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2《芳草》· 新世纪批评家档案张丽军：《从乡土出发的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上）精华热点

关注

2023-2《芳草》· 新世纪批评家档案

张丽军：《从乡土出发的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上）

於可训 一九四七年三月出生，湖北黄梅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长江文艺评论》主编。著有《於可训文集》十卷，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

主持人说

| 於可训

人们总爱说，童年记忆和个体经验，是文学创作之源，其实，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也离不开童年记忆和个体经验，童年记忆和个体经验，同样也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之源，张丽军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经历，就是一个证明。

出身于农村，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批评家和学者，不在少数，这种出身经历影响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也屡见不鲜，但像张丽军这样，不但把他的童年记忆和个体经验作为专业选择的起点，而且也作为他此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活动的原点，并不断加以扩展延伸，做大做强，以至蔚为大国，自成一家者，并不多见。李云雷说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将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入其中，以此形成自己的问题域，并在持续关注的过程中不断拓展、深化”，诚为确当之论。

成就一个学者和专门家，也许有各种各样的因缘，但就其专业领域而言，进入什么样的研究领域，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向，这个研究的领域和方向，有多大的施展空间和持续展开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是决定性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个人的天分和努力也十分重要，但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你的学养、经验和功力的体现。

古人说，做学问的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还要加上一句，乐之者不如生而与之相契者。今天的学者，选择一个文学研究的领域和方向，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师承习染，即从老师那儿得来的和学习过程中养成的经验。二是望风取向，或曰观潮取向，即从当时的学术风气和发展潮流所得的启示。三是当前需要，主要是申报课题或完成指定的研究任务。这三种选择，都与“乐之”“好之”无关，更不用说“生而与之相契”。张丽军所选择的研究领域，和此后生发的诸多研究方向，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未能免俗，但从根本上说，都是与他的生命本原和他的人生阅历“相契”的，所以格外值得称道。这种“生而与之相契”的农家出身和农村生活经历，就使得张丽军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始终保有一种“乡土”底色和鲜活的感性经验，同时也使得他得以借助“农村”这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原型，把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触角，伸向与之有关的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领域，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因而就获得了一个自由展开的论域和空间。

我无意贬低或否定城市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作用。尤其是在这个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城市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更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从事阐释活动的经验依据，也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进行价值评判的文化标尺。何况现在的文学批评家和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城市出生，有着丰富的城市生活经历和与生俱来的城市生活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时候，我们特别强调城市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作用，原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农耕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度，农耕意识和乡村经验，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中，积淀深厚，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态度。虽然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但这种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文化传统仍在继续，仍然在影响着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观念和视域，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自然也不例外。较之从西方泊来的“现代”观念和随之引进的“问题域”，这种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积淀了中国人所特有的乡村生活经验，渗透了中国人所特有的乡土意识的看问题的眼光和态度，面对中国因“走向现代”而滋生的诸多现实问题，包括虚构的文学世界的问题，显然具有更强的穿透力和更大的涵盖度，因而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今天的学者和批评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和批评家而言，这不但是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一种稀有资源，同时也是一种特别优势。

张丽军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因为拥有这种稀有资源和特别优势而能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从他面对的各种文学对象中，找到与他的经历和体验“相契”的问题。他由现代文学对处于底层的农民形象的现代性想象，到关注底层人群的生存状态，乃至生态问题，由想象农民的现实主义方法，到研究底层叙事的各家各派，各种表现方式，乃至乡村作为底层社会的审美趣味和“接受美学”等等。从这个角度，用这样的眼光，他甚至从已成经典，已有定论的《骆驼祥子》中，看出影响祥子的命运的外部因素是乡村和城市的“差异”，从正在生长，尚无定型的“七〇后”作家的创作中，看出“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相交融的力量”。包括他对其他文学对象、文学问题的批评和研究，都打上了这种独特的精神印记。

鲁迅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张丽军这个山东汉子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源于乡村，又不止于狭隘的乡村经验，起于个体，又不止于个体的生存体验，而是用他的学养和识见，把一己的乡村经验和生存体验，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联系起来，作为一种普遍的“现代”观念的“感性显现”，纳入到这个进程之中，以此来“圈”定他的对象和论域，他的这个，“圈子”因而就不是个人趣味的小“圈子”，而是一个“历史的”“美学的”的大“圈子”，能在这个大“圈子”里腾挪变化，我也要学着鲁迅的口气赞一声曰，那才是条真汉子哩。

张丽军 一九七二年生，山东莒县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教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茅盾文学奖评委，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文联首届文艺评论骨干班学员，鲁迅文学院文艺评论班学员，山东省首批、第二批签约文艺评论家；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视听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等。迄今已出版《“当下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等著作八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三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一般项目二项，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等省部级项目十余项。获得山东省社科成果奖、泰山文艺奖等省部级奖励十余项。在二十世纪乡土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七〇后作家群研究等领域有较大影响。

从乡土出发的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

|张丽军

苏轼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正如苏轼所言，人就是这样不断地漂泊与游移，而现代人尤为强烈。二〇二一年我和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朋友受邀到日照书城开展文学活动。作家赵德发先生出席活动，送我一副对子，下联是“闯东北，下南粤，成就豪迈人生”。这是赵德发先生对我人生新选择的理解与鼓励。事实上，我的“南下”，谈不上什么“豪迈”，而新的自我质问和迷茫倒是不少，正可谓人生何时不迷茫。的确，从山东到东北读书，回济南山东师大教书，再到南下暨南大学，我成了一个走南闯北的人。

在生命历程中，山东莒县龙山镇褚家庄村的家乡生活经历，是我生命与情感深处最核心的记忆。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朱自强老师说，童年是生命年轮的内核与原点，一切都源于这生命最初的、最深邃的记忆。犹记得，一次研究生课上，朱自强老师说自己站在窗台前，看着外面的世界，是一片迷茫。这让我很是震撼，原来我的老师也有迷茫。所以，我这新的迷茫，也就不算什么了。人生可能就是不断地从原来的迷茫走出来进入新的迷茫，一程又一程。人生就这样山山水水走过来了。对于我而言，从懵懂无知的天地浑然一体，到少年读书时“决绝般”逃离黄土地、跳出农门，再到研究生学习，自己开始渐渐地开始回归乡土，以乡土为研究的方法、视点，乃至是价值尺度和情感皈依之地。乡土，以一种“精神性”方式，在我心中扎根、生长，孕育出我的学术主叶脉、枝干和浓浓的化不开的乡愁液汁。

乡村：生命原点与审美起点

从乡村出发，一步步探索往前走，走向广阔的世界。在这过程中，我十分感恩自己所处的改革开放的新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提供了一种从乡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学者、从东北到岭南的人生道路可能性。当我出生的时候，母亲说那时家里很穷，从邻居借了一点面，做顿饺子来庆贺。幸运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恰逢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家里收的花生、地瓜、玉米一堆堆的，那种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父母的脸上和心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是我们七〇后这一代人的成长时代背景。而我的一些叔伯家的哥哥姐姐就很难有读书学习机会。大爷、二爷家的六十年代出生的哥哥们说，不是我们不好好学习、不聪明，我们没法上学，上学的时候没有一块可以带的干粮。大爷家和我同年的六姐，非常聪明，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但上到初中之后就没有继续念书。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跟年轻的同学们说，读书是种权利，要珍惜这个权利。

大爷家大哥张传军，是我所在的莒县龙山褚家庄村在新中国成立后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对我的影响。近些年来，我突然意识到，作为第一个走出农村、走到城市、到大学念书的大哥，事实上对我有着很深的影响。从大哥那里，我才知道了农村孩子生命中另一种可能的新道路及其可行性。每当夏夜，乡村里的老人们坐在一起乘凉，摆开“龙门阵”，谈论苏联、美国、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会有人讲《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传统故事，偶尔也会争论大学、博士与博士后。作为一个孩子，我在旁边有时候听得莫名激动起来。而大哥的经历则是一个鲜活的案例，在无形之中深深影响和启发着我的成长。

开始意识到学习，是我到了初中之后的事情。小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父母天天忙于农活，没有更多心思、精力去管孩子。很多孩子就是野孩子，是自然的孩子，爱怎么玩耍就怎么玩耍，有广阔的空间。我就是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父母不怎么管的“野小孩”。童年的时候无忧无虑，一天到晚都是玩。爬墙上树，下河捞鱼摸虾掏螃蟹洞，上山寻鸟蛋、挖野蒜、抓各种蚂蚱、逮大青帮蝎子，晚上捉迷藏到处疯跑。在我的童年时光记忆，深夜捉完迷藏，家门口的小树林里是一抹金黄金黄的月光，回家就睡了。父母也不喊你，知道孩子玩够了到时候就回来的。推开门，自己爬上床去就呼呼地睡着了。这就是我的童年。后来我在东北师大文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然的无拘无束的童年时光，对一个人内心情感及其精神心理成长是多么的重要。在朱自强先生的儿童文学课上，我谈到从乡村出来的我们有着城市人不具有大自然的视野、情怀和生命感知。到城市后，我们就具有了自然和城市的双重精神视域。从这个意义上，乡村的童年馈赠给我无穷的想象力和审美感知力。我意识到，自己的童年跟沈从文是一样的，都是在大自然的环境孕育一种自然、毛茸茸的、有质地的成长。各种自然的气味，自然的阡陌纵横的空间，各种大地的野果，各种自然的声音，都在乡村孩子感知世界中显示其独特的美的存在。这就是来自乡村的自然诗意的教育。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初中一年级到乡镇中心中学考试，我住在乡镇驻地的姥姥家里。晚上和三姥爷家的同龄舅舅一起到他所在的乡镇联中上晚自习课。历史老师正带着学生们复习历史。那时我读了很多《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呼杨合兵》的故事书，在乡镇集市听过《杨家将》《樊梨花传奇》等评书故事，对历史特别感兴趣。所以，我这个不爱学习的学生对历史有着一份特有的喜欢，学得相对好一些。因此，在舅舅班级的晚自习里，我每每能回答出历史老师的问题。这让在窗户外检查学生学习的班主任宋新祥老师看到了。他在课后亲切地询问我，喜欢到这里来学习吗？欢迎你下学期转到这里来学习。等我把宋老师的这个转学建议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认为，谁会要你呢，你学习不怎么好啊。是啊，我小学阶段从来没得过奖状。执拗的我认定了是老师让我去的，坚决要求非到联中读书不可。就这样，我从偏远的初中来到乡镇中心联中读书。从此，我开始了自觉的学习，不能辜负老师对自己的信任。就这样，我从一个顽皮的孩子急转弯式的变为一个爱学习的孩子。

从村子到乡镇联中，大约有十里地。我步行需要翻山越岭，经过好几个村庄，穿过数条河，才能到学校。参加工作后，一次到龙山镇理发店理发，年轻的女理发师一边给我理发，一边说认识我。我很诧异，说我不认识你啊。理发师说，自己是新旺村的，小时候每周都看见我背着一包袱煎饼，从她家门口经过，给她留下很深印象。是啊，我从初中就开始了住校生活，每周回一次家，补充食粮、换洗衣服。初中生活给我留下深刻记忆，是一次黄昏返校之旅。从村庄到乡镇中学去有十里的山路，翻山越岭步行一个小时左右。那次走的晚，走了几个村庄后就黄昏了，越走越黑。一个人背着一包袱煎饼，越走越累。我就想是不是快到了？学校前面田野地里有个交叉的十字路口，黄昏时有一个大大的十字痕迹。只要看到这白痕的十字，就是快到学校了。当眼前出现白色的十字痕迹时，我的疲劳感马上消除了，一种快到终点的喜悦感涌上心头。遗憾的是，这个十字只是田野里众多交叉路口的一个，而不是学校跟前的那个十字，一下子很是失望。当我再次借助黄昏的微光向前远望时，一个新的白痕十字出现在我的眼前，快到终点目标的希望又升腾起来。这种希望感觉的落差与升腾，让我突然意识到，人生要有个目标啊。目标是多么的重要。有目标的人，走路是不累的，是充满希望的。我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目标。我一定要去上大学，要去读研究生，要到国外留学。这就是我初中时在那个黄昏时刻升腾起来的人生目标。

乡村世界里的文学阅读

后来，我时常问自己，一个乡村的初中生怎么会有这些意识，怎么会有这样的中长期目标？可能那些乡间夜晚大人的议论、大哥的大学学习经历等等，都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我的人生思考和选择。就在那一个黄昏的瞬间，我有了“目标意识”，并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而事实上，乡村的孩子，接受知识途径很少。但是我力图还是开拓很多空间。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辽宁青年》和《半月谈》。我常常把有限的菜金尽可能节省下来，去自己心仪的杂志。《半月谈》的评论文章，我常常在记录本上一篇篇抄下来，反复阅读赏析。家里没有电视，只有一台很漂亮的中型海鸥牌红色收音机。在家里的时候，我就打开收音机。听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山东纵横”的评论节目，自己坐在小凳子上边听边记。我很早就对时事评论感兴趣，开始学习了。

实际上，乡村孩子与文学经典、文学评论的接触，是比较晚的。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门口有旧书摊，我买过一本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复活》。大爷家的六姐借给我《简·爱》。这两部经典都深深触动我，尤其是那个坚强不屈、坚守独立人格的简·爱形象。我一个初中的少年来到县城的新华书店，竟然买了一本黑底红字的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后来我对自己的这种行为感到不理解，怎么一个初中生回去买这样一本美学理论著作呢。而这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期人的阅读选择。事实上，我是幸运的，遇上了好老师，遇上了好的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到处是读书的热潮，我就在这个读书热潮中成长。在这个文学时代里，我所在的山东莒县龙山中学，在语文老师范为京先生的鼓励下，我们年级同学办了一个文学社，命名为龙泉文学社，办一份名为“龙泉”的文学油印刊物。我不仅参与了刻蜡印钢板、油印刊物的工作，而且写了一篇《向差生说几句》的文章积极投稿，并被录用。那是龙泉文学社的第一期刊物，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这个油印小刊物发出来的，当时是无比兴奋的。

一九九〇年我考上了莒县第一中学。这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关键性的阶梯。村民们说，上了一中，就是一只脚迈进了大学门槛。当时是精英教育，高中收生很少，一个年级只有八个班，文科只有一个班，比考大学还要难。在上高一时，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李野默老师在“长篇小说联播”栏目里播讲的《平凡的世界》。当时我就特别喜欢，很感动，孙少平成了我成长的榜样和重要的精神资源。当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读到《平凡的世界》这本书。记得当时宿舍熄灯了，我就来到水房站着读，读累了蹲着继续读，停不下来。记得自己读完，就在日记本上洗了一个很多页的读后记。理想、激情、世界与未来，《平凡的世界》构成了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资源。读研究生时，我们跨年级跨专业的同学们一起讨论《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并在东北师大文学院研究生刊物《关外》刊发出来，被贺仲明先生注意到，呈现在他的研究论文中。

一九九一年前后文科班里传阅一本《山东文学》刊物，里面有一篇名为《通腿》的小说，引起了我们普遍的兴趣。农村的孩子没有不知道通腿的，那不仅是我们地方的习俗，更是我们冬天真实生活的写照。这是我与当代文学的最早接触。有意思的是，我还来才知道《通腿》的作者就是家乡著名作家赵德发先生。而这是我读硕士的时候了，当时小说写作课老师推荐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我看了之后很想去拜访这位家乡的作家。去年，赵德发收拾书房，找到了我在当年给他写的信，拍照发给我看。当时收到信后，赵老师热情邀请我这个小硕士生一起品尝海边的海鲜，一边交流文学创作。这让我进一步坚定了从事文学研究的愿望。

探寻安身立命与学业研修

大学时期是黄金时代。我和同学们无忧无虑，快乐学习。春游、篮球赛、滑冰、溜旱冰、劳动课、舞会、气功、演唱会，活动无比丰富。尤其是舞会，我们班特别活跃，每周一场，从未间断。我们不仅在中文系跳，而且到其他学院乃至到学校大礼堂舞厅“闯荡”。静湖的荷花，南湖的白桦林都有我们最难忘的青春记忆。毕业之后，我对学校依然恋恋不舍，对二百多万藏书的图书馆怀念不已。二〇〇〇年，我重新回到了东北师范大学，考取了文艺学专业研究生。我的硕士导师是刘雨老师。刘老师宽厚慈爱，允许我们探寻和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选题。从高中开始，我就开始生态问题。小县城随处可见的污水，不定时闻到的纸厂气味，与我童年在乡村的生命体验有着很大的差别。童年村里的小河水捧起来就可以喝，清冽甘甜，小鱼游来游去，而后来到处都是农药瓶，小河断流，土地污染。视野打开的我，读到《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书籍，意识到生态问题及其深层危机是一个全球性、人类性的危机，在表层自然生态危机的背后是深层的精神危机、人类价值体系的危机。从南极、北极，到马里亚纳海沟，从臭氧层的破坏到生命体内遗传基因的变异，生态危机已经到了无比严峻的时代。每时每刻都有很多物种从这个地球上灭绝。这种剧烈的、不可遏制的、愈加峻急的生态危机，一度曾让我很压抑、无助，有一种巨大的绝望感。后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把我从绝望感中拔出来。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那个看不到希望而依然与绝望抗战的鲁迅，都在启发我：重要的是抗争，是与不可能、与绝望的抗争，是需要具体行动的起而行之，而不是一个人的嗟叹与哀鸣。做生态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就是推动人类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转变的具体举措。世界的改变首先需要的，就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改变开始。我寻觅到了做生态文学研究的内在意义和价值。

硕士毕业前夕，我到了同学王永的东北乡村家中做客。站在东北平原的荒芜河道上，我突然思考到，每一个人都是无比微小的，生命如何不荒芜，如何获得某种永恒性价值？千年中华文化就是一条澎湃不息的大河，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条小溪一样渺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小溪汇入这条文化大河，就可让这条大河更加汹涌澎湃，就可以获得长久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学者做学术的意义和价值吧。从中，我领悟到了一个学者安身立命的精神之道。

二〇〇三年，我考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冬天与大学同学、研究生留校的乔焕江博士在君子兰盛开的文学院一楼资料室里交流，为什么要做学术研究？如何能改变社会，改变大地上父老乡亲们的命运？我跟好朋友交流，也一遍遍追问自己。在上海读博士的乔焕江对我说，做文学研究的人，不可能提供物质的面包，但是我们可以提供精神的面包。从事学术研究的我们，改变不了具体的现实，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人文关怀的事情。我意识到，术业有分工，一个学者能做的是要从自己专业出发，以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推进社会文化发展。

正是在这种意识下，我发现百年的中国新文学中，乡土文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流派。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乡土文学创作与研究出现边缘化的式微现象。作为从乡村长大的孩子，我有责任和义务来关注乡土文学，关注农民生存的境遇，关注我的乡村里那些父老乡亲们，那些兄弟姐妹们的命运，为他们提供一种可能的关怀、一种声音的传递。我的很朴素的愿望，得到了博士导师逄增玉先生的支持和认可。正是从那时开始，我思考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延安文学，思考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内在审美流变及其对新农民形象的审美想象，开始了我对中国农民命运百年跌宕起伏及其主体性建构的探寻。从此开始，乡土文学、农民形象探寻、乡土中国现代化就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主打领域与中心内容，用吉林大学王学谦先生的话说就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术园地，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学术路径来探寻和拓展。我的博士论文开题和答辩得到了吉林大学刘中树老师、张福贵老师和王学谦老师的指导；读博期间，曾跟着吉林大学的李新宇老师旁听了一学期的当代文学课程，都让我受益匪浅。《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先生跟我和乔焕江都是一上午一上午的长谈，每每深受启发。我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是在《文艺争鸣》发的。我第一次意识到论文可以一种自我的、个性化的语言来书写和思考。长春是一个很温暖的、有浓郁人文精神的城市，长春的很多老师、朋友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是我生命的第二故乡。

博士读书开始，我把女儿从老家接来，跟我和妈妈住在一起，再辛苦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亲自带她成长。东师研究生管理很人性化，一些读博、读硕家庭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六楼里有很多“小博士”，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我当时借调吉林省招生办，白天工作，到了晚上把女儿安顿好，只有晚上十一、十二点才开始读书学习。博士二年级，我就辞掉了招生办的工作，一心一意读博。师姐宗先鸿老师在我读博三时说，丽军的黎明时刻快到了。

毕业前夕，导师逄增玉老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说学生就是导师学术生命的延续。大家要敬畏学术，以学术为志业。对我的三十多万字博士论文初稿，导师一一批注。师母说，你导师坐在床头看了好几个夜晚。而且在结尾空白处，写了密密麻麻的几页纸，提出了详细的修改建议。在给我的指导过程之中，逄增玉先生还就我的文风提出了指导建议，说你的论文，方方面面都写到了，就是缺乏个人化棱角的东西。你们年轻人写文章不要四平八稳，要有锐气、冲劲。导师的一席语，如醍醐灌顶，让我有如梦方醒之感，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始终铭记，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