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举国上下掀起了征兵热潮，号召青年参军补充国家兵源。就这样，我告别了养育我十八年的家乡，应征入伍来到海南军区131师392团，第一次离开父亲母，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刚到部队，我们立即进入了紧张的轮战训练。我们在烈日下高挽裤拔正步，在碧蓝的大海边搞海练，在寒风中苦练杀敌本领，巡逻放哨、蹲猫耳洞......军号声中，我们在藏着一窝窝小老鼠的草丛摸爬滚打，当吱吱作响的手榴弹扔出去，拼刺杀把嗓子都喊哑了，练瞄准“三点成一线对目标”，瞄得眼睛发花，眨巴眨巴接着瞄。搞紧急集合，有时夜里一次、两次、三次......最苦的就是拉练，有时晴天不走雨天走，大路不走走小路，不进城市钻山沟，白天休息晚上行动，每人负重近百斤，身上五花大绑的都是各种行装袋子。走哇，深一脚、浅一脚，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摔倒了走不动战友们就拉着走，还要处理各种敌情。战友们互相帮助，又比着练，比着干，谁也不愿装熊当孬种。

从小家里不算太宽裕，兄弟姐妹多，但也未曾吃过什么苦头，母亲每天只要煮好一锅地瓜粥，我们几乎都能把自己喂饱。刚去部队时，每月只有四十五斤大米的供给和六元钱的津贴，津贴仅能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和几本笔记簿，可心里总想能为国家奉献自己的青春，也觉得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对生活也就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

部队里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要艰苦得多，每天都要进行各式各样繁重的体能训练，记不清有多少战友一个接着一个在我身边累倒了，我咬牙坚持着，没有放弃。直到很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这么一句话，“人，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能做成什么样的事”，也许，那时候的我就是有着这样一种执着。在很多个疲惫的深夜，我秉烛提笔，写信给父亲，告诉他部队的生活有多么地艰苦，我有多想念兄弟姐妹们，经常写着写着信纸就已经被热泪给浸湿了。父亲回信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既然选择了，就应该全力以赴。家里一切都好，勿念。”

1980年8月，我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到广西边防轮战。我在那里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我们所在的前沿阵地，与敌军相距仅五百米，我们争分夺秒地练战术，假设各种突发情况，比如敌人可能出现的方向、我们反击的路线等等。我们用十八九岁柔软的皮肤磨砺杂草丛生的土地；用青春花季生机勃勃的躯体拥抱坟包；常常为喝一口干净水，全副武装到两百米外山脚下河边背水，而坑道里一部电影《小字辈》则让我们回味无穷。前线的日子都是火一般的日子，阻击敌人夜间偷袭，参加反击、潜伏、巡逻、练战术......那时候父亲的来信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他在信中经常教育我要吃得苦中苦，才能战胜一切困难；人生要有理想，要努力。

从广西边防轮战返回海南文昌驻地部队后，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参加了全师军校预考，以全团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参加全军高考，最终考取了桂林陆军学院。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兴高采烈地发了一封电报给父亲报喜，心想父亲得知此事，该是多么欣慰。当时驻地虽是在海南，可离家乡仍有二百多公里，限定去军校报到的时间又很短，所以就决定不回去与亲人团聚了。

临去军校的那天，办完了离队手续，与部队首长和战友们道完别后，就往车站赶去。时间已经到了正午，炎炎的烈日照射下来，似乎能把地面都烤焦，感觉全身都要被空气中弥漫着的燥热给融化了。出了部队大门，眼前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心里不由得砰砰直跳，说不出是兴奋、激动、还是紧张。那不正是两年多没见的父亲吗？只见他身穿一件皱皱巴巴的深蓝色外套，右手挽着一个帆布袋子，身子稍有点向右倾，很吃力的样子，一步一步朝这边走来。

当我见到父亲的那一刻，鼻子一酸，第一次觉得父亲老了，生活的艰辛使得父亲两鬓斑白，布满皱纹的脸上也有了岁月的痕迹。父亲从老家赶来，坐了六个小时的车，下车后顶着烈日走了半个小时才到部队，沾满灰尘的脸被冒出来的汗水分割成一块一块，往日坚毅的眼神现在只是慈祥。我向父亲诉说这些年来在部队的成长经历。父亲话不多，安静地听着，只是偶尔点头或是微笑。

我们一同朝车站走去，我接过父亲手里的袋子，沉甸甸的。父亲说知道你要出远门，从家里带了些瓜果花生，可以在路上吃。我心疼父亲的操劳，又不免笑他，语气中带有责备道：“这些东西车站都买得到，干嘛这么大老远的提过来。”父亲只是说家里的好些，家里的好些。

到了车站，刚好有一班回老家的车，我催父亲先走，不然等下一班要三个小时以后了。父亲只是说不急。我们在候车室寒暄了一阵，这时车站的班车就要开了，父亲突然沉默了，拉了拉我的手，然后在外套的里兜掏了很久，掏出一个黑色袋子放在我手心，说：“你在外要多保重，那么远，我和你妈也照顾不上，这里有两百块钱，有需要的时候用得着。”我心头一震，整个人都僵在那里。两年的军旅生活，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使我坚强得就像一块淬过火的钢，而此时我脆弱得近乎崩溃，只想扑在父亲的怀里大哭一场，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但还是忍住了。父亲作为一名公社基层政法干部，每月工资仅三十几元，两百元是父亲半年多的工资，足够一个普通人一年的伙食费（后来才知道一多半是跟别人借的）。父亲拍拍我的肩膀，心里很轻松似的，说：“上车吧，到了那边来信。”然后转身走了。我上车后选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再看父亲时，他已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步履蹒跚地朝售票窗口挤去。我低头打开手中的袋子，袋子里面又是旧报纸包得严严实实。里面的钱大多都是五毛一元的，终于忍不住泪如泉涌。

从军校毕业后，我回到了部队任职，从排长一直做到了团副参谋长，后来转业到了地方机关从事行政工作。改革开放这些年，国家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我却时常怀念起过往那些艰苦单纯的岁月和父亲风尘仆仆为我送来的两百元钱，那不仅是父亲对儿子选择的认可和支持，更是一种无声的教诲。正是这种教诲，让我在30余年的工作中，无论职务交替，还是环境变更，都时刻坚守道德的底线，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珍惜生活中每一点每一滴来之不易的幸福。

潘汀河 / 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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