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毋潜说：「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这是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愿望；倘「生事」很好，则竿是不必持的。

李白说：「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这是典型的心不在焉，志在庙堂。

不过李白倒很老实，一向不以钓鱼自命。据《侯鲭录》载：「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鰲客李白』。又谓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这倒是豪气干云的钓客，不过终究失志，只好说：「未夸观涛作，空郁钓鰲心。」

至于许浑的「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那则是十足的假惺惺；跟袁世凯下野后的自号钓叟一样在玩清高。

钓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生命状态，甚至也是一种精神境界。有目的时，钓的姿态表示一种守望和涉猎；无目的时，它意味着一种消磨和享受；也暗示着孤独、虚静和颓废。高适诗谓「心无所营守钓矶」，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皆此之谓也。

于是，这样的钓，渐渐就通了禅意；在流逝的水和岁月中悟透了生命的玄机。因而连不食荤腥的禅和子们也乐得一钓，或以钓设譬从中开悟。

端静禅师自称「本是潇湘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北」，表示身无挂碍，任意东西。德诚和尚诗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未钓到鱼而钓到一船明月，正所谓种豆得瓜，随缘遇合，一样可喜。似乎只有这样的钓，才真正得到了「渔父」的真谛。

一方面是广大的士子在钓君王，钓功名利禄；而实际上，另一方面则是君王在钓读书人，钓天下英雄。诚如人之钓鱼，鱼也正在钓人，二者各有所乐，谁上了钩却是两不分明的。

《孔丛子•公仪》说：「为君操竿下钓，以荡守节之士也。」正说尽了天下君王的良苦用心。倘才士皆视名利如粪土，守节不出，则天下以谁为臣。

所幸大多数人仍视药饵为美食，君王不愁无愿者上鈎辈。万一碰到一小撮顽固的钓客，坚守渔人的身份不肯合作，那也好办，杀之可也。钓客出身的太公，就深通此理。

据史载：「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不肯当官便视同叛逆之罪，是假钓客视真渔父为大仇也。

一边招隐访贤，一边诛隐杀士，这是统治者的传国之秘。是假隐则一招便至，「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是真隐既不能用之，则杀之无妨。

赵国女主赵威后向齐国大使说：「子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这一思想传到明代，则公然可以订入律令，谓之不事君王罪。朱元璋认为：「今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意即要不是老子浴血打下太平江山，你们上哪去安坐钓鱼台？故而他说：「朕观当时之罪人，大者莫过于严光周党之徒。」

于是乎，不合作便有罪，便成了中国特有的治术。瓦尔登湖边的梭伦——这位西方的钓叟，一边钓鱼一边宣扬「不合作论」，甚至抗税和拒服役，用东方之眼去看，那是足以杀身籍家的。

鱼及钓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几是贯穿始终的。套用迅翁一句话——「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时过境迁，鱼依旧是亘古的鱼，钓术虽然引进了外国的爆炸钩、海竿、抬竿之类的利器，但基本姿态原也不曾大变。只是由个体的独钓野鱼，进化到饲鱼钓塘和钓鱼协会了。

大慧禅师曾经宣导「钓竿斩尽重栽竹」，我非钓鱼和食鱼爱好者，仍觉得此一倡议难以实行，也未必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