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七部 创造奇迹
2003年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在北京甘家口的，一座普通居民住宅楼里，一位79岁的老人，正在构思着他的下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作品，在这之前他已经写了一部回忆录，《紫云轩主人》，他叫王鹤滨，40年代曾经三次被指派，去为毛泽东检查身体，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的穿着让他大吃一惊。
1943年，从晋察冀军区到延安，到了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我那时候是一个支部的委员，我们就席地而坐，有草垫子，有的小板凳什么的，坐在地下，主席前面就是一个讲台，就是一个小桌子，卫士给他倒一杯茶，倒一杯开水放在那儿，主席穿着一条补着补丁的裤子，两边都补着补丁，穿着一件旧的灰色军装，给我们做报告。
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时任香山门诊部支部书记，兼业务副主任的王鹤滨接到了上级主管部门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一个电话，通知他立即到中共中央保健局傅连暲处报到，接受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保健医生的职务，傅连暲给他一封事先写好的介绍信，让他自己去见毛泽东，王鹤滨怎么也想不到，这第四次见到毛泽东，会是这样一种情景。
快到了门口，这时候(值班卫士)王振海就瞄着我了，瞧着我来了，他就向我靠近，要赶我。他原来没见过我，这时候突然间毛主席跟着一群人，从他的办公室，从菊香书屋大院走了出来，我一见高兴了，我赶快去，他一出来，王振海就赶快闪开了，他就不去堵我了，他一闪开，我就冲过去了，把信递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打开信一看，欢迎你来啊。我现在去开会，我需要你的时候，我通知你，这时候就握了个手，这握手又是会见，又是告别，他们就到颐年堂开会去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王鹤滨被毛泽东请到了自己的卧室。面对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王鹤滨一时间乱了阵脚，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毛泽东随意的态度很快拉近了他和王鹤滨的距离。
他(毛泽东)说：你到我这来工作，我的事情还不太多。我身体还可以，你要多照顾一下其它的书记，我得听指示啊。我就坐在那儿，眼睛看着他听，他一看我那么愣着，也不回话，我是怎么想的呢？主席肯定还有什么要指示我的，我要办哪，我就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说了一声：“哎，王医生，你到我这工作不要拘束啊”。
后来王鹤滨兼任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毛泽东总是以没时间看《参考消息》为借口让王鹤滨来读给他听，他甚至还要求用自己的稿酬再订些别的报纸。王鹤滨发现毛泽东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为了锻炼和培养年轻人洞察世事的能力。
他说你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参考消息》，有些国际性的动态呀，给我讲一讲。他说我的时间很少，他说你应该用我的稿酬，订一些报纸，譬如香港的报纸，不管什么观念的，不管是左的右的，你都买来，买来看，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产生观点了。
毛泽东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他的双人床一半用来放书，一半用来睡人，他和书似乎融为了一体。
主席可不让动他的书，我心里想我也没想动，我就看，为什么不让动呢？主席的书都做了大量的记号，有的书里头夹着纸条，上面写着什么问题，每本书都垂着好多纸条。我就说就像书长了胡子一样，当然我就不能动了，动了纸条就飞了，主席得收拾。主席对书是特别亲切的，有时间，夏天，他在院子里坐着休息的时候也是拿着书看，他一外出的时候总是带着书。
新中国建立后，条件虽然好了，而毛泽东的衣着依然十分朴素。
他有一双皮鞋，这双皮鞋是他登上天安门之前做的，有鞋带。主席从来不去解鞋带，系鞋带，拿脚一伸就进去，一甩就脱，他这个鞋一直穿到了我离开以前还在穿。所以有一次，李银桥给主席擦皮鞋的时候，他说王秘书你来看看，我说看什么，他说擦皮鞋。我一看，那个皮鞋前边一道纹一道纹的，和老人的抬头纹一样，鞋底也磨偏了。他说我看这个鞋，他有点将军的意思，你这当秘书的，你都不知道给主席做双鞋呀？他说我给主席说了好几次，主席说还能穿嘛，就不让做。我心想主席不让做，我怎么给他去做呀。
毛泽东出生于农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一些来自农村的子弟，王鹤滨也不例外。毛泽东经常教导他们要多回农村去看望父母，要多去了解农村的一些基本情况，要多为老百姓做一些有益的事。
他呢，从十四岁到十六岁都是干大活儿，挑粪、种地，所以他深切地体会到农民的痛苦和没有土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痛苦，所以他对农民确实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我们到了不久，主席就说：“哎呀，你去看过你父母吗”？我说离不开，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医生，照顾他们五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所以离不开。他说我可不要这样的不孝子孙。他回到农村的时候，对他父母也是毕恭毕敬的。后来我去农村，农村人知道我是医生，又给主席当医生，每天找我看病的很多，那时侯看病又不要钱。我们从毕业一直到进城都是给职工，给农民看病，不要一分钱的。所以我回来汇报以后，主席就说：“你在你这个村子里头办个诊所，一半在我这儿为我服务，一半到农村去给农民服务”。
王鹤滨经常陪毛泽东吃饭，吃饭时，毛泽东总是亲自为他夹菜。
吃饭呢，开始我不知道，值班卫士通知我：“王秘书，主席叫你去呢”。我得去啊，去了以后，一看桌子上摆着饭菜和两双筷子。他出来了，一边系着扣子一边往这处走，用手一指，叫我坐在他旁边“别看呢，吃”。我也不好意思吃，陪主席吃饭，我也不能这么夹那么夹。后来主席说：“你们青年人喜欢吃肉，你来尝尝这个牛肉片，这个苦瓜我爱吃，你尝尝”。就给我夹，主席夹了，你也不能说不要哇，反正你夹了我就吃，夹了就接着，接着就吃。后来这么几次之后，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大门口散步的时候，我和汪东兴走在后面，他说：“你跟主席吃饭，不要老是埋头苦干呢”。我说什么埋头苦干呢？他就说了：“主席跟我讲，你陪他吃饭的时候，说你是咱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人，不懂得待人接物这一套。”他说你不要老找主席照顾你。我说，哦，我明白了。
一次，王鹤滨四岁的儿子意外地陪毛泽东吃了一次饭，王鹤滨也意外地领教了毛泽东独特的教育孩子的方法。
有一次，就是星期六，机关要开饭了，我这个同志帮着我把王子杰我的大儿子接回来了。这时候通知我陪主席吃饭，主席叫我，这孩子怎么办呢？我也得出去找人交代孩子，来不及了，叫主席等着我吃饭呀？把他抱着去吧，一块儿去。去了以后主席很感兴趣：“哦，多了个小同志啊”。“就问你多大岁数了？几岁了？他举了四个手指头，四岁了”。“你妈妈呢”？“妈妈学习去了”。“想不想妈妈呀”？他说我想。然后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因为在托儿所他吃过饭才回来的，他现在根本就不饿，但是眼睛老盯着红辣椒，尤其那炸的一段一段的红辣椒，很好看。主席说：“啊，你喜欢吃这个啊，这个可好吃了”。他夹了一口放在嘴里，“这个可好吃了，非常好吃的，你想吃吗”？完了就夹了一块给他，他小嘴就伸过去了。我说主席不要给他吃。我就把他揽过来没让他吃，我心想：这么辣的辣椒，我吃了都直出汗，那小孩子一吃哭起来，闹起来，再骂起来，我说这不把主席这顿饭给搅了吗？我说：“不能吃，主席”。后来主席又夹了一块，跟他说：“嗨，这么好吃的东西，你爸爸不让你吃，来吃”。又夹了一块，夹了一块以后，我又把孩子搂过来了，我说千万不能吃我说主席你千万不要给他吃这时候主席就不满意了，把筷子放下：“哪有你这个当爸爸的？你叫孩子吃嘛，叫他上上当，让他知道知道大人也有坏的”。
毛泽东曾经在写字台上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任凭王鹤滨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为了摸清他的这种工作规律，提出更好的保健建议，王鹤滨舍命陪君子，但是同样无功而返。
他在这里办公，我在这儿，我这么看着他，主席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他大概也知道是我想陪陪他，他也没说话，我也没说话，都这样看着。我这个人特别不耐困，看着看着眼睛就看不清了，开始我想，我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呢？就一会儿就困了。主席工作连间断都没有，我就困了。后来我就想起来古人学习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把头发吊在房梁上，打嗑睡了这么一撑，头发撑住了就倒不下去。拿锥子扎屁股，这是古人的办法呀。我就拿手拧自己，开始拧到疼一点，眼睛睁一睁，以后拧了也麻了(不管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那有个沙发，开始不敢那么戳(坐)着，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觉得我的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沉乎乎的压着，暖烘烘、沉乎乎的。后来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的军绿色大衣。他给我盖在身上了，他一看我醒了就冲我点点头，意思是你还接着睡吧。我就不好意思了，我本来想帮助主席呀，看看有什么空隙啊拉着他在院子里散散步，换换空气什么的，结果来了以后，也找了麻烦，主席还关怀我，把他的大衣盖在我身上。
195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59岁生日，当天中央办公厅收到了许多来自各个建交国家发来的贺电。毛泽东看完之后，当即表示：不许登报，不准做寿。但是临到吃饭的时候，王鹤滨却意外地发现桌上多了几样自己爱吃的菜。
主席拿了杯酒：“王医生，今天是我的生日，咱们一块来过我的生日”。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主席的生日。我说那好，祝主席长寿。这算是我的祝寿词了，然后我喝酒时有点兴奋，有点发颤，主席说：“咱们不祝寿，祝寿不会使人长寿，吃面条汤可以吧？人呢活一百岁就不得了了，哪有什么活万岁的”？我说您应该能活到100到120岁的。他说：“是吧？不会活到一万岁吧”？
毛泽东有两大嗜好，一是喝茶，二是吸烟。作为保健医生，王鹤滨不主张毛泽东过量地吸烟，于是他动员毛泽东的家人搞了一场戒烟运动。
一劝，主席就说：“我也知道吸烟不好，但是戒不了”。后来我开玩笑说搞一个戒烟运动，动员他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还有叶子龙的两个女儿--艳艳和丽亚，叫二娃。当年那时候还有毛远新，还有他的儿媳妇刘思齐，因为他们可以随便，嘴巴吸住了你可以拔下来。小女儿去拔，像开玩笑一样，我们就做不到，另外把烟剪成两段，他也同意给他花生、糖块代替吸烟，后来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主席就跟我讲，我烟实际上并不多，在手上拿的时候多，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一支烟在手，就好像是能帮助我思考问题。糖块也好，花生米也好，瓜籽也好，起不到这个作用。他说这个话，我觉得确实也是肺腑之言，我说这次戒烟运动，我认为是失败了，这个护士、卫士们都说主席是少了，怎么少了呢？把一支烟剪成两段，保持下来的是，把一支烟剪成两段。
1953年11月，王鹤滨继续学习深造的请求，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他来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进修。
主席对我(好)，我是非常感慨的，非常感动的。就是我留(学)苏(联)，我跟主席要求我去学习，主席开始说三次：“我需要你”。我这么想，我是不是有点背叛毛泽东？就说对你那么好，你就这么忍心就走了。要求了三次，他才同意我走的。
在与毛泽东长达四年多的相处中，让王鹤滨感受最深的是毛泽东的朴实与随意，现在王鹤滨还会不时地用自己的笔墨去勾勒与毛泽东一起走过的岁月。
胡乔木是公众都知晓毛泽东的秘书，而且号称“中央一支笔”。他跟随毛泽东二十多年，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我们走进胡乔木的生活，我们就得了解这个人。胡乔木1912年出生，1992年去世，整整活在人世间活了九十岁。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后改名胡乔木。“乔木”这个名字出自《诗经·小雅·伐木》中的一句诗：“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乔木取其高大、挺直之意。与夫人谷羽结婚的时候，胡乔木依同一诗句，把李桂英（谷羽原名）的名字改为谷羽。羽指鸟，“谷羽”寓意“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鸟。这就表明诗情画意，夫妻恩爱，界此同心。两人的名字同出一典，表达了两人深情。从此，谷羽和乔木“五十余年共风雨，唱随偕老相扶护”（胡乔木赠谷羽诗）。政治家，理论家。江苏盐城人。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经历了北平（今北京）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1937年到延安，历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国青年联合委员会办事处宣传部部长。1941年起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8年和1949年先后担任新华总社社长和新闻总署署长。
1950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7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
曾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著作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一、二、三卷胡乔木女儿回忆父亲：被毛泽东点名成为秘书。
1937年４月，２５岁的他按冯雪峰的通知到延安，从此更名为胡乔木，并被任命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1939年春，为了纪念五四运动２０周年，胡乔木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这篇见解独特的文章，由时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推荐给毛泽东阅读后，毛泽东大为欣赏，脱口称赞“乔木是个人才”。由此，胡乔木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后来，胡乔木先后进入《中国青年》杂志社（担任主编）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1941年２月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来到胡乔木一家所住的窑洞，在与胡乔木谈话时，他郑重其事地说：“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胡乔木甚感突然，思索了一下，遂道出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当王若飞把毛泽东点名要他去做秘书的情况作了说明之后，胡乔木只得从命。
刚到毛泽东身边时，作为文化秘书（后为政治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的胡乔木一时竟不知干些什么。一天，当他终于鼓足勇气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想问一下自己该干什么工作时，见主席正埋头校对文件清样，便说道：“让我来校对吧”，“好呀”！毛泽东慈祥的笑容，缓解了胡乔木的紧张。于是，他从主席手中接过《六大以来》的清样，拿到自己办公室里认认真真地校对起来。面对这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工作、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大部头”历史文献集，胡乔木在校对中不仅消灭了错别字，而且更正了一些文件最初误印的地方，这让毛泽东十分满意。从此，胡乔木主要肩负起整理文稿并为中共中央撰写理论性文章的任务。原本毛泽东写文章从不要别人代笔，但由于那时他外出讲话很多，许多通俗精彩的演讲，需要整理并略加文字润色后才便于正式发表。胡乔木在整理毛泽东讲话时，充分发挥了他那支犀利的笔杆子的作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即是他根据现场记录系统整理出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正式发表的。
1944年，胡乔木受命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被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党的重要文件，在新中国成立后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作为附件收入其中。在四卷本“毛选”中收入的他人作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绝无仅有的一篇。在完成他人难以完成的工作中，胡乔木显示出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良好的文字修养，深得毛泽东器重，因而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党的七大，并在会上参加了文件整理工作。
在延安杨家岭和枣园工作期间，胡乔木闲暇时，常与毛泽东谈论中外的各种书籍，并经常帮助毛泽东买书、借书。这种对书籍的共同爱好无疑加深了二人的友谊。
为毛泽东所高度信任的胡乔木，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等职务，同时还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的工作非常辛苦，他往往是白天要正常上班，晚间又因为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而经常被召唤，以致几次累得病倒，但他稍有好转就马上投入新的工作。毛泽东十分关心他的身体，每逢他生病后都亲自过问，还同意安排他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这对于当时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胡乔木来说，无疑是难得的待遇。在1956年秋召开的党的八大上，胡乔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并擢升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进入党中央的领导人之列。
与诗结情缘。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胡乔木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1961年夏，他向毛泽东请了长期病假，于８月２５日获得批准。毛泽东在复信中说：“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这种近乎唠叨的叮嘱，寄寓着领袖对秘书的深切关怀之意。
8、9月间，胡乔木离开跟随２０年之久的毛泽东，开始了近５年的养病生活。他早年嗜好新诗，在酷爱并擅写旧体诗词的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深受影响，也养成了欣赏旧体诗词的习惯。在此次疗养期间，他游览了哈尔滨、大连、长沙、杭州，并迷上了旧体诗词。他认真钻研辛弃疾、苏东坡的词，自称“苏辛之徒”；从1964年起，又开始填写旧体诗词。同年１０月间，他把刚刚写成的一些词抄送毛泽东。见自己的秘书有此爱好，毛泽东自然很高兴，便认真阅读。读后他虽认为胡词“词句有些晦涩”，但也颇为欣赏，给予“基本上还适用”的总体评价。毛泽东不仅用了大量时间，逐字逐句地为胡乔木改词，还要郭沫若、康生等人提意见，并特地于1964年11月23日在致《人民日报》的信上加写了一句话：“请加斧削，如以为可，请予发表”。
对于毛泽东的帮助，胡乔木万分感谢，他于同年１２月２日致信毛泽东说：“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三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经过毛泽东修改、征询他人意见，退胡乔木，作者本人改过再送毛泽东，然后定稿这样一个过程，作为胡乔木“习作”的１６首词终于在1965年元旦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就如何修改词稿反复相商期间，他们频繁通信，切磋诗艺。
受此鼓舞，胡乔木一发而不可收，于当年春夏陆续写出３０多首词和律诗，并继续呈送毛泽东。这些诗词大多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正如胡乔木后来谈及此事时所说：“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例如《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一词，发表时其最后两句“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系毛泽东所改。胡词原文是“万里千斤担，不用一愁眉”。又如《沁园春·杭州感事》一词，经毛泽东改过的句子是“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胡词原文为“天共我，舞吼风奇剑，扫汝生光”。也有部分诗词是在毛泽东提议下修改的，比如有一首词下阕中“刮骨去脓疮，剁脚争良玉。风险为人民”这三句，毛泽东看后批道：“此三句宜改，方免晦涩”，随后胡乔木将其改定为“顺水好行船，终向下游去。若要觅英雄”。
毛泽东对胡乔木的这些诗词总是反复推敲，一再与作者本人商榷，到了“终日把玩”的地步，以致江青极为不满，她竟指责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胡乔木的诗词创作就此停顿下来，他与领袖的诗词交往也戛然而止。
1966年４月，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之际，正在杭州养病的胡乔木接到要他回京参加运动的通知。临行前，他经过请求，终于见到了在此视察的毛泽东。毛泽东生怕自己的秘书掉进政治陷阱中，因而怀着一种特别关照之情，谆谆告诫他说：“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这成为胡乔木与领袖的最后一次谈话。
三蒙关照渡劫难。胡乔木一生因毛泽东三次关怀照顾，化险为夷，渡过劫难。1947年３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重兵进犯并占领延安，毛泽东却坚持留在陕北，带领由４个连的警卫部队和中央机关精干人员组成的中央纵队转战于高原沟壑，出没于敌军的眼皮子底下。胡乔木在跟随这支代号为“三支队”的队伍与敌人周旋期间，一天夜晚为了摆脱国民党军追赶的急行军，他不慎掉进了大水坑。毛泽东急命停止前进，直到把自己这位秘书救上来后，部队才继续急行军。
1958年以后，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头脑过热、急躁冒进的“大跃进”局面，使国民经济蒙受严重损失，胡乔木从此同毛泽东产生了一些重大分歧。当时，他与毛泽东的另外两位秘书田家英、李锐在一起交谈时，都一致对“大跃进”持基本否定态度，并在1959年７月上庐山时说过“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之类的话。结果庐山会议后期开始“反右”，在大批彭德怀等人的过程中，胡乔木的上述言论也被人揭发出来。幸亏毛泽东顾念旧情，认为跟随自己多年的这位秘书“总还是一介书生”，并未予深究。加之胡乔木当时也在会上发言，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总算在这次重大的政治风浪中平安过关。
1966年５月“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因胡乔木在中宣部、新闻总署和人民日报社担任过领导，并撰写过大量文章，其中有许多观点恰恰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要批判的靶子。９月，他被停发文件，不许上天安门，每日奉命在家写检查。在1967年“一月革命”的恶浪中，他被中国科学院的造反派揪去参加批斗大会，低头弯腰，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字样。周恩来总理得知此情后，亲自打电话下达了不许斗胡的指示，胡乔木随即受到“免斗”的保护。后来，当“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67年第５期上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对胡乔木进行了“半点名”之后，对他的斗争又骤然升级。仅在４月间，胡乔木相继遭受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高等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心理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造反派轮番批斗。
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当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只见一幢住宅临街的墙面上张贴着“打倒胡乔木”的大字标语。毛泽东认定胡乔木家就住在此，遂命“停车”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大感意外。忽听毛泽东说道：“去看看胡乔木”尽管此事不在预先安排的行程之内，但张耀祠也只得服从。
胡乔木家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使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后，东大门便紧闭不用，而是改走胡同里朝北的那扇大门。张耀祠并不知情，在东大门敲了一阵子，并不见人来开门，还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之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且越聚越多，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为了毛泽东再去看望的心愿，中央警卫团还专门到胡乔木家作了一番布置，并确定了去访的具体时间。然而这次本来已约定的登门探望，只因江青大吵大闹而未能成行。
胡乔木为此感动万分，随即送出感谢信，并提出自己前去看望毛泽东，却因江青从中阻挠而未获同意。其理由是，如果毛主席去看望作为批判对象的胡乔木，就会影响“革命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况且当时接见胡也不合适，毛泽东对此自然也有所顾虑。
但毛泽东去胡乔木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无形中等于给胡乔木颁发了一道“护身符”，使原本想到胡宅抄家或揪斗的人闻知后再不敢来；而此前一直在幕后操纵揪斗胡乔木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经过一番揣摩、掂量之后，深感毛泽东对胡乔木有特殊感情，遂立马转而要求红卫兵不得对胡当面斗争。如此一来，胡乔木除了接待外调人员和写点检查证明材料外，就是在园内种菜。但江青偏偏不想让胡乔木清静，仍要打倒他，便指使专案组将胡写的各种社论和评论搜集了一厚本送到毛泽东处。岂料毛泽东看后说道：“胡乔木写得很不错嘛”江青的图谋因而破产。
1975年，胡乔木曾一度被起用，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并参与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等文章。由于这些文章，他在次年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成为“四人帮”的批判对象。
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胡乔木才又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来。这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他对毛泽东与日俱增的深切怀念之情，只能通过诗文来表达、倾诉。1988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并在后记中饱含深情地追述了与毛泽东的诗词之交，其对一代领袖的无限怀念之情跃然纸上（注）。
注：（《胡乔木与毛泽东的革命情谊》熊坤静，2012年09月11日10：37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近日，在北京举办的一个特别活动引发关注：走近毛泽东——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系列座谈会。
毛泽东生前的四位身边工作人员陈长江、吴连登、刘纪春、李志芬参加。该活动将连续举办数十场，此次由吴连登讲解毛泽东家风。
左起：陈长江、吴连登、刘纪春（布铁威摄）
吴连登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曾陪伴毛泽东度过最后12年，被称为“毛泽东的大管家”。陈长江和刘纪春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警卫，李志芬则曾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任服务员，该厅是毛泽东最喜欢使用的厅室。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一般会在毛泽东诞辰或逝世周年纪念日时，会和毛泽东后人一起到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故居等地，参加纪念活动。
在此次座谈会上，吴连登讲到，毛泽东的家风就是教育家人谦虚谨慎、严于律己、乐于助人、勇于奉献、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民众所称道的平民作风。
吴连登
现年74岁的吴连登，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1961年。在颐年堂，由于紧张，他端的茶水洒掉了一半。1964年国庆节时，吴连登二十二岁，毛泽东请他到家里“帮帮忙”。
前几年，他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管理毛泽东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采购、为毛泽东制定食谱等工作。
从1964年直至毛泽东逝世，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毛泽东曾对他说，“这个家交给你，我放心。”吴连登也被称为是“毛泽东的大管家”。
近年来，吴连登曾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或自己撰文，披露毛泽东生前鲜为人知的故事。
2006年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时，吴连登接受采访回应了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为何没有参加追悼会。他说，周恩来逝世时，毛泽东已经基本处于卧床状态，起不来了，得知总理逝世后，毛泽东半天不说话，独自流眼泪，追悼会想去去不了。
2013年在接受人民网访谈时，吴连登透露了毛泽东与江青AA制。他说，毛泽东一个月工资是404.8元，江青的是243元，两个是AA制。“每个月都要思考钱该怎么分配，保证主席的正常工作，身体健康，压力特别大。”
同年，有传言说毛泽东的稿费已过亿，吴连登撰文予以回击。他说，毛泽东在临终前只剩下500多块钱，剩下124万多元稿费全部交给了国家。“这就是全部积蓄，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块钱、一间房子，一亩地。”
陈长江生于1931年，1950年被调入北京中央警卫团，次年开始进入中南海直接警卫毛泽东。从1951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25年间，陈长江是新中国成立后警卫毛泽东时间最长的警卫队长。
毛泽东与陈长江
陈长江曾回忆，20多年里，如果有那么10多天看不到他，毛泽东就会问“长江，他到哪里去了？”
在警卫毛泽东的25年里，陈长江曾亲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九一三事件、周恩来逝世等多个重要历史时刻。
1966年，毛泽东曾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据陈长江回忆，在某次接见前，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又要罚站去了……”
陈长江说：“主席，你可以坐下么，何必一定要站着呢？”
毛泽东认真地说：“我哪里能像你们有那样多的自由，想坐就坐在那里。不行，每次我还得站着，不然人家大都是从外地来却看不到我，就不高兴，我就过不了关”
1971年8月31日，陈长江随毛泽东一起乘专列南下，沿途调研江西、福建、浙江等地。9月3日，专列到达杭州，陈长江发现毛泽东情绪越来越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9月10日中午刚过，毛泽东忽然对陈长江说：“现在把火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往哪里走并没有说，只是叮嘱不要告诉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9月12日中午，专车驶进北京丰台火车站，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治委员纪登奎和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治委员吴德、司令员吴忠登车进到车厢，毛泽东向其了解了北京情况，并防止林彪一伙搞极端行动进行部署。
9月13日凌晨，林彪乘飞机逃跑。周恩来随即赶到毛泽东卧室，一个多小时后，周恩来出来对陈长江等人说：“林彪摔死了，折戟沉沙，机毁人亡，坏人是没有好下场的。我们取得了胜利。毛主席说，这是处理林彪事件最理想的结果。”
陈长江还撰文回忆，毛泽东在参加完陈毅追悼会后，曾两次休克。
参加此次活动的刘纪春，从1959年进入中央警卫团，担任毛泽东贴身警卫员，长达十年之久。其岗哨在毛泽东屋后的“后花园”附近。
刘纪春
刘纪春说，“说是后花园，其实就是个小菜园，里面种着辣椒、苦瓜、空心菜等，后来又种了草莓。”
刘纪春的名字是毛泽东改的。
当时，毛泽东到小菜园散步，看到警卫员换了新面孔，就主动走过来聊天。
说到名字时，毛泽东询问：“纪念春天，你是春天出生的吧？”刘纪春回答：“我出生时，正是日军在华北最凶残的时候。”听了这话，毛泽东说了一句：“那是黎明前的黑暗。”
刘纪春原本名字叫“刘记春”，因为这个缘故，就把名字改成了“刘纪春”。
刘纪春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也有很深的感情。2007年3月，毛岸青逝世时，刘纪春到八宝山送别。他评价说，毛岸青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没有领导干部架子，从来不谋私利。“一有时间，就会拿起书本”。“他喜欢历史书和俄文书，他是个很好学的人。”
参加此次活动的李志芬，曾是人民大会堂118厅的服务员。
李志芬
据媒体报道，118厅是大会堂唯一用原始号码命名的厅室。因为距离大会堂西南门口和大礼堂的主席台都很近，所以118厅成为当年毛泽东最喜欢使用的厅室，常年在这里办公、开会、接见外宾及休息。
靠着118厅，毛泽东出席了其人生的最后一次党代会开幕式。
1973年8月，毛泽东已经行走不便且供氧不足。为保证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周恩来在征得同意后，亲自将118厅布置为毛泽东的临时住地，然后安排医护人员在该厅地下室设立一个随时可应急的供氧中心，在118厅至大会堂主席台之间搭设了一条供氧管路。
8月24日，党代会开幕，毛泽东安然无恙地坐在主席台上。
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李志芬曾陪同毛泽东后人出席过多次活动。
2013年4月25日，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刘广营村毛泽东铜像广场举行揭像仪式，李志芬、吴连登陪同毛泽东女儿李讷、女婿王景清、侄女毛小青出席揭幕式。
该年9月9日，李志芬还与毛新宇、刘滨等人一起，到毛主席纪念堂纪念毛泽东逝世37周年。
“政事儿”注意到，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还有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张玉凤、秘书高智等。今年7月，毛新宇与妻子刘滨、儿子毛东东、女儿毛甜懿还专程到西安看望正生病住院的高智。（《原标题：多位毛泽东身边人重聚，个个都有不少秘密》来源：“政事儿”微信ID：革c修修j革主h撰稿：新京报记者郑书 实习生何强）。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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