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彬：我的好学兄精华热点

       日月如梭，人生苦短，“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我们这些曾经“八十年代新一辈”，有太多的境遇尚未来得及认真体验，也没有仔细感觉，即已垂垂老矣，倏尔一切都成了昨天。人言“青年人只知苦斗，中年人极易怀旧”，信然！我静坐灯下，泪花洒面，剪烛无眠，那过去的30多年，仿佛都在眼前。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7月，高中招生率先废除推荐制，恢复入学考试制。缘此，我和学林兄有幸考入泰安第十五中学，编入77级3班。这是一所县办高中，地处祝阳公社驻地东郊，北倚突兀的祝山，南临汤汤瀛汶河，门前是泰莱北路，三面农田环绕。校园郁郁葱葱，遍植白杨，树梢鸟巢密布，在蓝天白云衬托下，飞鸟盘旋，叽叽喳喳，跟学子的朗朗书声交相合鸣，显得生机盎然。所有校舍建筑都是青砖排房，两条南北直道，将建筑物纵向等分为三部分:两边的前部为教室，后部为教工宿舍；中部前段为办公区，后段为食堂；最北部的操场东西横贯。十五中在当时也算一所有实力的学校，在高考恢复以前，本地学生都以能进入该校读书为荣，父母则以孩子从此校毕业为耀。只是，如果当时仍实行推荐制，恐怕像我和学林兄这种没有“背景”的孩子，只能望校兴叹了！

       那时的我，正值年少，身体瘦小，童音依旧，性情顽皮，对人生、对社会、对人情世故都懵懵懂懂。我的智力水平还算不错，尽管是机械式学习，学习成绩一直处于班级上游；我又天生热情好友，喜直言，讲义气。我的家庭经济条件也相对较好，经常骑着父亲的“大国防”牌自行车上学，这在偌大一所学校中颇为显眼。因为当时农村有自行车的人家极为稀少，自行车被视为高级奢侈品，是众人羡慕的。于是我的自行车，自然也就成了班里的公车，我大方地为同学提供方便，也为班里的集体活动做了贡献。或许正是这些特点，我被老师认为“孺子可教”，也受到同学关注，更得学林兄的呵护和照顾，还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我二人的情谊不断加深。

       学林兄与我同庚，只是稍大我几个月。但是，当时的他，已经青春发育，长得五大三粗。他的个子比我高一头，身子比我粗一半；硕大的脑门，闪烁着睿智；厚厚的嘴唇，透着笃诚；说话声调浑厚，节奏舒缓；整体给人以持重大方、自信坚强的感觉。加上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全年级最好的，因此他自然成为我们班的第一把手——团支部书记。

       我们的班主任刘汝河老师，性情温和，为人谦让，生活艰苦朴素，工作勤奋扎实。他对班级的管理多是依靠相信班干部，所以有关班级的一切活动，基本上全权交给学林兄处置，甚至连撤换班长这样的大事都由学林兄决定，而学林兄的一切处置又都显得那么得体、那么游刃有余，这或许应验了那句老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学林兄家境贫寒，他是四个兄弟中的老大，从小吃苦耐劳不惜力气，协助父母种地持家，练就了人生中最宝贵的“情商”。我们刚入学的那一学期，学校还没有从文革教育的模式中彻底摆脱出来，参加生产劳动仍然是学生的一项重要任务，常干的活儿主要有三项：打草，挖坩子土(耐火黏土)，帮农民抗旱保苗或秋收。我干这些活儿时，总是极尽顽皮之能事，偷懒、投机、逃避、恶作剧是常事。记得一次我去打草时，走进风光旖旎的瀛汶河，只顾洗澡、捉鱼、玩沙，尽情戏耍，最后没有弄到多少青草，只好把篮筐底部放些石子，外部用少许青草伪装，以致表面显得丰满充实，携起来又有厚重感，竟然蒙混过了关。而学林兄则不这样。当时学校搞勤工俭学，到北部的村庄开挖坩子土卖钱。这是一项简单的笨重劳动，要求每个班的学生装车、卸车，极为辛苦，所以一般要选择身强力壮的同学参加，于是作为班里“一把手”的学林兄，每每一马当先，天不亮就去装车，然后再随车到泰城卸车，俨然民工苦力！

       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十五中也开始步入以教学为主的轨道。记得当年的12月份，校园内的办公区域大面积张贴着招生学校名单，是用毛笔在4开白纸上书写，很像大字报的款式。可笑的是，我起初对高考概念全然无知，根本不懂得上完了高中还能上大学这回事，也不知道“中专”是什么。1978年以后，高考制度逐渐完善，学校更加注重教学和升学。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学习成绩一向不错的学林兄和我，此后的升学之路竟然都不平坦。

      为了应对高考，1978年9月份，十五中经考试选拔组建了77级尖子班——新1班。我们原3班实力雄厚，进人尖子班的人较多，除了我和学林兄外，尚有张启学、赵平丰、孙丰海、张纪国等人（后来的大、中专考试录取结果表明，我们原3班比另外三个班的总和还多。我现在更进一步感悟到，这和学林兄带头刻苦学习，以及积极辅佐班主任老师大胆管理班级，营造浓厚学习气氛是分不开的。尖子班也集中了一批水平较高的教师，像教语文的班主任孙兆兴老师等，都是很敬业的老师）。

      此时的我，也不再懵懂，突然开化了许多，已经充分认识到考大学或考中专的重要性。许多同学跟我的认识一样，都抱着一个极为朴素而又最实在的目的和愿望：考学——脱离农村——吃国库粮！这成为我们奋发苦读的巨大动力；而尖子班成为十五中考学最有希望的班，学生、老师、学校都为此艰苦努力着。

       按照当时的考试制度，大学招收高中学历者，中专招收初中学历者。在77级把尖子生都集中到新1班后，为了增强其他3个班同学的升学机会，1978年底，学校准备经选拔后再重组一个“应考中专班”——新4班，改学初中课程。此时我自作聪明，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改入“应考中专班”，试图凭借自己尖子生的优势，补习初中课程，走“中专”捷径，一举脱离农村。从此我便和学林兄分离了，结束了同窗生涯；而学林兄在3个月后也随着全县重点高中的组建，考到地处范镇的泰安四中了。1979年，由于大中专招生制度的新变化，初中中专的招生录取比例极低，最终我还是以7分之差名落孙山！不幸的是，这一年，考到四中的学林兄参加高考，因只报考志愿只填报了大学而未兼报高中中专，也落榜了！

      我还是不甘心！固执地发誓，哪怕初中中专只招一个人，我也要成为这一个。于是，1979年8月末，我进入祝阳联中复习班，参加1980年7月的初中中专考试，结果以3分之差再次落败！不幸的是，这一年，学林兄在泰安二中参加高考，尽管考出了优异成绩，但终因报名志愿填报制度的弊端，使他只能屈身4于泰安师专读专科。

      无论如何，学林兄也算有个差强人意的归宿了。可我怎么办？是继续考学还是就此罢手？父亲已为我联系到参军当兵的名额，只等我做出选择。然而接下来，有三个人对我的人生起了根本性的转折作用，从而令我终生难忘、无限感佩，他们分别是:学林兄，孙正起老师，王骥书记。

      1980年7月，我虽然没有考取初中中专，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泰安二中。当我正准备到这所著名学校读高中的时候，却突然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时泰安二中隶属于泰安地区，首次在全地区(除莱芜外)招生，而泰安县为保证优秀生源不外流，规定县域内的学生只能到县属高中读书，因而我的泰安二中录取通知书被截扣，只准许我到县属高中去。这一突然变故，令我非常懊恼和沮丧。在绝望中，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只身一人来到陌生的泰城，闯入举目无亲的泰安二中，试图探听一下校方的态度，看看有无补救良策。可我去找谁呢?又怎么个找法?人家会理我吗?我不知所措，在校园的树下不停地徘徊、打转。正当我感到无比孤独和无助的时候，暑期空荡荡的校园里，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闪现在我的面前，他，正是我已分离两年、毫无音信的学林兄！他是在高考完后偶然来学校的。难道人生真的有宿命有缘分，让我们不期而遇。我们为再次重逢而喜，以致相拥而泣。在了解了我的情况后，他立刻引我见到了另一位恩人、他的班主任——孙正起老师。孙老师个子不高，面容白皙、清瘦，眼睛灵活，动作敏捷，说话声音浑厚，节奏较快。孙老师是一位极为热烈、热情、和善、乐于助人的特大好人，我对他的概括是，无论从长相、风格、人品、精神诸多方面，都跟伟人胡耀邦酷似！我后来入校后还得知，他的教学业务水平也是卓尔不凡，他把诙谐幽默运用于枯燥的数学课堂，近乎达到了极致。他的每一节课总是连连传出学生的捧腹大笑声，引得其他班的学生羡慕不已。

       孙老师简单听完了我的陈述后，顿时怒不可遏:“怎么能这样?这样截流生源，岂不害了好学生?”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走走走，去找王书记！”他一路小跑，紧紧抓着我的手，就像老鹰抓小鸡，几步就来到了学校王骥书记的办公室，见到王书记劈头就讲:“你说，这不是害人吗?这么好成绩的学生被截流去，误人子弟啊！”王骥书记个头也不高，但风格与孙老师迥异。他长着小胡子，嘴部区域有一明显的半圆形凸棱线，脸色冷峻，不苟言笑，有时偶尔一笑比哭还难看，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易接近！但是他却是一个正义感、责任心极强的好干部，二中在他主政期间，一度是升学率最高的。听完陈述，王书记坚定地说:“我现在记下你的名字。你在报到的那一天，直接去三班就行了。”从此，我进入了二中。

       入校后我才发现，虽然王书记很少与学生交流，但他对学生的细微情况了如指掌。他曾把学习成绩好的和不太用功的同学分别召集起来开过两次会。对不太用功的同学开会时说:“你们想考上学吗?我告诉你们一个诀窍：从现在开始，身体每天掉下二两肉！”对我们这些成绩好的同学开会时则说:“你们想考上学吗?我告诉你们一个诀窍：从现在开始，要锻炼身体，一天保证出一身臭汗！”可见王书记多么深谙教学规律啊！

      1981年的暑假，学林兄没有回家而是留在泰安师专学生宿舍，目的是把我和他的三弟聚在一起温习功课。我们兄弟三人吃住在一起，买饭、采集野菜、开土灶多由学林兄担当，他俨然成了我们的后勤保姆。生活虽然艰辛，却也其乐融融。其间，同学兼好友张启学来访，我们畅饮“龙潭特酿”，煮酒论英雄。这段经历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正是在若干好心人的帮助、呵护下，凭借泰安二中那方宝地，我于1983年终于圆了大学梦！

     1984年春节期间，趁学林兄在老家之际，我去探望了伯父伯母，二老以农村贵客之礼招待了我。二老身材魁伟，伯父睿智、勤勉，伯母则属于中国最善良、最厚道的那种母亲类型。他们艰难养育了四个成功的儿子，还有我这个干儿子！他们是平凡的父母，也是我们心目中最伟大的父母！只可惜他们都英年早逝，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我们的报答！愿他们的英灵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友如作画须求淡，山似论文不喜平。”工作多年，我与学林兄各自忙于事务，平日很少谋面，但彼此心心相印、情深意重，我们的关系的确像一幅工笔山水，虽色彩淡雅，却意境深远！韩愈说:“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彼此的怀旧情结日益膨胀。学林兄是学理科的，又长期经营实业，舞文弄墨本不是他的专业所长，可是我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在饭后茶余，忙里偷闲，不时地写了若干文字。其文体不限，或随笔，或杂感，或小记，或顺口溜，或现代诗，不一而足；其文笔绝无文人的浮词藻句，却不乏墨客的真情华章。这真应了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话:文章本是“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血气、义气、志向、志趣、激情、品行在学林兄一方本来就是上乘的，由此为文，自然也能楚楚动人。比如他的《怀念母亲》一文，顺手拈来，字字饱蘸思母悲情，读之如听敲打地狱之门，让人潸然泪下。他的《07北集坡》，则喜形于色，慷慨激昂，催人奋进。他的《故土亲情》，则娓娓道来，作画田园，晕染皴涂，诱人神往。他在《教育子女吃苦好学成才》中对儿子陈庚写道:“不管报什么专业，考上是关键！我的意见是报今年能考上的专业，至于以后干什么?怎么干?是第二步棋！工作和专业不对口的有好多，但知识是相通相连相依相辅的。社会用人先看什么文化层次，然后再看你什么专业！真正的应用知识是靠工作实践中学到的。十七大9个常委哪个是对口专业的?法学博士没有当律师！清华大学毕业的一样搞政治！关键是素质提高，本领增强！”这已不仅仅是经验之谈的问题，而是一个中年人对社会体验后的深思，是对现实中人们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思考。我感到，学林兄的这一认识乃真知灼见，非常人所能达此深度和高度！

歌之曰:

        岁次己丑梅月(公元2009年2月)于不知不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