作的诱惑，疲惫，以及反抗。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还在忙着给托尔斯泰的私人日记做笔记。他是一个执着于（探索）生命的法则，日程的封闭性以及不懒惰的道德问题的人。他不断地写下自己的失败。这是一场无终结的斗争，一场真正的恶毒的斗争。而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在根本上说是懒惰的，或者说如果一个人决定变得懒惰——那是完全可以被设想且相当值得辩护的——的话，那么，人们就不能写作。存在怠惰的礼制么，或者说，星期天和其他日子一样么？是时候说，与各种各样的职业一样，存在多种形式的懒惰——也许，它们的数量与社会阶级的数量一样多——的时候了。尽管星期天可能是为分割懒惰而确立的，但很显然，一个教师的星期天跟一个工人，一个公务员或一个医生的星期天是不一样的。但除却这个社会学的问题，关于休息日，还存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问题，根据不同的宗教，这个休息日，是星期天呢，还是星期六，抑或，是星期五……我的意思是，还存在礼制化的懒惰的问题。在像比如说，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或正统的犹太教那样法典编纂完善的社会中，休息日过去曾为，现在也为礼仪禁止的某些行动所标记。仪式参与了这种什么也不做的欲望。但不幸的是，看起来，只要人们被迫服从这种禁止的仪式，他们也就从“什么也不做”那里受苦。由于这种懒惰是从外部强加的，它也就变成了一种折磨。这种折磨被称作无聊。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发现星期天是相当无聊的。我并不是真的知道为什么，但我认为，孩子经常认为星期天是一个无聊的日子。那天没有学校，而学校，即便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五味杂陈的经验，却是一种社会和情感……以及相当具有娱乐性的环境。现在，既然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对我来说，星期天也就再次成为幸运的一天，在这天，所有那些在过去的这一周里使我筋疲力尽的社会要求——邮件，电话，预约——都被悬置了起来。这是一个幸福的日子，因为这是空白的一天，沉默的一天，我能够懒惰对待，自由对待的一天。因为现代人们打心底里渴求的懒惰的形式，说到底，就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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