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就是“大同”。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期望中抵达的“大同世界”的一些景象吧！

在大陆时，碰到了天气从寒转暖的时刻。虽然是早春天气，但是我在房中已经感觉到有一点儿热，因此就把校方配给的电风扇从柜顶取了下来。一位年轻的教师来访，看见我那只放在地上的风扇，进门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哟！怎么连电风扇也取出来了！大家都还没有在用呢！”

我既然是国外来的，因此在穿衣方面自然与国内不一样，也不知道许多规矩。有几次，天气微热，我就换上了短袖的T恤外出。到商店购物时，比较熟的店员就很惊讶地说：“哎呦！怎么连短袖也穿出来了！”

这种情形，后来我曾与一位女同学谈过。她说：这是国内的常态。她在季节还没有到时，只敢在家中穿裙子，出门时只敢穿与大家一样的裤子；有一次，她去家附近的街上购物，懒得更换，结果小贩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哟！怎么裙子也穿出来了！”

这种情形，其实也是克服人我界限的“感通”，因为别人可以代替你本人感觉冷暖寒暑，并且认为必须与他们一样。中国人似乎在“统一思想”之余，还要“统一感觉”，真正可以说是做到了“心连着心”！

当时大陆对衣着求同的压力是很大的。上述的那位女同学告诉我：一般人换季是按部就班的，先从外套换成长袖衬衫，然后才换成短袖衬衫，没有人一下子就跳跃几个阶段的。至于女孩子的裙子，只有到了真正大热天时，才敢穿出去。

她又告诉我：在中学时代，班上没有一个人敢先换季；到了七月份大家仍然裹在外套里，结果老师在课堂上看了怪难受的，骂了一顿，翌日起大家就开始换装了。

一位观察力比较敏锐的挪威女同学说：中国人是在特别约定的一天大家一齐换季的。但是，抱歉得很，这个约定法，笔者至今还未能参破其中的奥秘。总而言之，因为这种“跟大家一样”的压力，当时在大陆就出现下列这种怪现象：不少女孩子裁剪了漂亮的衣服，只敢在家里穿，口红等化妆品也只敢在家里用；出门之前则将化妆品抹掉，将衣服也换成与大家一样。这与世界各地的女性的行为刚好相反。

衣着虽然是外表的事物，但是它却最具体形象化地披露了一个事实：“个体”在中国文化中是完全没有合法性的。甚至连苏联与东欧等相同体制的，也没有做到如此整齐划一的地步。因此，我们只得把这种情形归咎于中国文化中抹杀“个性”的倾向。

中国人不欣赏一个人有“个性”，他们只欣赏一个人“不脱离群众”“不掉队”“乖”或者“听话”。换言之，就是“跟大家一样”。

人的思想在牵涉到社会与文化事物方面，往往是最为奇特的。即使连种花的园丁也知道：如果在花圃中多种上各种不同种类的花朵，让每一朵都盛开，那将会是一副多么赏心悦目的景象。然而，中国人在人文景色方面却连园丁的道理也不懂。他们在全国范围的这个大园圃内只准一种东西生长，至于对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萌长出来的花朵，则非但不欣赏，还要将之踏平。

这无疑是中国人的“死亡崇拜”的又一个表现。因为，世界上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有的美，有的丑；有的人身段的线条好看，有的不好看；有的人即使不十分美却具有创造美感的“心理化学”，有的人即使天生美却为了跟自己过不去——或者为了在别人面前表示“乖”与“听话”——而以丑为荣；当然也有根本是丑还要丑人多作怪的。

然而，中国人却会用“群众专政”的方式，将这一切差别都平均，结果使女的弄得像“清汤挂面”，男的弄得像“霉干菜”一样，身段好不好看都一律遮起来。本来，人与人的这种差别，是只有到大家都死亡了之后，才能真正拉平的。因此，这种在生前就用“集体涅槃”的方式搞的“无差别境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死亡崇拜”。

我坚信：任何创造都是犯规（虽然并不是所有犯规都是创造）。然而，中国文化的整个结构却是反其道而行的。中国人是把“跟大家一样”制度化，而即使在有文化创造自由的国外华人社群中，不重“个性”的倾向，也令他们对现代文化的贡献甚少。

中国人是用“人言可畏”的方式去将别人平均的。在中国人之间，一个人尽管没有做损害别人的事，只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风格与庸愚大众稍有不同，那些以庸愚大众的发言人自居者就会起来指责这个人“人品不好”。中国人的“品”是由众口所定的，因此“品”字有三个“口”。中国人“品评”人物，虽然有时是对“无耻”的人的一种制裁，但是更多的时候却是为了把别人搞到跟自己的水平一样——因为一般中国人衡量别人总是倾向于用大家都接受的公共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