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重冗杂的农活，磨炼着我稚嫩的肩头；远离父母的孤单，考验着我生存的能力。尽管困难重重，但我坚信未来，仍在劳动之余想方设法汲取知识的营养，同时拜师学艺苦练乐器，用音乐抚慰着心灵的创伤。数年后父亲的错案平反了，我终于重返亲人身边，可是“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夺走了我的欢乐。那时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且每每在笛子独奏之后一再领受过观众的掌声，但“黑六类”的标签依然像揭不掉的膏药，紧紧地贴在全家人的心上。

     文革结束后，父母亲相继平反，长期承受的精神负担也随之被解除。1977年恢复了高考，而我的年龄也超过了三十岁的上限，不过艺术院校还可以“适当放宽”。为了圆童年的音乐梦，我怀着侥幸的心情专程前往武汉，准备报考音乐学院。当我风尘仆仆赶到学校门口向学生打听考场的方位时，才知道考试早已结束，而且这两天就要张榜录取。

     然而我没有气馁——进不了正规学校就上业余学校！于是我每天下班后，都会准时坐到市文化馆作曲培训班的最后一排椅子上。从我全神贯注地将“宫、商、角、征、羽”写进笔记本的那一刻起，便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久违的学生时代。有一次我下班迟了，来不及把两岁多的小女儿从托儿所送回家，就用自行车带着她匆匆赶去听课。由于心太急，坐在后衣架上的女儿不慎被车轮辐条刮烂了脚后跟，我只好满怀自责地哄住嚎啕大哭的孩子，抱着她一同听完了两节终生难忘的音乐创作课。

     三个月后，我从作曲培训班顺利“毕业”，开始了音乐创作的尝试。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各人。”此后几年，我陆续创作了一批反映工厂火热生活的群众歌曲，并连连在基层汇演中获奖，极大地激励了自己投身创作的欲望。在改革开放英明国策的指引和鼓舞下，我长年坚持边工作边自学，和数以万计的中年人一道奋力追赶着时代的脚步，用辛勤的劳动昭示着青春的涵义。

     1986年，共青团中央作出了向全国公开征集团歌的决定，并在《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上刊出征稿启事。我决心借此机会检验一下自己的水平，把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愿望和憧憬写成歌词、谱成乐曲，以表达自己热爱祖国、渴望奉献的一腔真情。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反复酝酿和修改，词曲终于完成了，这首名为《赞美青春》的进行曲这样唱道：我们是春天快乐的蜜蜂，迎着那绚丽的花丛飞；我们是盛夏清澈的山泉，流淌着凉爽甘甜的水。我们是秋野金黄的麦穗，我们是“三九”傲雪的红梅。只有让生命贡献出智慧，生命才更可贵；只有让青春放射出光华，青春才更娇媚……

     歌曲是截稿的前几天才寄走的，后来从报纸上得知：有数十位专业词曲作家参加了团歌应征，全国各地的众多业余应征者更是不计其数。半年之后，《赞美青春》从上千首应征的歌曲中脱颖而出，进入了50首团歌预选圈，排序为第22名，离各界权威人士审定参加决赛的前10首只差一步之遥。最后，由胡宏伟写词、雷雨声作曲的《我们是明天的太阳》一举夺魁，被确定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团歌。

     1987年10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青团之歌50首》一书，印数高达5万余册，其中就有我创作的《赞美青春》。我翻开《共青团之歌50首》的目录，看到自己的姓名能与时乐濛、洛宾、施光南、唐诃、晓河等许多音乐大师共坐一堂，不禁感到欣慰万分。再仔细一看，这50首被选入歌集的作品，大多是由两位词曲作者合作，有的还是三人或四人合作，只有我这首《赞美青春》是一人独立完成的，所以在我的欣慰之中又稍稍多了一点点自豪。

     作者简介：冷慰怀，1945年12月出生于江西宜春，9岁定居洛阳，退休前任职于洛阳轴承集团公司宣传部；做过园艺工、锅炉工、钳工、电工，1983年开始写作；1990年获中华全国总工会表彰，1993年破格获编辑职称，1995年加入中国作协；曾获《诗刊》《光明日报》等各级赛事奖励数十项，发表各类题材作品近400万字，出版诗集6部（其中汉英双语诗集《三原色》2020年在美国芝加哥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散文、评论、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共4部；连续8年主编“苍生杯”全国征文作品集《苍生录》(白山出版社)共7辑，约2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