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七部 创造奇迹
第一百七十二章 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五）
1957年12月26日，恰好是毛主席64岁生日。说来也巧，12月26日这一天我被批准入伍，也是一种缘分，入伍后我进入中央警卫团，担任毛泽东贴身警卫员，长达10年之久。入伍当初其岗哨在毛泽东屋后的“后花园”附近。说是后花园，其实就是个小菜园，小菜园里面种着辣椒、苦瓜、空心菜等，后来又种了草莓。主席经常到小菜园散步，毛主席不愿给任何人带来压力。所以，主席出来散步时看到警卫员换了新面孔，会主动和警卫员聊天的。我按照老同志传授的经验，没有表现出紧张的样子，主席就主动走过来和我聊天。
主席问我姓名，我说：叫刘记春。毛主席关切地询问：纪念春天，你是春天出生的吧？我回答：我出生时，正是日军在华北最凶残的时候。听了这话，毛主席说了一句：那是黎明前的黑暗。我的名字原本是“刘记春”，后来就将“记”字改成纪念的“纪”。“刘纪春”一直延续至今，就是因为毛主席的缘故。刘纪春的名字是毛泽东改的。
有一次在杭州，主席办公疲劳出来散步，带着杭州当地的一个服务员和我。走在路上，主席看到花，就问，这叫什么花？我说，不认识。一会儿看到树，又问，这是 什么树？我说，我也不认识。主席反过来就问当地的服务员。当地的服务员当然知道啊，就回答了主席。主席对我说，问了你两次都不认识，你看你就不如他（指当地服务员），他就知道。我说，我是北方人，他要到了我们北方，他说不定比我还笨。我后来感觉这样和主席说话有点不礼貌，但是主席当时一点儿都不恼。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人。
毛主席一直关心警卫战士的学习，从50年代到1966年，主席都在关心我们的文化学习。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主席出来散步，我和周福明一起跟着。主席就说，今天怎么两个人跟着呢？我说，他是带班的。主席说，哦，带班的。带班的是个什么官啊？我说，带班的，他是班长。我接着说，分队长就是班长。这时候周福明就说了，取消军衔以前，分队长他们都是少尉军官。主席说，哦，少尉、中尉、大尉，还有个什么尉？我说，还有一个上尉。主席说，哦对，上尉，还有个上士。我当时理解错了，主席说的是上士军衔，我就说，上士是买菜的。主席说，不对，上士是文书。我说，文书是抄抄写写的，上士是买菜的。主席说，不对，上士文书。我还没理解。我说，上士就是买菜的嘛，文书就是吵吵写写，没错啊。主席说，我说的是上士文书。这时候我才理解。我说，哦，原来是上士军衔的文书。我又说，上等兵、列兵都能当文书，不一定都是上士啊。主席说，文书在旧军队叫师爷，那是不得了的人物啊，都是有文化的。周福明说，我们现在都有一点点文化。主席说，是啊，我们现在这个军队，文化水平比过去要高多了。有小学毕业的，有初中毕业的，个别还有高中毕业的，都有。我说，我们还有一个大学生当兵的。主席说，还有大学生？我说，是啊，等您回北京，我带他见您。主席说，太好了，部队没有文化，现代化实现不了……。自从毛主席给我们布置了学习文化课的任务，毛主席就一直没有忘，时刻关心着我们的学习、进步。从这些日常的小事情也可以看出，我们和主席聊天很轻松。你越随意越好。但是你不能说假话，知道就知道，不知道不要瞎编。有时候跟主席顶两句，他一点儿不恼。主席特别平易近人，不仅关心我们的学习、生活，更是像父母一样关心我们的人生大事，我的婚姻大事主席可没少操心。
我调到一中队不久，就接到毛主席的住处搞卫生的任务。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毛主席的住处。这个40多平米的房间，就是毛主席的卧室、办公室、会客室兼餐厅，没有任何摆设，没有古玩，没有字画。这处住房坐北朝南的平房，左面是一张直径一米左右的圆桌，这是主席吃饭的地方。靠北墙是两个旧单人沙发，这是主席会客的地方。进门的右面是一张写字台，上面摆满了文件和笔、墨、纸、砚等，这是主席办公的地方。写字台的东面是一张硬板木床，床里面的一大半摆满了主席经常要看的书籍，外边是一条薄薄的褥子，上面铺一条白床单，这是主席睡觉的地方。毛主席住的房子，也和老百姓一样按月交房租和水电费。
1960年秋天的一天，我正在丰泽园大门口站哨。管理员顾作良急匆匆走出大门，10多分钟老顾回来了，双手捧着一个不小的草袋子。老顾问我：“小刘，你见过活人参吗？”我说：“没见过。”老顾打开草袋子，里面是长着青苔的地皮，地皮里面是一个颜色略黄的萝卜，有鸡蛋那么粗，还有好多细细的根。老顾说：“这不是萝卜，是人参，而且是野参，我也没见过。”说着捧起草袋子进门了。20多分钟后，老顾又捧着草袋子出去了。
后来老顾对我说：“那天那棵人参，是东北一位采参老人挖到的一棵最大的人参。老人是特意从东北乘车到北京，将人参献给毛主席的。”这件事汇报给主席后，主席指示：先将老人安排在招待所住下，将人参拿到菊香书屋让我看一下，然后送到同仁堂药店，请他们按质论价收购，将人参钱交给采参老人。同时派人陪老人在北京玩几天，然后买好车票送老人回家。老人在北京的费用，都从主席的工资内支出。当时我想，这么珍贵的人参，主席应该自己留着。关键时候，也能救活几条人命。但主席却没有那么做，而是把它交给了公家。这件事让我至今难忘。
主席是这样做的，其他中央首长也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来自老百姓，尊重老百姓；他们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要求，关心群众的痛痒，解决群众的困难，和群众心连心。
刘纪春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也有很深的感情。2007年3月，毛岸青逝世时，刘纪春到八宝山送别。他评价说，毛岸青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没有领导干部架子，从来不谋私利。“一有时间，就会拿起书本”。“他喜欢历史书和俄文书，他是个很好学的人。”
李银桥这个人，在国人中并不陌生，他是保卫毛泽东的卫士到卫士长。(1927年9月-2009年9月22日)，河北省安平县东河疃村人。他比人早熟，11岁参军，大半生伴随着共和国创始人毛泽东南征北战，15年与毛泽东形影不离，堪称伟人身边的贴身侍卫。他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擅长太极拳和太极剑；曾先后任毛泽东主席的卫士、副卫士长、卫士长 。2009年9月22日因肺部感染于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去世，享年82岁。
权延赤著的《卫士长谈毛泽东》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李银桥与毛泽东事情，对毛泽东最为深知的人。
毛泽东曾对他说：“银桥，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又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写，要如实写”。
1962年，李银桥离开毛泽东时，毛泽东又说：“你走了，我这里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干得长是因为我们合得来。在你以后，我不会再要卫士长了”。所以，李银桥成了毛泽东最后一名卫士长。
李银桥的怀念，用真情写下了这样的语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你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这首歌唱出了亿万人民对领袖的深情。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亲眼目睹当代伟人毛泽东的非凡气度，亲眼目睹过他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情景。同时，我也亲身体验到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体恤民情的丰富情感。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我对老人家的怀念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反而愈加强烈。他那慈父般的音容笑貌，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时时萦绕在我心头。
近几年，我曾应邀到各地党政机关、军队、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讲过近百场“毛泽东的故事”。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他老人家的炽烈感情，使人激动、难忘。我常想：生活在九十年代的今天，人们的观念和追求与毛泽东在世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人民群众对他依然怀有那么深的感情，这是为什么？正像一位青年朋友对我说的那样：毛泽东来自人民，他为中国人民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又为人民能过上好日子，耗尽了一生的精力，这样的人，才是人民爱戴的人，才是人民深深怀念的人。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五年，感受最深的也正是这一点：领袖爱人民，人民爱戴自己的领袖。在这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人民怎能不深切地怀念他。
我是在中国革命处在一个重要关头时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那时正值延安保卫战。当时我军与敌人的兵力悬殊很大、几乎每天都在行军。毛泽东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他或是在行军的马背上，或是在老乡的炕头上、锅台边，昼夜操劳，指挥着身边和千里之外的全国各个战场。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到了西柏坡，在这之后的半年间，我军与国民党反动派进入了大决战的时期。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分工，毛泽东和周恩来负责最高军事决策与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我军在四个多月中，歼灭敌军一百多万，取得了推翻蒋家王朝的决定性胜利。在这次大决战中，毛泽东倾注了全部精力来指挥战争，常常几天办公室的门都不出。他有时一天中要给各战场起草，签发十几份、几十份作战命令。夜间工作是毛泽东的习惯，但那几个月中，白天他也极少合眼。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为指挥锦州战役，两天三夜没上过床，靠几包烟，几杯茶，连续工作。指挥三大战役那年，他已经五十五岁了，可是他有超人的精力，工作起来我们四个卫士都熬不过他一个人。当时，负责照料他生活的有我们四名卫士，轮流值班。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在白天还挺精神，可是一到夜里，特别是后半夜就常常困得抬不起头来。有一次一名卫士值着班睡着了，结果被仍在工作的毛泽东发现，亲切地给这名卫士披上一件御寒的大衣，这名卫士醒来后很不好意思。作为卫士，我们见毛泽东长期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心里很着急，可又一下子想不出好办法让他睡觉或是把他从那间二十平米的房间里拉出来散散心。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看到他批阅文件时，就上前扶他坐在藤躺椅上，这样，他看文件，我则站在他身后为他篦头。毛泽东很欣赏这样做说：“银桥，你为我解决了一个难题，篦头是一种很好的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我听后很高兴，可每次篦头后又很后悔，因为篦一次头，毛泽东就取消了一次睡眠。以前，毛泽东身体很健康，满头乌发。可就在平津战役进入后期的一天，我为他篦头时，发现他的头上出现了一根白头发，当时我惊叫了一声主席，你有白发了我见毛泽东的眉梢也动了动”。“拔下来吧”。当我将白发拿到他面前时，毛泽东只用眼睛凝视了一下，乐观地说：“白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
长期的战争生活，使毛泽东养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然而，作为一个几亿人口大国的领袖，毛泽东无法摆脱接二连三的那些亟待处理的国内外大事。因此，白天的睡眠对他来说也是难以保证的。有人问我毛主席平均一天工作多少小时，我答不上来，因为他的一日时间表与我们普通人习惯的作息时间不一样。通常，他从吃完饭后便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清晨四五点钟，还没睡二三个小时，就会又有紧要事催他起床处理，而这一起床，也许又是不分昼夜地连续办公。从我到他身边工作直到1962年离开的十五年间，毛泽东的工作时间一直是这样的。所以，要计算他一天的工作时间，只能用“周”来计算。有个卫士曾经给毛泽东计算过一周内的工作与睡眠时间。结果在一周168小时中毛泽东的睡眠时间还不足27小时，其余的时间几乎全在工作和读书。
毛泽东超人的精力，是我接触到的众多领袖人物中最不平凡的一个。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党中央带着我们进了北平城。当时我们这里的卫士都很年轻，心里天真地想到：我们胜利的大局已定，毛泽东能松口气了，然而，万没想到他老人家的工作却更加忙了。刚进城时，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为了筹建新中国并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毛泽东几乎天天要接待和拜访各界人士，常常忙得连吃饭时间都被挤掉。当时为安全起见，毛泽东白天进城，晚上回香山，每天乘着车来回跑，体力消耗很大，可他老人家从没因此而减少过手头上的工作。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想尽可能为毛泽东做些事。可常常徒劳，端到他桌前的饭，总要热了一次又一次。一天，工作了廿多个小时的毛泽东感觉肚子有点空了，便叫值班卫士到厨房烤几个竽头，端上竽头后，卫士便从办公室退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卫士进屋发现，毛泽东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而他的嘴里竟还半含着一个竽头呢。毛泽东就是这样，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直到劳累得不能自持时才会歇一会。为了能从工作中把毛泽东拉出来休息片刻，我们不知想了多少招术，可常常被他老人家“说破”。毛泽东在工作中偶尔休息十分钟散散步，扩扩胸，有时为了让他多换换脑子，我经常在这十分钟上做点小手脚，可是常常被他发觉。虽然毛泽东每次是让值班卫士记时间，但只要一到十分钟，他几乎都会分秒不差地准时回到办公室，只有下雪天他出来散步才例外。毛泽东一生酷爱雪，一见雪就会忘情。一次又一个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到了，我见他在雪地里那兴奋的劲头，便故意把休息延长了十分钟。廿分钟到了，我再不敢耽误，便说“主席，时间到了”。毛泽东听后又像以往发现我做“手脚”似地说：“银桥，你的表怎么又出毛病啦”。我不敢撒谎说：“主席，我多给你了几分钟”。毛泽东听后乐呵地说：“可我觉得今天的时间太短了”。这样“浪费”时间，在毛泽东一生中实在太少。
记得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毛泽东上午开会，下午参加纪念碑的奠基典礼，晚上又回办公室开始工作，一直到10月1日清晨还没有休息。我和几名卫士都非常着急，因为下午他还要参加举世瞩目的新中国开国大典，他休息不好，出点什么意外，这是谁也担当不起的责任呀。为此，周恩来同志一连三次打电话来询问主席睡觉了没有，并且命令我无论如何要想法子让毛泽东好好地睡上一觉。无奈，我一次又一次地进屋，可见他老人家伏案聚精会神工作的情景又不敢多去打扰。长期在他身边，我深知毛泽东的习惯，在他工作时是不允许别人随便打扰的。毛泽东曾经对身边的人说过：“你们劝我休息是对的，不过，次数多了，反会影响我的工作。每天大大小小那么多事都在等着我处理呀”。
时针已经指到早晨六点了，毛泽东还在伏案办公。于是，我硬着头皮又一次进屋轻轻劝他休息，并把周恩来的话一起报告了。毛泽东没有作声，继续看着写着。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他才起身到院子散步。十分钟后，他对我说：“银桥，我睡觉吧”。我赶忙服侍他洗澡，上床后，便从卧室退出，但是凭我的经验推测和在门外听到的细微动静，我肯定这一上午毛泽东也没睡几个小时。下午一点我叫醒他后，吃完饭，作了一些准备工作，便陪他步行至勤政殿。三点正，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这天，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除中间有一次回中南海吃饭外，站了几个小时，十点多钟回到“菊香书屋”。尽管如此劳累，可毛泽东一进办公室，窗前那盏明亮的灯，又是彻夜未熄。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搞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个新课题。为了使人民尽早地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开始把精力转移到这一新课题上。
还在转战陕北的紧张艰苦岁月里，毛泽东在指挥对敌战争的同时还在关注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并着手为全国解放后实行全面土改作准备。记得那是1947年4、5月，我军运用毛泽东的“蘑菇”战术，接连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战三捷，彻底打垮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使留守在陕北的党中央和我军从战略上由被动变成了主动。10月，部队转战到了佳县神泉堡村。此时山东临沂的战役也在激烈进行。有一天，毛泽东对我说：“银桥，准备一下，明天开始跟我到佳县附近几个地方走一走，少奇同志他们在西柏坡开会通过了一个《中国土地法大纲》，现在刚在解放区传达，我们下去调查一下看看怎么样”。这一次社会调查共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毛泽东沿黄河边走了几个村庄。他每到一地，白天不是听汇报，就是跟农民一起边劳动边聊土改的事。晚上，便在煤油灯下挥笔疾书。这次调查，为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央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著名报告，以及后来向党内发出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重要文件作了准备，充实了大量材料。对当时解放区土改工作和加快解放战争进程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次社会调查我也得到了很大收获。遵照毛泽东指示，我把所见所闻整理出了一篇“旅行集”，毛泽东看后笑了，抓起笔把“集”字改成了“记”字，并在文中又改了不少错别字，挥起大笔批示道：“写得很好，大有希望”。毛泽东，还要我把“旅行记”寄回老家给我父母和乡亲们看，他说：“告诉你父母，你在我这里工作，有了进步”。我父母和村里人见了这份由毛泽东亲笔批示，签名的“旅行记”十分高兴，特别是村干部，说也要像延安解放区那样，把土改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倾注在为广大农民尽快摆脱贫困上。五十年代初期，他亲自领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几亿农民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分散、单一的小农经济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55年这一年。当时，为了鼓励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以极大热情一次又一次地到各地巡视。这年的下半年，他为了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吩咐我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他，独自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看啊写啊，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将全书的一百多篇文章逐篇认真地进行了审阅修改，并亲自写了104条按语。那段时间里，他的办公室每天长夜彻明，早上总有一堆修改好的文稿让秘书拿走誊印。两个月后，这本巨著就与读者见面了，为当时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由于我们的人民政权是在旧社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上建立起来的。农民到底有没有饭吃，老百姓的日子到底过得怎样？这是解放初期毛泽东每天在操心的大事。为了考察民情，毛泽东多次突然通知我们，说他要到郊区农村或普通市民家看看。就是在欢送外宾从机场回来的途中，有时也提出要到饭馆里坐坐。在外出开会或巡视中，为能够真实地了解民情，他总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有关地方的领导，不要惊动下面，以便能在无拘无束的情况下同群众聊聊天。只要有机会能接触群众，毛泽东总不愿放过。后来，出于安全考虑，亲自到下面的机会少了，可他依然始终不放过任何了解民情的机会。一方面，他每天阅读大量群众来信和各地各部门送来的材料，一方面动员身边的卫士和警卫战士到基层一线作实地调查，或者让我们利用探亲、休假的机会了解民情。
1955年初，毛泽东要我到我的老家河北省安平县搞调查。这时正值搞农业合作化之际，我回到家乡发现那里的农村干部工作简单化。为了让农民入社，村干部把村民召集起来后，插上两块牌子，一块挂着毛主席像，一块牌子上写着蒋介石，然后让村民根据各自的心愿站到牌子下面。这样简单化的工作损害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情和入社的积极性，我把这一情况及时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立即说道：“这怎么行不能这么简单嘛，中国农民很苦，过去在地主的剥削压迫下没有土地，新中国分给了他们土地，一下子要他们交出土地走合作化的道路，思想很可能一下子转不过来，我们做工作的同志要给他们讲道理，讲合作化的好处和意义，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站站队就能解决问题的事”。说完，他随即给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纠正那种“入社站队”的作法。
为了更多地了解来自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不久毛泽东又指示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给他专门成立一个警卫中队这个中队的成员都是从各地区挑的，并且有一定文化水平。毛泽东亲自规定了中队的三项任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帮助他搞社会调查。
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身体不太好，我们知道，那是因为百姓吃不饱饭使他日夜牵肠挂肚所致。为了尽快想出解决办法，毛泽东不顾医生的劝阻，又开始带病南下巡视。并且接连召开会议，制定了几项重大决策。当时毛泽东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想法让挨饿的百姓能早点有饭吃，吃得好一点。
南下巡视回到北京，毛泽东把我们几个卫士召到他的办公室，郑重宣布：国家和人民都在受难，我们人人都要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
他说：“老百姓吃定量了，我也应该定量嘛。是不是肉不吃了？银桥，你们愿不愿和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我当时表示愿意。可看到毛泽东日趋衰老的身体，我不由劝阻说：“不过，主席你年纪大了，不比我们年轻人，而且每天又有那么多大事要办，就别……”
“不行”！毛主席立刻打断了我的话：“我是党中央主席，更应该带好头。从今天起，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顿了顿，他又朝我说：“我还得另加一条：把每月的工资减少一些。银桥，这件事交给你去办”。
待的事情就要照办，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谁也不敢违反。就这样，在国家最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整整七个月没有吃过一口猪肉。在他的影响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坚持不吃猪肉。
人民的疾苦，国家的灾难，时刻牵动着毛泽东的心。1960年12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又把我和林克、高智、叶子龙、王敬先、封耀松及汪东兴叫到他的屋里，心情十分沉重地对我们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我老了，只好请你们帮我办了。你们都下去搞些调查研究、看看到底下面有些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要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来……”
我们几位同志默默地点点头，表示一定按照他的指示去办。为这件事，毛泽东辗转难眠，又专门为我们下去的事写了一封信，让我们认真一阅。我和同志们看着他的信，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这一天是毛泽东67岁生日。以往每逢这一天，我们总要搞点“小花样”，让毛泽东乐呵乐呵，可这一次意义不同寻常。
夜深人静时，我给多日不能入睡的毛泽东梳头，我发现他的白头发不知不觉又多了，不由一阵心酸……当年在西柏坡我发现毛泽东第一根白头发时而如今，他的白发已不是一根两根了，而是一片一片的。那都是为全国老百姓操心太多了呀。
除汪东兴外，我们一行六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到河南许昌地区鄢陵县搞了半年社会调查，后来，我们又去江西劳动半年。回到北京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年工作和劳动锻炼的体会。他听了很高兴，并说，“以后，我的身边人员都要下去锻炼”。
毛泽东生前十分重视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我们的干部能不能经受得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向全党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全国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危险。“争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当中央机关决定从西柏坡向北平搬迁时，一天他问我：“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么样啊”？
“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我自以为满有把握地回答道。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我的太阳穴。见我不解其意，便又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我听了顿时如听到警钟一般肃然。
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占北京城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最后导致彻底失败。毛泽东经常用这一历史教训提醒党的高级干部要引以为鉴。在向北平进发的乘车前，毛泽东还这样幽默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我们是进京赶考去嘛”
他的话逗乐了大家。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习惯地用大手在胸前一划，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他是这样一次次地告诫过全党。当帝国主义分子不能用武力和战争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阵营，而企图用“和平演变”来实现他们推翻红色政权的目的时，毛泽东更加重视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不要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软化自己的革命意志，要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列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保持共产党人的骨气和优良传统。他自己更是这方面的行动典范。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穿的是与士兵一样的衣服，与别人不一样的是他衣服的补丁特别多，甚至连毛衣上都有补丁。别人听来似乎不相信这点，可我是在他身边关照生活的卫士，他的衣食我最清楚。在陕北杨家沟时，我见他的衬衣已经补了又补，硬得像纸板似的，实在不能再穿了，我便拿给他看说：“主席，您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您在台上作报告，一做手势，这衣服就裂开了”。
没有他批准，任何衣物都是不能扔的。这次他从我手中把衣服接过去，看了又看，说：“它跟我多年了”。停了片刻，他说：“这样吧，用它补别的衣服，让它再继续发挥作用吧”。解放后，日子好过些了，可毛泽东的衣着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传统。五、六十年代，他老人家身上，穿的衣服只有两套比较新一点，那就是参加开国大典和去苏联时穿的衣服，其余的衣服不是有补丁的，就是穿了不知多少年的旧衣服。他的内衣内裤上的补丁多得实在让人看了心酸。我几次提出添几件新的，可他都不同意。毛泽东虽然身着带补丁的衣服，但仍然不失领袖的风度。
有人会说一国之主，干吗搞得这么寒酸，可毛泽东说：“有条件了，吃得好点，穿得好点，我不反对，可我是一国之主，如果全国人民都能吃得好、穿得好、我心里才高兴”。平日里，他老人家虽然经常教育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要艰苦奋斗，但看到我们一些年轻卫士穿上一身新衣服或换了一双新皮鞋，他也会高兴地欣赏起来，或者开一句玩笑。在穿着上，他的原则是：“你们年轻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
毛泽东在吃上也是十分艰苦和节约的。战争年代，他就吃“二米饭”(大米和小米混在一起蒸)，菜是一半野菜一半酸菜。另外，是他一生离不开的辣椒。解放后，他吃的还是十分简单，以红糙米和竽头为主。他和家人的生活帐是由我负责的。记得五十年代开始工资制后，一天我把他和他家人的每月生活费列了个计划，其中伙食一项是每天三元的标准，拿给毛泽东看时，他的目光停在“每天三元”一栏上，问我：“三元一天是不是高了呀”？我解释说那里包括招待客人的开支，他这才批了两个字“照办”。
毛泽东严于律己的作风，在一些人看来有点“天方夜谭”，可生活中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从1953年至1962年的十年间，毛泽东只做过两套新外衣，没擦过什么“霜”“膏”“油”之类的东西。他睡的是硬木床，枕的是白布养麦皮枕头。有一次，他在外地巡视，当地在他就餐时拿来一付象牙筷子，他坚持不用说：“太贵重，我用不动”。
对工作和生活环境，毛泽东也是十分注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始终保持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和人民领袖的风范。
毛泽东爱游泳。有关部门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便在玉泉山修了一个小游泳池。一天毛泽东到了那里，一听说游泳池是为他修的，当场气呼呼地把那位干部批评了一通，并吩咐我让秘书从他稿费里拿出三万多元交给有关部门，算作修这个游泳池的费用。以后，毛泽东根本没有用过那个游泳池。
毛泽东严于律己，还表现在对自己的子女问题上。他老人家对子女要求特别严格，不允许搞一点特殊，他曾说：“我的荣誉不准孩子们沾，我是我，他们是他们，靠他们自己去闯”。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八岁时母亲杨开慧牺牲后，他带着两个小弟弟流落上海街头，吃尽了苦。毛泽东非常疼爱他，但仍然严格要求他。当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便送他几件带补丁的衣服，叫他下乡跟着农民去种田，说是让他补上中国农业大学这一课。
到西柏坡后，毛岸英与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恋爱了。毛泽东对这件事是赞成的。一天，岸英找父亲提出要结婚的事，当时，岸英已27岁了，可刘思齐还差几个月才满18周岁，毛泽东不同意儿子马上结婚，说刘思齐满了18周岁再结婚。结果，岸英不高兴，主席批评了他。岸英说：“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 毛泽东说：“你找谁结婚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 岸英顶嘴道：“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着呢……”。 毛泽东生气了，毫不留情地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我再说一遍，思齐不满18周岁，你们就不能结婚”。
直到一年后的1949年10月，岸英和思齐才结了婚。婚礼是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西屋里举行的，只准备了一桌饭。他俩没做新衣服。新婚夫妇穿的都是平常的衣服。毛泽东仅送了儿子一件“礼物”那件他穿过的呢子大衣。毛泽东风趣地对儿子、儿媳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你们，这件大衣，晚上可以当被子盖，白天岸英穿上可以防寒”。看到他老人家这样对待和要求自己的爱子，我们几个卫士都很感动。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毛泽东决定派儿子去朝鲜。当时岸英正在一家工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一些同志劝阻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工作很忙，负有重要责任，离不开，就不要去朝鲜了。 毛泽东先给他们讲了一大通道理，最后，他还是那句话：“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 没多久，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当毛泽东听完叶子龙报告时，半天没说话。后来，他把目光转向茶几上的烟盒，伸手去拿烟，手抖得很厉害，没有拿准。我忙上前帮他把烟取出点着。
毛泽东默默地连抽两支烟，眼圈都红了，可他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最后，他还是喃喃自语地说了那句话：“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我听后，忍不住地掉泪，他老人家一生失去了好几位亲人，如今又是晚年丧子。当时，我想：要是能为他老人家分担一点痛苦有多好后来，岸英的忠骨同普通志愿军烈士一样埋在朝鲜，这也是毛泽东的决定。
李讷是毛泽东的小女儿，毛泽东疼爱她，但从不溺爱。在转战陕北到进北京城初期，李讷一直是我爱人韩桂馨带的。毛泽东几次对小韩说：“阿姨，不要以为毛泽东的孩子就特殊，从小开始就不能灌输这种思想。要教育我的孩子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不能叫孩子打着我的招牌享受特殊待遇”。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韩桂馨就带着李讷吃大食堂的饭。李讷上中学后，吃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回家。学校在郊区，一旦有活动，天黑才能离校。我不放心，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汽车停在校外僻静处，然后由卫士进校找她，出校后再悄悄坐车回家。此事不知怎么被毛泽东发现了，便严厉地批评了我。我争辩说：“天太黑，一个女孩走夜路不安全……”。
毛泽东两眼盯住我问：“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不许用车接，说过了就要照办，让她自己骑自行车回来”。于是，我便从天津给李敏、李讷姐妹俩各买了辆飞鸽自行车。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李讷在学校吃不饱，脸色不好看，一天，卫士尹荆山问她是不是病了？李讷忸怩了半天才小声说：“叔叔，我确实很饿……”。听了尹荆山的汇报，我心里又急又难过。且不说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饿成这样，我也不能不管呀于是我们搞了点饼干悄悄给李讷带学校去。不料此事又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把我叫进屋，厉声道：“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我小声嘀咕：“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能送” 从此，我再也不敢给李讷带饼干了。 这就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
1958年至1962年间，由于天灾人祸以及决策上的失误，我国面临重重困难，为此，毛泽东日夜焦虑，我们几个卫士和警卫中队的同志也不断被派下去了解情况。一天，一名卫士探亲回来，带了一个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糠皮的窝头，含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讲实话，乡亲们就是吃的这个……”，毛泽东接过窝头时双手直在发抖，费了很大劲掰下一块放入嘴里。老人家嚼着嚼着，流下了眼泪。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掰开窝头分给我们：“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食人吃的口粮……”。他吃着说着，最后哽咽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我们站在一旁也难过地掉泪。
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他在生活上对自己，对子女却那么严格。他一生中没有过任何奢求，可是，他对同志，对我们却关怀备至。我在他身边工作，对我的识字学习，我的恋爱婚姻，以及我离开他身边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挂在心上。 我十一岁离开父母参加革命，廿一岁来到毛主席身边，与他老人家朝夕相处十五年，我得到的是任何人都不曾给予过的慈父之爱。我是幸福的。 我常常回忆起与毛主席分别时的情景：我们相对落泪，他对我那令人肝肠寸断的话语，他把我揽入怀中难舍难分的别离之情，对我离开他后的工作安排和嘱托……我终生难忘“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您的功绩，您的恩情我永世不忘。您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从广播里听到这个噩耗后，李银桥全家失声痛哭，不能自已，当晚，李银桥就驱车赶到北京。接着，他的妻子韩桂馨也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北京。全家一起瞻仰毛泽东遗容，为他守灵。以后，每年9月9日毛泽东的祭辰和12月26日诞辰，李银桥夫妇都要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看望他老人家。
这就是李银桥对毛泽东这是生活的描述，非常感人。一代中国伟人，开天辟地，树立起中国形象，以利于世界东方。
毛泽东的贴身卫士长李银桥还说，毛泽东多次表扬粟裕时，有粟裕的亲密战友陈毅、邓小平等人在场，毛泽东表扬粟裕的话就是传不出来，淮海战役结束以后，渡江战役前，刘伯承、邓小平去见毛泽东，邓小平说：“在淮海战役中，粟裕是立了大功的”。毛泽东说：“我晓得的，粟裕的功劳最大”。
解放后，1953年，陈毅陪同毛泽东坐火车从南京、徐州、济南回北京，一路上毛泽东多次提到粟裕能打仗会带兵，在徐州讲粟裕立了第一功，陈毅说粟裕是“樊哙、韩信”，毛主席一听很生气地说：“粟裕一不是樊哙二不是韩信，我毛泽东也不是刘邦粟裕就是粟裕，粟裕是人民的好儿子么”。陈毅检讨说：“主席讲的对，刚才我失言了”。 对于这些谈话，李银桥说：“我再不讲，(就)永远没人知道”。 2009年，电影《建国大业》中，黄晓明扮演李银桥。
据李银桥的爱人韩桂馨介绍，李银桥患有脑血栓多年，肺部感染，多次住院治疗，身体非常虚弱。9月5日，老人再次入住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近日来，病情恶化。第二天上午7点15分，护士在探视病房时，发现李银桥老人已经没有了心跳。
由于爱人韩桂馨年事已高，李银桥老人在住院期间，白天都是外甥在照顾，晚上则由子女看护，老人已无法自理，每天需要有人定时帮他翻身，擦背。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李银桥老人的家中。客厅的墙上，挂着毛主席送给他的一副诗词，诗词左边是毛主席和李银桥的合影，右边是毛主席和李银桥全家的合影。老人的爱人和子女正在商量为老人料理后事。李银桥的儿子李卓韦表示，他们只通知了亲友，预计将在24日举办追悼会，地点还未确定。由于李银桥夫妇和毛泽东主席及其子女的特殊关系，届时，李讷、毛远新等人也会到场为老人做遗体告别。
据韩桂馨介绍，她和李银桥是在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认识的，当时李银桥是毛主席的卫士，而韩桂馨负责照顾主席家的小孩。李银桥和韩桂新馨婚姻两人经毛主席撮合，于1948年冬天在香山结婚。两人跟随着主席一直到1962年，李银桥被主席派到天津市公安局任副局长，1979年，李银桥被调回北京任北京市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当副局长。3年后，调入公安部工作。
李卓韦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两位老人曾应邀到各地党政机关、军队、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讲过近百场“毛泽东的故事”，2002年，两位老人还合作著写了《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一书，深受大众喜爱。
据京华时报报道《父亲是一个优秀的卫士长》的采访：
记者：在您心中您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李卓韦：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无疑是陪伴主席走南闯北，做主席卫士长的时候。而父亲在生活中也是我们的榜样，即便患病多年，依旧坚持锻炼身体，并保持很好的起居、卫生习惯。总结起来，他是一个优秀的卫士长，也是一个好父亲。
记者：多年来您和李讷、毛远新的联系密切么？
李卓韦：妈妈17岁时开始照顾主席的家人，一边照顾孩子们，一边教他们文化。全家回北京后，我们依旧保持来往，李讷一直管我妈妈叫“小韩阿姨”。我父亲住院后他们经常探望，父亲去世后，我已经和李讷、毛远新都通过电话，他们表示，会在追悼会当天为我爸爸做遗体告别。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通联：都江堰市外北街408号， 邮编：611830. 电话18200569415，电话微信。QQ号593505902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