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民主的历史中得到的教训之一是，与这个世界上其他各种政治制度相比较，民主极为特殊，它是平等之人的自我管治——这些人不受强权、暴力、不公正、教义或其他形而上的信仰的束缚，民主要求人类更多的付出，很多时候，这一要求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愿望和通常的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时刻，爱尔兰学者C.S.刘易斯（C.S. Lewis，1898—1963）写道，“我是民主党人，因为我相信人类的堕落。我相信大多数人为了相反的原因成为民主派。对民主的热诚信念主要来自对人民的看法……

相信民主的人认为，人类是如此之智慧和善良，因此每个人都有资格参与政府的统治。以此为根据来为民主辩护的危险是，这个根据不成立。”路易斯还说：“民主的真正理由在于……人类是如此之堕落，所以不能信任任何人对其他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亚里士多德说过，有些人只配当奴隶。我不反对他的观点，但是我反对奴隶制，因为我看不到有任何人配当主人。”

对于人类的恶和蠢，某位民主派人士对我说：“政治和生活一样，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保证能从政府中剔除那些做出错误决定的人。”他还说：“邓小平曾经告诉我，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甚至能够让魔鬼不做坏事。而在一个坏的制度中，情况却相反，妖魔当道，好人不能做好事，甚至被迫要做坏事。我同意这个观点。”

民主对绝对权力及其危险的怀疑具有某种初看起来让人震惊的含义，即民主不可能是“纯粹的”或者“真正的”，因为它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地、百分之百地控制住权力这群猛兽。被人称为“巴尔的摩圣人”的美国讽刺作家H.L.门肯（H.L. Mencken），以调侃的语气将民主政府比作性高潮，他说这两样东西的名声之大，远远超过了它们真正能给人带来的快感。民主从来都不制造幸福，它也从来都不会带来宁静、安定和满足。民主不是一种可完成的状态，从来没有一种民主和以往曾经有过的民主一模一样。对所谓“完全型”“过渡型”或“失败的”民主的种种定义，甚至对“好”民主和“缺陷型”民主的时髦解释，本身都充满了疑惑，我们不能将它们固化为教条。没有任何“好”民主和“完全”民主能够彻底免疫，不受内部腐败和外部压力的影响；那些生活在好民主社会的人认为，他们的民主永远不够好，永远不够完全——因此，他们永远肩负着改造和更新民主的重担。

尽管监督式民主时代有了对权力进行公共监控的大量实验和新手段，但它同样不能摆脱这一规律。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田野，在董事会还是在战场，在民主的承诺和民主能够取得的成就之间，在充满期待的民主可能性和令人不满的民主现实之间，仍将有相当的距离，人们将继续感受到民主的戏弄甚至欺骗。尤其是在某些地方，“民主”一词远远没有思想家所阐述得那样深邃，比如在南非人口密集的城镇，或者巴西拥挤的贫民窟，民主就是人们的生死——是清洁的供水，是艾滋病毒的真相，是大赦换取枪支计划，是像样的医疗服务，是面包和稳定的供电。

我们不用惊讶，在这些国家，人们将民主和他们得不到的物质联系在一起。印度的公民们会说，民主就是继续争取“BiPaSa”（bijil：电；pani：水；sadak：路）——即“电、水、路”的斗争。从物质意义上看，这一表达准确地抓住了民主的精髓，民主就是人们在所有的场所，在每一个角落——无论是议会的厅堂，还是穷乡僻壤，或者是湛蓝的天空，不断地追逐民主。民主的理念中包含了无数对追求改进和完美的哀叹与失败。但是，无论你是否相信，这正是民主力量之所在。民主只有在它意识到自身的不完整、不完美时才特别具有活力。那些指责民主虚伪，攻击民主没有效率的人完全没有看到民主是一个过程，它永远在运动着，从来没有完成自己的表演，每一场行动都是在排练和预演。它不会固步自封，不是一个可以任之自动运转的稳定机制。民主必须可以再次民主，它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行动，而不是那种可以完工和收藏的物品，比如库房里的金子。

但是，既然民主只能是一连串的失望，它对人类的要求似乎超出了人们愿意的付出，我们为什么还要为民主费心呢？人们为什么如此这般追求民主？既然民主从来没有完全兑现过自己的承诺，那么为什么人们要求更多的民主？民主今天的衰弱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以往对民主的标准解答已经失效。有些旧理论说某些民族自然有民主的气质，或者某段历史站在民主一边，或者基督教的上帝给了信徒自我管理的权力（还可以让其他人支付管理的代价）。这些陈词滥调，外加那种认为未来必定属于更高、更纯和更深刻的民主的教条，都已经过气了。

在代议民主纷纷垮台的年代，英国小说家福斯特（E.M. Forster，1879—1970）琢磨过民主这个题目，他在纷乱中看到了一条正途，他这样说：“为民主欢呼两声。第一声为了它承认多样性，第二声为了它允许批评。有这两声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来第三声欢呼了。”

福斯特陈旧的贵族理想已然褪色，我们就不再对之说三道四了，但是我们要说，事实上，真有必要给民主第三声欢呼，因为这已经成为民主越来越重要的特征：民主地分享权力，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的反抗永远与不受制约的极权同行的愚昧和狂妄的最好武器。

反抗极权产生的盲目傲慢和愚蠢的斗争，是一场永远也无法大获全胜的战斗，但这是一场一旦放弃，人类将自食恶果的战斗。民主是对付傲慢的最有力量的方剂，它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免受欺压。民主是向公众揭露腐败、虚伪、盲目信仰、错误决策和有害行为的最佳武器。它在复杂组织的运行和制度设计中注入批判性思维和追寻真相的原则。此外，民主也是应对那些目前没有共识、更无答案的问题（如气候变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民主所主张的不是“人民统治”——这是君主制时代和极权时代的民主定义，民主是“没有人治的管治”。民主拒绝承认任何人可以受命于神，受命于传统、习俗、财富、智商或暴力而对他人行使权力。所以，民主的历史有一半是在讲述如何驯服“大佬们”的故事。

狩猎和采集社会要赶走那些因为过度自恋而暴怒不已的成员；苏美尔国王有时要下令祭司掌掴自己，提醒自己勿忘谦卑；欧洲中世纪的君主们时不时要向上帝起誓，赌咒自己绝不滥用权力。对付傲慢的权力，民主派则喜欢更老老实实的方法，而且也更有平等的效果。希腊的民主党人在任命官员之前对他们进行评估，剔除那些华而不实的人，而公民可以向人民大会提交对官员和其他公民品行不端的抱怨；希腊民主制度中普遍使用有酬陪审员、公共场所言论自由、投票表决、抽签表决、由选举产生或经过挑选的陪审员断案等规则。

代议民主时代有自己的民主创新：在选举委员会的监督下实行定期选举，在发生利益冲突时要求官员必须辞职或接受弹劾，司法独立和媒体中立是公民质疑权力、控诉冤屈、组织反对当选官员的力量的保障。这些成熟程序的目的都是要防止当权者逾规越矩。

随着监督式民主的兴起，千百万人开始相信，无论定期选举、政党竞争和议会这些传承多么重要，但仅仅依靠这些手段还不足以应付不受制约的权力这个恶魔。所以，尽管有种种挫折、失望和未能克服的困难，民主必须开发新制度——调动各种看家犬、向导犬、吠犬，让公民有更大的力量约束在政府、公民社会和其他领域操控权力的人。监督式民主中这些较量机制是否足以防范未来的敌人、灾难和困境，还有待观察。如今有谁知道妥善处理废弃核武器的方法？谁知道怎样才能结束经济非理性的增长？谁又知道怎样才能让世界走向更可持续、更均衡和更公平的社会发展？在法律、政府、武器、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正在经历新的繁荣，民主是否知道有新的发明来管理跨国界的权力？世界是否会看到跨国界的媒体和公共辩论文化的繁荣，甚至能否见到一个世界公民社会——一个由记者、专家、民选和非民选代表以及非党派活动家组成的世界网络？在必要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关注某些地区的不公正问题，协调市场，培育民意，凝聚行动，在全球范围上担当民主生活看家犬的角色呢？

我们还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民主的历史不是一部仅仅关于设计制约权力的制度、法律和程序的历史，它也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演职人员表，这些人开发了民主的思想，展示了具有约束权力的骄横、愚蠢和残暴的潜力。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苏美尔王国的城镇拉尔萨、尼普尔和巴比伦的普通百姓，这些《古兰经》的信徒挽救了大会民主濒临灭绝的生命，时间的长河淹没了他们的名字，在民主的典籍中没有留下自己的丝毫痕迹。再后来，出现了第一个有记载的大会民主，这段时期的人物中有智者派，为了让傲慢的权威懂得谦卑，他们耍弄唇枪舌剑，尽情调笑，甚至用在公共场合放屁的方式戏弄当权者；有来自曼提尼亚的德谟纳克斯，这位立法者为昔兰尼的农民确立了通过大会自我管治的权力；有雅典的祭司们，带着祈祷者向德谟克拉女神祈祷；有“大笑的民主派”德谟克利特，一位穷困潦倒的公民；有阿布·纳赛尔·艾尔法拉比，第一位在希腊人的民主含义基础上谈论民主的穆斯林。

民主的历史上那些将代议民主付诸实践的人们特别值得大书一笔：那位带着假发、扑着发粉的贵族德·阿让松侯爵，第一次给了民主一个名字；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努力地维护自己的议会（tings）；劳腾巴赫的曼尼戈德，这位谦逊的修士认为反叛暴君就是服从上帝；苏格兰的加尔文派教徒发展了“公约”原则；英国的普通百姓们为处死查理一世欢呼叫好。还有一些头脑冷静的人物，如乔治·克罗特，一位兢兢业业的银行家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写作和出版了十二卷本的《希腊史》；那些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乡下酿制私酒的人，扛着铲草叉子、焦油扫把和枪杆子，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反抗联邦政府派出的官员，不料却开启了民主—共和党社团的发展和壮大。

代议民主制度的发展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废奴共和派，拒绝血汗工资的工人，以“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民主自由名义建筑街垒、挥舞红旗的无神论造反者共同推动的结果。有些人则没有这样躁动，他们专注于给代议民主的机器添加润滑油：比如威廉姆·尤仁、胡安·乌塞蒂赫、威廉·罗宾逊·布思比、苏库马尔·森。安德鲁·杰克逊和马丁·范布伦这些人，是第一批政党政治的政客；新闻记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为了抗议奴隶制，他在美国国庆节公共集会上焚烧了美国宪法；梁启超，一位农家子弟成为中国当时拥有大量读者的作家；还有受人尊敬的领袖范·德·卡佩伦；有格里高利兄弟——后来升任教皇庇护七世，他让法国独裁者自己给自己加冕；有亚伯拉罕·林肯；有发明了“杯葛—抵制”的神父约翰·奥马里；还有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和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这些人中还有诗人，如约翰·弥尔顿、曼努埃尔·何塞·金塔纳，当然还有写下“战鼓响！向前进！民主，挥出复仇之剑”的沃尔特·惠特曼。让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些终于打破男性偏见之门的妇女们：安吉丽娜·格里姆克，她号召妇女以反抗奴隶制来实现自己的公民权利；埃斯特·霍巴特·莫里斯，她也许是代议民主时代的第一位女法官；在英国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上参加集会、争取言论自由和投票权的勇敢女子们，她们佩戴上紫色和绿色的丝带，追随那些大无畏的女性榜样——比如来自澳大利亚的移民穆里尔·马特斯，她算得上是第一位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的妇女，当然是在她将自己用铁链锁在妇女旁听台的栏杆上之后，而且还将钥匙塞进了自己的内裤。

下面还有我们同时代的男女人物，对极权进行批评的人们给监督式民主带来了生命：圣雄甘地；中国的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张彭春——他参与了安排民主和人权的婚姻；莫斯科、华沙、布拉格那些守着老式打字机、围坐在香烟缭绕的公寓房间里的大胡子异见分子们。不能忘记的人中还有罗莎·帕克，她终于受够了歧视，不再在公车上给白人让座。艾丽丝·斯图亚特（Alice Stewart，1906—2002），英勇、饱受攻击的牛津流行病学家，她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表示不存在什么无害的放射物质。在美国，年轻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冒着生命危险，突破警察设置的铁丝网；穿着藏红色袈裟的佛家修士，打着赤脚，念着经文，为了反抗残暴独裁者的力量生存下去而向佛教徒化缘。当然还有领袖人物，丘吉尔、罗斯福夫人、尼赫鲁、曼德拉、图图大主教、昂山素季。还有一些没那么有名气的人，比如多丽丝·哈德道克（Doris Haddock，图132），她曾经是一位办公室的文员，在年届九十的时候，她用一年多的时间从洛杉矶走到首都华盛顿，这位老寿星沿途向公众发表演讲，反对允许富豪资助政治竞选，说这实际上是将民主出卖给了富人。这位籍籍无名的小民主党人，一路风吹日晒，为了在21世纪降临之际能够站到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最后一百英里才坐上了飞机。在国会前，她向一小群人数有限、但热情洋溢的公众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最后，在平静地离开之前，她指着国会的大门告诉大家：“它正在变成一家窑子。”

对这些人来说，驯服权力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是一种继承而来的财富，更不是能够标价收购或出售的商品或服务。这些人不愿意忍受愚妄，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就是天使，或者圣徒。他们拒绝了被伟人化的诱惑，不喜欢大话空话，很少有说教味。他们相信简单的尊严。他们不认为社会不平等不可避免，坚信人类能够也应该自己管理自己。他们意识到当权者的缺陷，相信无权力者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监督式民主面临考验的时刻，忘记这些人展示的民主精神——将他们埋葬在民主生死录下一章的书页下面——是一桩无法容忍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