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专刊】山东鲁海|我的母亲·煎熬的三十年（二）

【母亲节专刊】山东鲁海|我的母亲·煎熬的三十年（二）精华热点

2023-05-01 04:24:23 984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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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鲁海

二、煎熬的三十年

母亲的幼年和童年，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悲惨。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依然处于困境的母亲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二十年，包涵了生活上的艰辛，家庭关系的纠结，夫妻之间的分歧，以及儿女上学的困扰；后十年，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生活条件慢慢得到改善，不再为温饱而纠结。这个时期，是家庭的爬坡阶段，可就在这个阶段，外祖母和我父亲先后去世，这给母亲带来深深地遗憾。

（一）纠结的家庭关系

没有家族至亲的外祖母，上了年纪以后，生活上诸多不便。因此，父母商量把她接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

当今社会，娘住闺女家是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可那个年代的农村，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住也无妨，只是需要相互迁就，相互尊重，彼此理解，毕竟来自不同的家庭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性格习惯。各自谦让，顺风顺水，海阔天空。可麻烦偏偏出现了。老太太不喜欢迁就，她以自己固有的习惯捍卫着毫无意义的尊严，固守着她的虚荣和排场。于是，虚荣与现实之间毫无悬念地产生对峙。一边继母，一边丈夫，对峙的结果让可怜的母亲左右为难。

这位外祖母确实非同寻常。她脾气怪异，个性明显。回到故土，她没有像常人那样入乡随俗，而是把城里相对优越的生活习惯一一照搬过来。

首先，老太太特别爱干净，这本是优点。然而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于现实去评判它的优和劣。那时候，以温饱为最高追求的乡下人，哪有什么资格追求那些不靠谱的排场，恐怕连那样的梦都懒得去做。

外祖母每天坚持刷牙漱口打头油，用心细细地打扮，这在当时的农村是绝无仅有的。乡下人甚至从骨子里排斥这种从未见闻的怪异习惯。几乎每天晚饭后，老太太都半躺在老土炕上，枕着高高的被子，要我们兄妹几个轮班为她捶腿解乏。说实话，这不是累不累的问题，而是从心底里抵触甚至厌恶这种做派，因为这样摆谱，我们眼前常常闪现出电影里的镜头故事：旧社会豪门贵族的阔太太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可惜，老太太“没生到那把草上”。为了不让母亲为难，我们尽量装扮出轻松愉快的样子。

对这个穷家，老太太颇有偏见，由于偏见而显得傲慢。她尤其瞧不起我父亲。嫌我父亲龌龊、不识字、不修边幅。对于这一点，我父亲确实无话可说。无论老太太表现得怎么不屑，他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恭毕敬。这一点，我们佩服父亲的同时，也心存不悦：那毕竟是我们的父亲。老太太喜烟嗜茶。那时候，平常百姓是没有条件喝茶的。老太太所谓的好茶，无非是农村集市上廉价的茉莉花茶。也蛮不错了，没大事小情的，乡下人谁舍得花钱买茶叶。为了提味，老太太喜欢把苹果皮放进茶叶里。于是乎，空气里弥漫起茉莉花和苹果的混合香味。茶水稍稍冷却的时候，水面结一层薄薄的膜，她认为那是上等的好茶，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老太太喜欢吸烟，用一只青铜水烟袋，用力撮一口，水壶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老太太便眯起眼十分惬意的样子。吃饭方面，也要特别一点，尽量做些花样面食让她满意。

养母这样的秉性和做派，丝毫没有影响我母亲对她的一片孝心。母亲忍辱负重，真心实意，以德报怨。特别是老太太晚年因病卧床不起，母亲更是细致入微，一把屎一把尿，直到寿终正寝。母亲的胸怀，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外祖母生于农历三月三，卒于六月六，享年七十七，可谓诗意人生。

（二）恓惶的家庭生活

母亲生育了我们兄妹五个，我大哥，两个妹妹，我还有个姐姐，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因此，包括外祖母在内，那时候全家七口人。七口之家，实际劳动力只有父母二人，是理所当然的“缺粮户”，队里分配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几分自留地，等不到庄稼熟透，就急着收下来接济生活。那时候，村里有许多枣树。初秋时节，累累果实。风雨之后，一地蔫枣，青的红的，七大八小。这东西一般是没人要的，可随意捡拾。于是，我把它们捡回来，母亲把它们洗净剁碎掺上棒子面蒸熟充饥。别人家吃什么我不得而知，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吃饱是硬道理，饥肠辘辘的年代，日子难过是普遍现象，毛主席都带头几个月不吃肉。

野菜、树叶是当今生活的“调味品”，而那时候却是维系生命的“必需品”。

那时候，我们的主食是地瓜，一年四季泡在地瓜里面。到了秋天，房顶上、院子里、路面上、白茬地里，到处晒满了地瓜干。倘若遇到阴雨连绵，来不及收拾，也没那么多地方存放，瓜干霉变长毛。长毛的瓜干或苦或腥，但从来没人舍得丢掉。农家的大锅里满满当当，周围一圈黑饼子，中间一帘黑窝头，夹缝里挤满鲜地瓜，箅子下是地瓜或瓜干粥。地瓜叶子也是充饥的好东西，叶柄可以做凉菜。冬天没钱买萝卜就用地瓜腌代替，既齁又噎。

我读高中的时候，吃的依然是纯地瓜面干粮，同学中很少有吃玉米面的。一网兜一网兜的饼子，像黝黑发亮的老秤砣。几个生活标准差不多的同学，往往凑在一起，围着一瓶老咸菜用力啃噬着“黑秤砣”。午饭时间一到，吃玉米面的同学飞快地跑向伙房，生怕自己的干粮让“黑秤砣”们被抢了去。每每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隐隐约约弥漫起难以名状的尴尬和疼痛。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人家的仓囤里，倘若有充足的瓜干，心里踏实多了，黑也罢白也罢，总是可以填饱肚子了。可怕的是就连这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百姓怎么可以安生呢？

那时候，农家院子里大都备有一口地瓜窖。满窖的地瓜是庄稼人一个漫长冬春季节的命根子。窖子大小因需而异，有井状的和条状两种。井状窖竖直下挖四五米，然后向侧面开挖一两个洞穴，井口狭小便于封闭。每个洞穴可储藏地瓜几百斤。地窖里潮湿、暖和，还有可吃的东西，因此下地瓜窖是个好活。

为了吃饱肚子，母亲费尽心机，变着法地改善伙食。比如包地瓜面蒸饺，做榆皮面饸饹等等。那时候，白面是绝对的奢侈品，一年到头，只有端午、中秋和春节才能勉强吃上一两顿，平时是不可能吃到的。

后来的几年，队里就能分一点小麦。这时候，母亲需要好好算计一下：过年的、过节的、老人的、病号的，人情礼往的，最终能够自由支配的寥寥无几。剩余的百儿八十斤麦子，还不能轻易吃掉。母亲安排我大哥去平阴换成瓜干或玉米，换成粗粮可以找给几块钱或多换几十斤瓜干。彼时，大人们常常哄骗孩子们：白面不瓷实，不如棒子面抗饿。懵懂的孩子眨巴眨巴眼睛，似懂非懂：“熏人哩，还是白馍馍好吃”。

到了1980年前后，农村情况陆续得到改善，农家就能吃上一段时间白面了。但也不能可劲吃。当时自留地里种植了“方瓜”，据说是喂猪的一个品种，产量很高。喂猪也好，喂人也罢，挡饿就行。每天中午，每人定量一个小馒头，够不够瓜菜凑。母亲带头少吃甚至不吃馒头，我们兄妹都有“眼色头”，学着母亲的样子，尽量少吃一口馒头。眼馋是必然的，可谁都不肯多吃一口，而且馒头越少越会余下。食油更是紧缺，油罐里常常是空的。因此，有机会买猪肉的时候，一定央求人家给点肥肉膘子，然后把肥肉炼成大油替代使用。煤油也是稀罕之物，许多个夜晚，为了节省只能摸黑唠嗑，摸黑吃饭，摸黑做手工……

大概我六岁那年，东村有位朱姓老爷子，每天擓着篮子走村串巷卖包子。猪肉大葱的包子隔墙闻香，太馋人了。我们没钱，馋而无奈。于是，“哐当”一声插上大门，跺着脚骂将起来：“滚你娘的，俺吃不起”。可笑、可怜、可恶！母亲着急又心疼，她苦笑着打一个暂停的手势，然后拉我胳膊：“娘给你拌疙瘩汤好不好”。母亲匆忙找来两块半头砖，支起那只可盛放一碗水的“小铝锅”。空气里立刻弥漫起柴寮土灶的味道。不一会儿，疙瘩汤好了。母亲用一根筷子在油瓶里蘸一下，碗里泛起喷香的油花。这次真不错，柴草充足，一次就把疙瘩汤做好了。

说来那年头就是奇怪，人穷虱子多，老鼠也多。由于食物匮乏，老鼠与人挣食。结果，黑窝头常被这些家伙偷偷啃噬。啃噬的窝头，母亲不舍得扔掉，细心地切除老鼠啃过的部分，再用开水烫一烫留下来。

吃饭紧张，烧柴同样窘迫。有时饭没做熟柴没了，一锅半生不熟的地瓜，一副愁眉不展的面容，母亲急得直掉眼泪。一到冬天，田野里到处干干净净，一片苍白，连棵干草都找不到，老百姓戏说这叫“卫生地”。为了解决烧柴问题，每到春冬两闲季节，我们就到沙窝里拾柴禾、刨茅草根。沙窝地广人稀柴草相对较多，但也是有规矩的。田庄有个叫“七大肚子”的护林员特别认真，拾柴火的要是让他逮住就倒血霉了。所以，只要听说“七大肚子”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撒腿就跑，头也不回。

有年除夕，上午乡亲们照样合伙到沙窝里刨茅根。当“噼噼啪啪”炮仗响起的时候，大家知道该回家上供了。一脸苦笑，一路匆忙，一路辛苦。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

那年冬天，大哥与村里几个爷们合伙去邯郸拉煤，来回二百多公里，每人一辆地排车，一千多斤无烟煤。累了靠在地排车上就地眯一会儿，饿了啃口硬梆梆的黑窝头，巧了路遇茶馆讨口热水。实在耐不住了，请店老板用白菜烩一下窝头，算是奢侈了。来回七八天，风餐露宿，坡陡路滑，人困马乏。回到家，大哥的鞋底子磨破了，脚底板鼓起血泡，肩上血痕累累。“可怜的孩子！”母亲心疼地潸然泪下。

吃的喝的烧的是这样，住的同样窘迫。那时候，我们和伯父同住一个院子。一共五间北屋，我们住西边三间，伯父家四口住东边两间。由于两家不和睦，中间砌了一道土墙，把五间房子隔开，两家共走一个大门。

那些年，两家发生过不少纠葛。伯父为人傲慢强势，他瞧不起我们。我父亲性格懦弱，母亲有文化讲道理，但脾气不好。两家为些琐事没少犯了口角。后来我们又加盖了两间西屋。西屋主要是外祖母居住，我们六口就挤在三间北屋里。好在那时候我们还年幼。

三间土坯房，粗糙的木头门窗，透风撒气。每当秋末冬初，母亲早早地张罗着用柴草把窗户上方封堵严实，再用旧报纸把门窗缝隙裱糊好，后门用秫秸苫成门斗。即使这样，风依然可以从门窗和墙缝里挤进屋子，它们似乎比母亲更清楚那里的每一条缝隙。于是，屋子里仍旧结冰，有时候甚至饭碗都冻在一起。

这样的土屋子冬天难过，夏天也不省事。遇到连阴雨，屋外大下，屋内小下，屋外雨住，屋里还下。到处滴滴答答，盆盆罐罐全都排上用场。特别是晚上遇雨，大人孩子都不敢睡觉，蜷缩在墙角等待天明。

那年月，老天仿佛故意捉弄穷人，天也冷，雪也大，雨也疾，风也狂。

穿衣问题呢？只能是大孩子穿完了小孩接着穿。一套棉衣服就是一冬天，根本没有替换的衣服。鞋子前边露出脚趾头，下边露着脚底板。除了冬季，其它三季是没有袜子的。冬天，用旧套子作鞋垫，甚至用麦秸冲当鞋垫。裤腰带是旧布条拼接而成的，疙瘩一个接着一个，越是内急越解不开腰带，眼睁睁地尿在裤子里。

为了生存，父母煞费苦心。只有几十平方的小院子，墙角下种上“千斤瓜”、丝瓜，后园子里满满的蔬菜。清明节前后菠菜收获了，母亲安排我们一捆捆送给邻舍。我家后园子里有一棵桃树、一棵杏树。它们都很争气，每年硕果累累。有一年，桃子熟了，母亲让我大哥赶集卖桃子。中午，大哥擓着空着篮子回家了。母亲问卖的怎么样，大哥满脸通红，十分难为情的样子：“都给亲戚熟人分了”。大哥满以为会受责怪，因为家里还指望着卖了桃子买盐呢。然而，出乎大哥预料。母亲不但没埋怨他，还鼓励他，给他讲为人处世的道理。

几只老母鸡也是收入的来源之一。所谓“鸡蛋换盐，两不找钱”。

最有创意的是“山羊奶猪”：母山羊产仔后，适时卖掉羊羔，再买一两只瘦弱的猪仔，让山羊哺育猪仔。这的确是颠覆性创造。起初，老山羊拼命反抗，十分厌烦这怪物。无奈主人恩威并施，久而久之习惯了。

有年冬天，我家西屋里响起悉悉索索地弹棉花声。那年代，私人弹花是投机倒把行为，极其危险。一旦被告发，轻则批评教育，重则依法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偷偷摸摸，胆战心惊。弹花既需要下真力气又要巧劲。三四个人合作，其中两人合力蹬弓续花，一人收拾成品。因为体力消耗太大，半夜就得加餐。我母亲既要负责做饭，又得壮着胆子到胡同里打探情况。

记不清哪一年，确实挺不过去了，家里再也没有可变卖的东西了。父母含泪商量着，把北屋的大梁抽出一架卖掉，接济一下生活，好歹度过春荒。多么无奈的决定，多么危险的举措啊！不是万不得已岂能出此下策。所有的无奈都会引起冒险，所有的冒险都需要勇气，所有因冒险而产生的勇气都需要代价，所有为了活着而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过年本来是件快乐的事情，特别是那些纯净的孩子们。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吃上几顿好饭，穿几天像样衣服，过一把炮仗隐，好好地疯一阵子。然而，过年也是母亲最纠结、最辛苦的日子。母亲过年的纠结主要是手里没钱，“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穷人的大年就是一家之主在“过关”，要不怎么说“年关”呢。虽然家境穷，那时候，年的仪式感还是相当浓厚的，作为一家之主，还得努力地让年体面一点，力争应有尽有。因此，不得不掰着手指头算计手里仅有的这点积攒能够买哪些年货。所谓应有尽有，纯粹是无可奈何地走形式而已，从数量和质量上搞一些变通。猪肉是有的，只是数量少点；鱼是有的，像瓜干一样的小咸鱼；炮仗只有十九个头，留出上供、上坟所用，几乎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藕是有的，集市最后包原的头头脑脑。当然还要有敬天、敬地、敬祖宗的火纸，还要请灶王、老天爷爷等等。其余的则是萝卜、白菜、粉条之类的大路蔬菜，它们才是农家人过年的“主角”。春节的几顿好饭，除了三顿饺子，就是除夕中午的大餐：“猪肉炖粉条”。这是我们家几十年一贯制除夕中午的招牌饭。所谓猪肉炖粉条，不过是白菜炖粉条，上面两三片猪肉“盖帽”而已。

母亲春节的辛苦，还在于她的“有求必应”，忙了东家忙西家。大年一过，又开始为期半个多月应酬一波一波来来往往的亲戚。母亲不喜欢走亲戚，也少有需要探望的亲戚。

（三）严峻的家庭矛盾

这里所说的家庭矛盾，主要是我父母之间的一系列分歧。母亲和父亲吵吵嚷嚷半辈子，抽丝剥茧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格格不入的脾气性格，二是难以为继的家庭困难。脾气不合造成分歧，这不是个别现象，比比皆是，而捉襟见肘、举步维艰的日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父亲抽烟喝酒，不修边幅，满脸胡须，生活上极不讲究。这些习惯不光外祖母反感，母亲也不喜欢。母亲喜欢干净，无论日子怎么艰难，一定收拾得有模有样，包括孩子们的衣服，那怕补丁摞补丁，也一定要干干净净，不允许窝窝囊囊。可是，对我父亲她束手无策。

父亲几乎不识字，可脑子里的封建思想却非常顽固。母亲有文化，村里的大事小情，包括会计账目疑难，往往找她商量讨论。普及样板戏那会儿，村里“剧组”请我母亲在《沙家浜》中担当角色，并且各村巡回演出。这让父亲极为不满，他的斗争策略是冷战，蒙头大睡。久而久之，沉默酝酿成疾风暴雨，轻则大吵大闹，恶语相向，重则摔桌子打板凳，一片狼藉。接下来又是长时间冷战。但是，我的记忆里，父母无论怎么吵闹，不曾拳脚相加，这倒是不幸中的万幸。面对父母之间不断爆发的“战争”，我们兄妹往往躲在一边战战兢兢地“观战”，却从来没人去劝阻。或许不知如何是好，或许自知无能为力。

父亲没有城府，起码是城府不深，遇事容易冲动。这一点，我很像我的父亲。可是出了事端，父亲又不善于斗争，得过且过，忍气吞声，斗争策略也是蒙头大睡。我父亲1947年“大参军”那年入伍，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9月复原回乡。《复原军人证明书》上写着：“部别：32师通讯连”。

回村后，父亲一直担任村干部。我们村是个只有三百多人的小村，乡里院里，亲戚礼道，低头不见抬头见。村小矛盾不少，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父亲没有文化，加之容易冲动的性格，工作起来不够策略。因此，常常得罪一些人，有的甚至找上门来大吵大闹，指鼻子挖眼，凶神恶煞。面对激烈而尴尬的局面，父亲理亏似的一言不发，任凭发落。对于父亲的怯懦，母亲怒火中烧。她喜欢讲道理、摆事实，不能无理取闹，更不容忍颠倒是非和混淆视听的恶毒攻击。她一面憎恨别人的恶语中伤，又愤恨我父亲的懦弱。在那些风雨五常的岁月，除了村里的斗争，父亲也经受了莫须有的外界伤害，被批斗的事情也是有的，我曾亲眼目睹。除了严峻的客观风云，也受不识字和易冲动性格的影响。没文化，对问题的理解、表达就容易引起偏差。

父亲待人热情，情商不低。这一点，在我们家独树一帜。父亲为人厚道，心地善良。他的鲜明特点是知足精神。他常说：“有吃有喝，这不很好吗，还想嘛去”。他喜欢围锅就炕，对未来没有什么奢望，对孩子的未来也没有过高的要求。走南闯北，读书考学，当兵入伍，什么都不感兴趣，在家种地就行。母亲上过学。那个年代的农村，一般家庭不支持女孩子上学，高小毕业识文解字，算是有文化的。母亲深知文化的极其重要性，她极力支持孩子们上学，不管男孩女孩一视同仁：“只要是那块料砸锅卖铁都得供”。这是一个母亲深思熟虑后的抉择，对于庄稼人来说，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态度。可是，这种态度与我父亲的格格不入。不上学的孩子能挣公分，放羊、喂猪、拔草、拾柴禾，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学的孩子，不仅耽误农活还得花钱。对此，母亲毫不在乎，一心一意供我们上学读书。

父亲的性格不够坚强。他怕风、怕雨、怕冷、怕劳动，更怕恶人。甚至遇到疾风骤雨、闪电雷鸣，他都慌慌张张地关门闭户、熄灭灯火，蜷缩起身体。到了晚年，父亲特别好哭，特别是逢年过节亲人欢聚一堂，他的泪来了。这往往引起一些误会，好像受了什么虐待似的。母亲性格刚强，她什么都不怕，包括恶人和“魔鬼”。无论怎么委屈、艰难，众人面前她毫无表现。有时候正在流泪，只要听到有人来了，立刻抹去眼泪笑脸相迎。对任何艰难困苦，甚至绝望，她都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决心和毅力：不退缩，不妥协，大不了从零开始，从头再来。她认为，所有的痛苦与磨难都必须留在自己心里，暴露给别人毫无意义，没有任何人替你分担，遇到好人表示同情，遇到坏人反遭耻笑，看你的热闹。

父亲的晚年是从五十多岁开始的，六十岁的时候就拄上拐棍，“哼哼嗨嗨”，老态龙钟的样子。晚年的父亲多重疾病缠身，身体极度瘦弱。而父亲又讳疾忌医，打针怕疼，吃药嫌苦。以至于后来打针都找不到合适之处。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父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公元1989年9月18日，父亲离开了我们。他的一生才度过六十五个春秋。父亲是在那个晚秋的深夜走的，弥留之际我们父子竟然没有见上一面。

回想往事，总感觉愧对父亲。父亲一生几乎没过多少好日子，生活刚刚有点起色又病魔缠身。这么多年，特别是患病期间是我大哥和母亲悉心照顾，我都没有好好的伺候老人家。如果当时家庭条件宽裕一点，父亲也许能多活几年。

我父母之间尽管分歧颇多，但无论生活还是治病，母亲毫不怠慢，照顾有加。父母之间长期的分歧，造成我们的不安和恐惧。后来，父母都上了年纪，没有力气吵架了，孩子们陆续长大，不能再吵了，而且家庭状况一天天好起来，不再为生存而纠结，气也少了。

随着岁月流逝，我慢慢理解了父亲。我想，父亲所有的“弱点”都是以战争的血腥和惨烈做为参照物。比如忍让，战场上面临的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在村里面对的是自己的兄弟爷们，乡里乡亲；比如惧怕闪电雷鸣，也许他又听到了前线隆隆的炮声；比如不修边幅、知足精神……

我写过两篇短文一篇是《父亲的弱点》另一篇是《我误解了父亲》算是对父亲的深度理解和忏悔吧。

（四）多重的疾病困扰

20世纪70年代末，外祖母年纪越来越大，老年人的常见疾病相继凸显，我父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另一方面，我们兄妹四个还都年幼，除了吃喝拉撒，还得上学，一系列难题相继显现。

晚年的外祖母，体态臃肿，行动不便，由于气管炎症，呼吸困难，整天“吼喽吼喽”，让人窒息。再后来，卧床不起，浑身水泡，疼痛难忍。母亲四处求医问药，天天为她消炎、按摩、悉心照料。但所有的努力都没能留着她的生命，老人的病情迅速恶化，不久离开了人世。

同时，父母最担忧的是我的健康状况。小时候，我特别瘦弱，由于瘦弱没有抵抗力，经常感冒发烧，气管炎症。每当犯病，气喘吁吁，父母如坐针毡，又无能为力。母亲常常让大哥背我去公路北面的田庄，请田仁菊老先生打针开药。打完针拿了药，大哥背我绕道许庄公路道班。那里有个饭馆，花几分钱买一个“胡家火烧”，然后，沿羊肠小道从土窑回家。脚下小路弯弯曲曲，路边庄稼浩浩汤汤。我趴在哥哥背上，啃着香酥火烧。刚出炉的胡家火烧外酥里嫩，味道好极了，打针的痛苦抛到九霄云外。大哥吃力地背着我，不时地扭头问：“火烧好吃不？”我把半个火烧凑到他嘴边，他闻一闻，抽抽鼻子，摇摇头……来回七八里，背上柔弱的我，脚下坎坷的路。一次次苦行，一串串脚印，难为大哥了！有时候，几分钱的火烧也买不起，母亲照例烧一碗疙瘩汤。直到今日，我还特别喜欢这一口：一把柴火，一碗汤，一生浓浓的母爱。

由于瘦弱，母亲不得违心地听从高人劝说：“鲁姑奶奶就是我们跟前的观音菩萨，普渡众生，有求必应。请她老人家带一带孩子，会管用的”。于是，就有了“鲁海”这个名字。可是，鲁海鲜为人知，包括鲁姑奶奶也未必知晓鲁海是谁。

由于瘦弱，我似乎生性不合群。别人家的孩子疯疯癫癫，打打闹闹，我常常憋在家里，大门不出。或帮母亲打扫卫生，收湿晒干，或拆洗衣被，烧火做饭。像拔草、放羊、拾柴、挑水、积肥、喂猪、捡煤渣这样的农活，农家孩子谁还没做过呢。

由于瘦弱，小时候的我性格内心，人送外号“大闷缸”。不喜欢说话，不想说，不会说，不愿说，无话可说，不知说什么好。母亲喜欢开朗活泼的性格，对这个外号尤其不看好。

由于瘦弱，我都快十岁才上学。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所谓学校，有名无实。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自带凳子笤帚。有条件的孩子带块石板，美滋滋十分骄傲的样子。我们家穷，没钱买石板，只能眼巴巴羡慕人家的份了。

（五）艰难的求学之路

到我两个妹妹上学的时候，学习环境稍微有所改观，她们的成绩不错。但初中以后都辍学了。一方面是家庭需要劳力，另一方面是为我“让路”，集中精力让我考学。

1978年我高中毕业，复课三年才考上聊城农校。长期复课压力山大，家庭、社会、老师、同学，方方面面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家庭压力主要是我的自责，自己非但不能为家庭分忧，反而增加不少负担。特别是到县二中复课的日子里，学校要求统一拿麦子，我不能例外。因此，我的生活就和垂危的外祖母和瘦弱的父亲一个标准。不下力还得吃好的，这让我心神不安。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捂上被子偷偷流泪。在村里，乡里乡亲见面寒暄：“你又到哪里复课去了”，这话让我无地自容。同时，因为继续上学，队里少一个挖河的年轻劳力。学校里，每年都有同学被录取，在同学老师面前也觉得抬不起头来。

迫于压力，1979年高考落选后我准备放弃考学，当兵入伍。那时候想法很单纯，有高中文化到部队也许用得上。如果上战场光荣了，也算祖坟冒了青烟。那时候，中越前线战事正酣。这是一个真实的想法，但却遭到别人的质疑：“真的那么崇高？”其实，也不是什么崇高不崇高的问题，而是高考压力造成的一种逃避。母亲的脸色，让我看到了她的失望。

在那些因为落榜而郁郁寡欢的日子里，母亲从来没有一句埋怨，给予最大的理解、鼓舞和支持，这成了我继续努力的不竭动力。

家里没有钟表，母亲每天早晨看着星星月亮起来给我做饭。她悠悠地拉着风箱，尽量把风箱声音压得最低，用白菜烩一下饼子。做好饭，看看时辰差不多了，蹑手蹑脚地换醒我，为的是让我多睡一会儿。

1981年，我被聊城农校录取。不管学校如何吧，总是目的得以实现，没白费功夫。兴高采烈，范进中举的样子。母亲不动声色，满满的成就感，发自内心的高兴不言而喻。

临近开学，母亲领我到集市上买两件新衣服。“上了学，破破烂烂的，别让人家笑话”。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穿成衣。

农校的生活标准是每月17.5元。虽然标准不高，比家里生活强多了，乡下长大的同学特别知足。菜汤光光的，碗底光光的。国家下拨的生活费肯定是不够吃用，还需要家里补贴一点才能维持，哪里抽烟喝酒的奢侈余地。回家向父母要钱是件难为情的事情。母亲常常对我的“预算”适当追加一点。到第二年的时候，我穿上平生第一双“三接头”皮鞋。那时候，有些同学就戴手表了。大哥看出我的心思，从他同学那里借一只“宝石花”，我戴了两年多。那几年，同学们往往把手表往上撸一撸，偶尔有意无意地显露一下。“犹抱琵琶”，酸酸的样子。

作者简介：鲁海，本名胡振同，文学爱好者，退休后，写了大量随笔，散文，发表于多家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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