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家的风格与意义

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和现象学的外行敢于奢谈海德格尔，没有一个不曾潜心研读柏拉图、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学者敢于评论施特劳斯。但是，一个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基本无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评判波普尔的学术工作而毫无轻率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波普尔的主要思想建筑于他的知识论之上，而他在知识论方面的批评性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熟悉以至于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和密切的联系。他自己曾经坦言，他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只是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一种哲学表达。那么，为什么一个人文学者在理解和评价波普尔思想时似乎不需要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准备而不感到困难？

在我看来，这多少是波普尔的“咎由自取”。正是他独特的学术风格 ——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因此，人们不需要研读他的著作，就能够方便地将其学说概括为一些简单的论点。这使他变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时也在流行中被简单化、通俗化而被曲解。在这个意义上，麦吉（Bryan Magee）的评论是颇有见地的，他说波普尔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波普尔的学说在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过程中，流失了其复杂与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义被低估、被忽视以至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终为世俗的声誉付出了世俗的代价。

当然，“清晰”本身至多是一种优异的学术风格，绝不是所谓“一流工作”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其必要的条件。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辨析。

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对于只注重波普尔某些结论要点的人来说，这个判断当然是无稽之谈。在挑战决定论的阵营中，波普尔绝不是第一个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斗士。西方思想史从前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攻击。波普尔所谓“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何从谈起？我的观点主要依据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作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不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硬核”（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作出清算。

其次，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

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予以热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梅达华（Peter Medawar，他称波普尔是“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薛定鄂（Erwin Schrodinger）、波尔、莫纳德（Jacques Monod）和艾克里斯，以及其他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Ernst Mayr、AlisterHardy、Konrad Lorenz、Alfred Landé、David Bohm、Jean-Pierre Vigier、John Bell、HermanBondi、Percy Bridgman和Dennis Gabor。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过极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许多晦涩的文本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尔正是这样一类卓越的哲学家。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以及近乎偏执狂一般的雄辩热情），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使这种异端学说在今天甚至成为了常识。但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常识，对于科学、历史与社会这是意义重大的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作为哲学家的成就

波普尔作为思想家的意义也许还比较容易澄清，但对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则有非常多的争议。虽然波普尔本人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哲学家，但在专业哲学领域中他的声誉是相当可疑的。许多人轻视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认他的哲学家资格。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以下的分析将着重于指出，对波普尔哲学成就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与他的研究领域和个人风格的独特性有关。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于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这属于典型的知识论领域。他的证伪主义学说来自于对归纳方法作为知识成长逻辑基础的质疑，但这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休谟早在二百年前就提出“归纳问题”，罗素也曾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而维特根斯坦（这位波普尔一生都耿耿于怀的论敌）在1921年出版的文体独特的《逻辑哲学论》中清晰地重述了这一点：“归纳过程在于此：即我们采取能与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6.363）。可是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而只有心理学的基础（6.3631）。”所以，就归纳问题的提出而言，前有休谟，后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重说，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

波普尔的哲学贡献在于对归纳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与维也纳学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新的解释。波普尔早在193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无疑是具有原创性的。但如何在哲学上评价这一创见是可以商榷的。也许，可资对比参照的是维也纳学派的工作。

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精神领袖的维也纳学派，聚集了许多极为优秀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曾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逐字逐句地阅读和讨论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不是一遍，而是两遍！），当然早就充分意识到归纳问题的困难所在。也就是说，他们和波普尔面对的是同样的难题。但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要成员仍然坚持在实证的方向上予以解决。其中，卡尔纳普（R. Carnap）以概率诠释来拯救归纳方法的路径起初看来颇有希望，但后来遭遇到许多（包括波普尔在内）有力的反驳，看不到更有希望的进展前景而放弃，卡尔纳普本人最终转向语义学研究。维也纳学派也因为多种原因（特别是石里克被刺身亡）而终于解体。

波普尔在其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声称，正是他“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虽然他不是有意的，但还是要对当时这个重要哲学流派的破产“负有责任”。这虽然有自夸之嫌，但以下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对于科学知识论中的归纳难题，没有人（包括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在内）完成了足以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相竞争的可能的解决路径。这在哲学上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虽然可能难以称作“第一流的成就”。

波普尔人格倾向中的偏执与固执可能多少影响到哲学家对他的评价。比如，他坚定的声称自己已经完全解决了二百年来困扰着哲学家的休谟难题，这个被布劳德（C. D. Broad）称作“哲学的家丑”的问题。但这个自信的论断受到许多哲学家和一些科学家质疑。特别是波普尔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经验中仍然依赖归纳方法的问题(在艾耶尔看来，这才是休谟难题的关键所在)。波普尔为此作了大量的自我辩护，包括对科学发现的心理过程与逻辑基础作出区分。许多辩论的确带来了理论的完善，但如果波普尔能够更为谦逊，或许会获得更多的肯定。

在“猜想——反驳”机制的实践有效性问题上也是如此。拉卡托斯后来发展出的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此作出了更好的解释，虽然这更多的是技术性的修正和补充而不是在哲学上另辟蹊径，但波普尔不能容忍学生对自己的批评性继承，最终导致他们友谊的破裂。而对专业哲学家来说，或许最难以接受的是波普尔对维特根斯坦的攻击。他傲慢地宣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研究，以及由此发展出的语言哲学完全是误入歧途。无论如何，波普尔的人格中有着与他自己倡导的开放与宽容精神十分矛盾的独断特征，以至于有人戏谑波普尔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公然冒犯可能是他失去哲学家青睐的另一个原因。他在《开放社会》上卷中对柏拉图的阐释，从希腊文的翻译细节，到具体文本段落的理解，到对柏拉图意图的整体把握，都受到了许多激烈的批评。希腊哲学专家R. B. Levinson特别发表专著《保卫柏拉图》，对波普尔作出了全面的抨击。而波普尔在第四版中特别加了一个附录对此予以反驳。当然，也有哲学家支持波普尔对柏拉图的解释。

牛津大学著名分析哲学教授赖尔（Gilbert Ryle），自己曾发表研究柏拉图的专著，他在《心》（Mind）杂志上发表书评指出，波普尔“对希腊史和希腊思想的研究显然是深刻而赋有原创性的。从此对柏拉图的解释不再会是老生常谈了”。而罗素也说，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攻击虽然有悖于正统，但在我看来完全是成立的”。要对这样的争论作出恰当的评判，没有对柏拉图和希腊哲学深入的专门研究是不可能的。况且，怀特海有句名言，“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脚”。不同注脚之间的争论也很难有明确的结论。但有一个事实是几乎可以肯定的：在专业哲学的研究中，波普尔对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阐释不会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观点予以认真讨论。

总的来说，波普尔在人文学术界最热衷的赞赏者（如哈耶克和伯林），多半是“思想家”而非严格专业意义上的哲学家。波普尔在一次访谈中曾指出，哲学的任务是反省我们不自觉的偏见，并明确反对哲学在专业化的问题上“仿照现代科学的模式”。在现代的学科建制中，波普尔的专业身份是颇为暧昧甚至尴尬的。这也对评价波普尔的学术成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逻辑和科学方法”方面的课程甚至不设教授席位。这在当年使这位“国际知名”的高级讲师晋升教授的问题都颇费周折。直到1948年（《开放社会》一书出版三年之后），在哈耶克的动议下，校方同意为波普尔专门设立一个“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席位，才最终解决了他的“职称问题”。

波普尔的研究主题大多处于专业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专门性研究中。例如，在1958年威尼斯国际哲学大会上，波普尔提交的一篇论文，分析了莱布尼兹对笛卡儿的批判如何影响了物理学从原子论到“法拉第——麦克斯维尔场论”的发展。这篇论文在极小的圈子里获得盛赞，但大多数哲学家几乎不知所云。他与艾克里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脑》一书也有类似的命运。波普尔更像是莱布尼兹时代的学者，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地带展开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当代是没有多少同行的，也难以在专业哲学界获得承认。

对波普尔两个流行的误解

对波普尔的思想有两个流行的误解，似乎又必要予以澄清。由于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种非常初级的误解。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有着尖锐的冲突，后者认为，只有逻辑命题和科学（经验可检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波普尔则坚持，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标准绝不是“意义”的划界标准。相反，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他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他甚至认为许多被他称作“伪科学”的理论，如弗洛伊德心理学，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们的学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只是不具有可证伪性，无法在经验上予以检测。

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种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最强烈的批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