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七部 创造奇迹
毛泽东是怎样的人，他在人们中有没有怀念之情，特别是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他们最有发言权，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品质，以及对人厚道。
陈长江在毛泽东警卫队呆了二十五年，他应该有发言权，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为毛泽东站岗，保护毛泽东。
陈长江，1931 年农历八月初一出生，在江苏省海安县(今南通市海安市)章郭乡东闸沟村。自11岁起就给地主做长工，1946 年8 月参加新四军，到海安县独立团特务连担任侦察员，后在独立团直属情报站担任情报员，于1948 年底返回独立团特务连继续担任侦察员。
由于他表现突出，于1949 年3 月光荣入党，两个月后被调入泰州军分区司令部特务连担任警卫员，任连党支部委员。在3 年解放战争期间，陈长江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作战勇敢。直到随解放军打过长江，又回到泰州军分区担任警卫员。1950 年，因为参加大生产成绩突出，陈长江被评为泰州军分区的劳动模范，同年7 月出席了苏北军区的劳动英模大会。1950 年，陈长江被选调北京中央警卫团，次年开始进入中南海直接担任主席警卫，一直到毛泽东去世。
陈长江他的感触，毛泽东是可亲的人，世人敬重的人。毛泽东亲切和站岗的陈长江聊家常话，详细地问起陈长江家的情况。陈长江说：“解放前，家里房没一间、地没一垄，祖祖辈辈靠种地交租来维持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困苦生活，遇灾荒年就更没法生活了。我从11岁起就给地主打长活，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尽了苦。我们那个地区不仅是我们一家，不少人都这样子”。 毛泽东问：“现在怎么样”？陈长江高兴地说：“我们家1947年土改后，分到了14亩地，分了3间瓦房，还有牲口、农具等，我们现在生活比较好了，我弟弟妹妹都上学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又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陈长江说：“主席，朝鲜战争你亲自送岸英到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为朝鲜人民的解放而牺牲了。他的事迹很感人”。毛泽东听后沉闷了一会儿说：“为抗美援朝我们牺牲了很多英雄儿女”。“我们一定要打败美国侵略者，为牺牲的烈士们报仇”。毛泽东和陈长江讲了很多话，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是呀，要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把我们国家建设好”。 时间不知不觉过了近20分钟，陈长江由开始感觉紧张逐渐变得很自然了。毛泽东笑着对他说：“我该回去休息了。你是哨兵，也是在为人民服务”。说完，毛泽东摆摆手转身往回走。陈长江望着他离去的身影，陈长江内心无比幸福。毛泽东主席和我这样的警卫员谈话。其实呀，毛泽东还谈到说：10个“五年计划”以后，你们也老了，不要到那时候再后悔。
1955年5月14日下午，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接到通知：毛主席将接见大家。于是，大家都穿上崭新的军装，列队来到中南海颐年堂院里。他们刚刚站好队，毛泽东就从颐年堂东北角走廊里走出来，带着慈祥的笑容走在队列前面，询问最前一列队员的名字。顿时，院子里的气氛活跃起来。“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毛泽东用和蔼的目光，从排头向排尾扫了一遍。队列里立刻有人答道：“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招呼大家坐下，然后自己坐在藤椅上，就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一直讲到长征的艰苦，讲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陈长江回忆说，毛主席在给警卫团一中队全体同志讲话时就明确提出这个中队有3项任务，即警卫、调查、学文化。在这次讲话临结束时，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说：“你们都是干保卫工作的，平时保卫着我，出门时你们跟着我，但老是这一项工作太烦躁了。现在同你们商量一下，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你们做好这项工作，对党、对中央都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你们同意不同意”？大家异口同声地做出响亮的回答：“同意”。 毛泽东接着说：“这好比吃饭、吃菜，再加些辣椒，这样你们的工作就更有趣了。你们以后回家，把在农村了解的情况告诉我。你们到了农村，首先要谦虚，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区乡干部，要尊重你们的父母，态度要和气，不要摆架子。你们回去，不要说我是毛主席派来的”。毛泽东这种口气，与民非常接地气，讲明是自己在农村调查，观察社会现象，没有叫天子吓诸侯的话语，与民关注社会变化。陈长江回忆这段往事道：“毛主席在那次讲话中说，你们平均下来是22岁，10个‘五年计划’以后，你们才72岁，中国历史上有个名人孔夫子，他就活到学到72岁。72岁的时候，你们要大庆祝一次，50年后看你们学到了什么本领。那个时候，我不会在了，要参加马克思的大会去了。你们也老了，该做总结了，不要到了那个时候再后悔”。将近1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笑着站起来，和大家一起照相留念。离开的时候，他还连连向大家挥手告别。 1967年5月底，陈长江回老家江苏海安探亲并进行调查研究。回京后，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把沿途所见所闻和在农村了解的情况毫无拘束地向毛泽东说了，谈及途径扬州时发现两派斗争很激烈、有些地方还发生了真枪实弹的武斗，从而影响生产和社会秩序等。毛泽东听后，沉重地说：“原来设想，这“文化大革命”今年就差不多要结束了，现在看来很难收场啊”。 当陈长江说到回家之后，当地正在收小麦，农民群众都很忙，那里社员们生产搞得好，对“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那是城里人的事情”，“不搞生产就会挨饿”时，毛泽东笑着说：“农民是很讲实际的，农业生产一天也不能停。8亿农民把生产搞好了，我们就有希望，国家就不会乱”。 毛泽东说：你们比我好，想去哪就去哪，我却不能，哪也不能去，苦啊。
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一直不在北京。他先后在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地调查研究，视察工作。 毛泽东回京之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政治口号接连不断地刷新，陈长江等感觉到政治气氛愈来愈浓。这年8月上旬的一天，陈长江吃完午饭回住处路过食堂外边，只见许多人在看什么，便也凑上去看了一下。原来是一张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黑字红纸贴在那里，文末署名是“毛泽东”。看完，陈长江吃惊不小，不由得暗忖，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尽管陈长江并不知道中央开会的内容，对那些惊动全国的背景材料一无所知，但是他这时已意识到一定是中央领导层中有了分歧，发生了矛盾。 在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出没几天，北京各大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通栏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陈长江记得：“当天，北京掀起了庆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发表的热潮。所谓群众，绝大多数是机关干部，有组织地走上街头游行。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西门外一侧搭起个‘报喜台’，并组织所属单位人员在那里值班，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和致意，且维持秩序”。 一时间，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人声鼎沸，欢呼阵阵，游行报喜的队伍接连不断。8月10日傍晚，陈长江接到一个消息，说毛主席在中南海西门被群众包围，想回也回不来了。原来，毛泽东出来散步时，只跟随着警卫老王和护士小吴。散步时信步向西，步行出了中南海，没想到恰与一队前来报喜的游行队伍相遇……闻讯后，警卫战士们赶忙紧急集合起来，飞快地向西门跑去。 陈长江一行一出西门，只见“报喜台”四周围着数不清的人，毛泽东就被围在里面，后边的人看不到就硬往前挤，远处的人还在喊着、跑着，向这边涌来，场面十分混乱。陈长江一挥手：“跟我来”他以自己为头，上前分开群众，身后的战士一个紧跟一个像排人字形的雁队一样楔入人群之中，终于来到了主席的面前。 此时，毛泽东自己却兴致勃勃，坦然自若地与伸过来的一双双手相握，与凑上来的一张张陌生面孔亲切交谈。 这时，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见挤得够呛，便请毛泽东上了临时搭的“报喜台”。这样，毛泽东一下子站得高了，能看到他的人就更多了。突然间，现场出现短暂的沉寂，继而惊喜之声四起，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陈长江看到毛泽东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微笑着，向他们挥手，向他们致意，大声地说：“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此时，接应的后续部队赶到了，他们在人群中开出一条窄窄的过道，陈长江等便抓住机会，簇拥着毛泽东走下台来，奋力挤出人群。 离开了沸腾的人群，进了中南海，陈长江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再看随自己去的那些战士，个个汗流浃背，衣衫湿透，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毛泽东看着他们，笑了：“要不是你们来解围，我回来就不容易喽”。毛泽东的话带着常有的风趣和幽默，可是这一次，陈长江他们怎么也笑不起来。
经历了这次意外，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比我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却不能。我现在哪也不能去，苦啊”。话语间流露出对平常人生活的羡慕之情。 毛泽东说：今天我又要罚站了，哪里能像你们自由，想坐就坐在那里。
在1966年，毛泽东曾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陈长江回忆说：“由于新闻报道，广泛宣传了毛泽东起初两次接见红卫兵的情景，一下子就使得全国的青少年组织起来，或乘火车，或坐汽车，还有的步行，长途跋涉赶到北京。一时间，北京城人满为患，家家有客，店店住满，仍不能容纳陆续赶来的众多学生(其实，不只是学生)。因为来京的人数过多，有关部门动员他们离京返回当地‘闹革命’，他们却说没有看到毛主席就不走。红卫兵的要求，一下子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他们的要求，就被很快地答应下来了”。“每次组织数十万红卫兵分别坐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大路中间留出8米宽的通道。在车队的编排上，我们用12辆敞篷吉普车组成车队，分3路行进，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乘中间那一行4辆车上，两边各4辆由警卫人员乘坐--首长们都是站着，警卫人员都是坐着，这样不会遮拦群众视线”。陈长江说，为了接见那些红卫兵，在开动的车上毛泽东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尽管他身体一向很好，精神也不错，但他毕竟是老人了，其中的辛苦和劳累难以想像。 一天，是毛泽东预定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出发前，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又要罚站去了……”陈长江说：“主席，你可以坐下么，何必一定要站着呢”？毛泽东认真地说：“我哪里能像你们有那样多的自由，想坐就坐在那里。不行，每次我还得站着，不然人家大都是从外地来却看不到我，就不高兴，我就过不了关”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至深夜12时才回到中南海。凌晨2点，周恩来从大会堂打来电话说，清华园武斗告急，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会，解决制止武斗问题，请毛主席马上去大会堂。 陈长江等迅速进行准备，调动大小车辆，登车待发。不大一会儿工夫，毛泽东出来了，匆匆上了车，陈长江注意到他显得有些疲劳--刚睡下，又被叫了起来，睡意还未去，很不精神。 车队直奔大会堂，等候在118厅门前的周恩来迎了上来：“主席，这么晚了，又把你惊动了”。毛泽东一脸无可奈何，轻声说：“不来又不行，别的办法又没有呀”。 随后陆续到达的有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德等，还有几位工人、农民宣传队的代表。毛泽东仔细地听了几个方面的情况汇报之后，立即决定召见北京大专院校的几位红卫兵头头。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找到陈长江等，简要介绍了清华大学武斗的情况后说：“毛主席决定召见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5人，你们明白吗，是召见，不是接见”；并说：“你们要加强门卫检查，不准他们把武器等危险物品带进来，还要找几个女服务员检查女的，你们要提高警惕”。 陈长江迅速在原有警戒人员的基础上，又选派了几名精壮的干部，并从大会堂挑选几名老练、精干的女服务员到门口配合执行检查任务，向他们交代和布置了具体的做法和检查要点、处理原则、应急措施等。 大约6点左右，蒯大富在几辆小卧车的护卫下首先到达大会堂西门。他大模大样地下车，踌躇满志地向大门走来，向哨兵炫耀道：“毛主席叫我来开会的，我要见他……”，说着就要往里走。 “不是叫你开会，是召见，你听清了没有”？哨兵把他挡下说：“请接受检查”、蒯大富一脸蛮横，猖狂地嚷道：“毛主席找我研究问题……”，说着，他甩手往里闯。 见他这样，陈长江火了，大声喝道：“老实些”。并安排两名警卫战士把蒯大富夹在中间进行检查。一下子，这个称霸北京的“蒯司令”变得老实多了。 随后，聂元梓等几人也先后到达，陈长江等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安全检查，送他们进入会场。 召见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对红卫兵头头们说：“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现在是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他们的大多数……”。毛泽东越讲越气愤，把手举起来，又重重地落下去，提高声音说：“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蒯大富一看这形势，慌忙表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无条件向宣传队投降。聂元梓等也做了类似表示。 毛泽东说：我今年80岁了，腿脚不便，走路有些困难，听力也不好……。
1972年1月的北京，气温很低，寒冷异常。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外出活动也多了起来。由于连续外出，过分劳累，大大地超过了他的承受力。1月13日，由于肺心病发作，毛泽东高烧不止，发生了严重的缺氧，突然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有些措手不及，大声喊道：“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陈长江等应声赶到毛泽东的卧室，只见主席躺在床上，像平日常看到的那样，他似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一动也不动。陈长江目睹这一切，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著名心血管专家胡旭东赶来了，他上前把毛泽东扶起来，有节奏地在他的背部捶打，以进行人工呼吸，还不停地大声呼唤着：“毛主席，毛主席……”。陈长江和在场的人都随着呼唤起来，好像要把毛泽东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呼唤回来似的。 周恩来得悉毛泽东发病的消息后，甚为着急，他立即从西花厅驱车赶来。陈长江打开车门时，只见周恩来脸色煞白，两手微微颤抖，腿脚也不听使唤，许久下不了车。 当周恩来被搀扶着走下汽车，来到抢救毛泽东的现场，恰在这时，经过一阵紧张的救治，毛泽东终于有了微弱的呼吸，慢慢地苏醒过来。当他看到面前那些医疗器械，看到周恩来那张因过分紧张而苍白的脸和紧锁的眉头，看到他所熟悉的一张张紧张的面容时，显得愕然而不解。他望着大家，似乎在问：“这是怎么了？这里发生过什么？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周恩来见毛泽东的状况有所缓和，便俯下身去在毛泽东耳边轻言细语些什么，安慰他。毛泽东连连点头，几乎是一语一应。 周恩来向有关人员做了细致交代后才离去。
陈长江回忆说：“林彪出逃之后的那几天，毛主席一连几天没有合过眼，很少说话。1972年1月，陈毅去世，毛主席再次受到打击。一连串的挫折，太多太多的刺激，对他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从那以后，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也不想见任何人”。 时隔第一次休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又休克了一次。根据毛泽东前后两次休克的严重情况，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4人组成的主席医疗领导小组，后来又增加了邓小平、华国锋，并在原来医护人员小组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位医生和护士，以进行具体的医疗值班和护理操作。陈长江说：“当年，外界只知道毛主席‘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根本没有谁会想到，那时的毛主席已是重病缠身了”。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的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主席。 1973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动达到了高潮。 1973年11月一天的下午，毛泽东决定马上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陈长江回忆说：“当时，周总理同惠特拉姆总理从大会堂出发，同乘一辆红旗轿车，来到中南海。在门口值班的我，见车一停稳便上前迎接。周总理请惠特拉姆先下车，然后两位总理兴致勃勃地一起走进毛主席的书房。王洪文作为党的副主席，也陪同会见”。 这次会见，在照完相后、拍完见面电视镜头之后，记者都退了出去，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喝着茶，告诉客人说：“我今年80岁了，腿脚不便，走路有些困难，听力也不好……”。听到一向自信的毛主席今日在外国人面前讲出这样的话来，陈长江吃惊不小。
惠特拉姆见毛泽东精神状态不错，握手也有力，不由得赞赏说：“使人感到你不到80岁……”，毛泽东和周恩来笑了。很快，宾主双方在欢快的笑声中切入正题。会谈正式开始，陈长江等工作人员便退了出来。 会谈结束时，陈长江注意到，尽管毛泽东走路困难，还是坚持把澳大利亚总理送到客厅门口。 进入1974年以后，毛泽东的身体一直就不大好，往往是旧疾未除，又添新病，日子过得很艰难。陈长江说：“当时，毛主席病到什么程度，连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只有少数政治局有关领导人和他们领导的医疗组专家们知道。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当然知道，但谁也不准对外讲，因为毛主席不想让外界知道，他还是顽强地一次又一次地坚持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
1976年5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毛泽东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会见外宾。陈长江记得，当时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陪同客人到来时，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在沙发上对这位友好邻邦的政府首脑表示欢迎。陈长江说：“毛主席尽管对他们很热情，很友好，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坚持不了，这次会见只进行了15分钟。这可以说是毛主席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此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宾。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1974年和1975年每年都要接见外宾20余次，1976年的前5个月会见6次。陈长江说：“在这些会见中，我常看到毛主席会见外宾时看不清人家的相貌，与人家握手时连人家伸过来的手都看不清，不能准确地握住，而是慢慢地摸着握。他那个困难劲啊，叫人看了，真心酸”。
叶剑英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他的生命。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陈长江回忆说：“当时，强烈的地震使我从酣睡中惊醒，大家都十分惊恐，余震不断，我的妻子儿女也被那罕见的天象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陈长江来不及顾自己家，骑上自行车，顺着摇晃震颤不止的小胡同，不顾一切地直奔中南海，因为他明白自己有更为紧迫的任务要处理。 毛泽东住处的太陈旧，在余震不断之中发出嘎嘎吱吱的声响，连警卫值班室的电灯都在摇动。陈长江心想，建筑一旦被震塌了，伤了人，怎么向国人交代？可是这时的毛泽东，事实上早已进入特护阶段，整日不能离开医护人员。医疗组不断发出警告，根据主席的病情，任何的移动都会对他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随后赶到的华国锋、王洪文等，对转移与否一时也定不下来，后经中央领导研究决定：将毛泽东转到不久前新建的一处平房‘202’(工程代号)。于是，陈长江着手组织人，从值班人员里挑选了6名精干、细致的干部，由自己带队搬迁，医护人员配合，汪东兴等跟随。 7月29日，陈长江进入毛泽东的卧室，见他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显然已处于昏迷或者半昏迷状态，谁进去了他已不知道。看到毛泽东鼻子上还插着一根鼻饲管，随着缓慢的呼吸，那根管子一动一动的，陈长江有些心酸，不忍多看。
这天上午10时许，陈长江等6人用布单做成的软担架，把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抬进了新房子……。 8月18日，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清醒过来的毛泽东十分难过。随后，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上留下了自己的手迹。这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已在病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8日下午4时37分。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30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8个多小时了。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他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翕着，但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叶剑英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此时，叶剑英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他的生命……。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就陈长江在毛泽东身边的人，一直守候毛泽东最后一刻。毛泽东的工作毅力，一直坚持最后一刻，洒脱的走完了他的人生。
吴连登，1942年生于江苏盐城，种过田，务过工，解放后才有机会读书上学。1958年小学没毕业的吴连登考入江苏省盐城地委招待所当服务员。1959年被江苏省选送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餐厅做服务员端盘子。1961年5月被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挑中了吴连登，去中南海做服务员，在公务活动场所为首长们端茶倒水。中南海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来人民大会堂接，周围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同事。我吴连登和拉三轮的把行李放在车上，他跟在三轮车后面，一步步走进了中南海。吴连登服务员有何本事？有他自己介绍说：“即便是打扫卫生、端茶送水，我也总比别人快。我一趟能拿10个暖水瓶，一手提4个，两个胳膊再各夹一个。招待所离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点起床，就这么来回跑，一个人负责整整一栋楼”。
1961年，在颐年堂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由于紧张，吴连登端的茶竟洒掉了一半，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主席问吴连登：“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吴连登回答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名字是谁起的，吴连登说是一个和尚。主席笑着说：“一听就不是父母给起的，这个名字好”。主席又问吴连登是哪里人，吴连登说是江苏盐城来的。毛泽东说：“噢，咸城来的”。吴连登说：“不对，是盐城”。毛泽东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吗”？毛主席这么幽默，吴连登就没那么紧张了。
1964年国庆节时，二十二岁的吴连登，毛泽东请他到家里“帮帮忙”，前几年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直到1968年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管理毛泽东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采购、为毛泽东制定食谱等工作。吴连登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使命，尽心尽力地做。毛泽东家里的人，都喜欢这个年龄不大的“小管家”。毛泽东心情好的时候，有时开起玩笑来就没准了。吴连登的家乡是盐城，毛泽东就喊他“咸城人”，因为“盐是咸的嘛”。吴连登的“登”和电灯的“灯”是谐音，毛泽东就说他：“是自己身边一盏不灭的灯”。虽然吴连登的年龄比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和李讷还小，但按毛主席立下的“家规”，她们还得叫吴连登“叔叔”呢。
我从1964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一直在主席家里管这个家，主席的家要说好管也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你怎么花。要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必须花，主席买盒火柴、买包手纸都要花钱，一分钱都不少花，主席在外面喝一杯茶我都要去结账的，在大会堂也一样。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后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了404.80元，江青的工资是243元，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这儿支出，他们俩是AA制，每个人有一本明细账。
主席有几大项开支。吃饭，100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民主人士，主席民主人士朋友特别多，黄培炎、章士钊等这样的请客都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那时李敏、李讷上学，费用都从这边出。原来一个孩子一个月15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30元，花起来很严格，这个月花多了，要从下个月扣回来。江青有一个姐姐叫李云露，也是30元，从主席这里支，她有时帮主席缝缝补补。
另一个大项开支，是房租、水电、家具租用费，包括孩子的、江青姐姐的、江青的，一个丰泽园的房租都是主席出，江青不出。主席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些费用每月84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30多元，一共是120多元。
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走时还要给一点。所以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从稿费中开支。主席的稿费是单独管理的，我要用时得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取钱。
我管主席的家12年，在这12年里，主席买书就花了8000元，所以我手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但不管怎么说，首要的任务是主席吃饭，要保证老人家的健康。主席从来不吃补品，不吃山珍海味，就是一日三餐，从他一生的吃饭上也可以看出他是人民的领袖。他有个小灶，他对他的家里人说：“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都无权享用”。他的女儿、姐姐，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他们家一个星期团聚一次，周六晚上团聚，主席的子女不是那么好做的，主席严格要求他们。每次吃饭时，在社会上听到什么要讲给爸爸听，读了什么书也要讲出来，如果主席有看法就交流一下，紧接着布置任务，还要读什么书，下个礼拜再来讲。这顿饭一般吃的时间比较长。
主席吃饭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是必须的，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主席有两难，吃饭难、睡觉难。你不叫他，他不吃饭，文件没看完，他不放下。你说：“主席，吃饭了”。“等一下”。他还跟你商量：“再等一会儿吧”。你不能干扰主席的思路，这一等就没准了，菜就凉了，又不能反复热。后来，我们专门订做了瓷器，盘子上碗上加个盖，保温，也卫生。后来有人传言主席有专用的瓷器，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另一个要求是主席的碗要轻，他捧一天的书了，手很累。主席原来用的碗都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有个醴陵，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们很快订了醴陵的瓷器，他们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透明的，里外有花，以红为主。主席第一次拿这个碗很高兴：“这好啊”！乡情啊！主席很爱他的家乡。主席吃饭跟国内外形势也有关，我们每天翻大参考，一有大事，以素为主，这时主席吃不下饭，荤的肯定不行。
主席喜欢吃鱼头，另外喜欢吃鱼杂、鸡杂，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鱼，我们就去买来，把鱼头弄下来，鱼身子再去卖给食堂，我们就这么管理，一分钱不能浪费。主席爱吃小鱼小虾，爱吃肉皮，他没有补过钙，吃得很简单，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我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形成了廉政的作风。他没有一杯茶是不付钱的，吃的用的，都是照价付款。困难时期是怎么渡过的？跟老百姓一样，谁能想到主席的腿也肿？他不吃肉，有一次上了点肉，主席发脾气。主席也有供货本，布票、油票，北京市民是多少，主席就是多少。他的粮食定量17斤，如果有余下，就给孩子们补贴。为什么困难时期能渡过，主席就是这样过来的，这就是人民的领袖。
送给主席的礼品很多，吃的用的都有。这些礼品我们不可能不给他看。他每天晚上要出来散步，换空气，我们就把这些礼品摆上，写上数量给他看，吃的东西数量多的送到食堂去，再把钱给人家寄回去。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是别的地方。没有一次听说是送给李敏李讷的，没有一次。那时，录音机、手表，金手表，瑞士的、罗马的，很稀罕，还有金银首饰，看着也喜欢，谁不喜欢呢？他的孩子也会过来，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再放回去，从来没有拿过。重要的礼品一律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说一个借条的故事。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一看主席没有表，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地戴上了，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这个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汪东兴借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这块表修好了再还回去”。借的表用了两个月，就还回去了。
在主席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是他出访苏联时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级不过的东西了，但是从出访回来就从来没穿过。20多平方米的仓库5个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仓库大量是旧东西，他的内衣好多都是缝缝补补的。他的仓库里没有棉被，进城以后他就没有棉被。天热一个床单，春秋天两床毛巾被，冬天3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时一拉。主席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补丁用的都是旧毛巾。太旧的不行，太硬，新的也不行，厚度不一样，几乎哪一条毛巾被上都有补丁。主席的袜子大多都是我们补，我们补的针脚就大一些，我们就动员主席买点新的放着，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江青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最后送主席到八宝山时，打开主席的衣服，我都哭了，都是旧衣服，这就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主席啊。
主席的床上有两样东西一直放着，一个是宋庆龄送他的鸭绒枕头，另一个是他长征时带来的毛毯，主席的床是木板床，一半堆着书，他躺在床上办公，靠在背板上太硬，就垫着那条毛毯，我们要换他不让换，他是不能忘了革命成功来之不易。
主席第一是严格要求自己，一个大国养不起一个毛泽东？他事事节约，他说这么大个国家，不能有半点浪费。丰泽园院子旧，墙上大量掉皮，有一次没跟他说修了，他生气：“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怎么花在这个上面”？主席抽烟多，火柴用的多，我跟他12年，没见他用过一个打火机。他讲礼貌，从来不冲着别人划火柴，都是朝里划，这半边用完了，再用那半边。打扫卫生时，我们就把旧的扔了，他一看新的就问：“旧的哪儿去了”。他说：“那盒子还是好的嘛”。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去买散的装上，再用毛笔把磷刷上，他一看：“哎，这好”。他吃饭时，饭掉在桌上，他拣起来放在嘴里，我亲眼看到的。他说：“农民们现在很苦哩”。他真是人民的领袖，他70多岁时有病了，还惦着让人到门头沟去了解煤矿工人是不是工作条件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第二是严格要求子女，要他们好好学习，做好人，做好事。中南海的人都对毛主席家的孩子印象特别好，不霸道。主席对他的孩子们说：“在我身边工作的都是我的同事，是你们的叔叔阿姨”。现在李讷见我还叫叔叔，我说快别叫了，我比你还小呢，“那不行，这是我爸立下的规矩”。她们出去跟老百姓一样，看电影两毛钱照样交，另外，主席不叫，他的孩子从来不到厨房吃一顿饭，他的孩子真好，现在她们都是自食其力，没有做官。
毛主席早就把中国的蓝图绘制得好好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其实，毛主席早就做了准备，他在1971年至1972年，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他的后期加速对外开放的窗口，包括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主席的一生是勤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回忆起来，好多好多的事情就在眼前，我们那时候天天见主席，怎么看怎么伟大，现在人们怀念他，是因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今天。
这就是一个毛泽东总管家十二年的总结，告知毛泽东作为领袖人品和人格，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人民领袖。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通联：都江堰市外北街408号， 邮编：611830. 电话18200569415，电话微信。QQ号593505902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