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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忘却的记忆
（纪实文学连载：序、一、奉命集结
四道沟、二、战前休整战）
——记我所亲历的援越抗美战争
文/刘德奎
序
今年，恰逢我参加援越抗美战争五十周年，岁月悠悠，不知不觉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我还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壮年，而今已迈入白发苍苍的古稀之年。回想起在越南战场上发生的那些往事，我仍感觉记忆犹新，仿佛并不遥远……
记得那是一九六六年，我刚刚二十二岁，是我服兵役的第四年，也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年，我所在的部队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前往越南作战。而此时，我国向越南派兵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据历史资料记载：一九六四年的八月四日，美国驱逐舰声称在东京湾受到越南快艇的两次攻击，数小时后约翰逊总统下令对越南实施空袭。
就在“北部湾事件”发生之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到中国，他直奔湖南长沙，拜会了正在那里视察的毛泽东主席，请求中国援助。毛泽东主席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决定向越南提供全面无私的援助。随后，一九六五年四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又率党政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请求中国进一步扩大援助规模，要求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
此后，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签署了调高炮部队入越轮战的命令。同年六月九日，第一批援越作战部队身着越式军装开赴越南，从此拉开了援越抗美战争的帷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肩负着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和伟大的军队这五个伟大的使命，被派往越南北方战场。
一、奉命集结四道沟
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下旬，北国的初冬已经来临。
一天，军营里传来了我营，即将赴越作战的消息。听说营长和政委已从丹东乘飞机前往沈阳，去接受军区司令的召见了。大家说不上是兴奋还是激动，军营里像炸开了锅一样，无论干部和战士到处都在纷纷议论着这件事。想到即将结束这枯燥的生活，告别辽东父老、告别祖国，远赴一个不同民族、不同语言、风俗习惯各异的亚热带国家执行对空作战任务，一切都是那样的神秘、那样的陌生，使人充满了期待和遐想。毕竟这是出国，能见见外边的世界，对于当时一直封闭的中国来说确实是难得的机会，年轻的士兵们甭提有多高兴了。
营长和政委回到营地就立即组织召开了营党委扩大会议，全营排以上干部均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传达和贯彻了中央军委、总参军区关于调高炮部队入越作战的相关文件和首长指示等。由于任务紧急，会议结束后要求各连队要马上按照营里的部署，向驻地群众征询意见、做好对地方的交接等工作。
两天后，各连奉命在四道沟集结。这是一个配有铁路专用线的军营，营房就建在山凹里，周围三面环山，远离村庄，显得格外肃静。驻扎这里的部队已经外出执行任务去了，我营到达此地后立刻展开了清装和保密教育。
所谓的清装教育，就是把非部队发放的物品清理归类，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打包存放起来，不准随身携带。所谓保密教育，就是要求干部和战士均不得向家人、亲属乃至社会泄露入越作战的信息，并且各连队都成立了保密小组，对将要寄出的信件和邮件进行仔细查验，严格限制外出人员。此间，医生还对所有参战人员查验了血型，并一一作了登记。这时已婚军官的家属携儿带儿女纷纷来到军营，虽然是短暂的话别，但却体现出党和国家、乃至军队首长对参战干部和家属的一种人文关怀。在紧张的忙碌中，我们很快便迎来了出发的日子。
记得那是十二月七日，天空中飘着细细的飞雪，再过两个小时部队就要登上火车了。这时，我接到政委的电话，让我马上去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就郑重地对我说：“时间紧迫，经过营党委的讨论，决定任命你为二连司务长。二连的原司务长张树森同志被调到营部任后勤助理员，你的相关资料已报军干部处备案，部队抵达广西后你立刻去二连报到。好好干，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培养和信赖！”因为事前组织上并未征求我的意见，临危受命，于是我暗下决心，要在战火中更好地锻炼自己，一定不辜负组织和领导的期望。
二、战前休整战
部队经过六个昼夜的铁路行军，于十二月十三日抵达祖国南疆的边陲重镇——广西崇左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南国。此时，祖国的塞北已是万物凋零、瑞雪纷飞、银装素裹的白色世界，而这里却依然是姹紫嫣红、绿草茵茵、群峰叠翠的美丽景象，我不禁为祖国的辽阔博大而倍感自豪。
夕阳西下的时候，部队开进了一所宽敞而整洁的中学校园，全营车炮一字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显得尤为壮观。那时的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校园里冷冷清清的，见不到一个学生。
到达广西的第二天，我就来到二连报到。二连的连长和指导员都是湖南人，他们也都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连长姓欧阳，字兴财，三十七八岁年纪，外表很精干，爱好文体活动，喜欢吹笛子、打篮球，只要拿来歌谱轻声哼上几遍，就能教干部和战士们唱歌；他讲起话来有板有眼，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布置工作周密细致，备受干部和战士们的推崇。不过他也有缺点，比如主观主义思想就比较严重，还有的天津籍老兵背后管他叫“老兵油子”。指导员姓周，字绍谨，身材瘦小，为人正直谦和，没有一点官架子，贯彻上级意图从来不打折扣，讲起话来嗓门大、乡音浓，但是缺少幽默感，重复的语句多，所以大家都嫌他讲话啰嗦。
召开会议或者讨论研究问题时，每当指导员发言，连长都显得有些不耐烦，而且时常打断他的讲话，让人觉得有些难堪。而我感到指导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总是能忍辱负重，待人宽厚，从来不犯自由主义，始终保持着一个部队基层政治工作者特有的思想修养。
两名副职干部都是为执行这次出国作战任务临时从二营调来的，他们两个也是老乡，都是吉林省农安县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我便融入了这个战斗集体。
我所分管的炊事班编制共六人，其中六四年四川籍战士四人，六五年、六六年河南籍战士各一人。文化程度最高的是上士，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最低的是炊事班长，只有小学一年级，连写家书都要找人代笔。上士曾经是连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出席过军区组织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报告会，是团里培养的干部苗子，后来因为弄虚作假被上级发现，受到了严肃批评，从此他背上了思想包袱。虽经连长和指导员多次谈心，但他总是转变不过来思想弯子，前后表现判若两人，一直处于消极状态，在整个入越作战的过程中表现的极为平常。
我们在崇左驻扎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此间，各连连长率指挥排长和相关人员组成了先遣小分队，先期进入越南，目的是熟悉敌情、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确定发射阵地，并简要构筑了工事。
炊事班也派出了一名同志，主要负责搭建野炊灶。这期间部队还做了三件事：一是完成了换装工作。入越前，不论干部战士都更换了越式军装（只是没有佩戴军衔标识），并配发了钢盔和棉大衣。二是组织开展了战前大练兵活动，特别是突出了以协同为重点的综合射击的演练。三是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进行了忆苦思甜教育和战前誓师大会。
上级对这项工作尤为重视，广州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亲临我部，督导检查这项工作的落实情况。一天，根据上级的指示，营队来到左江岸边，以连为单位组织干部战士到林地中去挖野菜。战士们多数来自农村，对于识别野菜并非难事，很快便完成了采集任务。战士们把挖来的野菜拿到江边用清水洗净，然后送到炊事班加工。中午，我们以连为单位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各连队相距都不是很远，我们连选择了一个地势较高的草坪，以班为单位席地而坐。
忆苦大会开始后，连里先是由几名苦大仇深的干部战士做重点发言，然后大家一边喝着野菜汤，一边纷纷倾诉着自己的苦难家史。其实，在万恶的旧社会，家家都有一本遭剥削，受压迫的血泪史。通过控诉，极大的激发了大家的思想觉悟和阶级仇恨，求战情绪空前高涨。最后，忆苦大会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等激昂的口号声中结束了。
当天下午，连里召开了誓师大会。各班排都写了请战书和决心书，很多干部战士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向组织充分表达了杀敌立功的强烈愿望。此项活动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又达到了预期目的。
在崇左休整的日子里，生活节奏非常紧张，白天要进行操炮演练，而到了晚上，也几乎都安排了文体活动，要么看电影、要么看红卫兵的慰问演出。
那时候，由于众多的文艺作品和优秀影片被封杀，能够被允许放映的影片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上甘岭》。由于翻来覆去只有这几部老片，所以我们差不多每个镜头和台词都能记住了。
所谓的慰问演出，不过就是红卫兵战宣队编的一些反映文化大革命颂扬毛主席的歌舞、三句半之类的曲艺节目，一点艺术品味都没有。说心里话，若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大家宁可在营房里睡觉。然而，部队毕竟是有着严密组织和纪律的特殊群体，一切以服从为原则。用今天的眼光看，开展这些活动也并非没有必要，它恰恰是稳定军心、排除杂念、服从于准备打仗这一政治大局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没过几天，连长率先遣小分队回到了军营，出国作战进入倒计时。
（未完待续）
作者：刘德奎
写于二零一七年五月
作者简介：
刘德奎、男、原“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退休干部，在解放军某部高炮团转业前，曾任排长一职。
本人一生酷爱文学，偶有文章发表在国内刊物上。
最大爱好，喜欢怀旧。虽已过古稀之年，但仍辍笔耕耘，每天乐此不彼地在爬格子，努力寻觅逝去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