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五三”惨案中的那些往事//李宗益精华热点

2023-04-24 16:43:07 1585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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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五三”惨案中的那些往事

李宗益

1928年5月，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获取在华利益，进而霸占中国，借保护侨民为由，悍然攻占济南，屠杀我无辜军民和外交人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故称济南”五三”惨案）。在惨案中山东交涉公署交涉人员前前后后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根据史料和多方研究论证，澄清误传，还原历史真相。

临危受命组建交涉公署

1928年5月2日，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北伐进军济南，为协调与日方关系，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为山东公署交涉员。5月3日8时蔡公时到交涉公署，召集全体职员开会办公。9时在公署前院23名公署人员合影留念。9时许，日军便聚集到公署门口，下午16时，日兵20余人拟借公署楼上置大炮，对外射击。22时，日军20余人闯入公署，抢夺公署及私人财务，用割耳、鼻等种种酷刑残忍地杀害交涉公署人员。据1928年5月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告全国民众书中称，“日兵把交涉主任蔡公时和交涉员等18人杀害”。1928年6月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在济南调查并编印的《济南惨案》中称与蔡公时同时殉难已查得姓名、职务者是：张麟书庶务，张鸿渐参议、熊道存科长、谭显章科长、徐煜基科长、王炳潭书记、周惠和办事员、袁家逵办事员、康办事员、刘文鼎、姚成义、姚成仁、勤务兵王立泰等17名。1928年5月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致日外相抗议电称，“日军对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与在署职员10余人，一同枪杀”。1928年5月7日《国民党为日本军队在山东暴行告友邦民众书》称，“日兵对特派员蔡公时惨加侮辱，割去耳鼻，并将属员15人一一杀害”。1928年5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为日军在济南挑衅致国际联盟要求国际调查公断电文中说，“日兵将交涉员及署员多人一并就地枪毙”。1929年6月，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泣告海内外同胞书称：“将我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8人……尽被日本兽兵残杀殒命”。山东交涉公署被害人员前后对外公布的人数不一，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谜团。笔者经过多方考证后推测：山东交涉员公署，惨遭日兵杀害的人数不应该20人，或者18人，更不会16人，确切的是有17人。根据济南惨案烈士遗属上报国民政府外交部、内政部死亡烈士抚恤花名清册上明确记载：蔡公时48岁，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山东公署交涉员，江西九江人；张鸿渐，科长，南京丹凤街54号3进；姚成义，科员，安徽桐城羊子巷；姚成仁，科员，安徽桐城羊子巷；谭显章，42岁，广东南海（北平西四兵马甸山门7号）；傅宝山，34岁，徐州北把子街陈复泰家；黄继曾，36岁，徐州东乡毛庄；张德福，32岁，湖南长沙（南昌皇殿侧44号）；陈端成，20岁，徐州城内古观音堂；张麟书，28岁，九江内仓巷第93号；刘文鼎，25岁，江西宜丰（南昌经堂巷12号）；姚志怀，22岁，江西南昌瓦子角原吉祥襪号分居山背村；熊道存，38岁，江西九江赵家花园27号；韩树椿，20岁，长清县城东乡更新里曹王庄铺（济南中大槐树103号）；王德禄，21岁，山东历城（济南圩门外27号）；王立泰，勤务兵，江都（下关俭德储蓄会仙女庙宜陵镇）和周惠和。在谭显章牺牲后，家人求得并珍藏的当时官宦名流题写《荣哀录》中记述了由新加坡华侨陈嘉庚募捐筹款慰问被难家属。慰问金按严格等级分配。特派员蔡公时独得1万元，依次是参议张鸿渐、科长谭显章分别3820元，科员周惠和、张麟书、熊道存分别3420元，姚成义、姚成仁分别3020元，刘文鼎、韩树椿分别2620元。勤务兵张德福、王立泰、黄继曾、陈端成、傅宝山、陈普远和伙夫王德禄为1659元，足以证明，是17名被难烈士。其中，陈普远应为姚志远。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国民革命军北伐南昌时，前国民政府秘书熊公福介绍陈普远担当蔡公时的勤务兵。革命军北进时，陈普远怕危险没有到军队去，陈的姑母姚燕氏听说后便把自己儿子姚志怀冒名顶替陈普远参加革命军。姚被害后，陈普远家兄陈疏远领取了姚志远的抚恤金，此事被人检举后，两家引起纠纷，姚燕氏又通过外交部把名字进行变更，才领取了抚恤金。显然，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公布的交涉公署殉难人员有误。在以后的《济南脱险始末记》中，科员徐煜基述说了脱逃经过。外交处一等科员袁家逵逃脱后7月17日呈报外交部在济南遇难情形及调查报告书。邱仰山“蔡交涉员被害经过” 和山东交涉署员被害时逃出的唯一幸存者勤务兵张汉儒发表于1928年5月21日《申报》文章均证明徐煜基、袁家逵等未被杀害。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徐煜基安置报告上，明确批注邱仰山、袁家逵、张汉儒仍供职外交部的字样。另外，生还的还有1928年6月接受外交后援会调查并报告蔡公时殉难详情的交涉署人员焦云卿。在徐煜基《济南脱险始末记》中提到逃到泰山后遇到康，他说，“康君乃本处参议，他由济南脱险后，方知蔡公时已死”。他这里所说的康参议极可能是康世杰办事员。可以断定，交涉署23人中，只有6人生还，17人殉难。交涉公署人员中有几个人相互有着亲戚关系，周惠和是蔡公时的内亲，姚成仁、姚成义则是蔡前妻姚小沛的亲侄子。徐煜基的姐姐徐煜珍又是谭显章的妻子。山东交涉公署蔡公时等人惨遭杀害的情景，莫过于勤务兵张汉儒，他被日兵捆绑欲行杀害，后剪断绳索，九死一生逃脱，唯一见证了日兵在公署内肆意乱翻乱搜，捆缚我交涉人员，蔡据理力争，残遭杀害等遇难细节。尽管袁家逵、邱仰山、徐煜基、焦云卿等人都有交涉署人员遭害详细交待。但这些都出自张汉儒之口。

国民政府与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等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对外公布的交涉被难人员有误与当时背景和大环境有关。试想交涉署匆匆组建，前后相处不到一天，连名子都不知道，互相不熟悉。事件发生后，逃脱人员东躲西藏，加之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很难全面了解当时交涉署的全部情况，特别是济南在日军占领下，调查人员又能调查到多少真实情况，由此看来，被难人员姓名有误，也在所难免。

山东交涉公署从5月3日8时组成办公、至晚10时，被日兵包围占领，交涉人员被害，前后不过12个小时，就成了短命外交办事机构。人民遭涂炭，国家被欺侮，济南“五三”惨案真实演绎了弱国无外交的景况。

殉难忠烈魂归何处

蔡公时等被杀害，日军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反对。各地民众、团体纷纷举行示威抗议，主张废除外交上的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货。美国、法国、英国、新加坡、加拿大、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海外华人华侨为济南惨案踊跃捐款，华人青年学生恳请回国参加对日斗争，采用各种形式讨伐日本军国主义，要求严惩肇事者，赔偿损失，声援国内正义的斗争。全国成立的济南五三殉难烈士纪念会，何思源为主席，1928年5月12日国民政府对蔡公时等17人员明令褒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签发证书。6月18日，江西旅京同乡追悼蔡公时先生大会筹备会，谢兆熊、熊肇藩、黄龙、刘家树、张一清、胡利锋、刘孝柏等人报告国民政府请令江西政府为蔡公时建一纪念碑，以慰忠魂，勉励来者，为国争主权，为民争人格。九江举行了蔡公时追悼会，江西省政府派员参加，各界挽联达200余幅。10月26日，新加坡华侨筹款5万元，其中25000元，为蔡公时等铸铜像勒石碑。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陈嘉庚来电，要求国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张继文择地为蔡等铸像建坊，认为南京下关江边中山路起点公地最适宜。征求图案后立即修建。后来因故没有落实。11月10日，蒋作宾、吴作宾、吴铁成、渊源、吴醒民等40名国民党高官名流报告国民政府为蔡公时建立公园和学校，行政院以缓议为由，把这项议案打入冷宫。1931年8月3日蔡遗孀郭景鸾报告要求国民政府对蔡公时设灵公祭，明令国葬。国民政府答复蔡公时国葬不符合国葬法规定，可在济南被难处建塔对尸骸保存，塔前设祠纪念，并在沪开追悼会，因为济南当时仍被日军占领，建塔设祠成为泡影。1928年11月27日国民政府北平（北京）成立了谭显章治丧筹备处，并函请题为烈士像赞諘词，国民党政府要人和社会名流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孙科、宋子文、陈立夫、孔祥熙、王正廷等30余人题字赞諘词，被其家庭编为《荣哀录》进行珍藏。

蔡公时等17人殉难后，尸骨埋在何处，谁又发现了他们尸骨埋藏地点，在寻觅尸骨的过程中前前后后又发生了哪些曲折的事，多年来这些一直困惑着人们。当时日军占领交涉公署、杀害交涉人员后，他们深知杀害外交人员的后果，怕留下罪证，尸体肯定进行了秘密掩埋。此时，国民革命军奉命撤离济南，谁又能够顾及到蔡公时等人的尸体。同时，济南传言，蔡公时等人的尸体就地掩埋院内，有说尸骨早已被日兵浇上汽油焚烧了。殉难遗属欲想寻找尸骨因日军仍占领济南未能成行。1929年5月10日，日军撤离济南。1930年6月，蔡夫人郭景鸾在《申报》上发现济南张叔衡把山东交涉公署后院租与日商向江留三郎为华康洋行仓库，非常气愤。写信行政院要求惩办汉奸、没收房屋、改建烈士纪念祠和赴济领回蔡公时遗骸。行政院责令山东省政府调查严惩此事，协助寻找蔡公时遗骨。省政府便又令济南财政局长赵作霖，、警察局局长王愷如，商埠二区分区负责人查证。经查，旧山东交涉署系房主张叔衡的私有房产，此前，交涉公署租住。“五三”惨案发生后，由警察看守。接防后，房主以月租金100元租给山东省农矿厅设立棉检所。国民革命军收管后，货栈经理张冠三又在这里作仓库保存货物，张与日商向江留三郎经常有业务往来，向江留三郎故曾在这里存货，门前悬挂华康洋行牌记。张叔衡还曾将房租给大中华行经理张聚五使用，设立花行营业。蔡夫人又通过外交部指派原山东交涉署殉难书记韩树椿之父韩春儒亲往实地调查，寻找原交涉公署被害交涉人员的遗骸。韩看后回信说，该房屋已被政府没收，此处作为仓库堆满了棉花等杂物，里边任骡马残踏，也未发现蔡等人掩埋的遗骸。1930年2月10日，山东省政府调查交涉人员殉难处称：“根据二分局局长张纲，一等巡长孔繁岑交代，曾亲眼看到去年暑天之际，日本20余人在交涉署楼南坑内挖出殉难死尸10余具，均用草卷起欲运往那处，当时还未有挖完。看到这种情况，我们赶忙找到本市商会，与日军司令部进行交涉，称天气炎热，挖掘尸体不卫生，日军司令部同意不再挖尸，命令把10余尸体共同埋于一坑。后来，又见日兵用汽车拉一具尸体埋于外面，至于蔡公时遗骸不知在何处，因为无标记，有些尸体且已腐烂，无法查证。”蔡夫人郭景鸾坚决找寻蔡公时遗骸，一方面回归安葬，另一方将来向日本交涉提供有力的证据。1930年6月25日由上海启程赴济南，在原山东交涉员公署邱仰山，张汉儒及被难家属韩春儒同往相助。6月29日那天，蔡夫人邀山东各界人士参加。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曾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代主任的身份亲历了济南五三惨案，情况也比较熟悉，他领着郭景鸾等到蔡公时遇害处山东交涉员公署，当场挖掘。挖土2尺，便发现裹尸席子和捆缚的绳子以及不全的尸体，后院中间，又掘出军用刀枪、套子镫、军衣10余件。在院西南之墙约一丈五尺的地方，掘土5寸，又见衣物、鞋帽，山东军用地图，烧而未化的头骨4只，脚手骨、肉炭等，蔡夫人详加审认，认为从死者隐约可辨的血衣断片和附近挖掘的物品，极像其先夫蔡公时。随即找来一只大皮箱将尸骨全部装在一起，外面再以木板固定。然后，报告外交部恳请派员迎护蔡遗骸。这一消息被张鸿渐的夫人何桂青得知后，也给外交部写信，称蔡夫人收理的尸骨，恐怕不止蔡公时一人之尸，请求政府明令禁止安葬，将烈士遗骨静候办理。后来，这箱尸骨运到南京外交部，放在了楼下地下室。日军侵占南京，国民政府撤退重庆时，外交部丢弃于地下室。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却发现放在外交部地下室内的一箱烈士骨骸不翼而飞，几十年来再无线索。据传南京沦陷后被入城搜索的日军发现，为毁灭日兵枪杀外交人员的证据，而再度销毁。还一种说法，国民政府撤退后，小偷光顾外交部地下室偷走皮箱，发现是一箱骨头，便把箱子扔到了江中。现在蔡公时的灵位安置在台湾园山忠烈列祠第一位，其在1921年广州凭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祠亦一同陈列于忠烈祠内。

殉难遗属故事多

山东交涉员公署17名外交职员殉难，殉难家庭生计困难，国民政府根据标准和等级为遗属们进行了抚恤、海外捐款也给了一些补助，才得以勉强度日。在领取抚恤补助中有的竟遭遇了曲折和辛酸。

殉难参议张鸿渐原籍江宁，家住南京。财政部就把他的抚恤补助金转到原籍，由江宁县发放，其夫人何桂青几次赴江宁县领取，该县财务局出纳员王升礼把持不发。原来江宁县县长王尧看中了何桂青，图谋不轨，并且侮辱她，并指使出纳员不发她抚恤补助金，以此要挟，迫其就范。刚烈的何桂青，忍无可忍，终于在1930年3月25日，向国民政府进行了告发，县长王尧和、出纳员王升礼被撤职，方才领取抚恤金。谭显章的遗妻徐煜珍也有何桂青的遭遇。财政部也把住在北平（北京）谭显章的抚恤金突然转给河北省大清县代发。徐煜珍往返大清县数次，分文未得到。不得已报经外交部转财政部，由北平（北京）发放。在殉难人员中，生活最困难的是殉难烈士谭显章家，家里7个孩子，当时小的2岁，最大的仅12岁，全家八九口人，全指望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供职的谭显章。谭殉难后，孩子上学，全家吃住压力很大。遗孀徐煜珍几次给国民政府报告，减免了学费，徐煜珍还在外交部安排了一个只拿钱，不上班的“书记员”。

殉难烈士遗属中最有活动能力的当属蔡夫人郭景鸾和谭夫人徐煜珍。郭景鸾出生于汕头富商家庭，自幼喜爱诗词、书法，因仰慕蔡公时的书法、诗词，逐结为秦晋之好，婚后夫唱妻随。蔡公时殉难后，她继承先夫的遗愿，经常关心北京蔡公时学校，积极筹划兴教办学。她鼓励说服吴铁成、蒋作宾、吴醒汉等40名官达贵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在上海修建蔡公时学校。1929年2月5日蔡夫人亲自到南京游说办学，引起了国民政府重视，责令上海市政府拨出相当土地作为校址，回到上海后，她又忙于选择校址。建校资金不足，蔡夫人两次申请到新加坡筹捐。谭夫人徐煜珍广东中山县人，当地名门望祖，父亲徐礼焯系孙中山同窗好友。谭殉难后，一个人拉扯着7个孩子艰难度日，她与谭显章好友也发动了修建显章纪念学院或纪念济案先烈谭显章学校。也于1930年8月15日报告国民政府赴南洋募捐建校。蔡公时有一女儿，1928年殉难时，还不足周岁，后又送人抚养，因为有几多缘故，生前也未能见上女儿一面。半个世纪过去，历尽周折，方才认祖归宗，儿女相见，兄妹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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