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迄今流行于或目前仍流行于这个地球上的许多高雅和粗俗的道德之间游历了一番，发现一些特征有规律地反复同时出现而且相互联系，最后，我发现两种主要类型，就是存在着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

不过，我要立即补充说明，一切较为高级的混合文明也试图调和这两种道德；但更为常见的是，两者的混淆和相互误解，而且有时会难分难解地并列在一起——甚至在一个人身上，在同一个灵魂内部。

道德价值的特征要么生于统治阶层，统治阶层意识到自己不同于被统治者而感到高兴；不然就是产生于被统治阶级，即各种各样的奴隶和依附者。

在前一场合，由于是统治者决定“善”这个概念，因而尊贵高雅而傲慢的个性，被视为优越的特征，这种个性决定着等级差别。高贵型的人区别于这样的人，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与上述尊贵高雅而傲慢的个性相反：他鄙视这些人。

在第一种道德中，“善”与“恶”的对立其实就是“高贵”与“可鄙”的对立——尽管“善”与“恶”的对立出于另一来源。懦夫、忧心忡忡者、卑鄙猥琐者、只考虑眼前利益者，都是受鄙视的；而且，眼光狭隘的多疑者、自卑者、甘受虐待如同狗一样的人摇尾乞怜的拍马屁者，尤其是说瞎话者，也都是受鄙视的。所有贵族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平民百姓是靠不住的。“我们这些可信赖之人”——古希腊的贵族都这样自称。

很显然，无论在什么地方，道德价值的名称都首先运用于人，然后才被加以引申，运用于行为；所以，道德史家从“同情他人的行为为何受称赞”这一问题出发，是大错特错的。

高贵型的人把自己视为价值的决定者，因此不需要得到认可；他断定；“凡是对我有害的，其本身就是有害的。”他知道，完全是他自己赋予事物荣誉；他是价值的创造者。他尊重自己内心承认的一切——这样的道德乃是自我赞美。处于突出地位的乃是充实的感情、抑制不住的强力感、高度紧迫的幸福、希望给予和赠与富裕意识，所以高贵者也会帮助不幸者，但不是——或几乎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充溢的强力所产生的一种冲动。

高贵者把自己尊为强力者，并能控制自己，知道如何说话，如何保持沉默，喜欢对自己严厉而苛刻，并且敬重一切严厉而苛刻的人。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则英雄传奇中说：“奥丁给我的胸中放了一颗铁石的心。”这是从一个自豪的维京族人的心里理所当然地唱出来的。这种类型的人甚至为自己天生不善于同情而自豪。因此，这位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英雄以告诫的口吻补充道：“谁在年轻时没有铁石的心，谁就将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心。”

抱有这种种想法的高贵者和勇敢者距离下面这样一种道德最为遥远，这种道德认为：同情，或为他人做事，或无私，才是有德者的特征。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自己充满自豪感，对自私怀有根本的敌意和嘲讽态度，跟自然而然地看不起同情心和“温情”一样，肯定属于高贵的道德。正是强壮有力的人才懂得如何尊重他人，这是他们的本领，是他们发挥创造力的领域。深深崇敬古代和传统——一切法律都建立在这种双重的崇敬之上。信任和偏爱祖先，不信任和不喜欢后来者，是强壮有力者的道德的典型特征；相反，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几乎本能地相信“进步”和“未来”，越来越不尊崇古代，由此充分暴露出这些“思想”出身卑贱。

然而，统治阶级的道德，由于其原则很严厉，与当代的趣味最相抵触，最令当代的趣味不舒服。这一原则就是，人们只对与自己地位相等的人承担义务；对地位较低的人，对一切异己者，可任意地或者“随心所欲”地行事，总之，可以“超越善与恶。”正是在这里，同情和与其类似的感情享有一席之地。长久地感激和报复的能力与义务——这两者只存在于地位相等者的圈子内——巧妙地报复，优雅细腻的友谊，树敌的某种必要性（以此发泄忌妒、好斗、傲慢等情绪一其实是为了成为好朋友），这一切都是高贵道德的典型特征。这种道德，如前所述，不是“现代思想”的道德，因此目前很难付诸实施，也很难发掘和揭开它。

第二种道德，即奴隶的道德，则是另一番情景。假设受虐待者、受压迫者、受苦者、未获解放者、厌倦者和那些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人，也来谈论道德，那么，他们的道德评价中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对人类的整个状况表示悲观主义的怀疑，而且或许会谴责人类及其状况。

奴隶不喜欢强壮有力者的道德；他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绝对不相信强壮有力者尊重的一切“善事”；而宁愿使自己相信，强壮有力者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另一方面，那些有助于缓和受苦受难者的生存痛苦的品质，则受到推崇和吹捧；正是在这里，同情、温和、乐于助人、宽厚、忍耐、勤劳、谦恭和友善，赢得了尊敬；因为在这里，这些是最有用的品质，而且几乎是承受生存重负的惟一方法。

奴隶道德实质上是功利主义道德。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尽人皆知的“善”与“恶”的对立：强力和危险性被认为属于恶，即不容轻视的某种恐惧、难以捉摸的力量被认为是恶。所以，按照奴隶道德，“恶”人引起恐惧；按照主人道德，恰恰是“善”人引起恐惧和试图引起恐惧，而恶人则被视为卑鄙的人。

若按照奴隶道德的逻辑推论，最终也在某种程度上鄙视这种道德的“善”人——哪怕是轻微的、好意的鄙视——两者之间的对比便会达到最大的效果；因为，按照奴隶的思维方式，善人不管怎样都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人，必须是性情温和的、容易受骗的、或许有点儿傻的老好人。

在奴隶道德占优势的地方，无论何处，语言都显示出使“善”和“傻”这两个字眼的意思相互接近的倾向。最终的根本区别是：对自由的渴望、追求幸福的本能以及细腻的自由感情，必须属于奴隶道德和奴隶品性，正如巧妙而狂热的崇敬和献身，乃是贵族思维方式和评价方式的通常表征。

由此我们可以立即明白，为何作为激情的爱——这是我们欧洲人的特点——一定有其绝对的高贵来源；众所周知，这种爱的发明权属于普罗旺斯的骑士诗人，即那些出色的、富有独创性的、有“快乐知识”的人，欧洲欠他们的太多，甚至欧洲本身的存在都受惠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