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上梁与下梁，原指中国古建筑中的建筑部件。上梁也叫正梁，或脊檩，指架在屋架或山墙上最高的一根横木，担负着承载屋脊重量的作用，能被选中做正梁的木材就是人们常说的“栋梁之材”。而下梁，则是正梁的配角，作用在于稳固正梁的位置，并分担房屋给予正梁的重量，是房屋对外展示的颜值担当。在中国古建筑时代，房屋搭建都是梁柱式结构，梁与梁之间，梁与柱子之间、柱子与檩椽之间都有着严密的架构，是一门很深奥的科学原理。所以，一旦上梁安放不正，就会影响整个房屋结构，若不加以矫正下梁自然也就跟着出现歪斜，上梁的作用便不言而喻了。后来，人们就用“上梁不正下梁歪”来比喻起主要作用的人如领导和长辈，在处事中违背法律和道德准则，其余的人就会上行下效跟着这样做。

木头毕竟是死物，正或不正都不能随意变换，性状更不会出现反转性的差别，人却不一样。有的时候，同为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不同君王的手中，往往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昏君手下，他是一个佞臣，而在明君手下，他则是一个良臣。隋末唐初，就有这么一个奇特的人物，他既有文才，又有干才，他曾用优美的文字撰写了《西域图记》，把当时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地貌、风俗民情，记载得十分详尽，是当时了解西域的地理科普读物。他历仕杨隋、宇文化及、窦建德、李唐四家，前后经六十余载，“年八十，精明不忘”。更奇特的是，他先谄媚逢迎于隋炀帝杨广，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主意，是一个大佞臣；而降唐后，却变成了忠直良臣，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谏臣。这个人就是裴矩。

裴矩，是隋炀帝身边最得信任的臣子，也是难得能够左右隋炀帝情绪和想法的人，李唐取代隋朝的坐拥天下他功不可没。所以，才能在隋后还受到李渊父子的重用。在隋炀帝身边尽出馊主意，还做了不少坏事的奸佞，为什么能够在朝代更迭的风云变幻之中还一叶扁舟独善其身呢？有人说这则事例中体现了一个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至理，还有人说裴矩的身上有着值得让人学习的处世方圆之道。究竟为何，还需要从头说起。

《西域图记》是裴矩奉命在张掖监管互市时所绘制撰写的书籍。史书中说裴矩掌管西蕃诸国与隋朝的互市贸易时，每当西域商人到互市，他都要想方设法以利相诱，让他们详述各地形势、山川风貌和民情风俗，然后以图文相配的形式记录成册，是费了很大一番功夫的。此书中共搜集到四十四国资料，分别从山川分布、姓氏民族、风土礼仪、服饰文化、物产特色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不但有各地图，还有不同民族长相样貌的描画。《西域图记》首开丝绸之路主干道的研究，详细标出丝绸之路从长安到“西海”的三条路线，途中所经过的城镇关隘和国家，一度时间还曾被客商当做路线参照，更是北宋年间《太平寰宇记》和《太平御览》成书的参考，二书之中多有引用。

这本书是裴矩最为得意的著作，是他为了迎合取悦隋炀帝特意编写，书成之后一经上供便得到炀帝非常高的赞赏，之后隋炀帝亲征吐谷浑、驾临焉支山都与裴矩献书有密切的关系。隋炀帝心怀立威西域的梦想，裴矩和他的《西域图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隋炀帝一步步失去民心的亡国之路加快了进程。 不过，正是应了那句“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臣子的裴矩迎合君主本没有可非议之处，而隋炀帝执掌天下缺乏大局观任性妄为，导致亡国身死还真不能完全怪到裴矩身上。单凭这一点要给裴矩这个人贴一张“奸佞”的标签，恐怕还真有些有失公允，何况裴矩本身并不是一无是处只知逢迎，相反，他文武双全、才能超群，难得还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圆滑的处世手段，妥妥是人才一枚无疑。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隋炀帝西巡的丰功伟绩得自裴矩怂恿，到他最后被叛将缢死江都，裴矩就在身边却无力相救，之后还臣服杀君叛逆宇文化及以求存活，君臣之间也算相爱相杀了。从这一点来说，裴矩绝不是忠臣，而相对于宇文化及等人来说，他也不算奸臣。亦正亦邪的裴矩，起码不让人痛恨。反观裴矩在隋唐二朝的表现，倒还真有许多处世学问值得研究。裴矩在隋炀帝在位时，想方设法满足炀帝的要求，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以溜须拍马著称。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常态，经常对朝政发表意见，甚至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

 同样一个裴矩，为何在两个朝代的表现截然不同呢？第一个原因就涉及到了上梁正与不正的问题。隋炀帝貌似并不能接受诤臣直谏，他像个被大人宠坏的孩子，进谏更愿意大臣们委婉含蓄地指正，这就要求给他当臣子第一要务得学会说话，学会如何表达，简而言之就是要有看脸色行事的本领。这对于大臣们来说当真有难度，因为古代官员在隋以前考举荐制选拔，各地大氏族和皇帝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便导致氏族子弟入朝为官时虽为臣下，但骨子里却并不惧怕皇位，个个都是清高自傲之流，他们当然不会也不必刻意去看皇帝的脸色和心情而选择是否进言。某些时候，大氏族因为手中掌握的人脉和权利，还能直接干预皇帝的决定，对国策的制定和推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毫不夸张地说，科举选拔之前的封建王朝，皇帝与氏族玩的是权力制衡的游戏，东风与西风，决定他们谁更有话语权的是权术，也是各自综合实力的对抗。一个皇位的继承者，在没有登上帝位前需要这些人的力量，采用联姻来取得大氏族的支持是最简洁且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一旦即位过分的倚重肯定不会再有，皇帝势必要防止外戚夺权，那么他就需要重新培养自己的势力，慢慢地就与氏族不再亲近。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官僚体系，隋炀帝继承文帝科举制度并发扬推行一定不是心血来潮的做法，他在尝试杜绝世族垄断的固有阶级思想，因此得罪绝大多数官员的后果就是身边冷眼看笑话的多，等着皇帝出丑服软的更多。

这个时候裴矩出现了，他虽然也是氏族出身，但前半生一事无成功业平平，一度还曾赋闲在家，如此遭遇对于满腹才华的人来说定然心中不甘，等他再次起复也只是文帝杨坚身边专事文字工作的一名小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文秘。裴矩自负，他当然不满意一辈子只当个名不见经传的胥吏，然后便有了平定岭南的决然一试，又有了讨伐突厥的战功，以及为独孤皇后逝世制定后妃殡葬制度而出任吏部侍郎。裴矩终于走到了人前，算是一个有名有号的人物了，可这应该还没有达到他的人生目标。他仍汲汲营营努力找寻更进一步的机遇时，隋炀帝给了他经营河西互市的机会，在掌管西域诸国和隋朝互市贸易的几年里，裴矩撰写《西域图记》有逢迎隋炀帝的嫌疑，也是在为自己的官场政治铺路。此后的裴矩前程似锦，成了隋炀帝最为倚重的臣子之一，难得他身上还没有世族子弟的清傲，说话更是挑着隋炀帝喜欢的来，把一个宠臣的生存技巧修炼得炉火纯青。上梁如此，下梁又能强扭不成？裴矩也就逐渐变得喜欢溜须拍马、阿谀奉承，顺其自然就成了佞臣。而唐太宗虚心纳谏喜欢听真话、实话，还以能够接纳忠直谏言而为荣，最难得从不给人穿小鞋。所以在唐时大环境的驱使下，靠奉承谄媚皇帝而得到实惠的那一套行不通了，裴矩立即调整思路顺势而为，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诤臣。

“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一句话，有时会因受话对象的不同而理解各异，带来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裴矩先以隋朝吏部侍郎的身份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后拜为民部侍郎，不久又迁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在他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时，为了招徕胡人，不惜花费巨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的：“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导也。”更有甚者，隋大业六年正月，裴矩向隋炀帝建议，邀请西域各国到东都洛阳参观天朝盛威。于是，在洛阳端门一带大陈百戏，光乐队就有一万八千余人，整整延续了一个月，花费十分浩大。不仅如此，他还让外来者在各个饭店白吃白喝，美其名曰：“中国丰饶，酒席例不取值”。时值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方冬季，他命人用绢帛缠树，却告诉不明就里的胡人，此乃“仙晨帝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导演这出“盛世天朝”大戏之时，长安一带正在闹大饥荒，百姓流离失所，人畜多有饿死。就连有的胡人都当面质疑：“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以如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对于裴矩的这些作为，士民恨之入骨，称其为佞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个在隋朝被称为佞人的裴矩，在隋亡几经波折降唐后，却做了不少好事，成为唐初良臣。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裴矩以民政尚书的身份上表，对遭受突厥暴践者给以抚恤，民众欣然。李世民对官员的行贿受贿行为深恶痛绝，便想出一惩治之法：他密使左右用财物试探官员，果然有个门官接受了一疋帛(类似于今日之钓鱼执法)。李世民大怒，下令处斩。就在此时，裴矩义正词严地批评唐太宗，道：“为吏受赂，罪诚为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一番话，说得唐太宗点头称赞。李世民不愧一代英主，当即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把裴矩敢于当庭直谏的精神大大地表彰了一番。

《旧唐书.列传十三》是这样评价隋朝时的裴矩的：“是时，帝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帝指隋炀帝)。在《新唐书.列传二十五》中则是这样评论的：“封伦、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之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与时而成败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是这么评论的：“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这里所说的表，是指用来测影子的表，景是指由表映出的影子。也就是说，君主如同测影子的表，臣子便是表所映出影子，表怎么动，影子就会随表而动。若君王不喜欢别人说他的过错，那么忠言就会变成佞语；若君王喜欢听到别人的直言不讳，那么佞语就会变为忠言。司马光在此提出了一个极其鲜明的观点：即，上行下效。也就是，上梁正而下梁端，上梁不正下梁歪。“楚王喜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裴矩为隋臣时，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好做假动作，好做打肿脸充胖子虚事。为了取悦皇帝，他便不惜劳民伤财，在洛阳导演了那场假富裕的大戏。可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提倡说实话办实事，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皇帝，所以，隋朝的佞人，便在这样的好皇帝领导下的好环境中，变成了贤人良臣。这就是“君明臣直”的硬道理。

其实，因为生活环境不同而性情变异的事例早在春秋时就有论述，《晏子使楚》中的经典名段这么说：“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由橘变枳，就是因为淮南淮北水土不同，也就是生长环境不同的原故。不然，古人怎么会总结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呢？如果没有唐太宗时期良好的社会环境，裴矩说什么也不会由佞变贤的。由此可知，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能让一个作恶的人，变成一个向善的人。

裴矩被誉为官场“不倒翁”，除了会说话还懂得适者生存原理。他深谙生存之道，知道根据受话对象来说话，“见人讲人话，见鬼见鬼话”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试想如果在隋炀帝时，他硬是要讲真话，当面顶撞皇帝，不把他凌迟处死才怪。如果在唐太宗时，他专门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可能早把他革职查办。可见，说话这件事也是一门大学问。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我们用两年时间学会了说话，却要用一生的时间学会闭嘴。”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裴矩才能活得如鱼得水，也成就了他从佞臣到忠臣的神奇转变，分析他的处事之道，时至今日对我们还有醍醐灌顶的警醒，倒真不知道这算正面教材还是负面教材了。我们姑且不论裴矩此人到底如何，单就这一事例来看，他是在运用适者生存原理，根据受话对象的不同在说他应该说的话。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只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毕竟是贬义的不被提倡的一种做法，我们为人处世时，还是得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可以借鉴裴矩的一些作法，根据受话对象的不同去选择性地说话。如果能做到圆滑而不世故、婉转而不虚伪，也许对融洽关系、开展工作更有帮助。

人生在世，要面对太多事情，亲情、友情、爱情，大家、小家、自家，三亲六戚，七朋八友，上级下级，左邻右舍，纷繁而复杂，都需要我们面对。有时可能一件事办不好，一句话不合适，带来的问题可能很严重，有时是灾难性的。能不能协调好这些关系，营造融洽和谐的周边环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会说话，要根据受话对象的不同有选择地说话。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有追求的人，做到这一点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必备的一项基本功。试想连话都不会说，又何谈成熟与成功？

当然，在我们的生活中，难免会出现很多尴尬，会遇到许多形形色色之人，这就更需要我们体悟说话的分寸。当遇到性情暴躁之人，不可与之争讲，柔中带刚可能更为有利。当遇到性格腼腆之人，不可模棱两可，刚多柔少可能更合适。当遇到争强好胜之人，不可争强斗胜，揭疤撒盐，亦柔亦刚、彬彬有礼可能利人利已。当遇到不屑一顾之人，不可继续交往，言多无益，规避有礼可能更适合自己。当遇到智商不高，算计太精之人，不可与之计较，睁只眼闭只眼、一笑了之可能你“喜”他也“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古人通过种种经验教训总结成处世学问，旨在让后来人学以致用，用而后知，少走弯路。但是，谁都懂的大道理要真正付诸实践却实在太难，还是有无数人，尤其是从政者跌倒在“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魔性规律中不能自拔，明知上司出错却不敢加以指正，或者用了不恰当的方式来提出因此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的事更是屡屡踩坑。处世是门哲学，总是考验着我们理解力和执行力之间存在的矛盾，像裴矩那样游刃有余地活着，又有几个人能真的做到呢？生活如同修行，只能边走边悟了。

作者简介：

陈玉福，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文化学者，金昌市委党校教授，张掖市文联名誉主席、中共张掖市委特聘专家，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文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九大代表，甘肃省作家协会顾问、第六届副主席，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长中短篇作品50余部，1000多万字。其中长篇小说《西凉马超》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绿色誓言》入选建党100周年100部红色经典作品系列；电视剧本《建军大业》获中国优秀电视剧原创剧本奖，电影剧本《八步沙》获中国电影优秀剧本奖；影视剧《八部沙》作为建党100周年献礼作品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播出后获中国电影金鸡奖，获100部现实题材优秀电视剧本国家级扶持。另有多部作品曾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甘肃省委省政府文艺突出成就“荣誉奖”，第四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敦煌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长篇小说奖、中国网络十大杰出小说奖、中国电视剧原创剧本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剧金鹰奖等奖项。

程琦，著名诗人，张掖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任玲，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会员，陈玉福工作室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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