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管”忧思

               文/刘林海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被称作“农管”的机构诞生了。其后就引发了一场网络热议。有说农村有了保护神，福星佑农；有说农村有了祸害精，灾星坑农。作为在农村长大的我辈，自然留意关注，一时间脑子里常交替出现两个画面：一是歌唱家马玉涛放声高歌的场景，“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看见了解放军，想起了老八路，想亲人望亲人，山想人来水盼人，盼来了老八路的接班人，你们是咱们的亲骨肉，你们是咱们的知心人；”一是柳宗元笔下流淌的凄惨一幕，“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两幅画面一古一今，虽均为历史，但重演并非绝对空谈。前者当然为幸，后者肯定为灾。至于两者出现的概率大小，一众吃瓜者只有展开想象的翅膀，任思绪纷飞。

     既称“农管”，顾名思义，应是与叱咤于城市的“城管”一样，在广袤的农村显神手、定乾坤。出于较真，百度了一下才知道，它的规范名称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原来人家是一支正正经经的执法队伍，这就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人家可是代表着国家，为着农村、农业、农民的神圣事业，高擎法律之剑，除恶扬善哩，这当然是农民的福音。但本能的鼓与呼之后，却又无端地生出些许忧虑。

     先忧这个机构的性质。既是行政执法机构，照理应属于行政机关。当然，在相关政府序列未有法定位置的前提下，接受行政机关的授权，按事业单位组建亦未尝不可。但在当今政府行政机构林立，执法权分门细化的状态下，该由谁授权恐怕就得多费思量。背景资料显示，农管隶属农业农村局。但农业农村局并非对涉农问题包打天下，若仅是局限于该局的执法范围，那这一横空出世的队伍是否大材小用？联想到当年城管的问世，初时不过为了创卫等临时需要，由建委等部门即兴拉起一个没有任何法律地位的草台班子，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才被收编为正规军，又为了改善多头执法乱象，设定了进入政府序列的执法局，将多部门分享的执法权统一集中，由着装的城管以执法的名义活跃于大街小巷。那现时的农管，仅履行农业局的执法职责，难道还要重蹈城管覆辙，将来再搞一次从点到面的权利集中？如果这回是一次到位，那农业局岂不是越俎代庖，把本不属于自己行使的权力授予农管？

      再忧这个机构的经费。既是地方政府成立的单位，想来应由地方财政供养。但遗憾的是当今各级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连老资格的官员都寅吃卯粮，哪来的余粮再添丁加卒？无奈何，大概率的解决方案是自收自支，这倒罢了，一旦再有上缴任务，那可就够农管担待一番了。既是自收自支，就决定了它必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农村活动，当然还得靠着农民做施主。农管非属企业，没有资格经营创收，筹款的路子就只剩下收费和罚款两项了。诚若是，不管农管在工作中是否保障了农村风清气朗，但农民伯伯的负担必然是增加了一项。假若羊毛出在羊身上，农管收费全用于农村政务，倒也罢了。怕只怕那大量的羊毛被拿去织衣穿在别人身上，岂不悲哉！网传已有农村开始收缴物业费，这又让人为之一愣。这物业费到底是行政事业性收费，还是经营服务性收费。行政事业性收费近似于税收，须有法律授权，经营服务性收费，收费单位须有经营资质。对照之下，这两个条件似乎都不具备，这无疑又引发尴尬。再则，撇开收费合法性与否，仅从必要性分析，现如今的的中国，农民依然是最底层的成员，农民依然是最贫困的群体，以增加农民的生活成本为代价设立未必受农民待见的机构，本末之间，孰轻孰重？

     三忧这个机构的工作内容。官宣资料显示，农管除享有对农业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管理之类的抽象职责之外，还负有对农民农业中使用的种子、肥料、农药等物品进行监督检查。这不禁又让人不解：假种子、假肥料、假农药，几十年来坑农害农，但却屡禁不止。个种原因不外乎不法商贩以身试法。现在倒好，不去在商业环节中查疏堵漏，却深入田间地头去查处，岂非让人感觉如闯进百姓厨房查禁有毒有害食品。再说了，对于坑农害农的不法商贩，工商、公安、技术监督部门多少年来没少显法力，现在又来个同样管事、管同样事的农管，会不会形成多个和尚缺水吃？

     四忧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农管既是执法机构，农管队员当然是执法人员。可执法的行为何其高深？理论上讲，执法与司法同根同源，而司法队伍的成员需经过难度丝毫不亚于研究生考试的法考，每年的法考通过者寥寥无几，那农管执法人员又是如何精挑细选？行政执法是一门技术活，行政行为的羁束性与自由裁量性，别说是适用起来得心应手，就是理解概念，也得钻研一阵子，没有相当的学历和长期的专业训练，难免赶鸭子上架。再忖度那农管人员穿上制服时的心态，不可否认，内中多有立志为三农事业奉献年华之士，他们以使命驱动敬业，让人放心，但例外的情形亦不可排除。比如因成不了大器而被官家父母强塞进来的官二代，他或她若长期熏陶于父母鱼肉百姓的为官艺术中，那一旦工作起来不将父母的政治遗产发扬光大才叫怪。若要遇到那虽出身寒门，却立志要将父辈们遭受过的欺凌在这辈子难得的机会中翻盘补偿，那被管的农民伯伯难免要品尝抗战期间黄协军下乡扫荡的滋味，这让人情何以堪？

     五忧这个机构的工作方式。行政行为开展起来不外乎坐门办公和现场理事。除非举报或申请，现场理事大多只能限于公共场所。若农管拘泥于坐门，那这个队伍似乎缺乏组建意义。若现场理事，就不得不考虑农村的特性。农村不同于城市，城市大部分区域为公共场所，城管的活动区域自然就开阔。而农村则不然，除一条窄窄的街道和几段生产小道外，就只剩矮墙围起来的院落和界限分明的责任田。难道农管下乡就只能站在街道上和田埂之外？但若未经主人相请，一队大沿帽进入农户院子或是责任田中，又是否涉嫌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若是变通着在公共通道上设立卡点，再闹个疫情中传为笑话的“下田证”之类，莫不是增加了治理乱象。也许有人说，农管本着服务宗旨下乡理政，应当大受欢迎，正如现在火遍乡下的红白丧事服务队。但仔细琢磨却不尽然，因为服务是以被服务者为本，服务队的行为必须听命于农户，但农管相反，农户必须服从于农管。以此逻辑分析，农管工作进亦忧，退亦忧，立身何难？

     回到文章的开头，我辈相信，柳宗元先生的所见所闻绝不可能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发生，我们期盼马玉涛颂歌中的美景在农管进村时得以再现，在视农民如父母的理念中，秋毫无犯，文明执法成为农管的不二形象。同为穿制服的队伍，如果说军队是人民的亲人，那农管就应当成为农民的家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要也罢。至于农管后续口碑如何，不妨让子弹再飞一阵，是骡子是马，且待遛一遛看。

刘林海

陕西省礼泉县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文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师、高级律师。

一九八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九零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安仲裁委员会、渭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曾获“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陕西赛区“最佳专业知识辩手”奖。

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京城》由作家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第二部长篇小说《落户》由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