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代——躁动的青春记忆”

                   董惠安

    算起来我读高中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按理说应当用“火热的青春”“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花季”来描述那个十六七岁的校园生涯，高中时代毕竟也是人生求知旅程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啊，可是，我总把这段两年的记忆深深地压在心底，仿佛一旦打开就是潘多拉魔盒，飞出狰狞的鬼怪精灵。

     在一些学者描写的那段历史上，当时的我们虽不像“文哥”初期的那群红卫兵大哥大姐们那般的狂热其极，但也是踏着狂放不羁的步子从缩短了学制的初中闯进高中校园的。虽然当时身穿补丁衣，脸上带菜色，但抱定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的信念，脑海里回荡的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惊世豪言。

    我所走进的这所高中究竟是一片什么样的“天下”呢？这座当时位于陕西宝鸡县（如今的陈仓区）下马营镇的高中，在我们进校时还是兵营。需要说明的是，之前两年，有一场“学制要缩短”的潮流，大潮流中山东省嘉祥县有两个教育干部别出心裁地发出一封建议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教师都回本村工作，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不再给教师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一些被清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教师）就可回本大队监督劳动改造。地富子女（教师）回本大队教学，也便于受到群众的监督”。这个奇葩建议被旋风般地采纳推广，全国各地的公办教师如同落叶纷纷回归本村。我国农村中小学校大批下放到大队由公办改为民办——此事件堪称中国农村教育的一场劫难，历史自有评说，此文不作赘述。而我们走进的高中，是当时由于“建议”而被撤销了的学校，记得我初中母校还从这里分得了十几套桌椅和教具。如今仓促恢复的高中，只有几间空荡荡的教室，没有桌椅板凳。怎么上课？

    就像当年的样板戏中的英雄出场一样，具有英雄一样光环的蔺校长面对上千的师生挥起了领袖一般的大手号召道：“我们要发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己动手打土坯，垒土台，自家带小凳子，解决桌椅问题！”

    没有人敢反驳蔺校长的号召，除了当时师生们都怀着省下钱救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的信念，另外，蔺校长曾是五十年代后期的全国优秀基干民兵，获得过毛主席授予的一支步枪（据说曾经被收回，后来又发还给了他）。这支荣誉武器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尚方宝剑。加之新组建的教师队伍中有不少人家庭成分高（有地富反坏右等社会关系），谁也不想撞他的枪口。而学校班级当时都按照军队的连排编制，学生仿佛感觉自己就是战士。于是，蔺校长挥动大手发出的号召很快就化为行动。农村少年们对于打土坯、垒土台有的是技术和力气。不几天，一垛垛土坯就像列队的士兵矗立在校园后面的操场上。按理说土坯要干透，垒成的土台也要干透才能使用，可是蔺校长的大手又挥动了，我们这些热血高中生就屈身坐上了潮湿的土台开始上课。如今我的膝盖每逢下雨天就酸痛难忍，无疑是当年落下的病根。集体宿舍的大通铺上没有床板，蔺校长又是大手一挥要我们师生“拉练（一种长途行军式的训练）”到秦岭鸡峰山上，割竹子编竹床。于是我们停课拉练进山，割回了竹子，回想起来倒是挺浪漫的，只是编好的竹床太软，禁不住年轻学生们的躁动翻滚，常常坍塌。据说在蔺校长用挥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手，拒绝了县教育局下拨的一大笔教育经费，受到了上级表扬。不过，表扬归表扬，上级有高人视察了学校的过于简陋的情况后，还是坚持下拨经费添置了桌凳和床板。某个节日假期过后，校园内的部队士兵撤走了，土台和竹子床都悄然消失了，大家终于坐上了舒适的桌凳，睡到了平整的木板床上。如今想来，革命队伍里还真有实事求是、体谅学生学习环境的高人。

     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里说过，少年哪个不钟情？女子谁个不怀春？高中校园的少年男女，大多有着“少年维特之烦恼”，这烦恼日复一日地集聚着，如同随时爆发的火山。可当时大喇叭里轰鸣的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文化娱乐除了严密过滤了男欢女爱的八个“样板戏”，就是反复放映的影片《地道战》《地雷战》，还有新闻简报。后来有了经过严格剪辑的外国影片，这就是“朝鲜的哭哭笑笑，越南的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中国的新闻简报”。所谓的“莫名其妙”，就是阿尔巴尼亚这些带有点西方文化色彩的影片中，都少不了男欢女爱的镜头，这些镜头往往穿插在重要情节中，但为了割除“男欢女爱”，情节往往就被切割的支离破碎，让观众如坠雾中。那时候为了让国人心灵保持纯洁，不管你看懂看不懂，反正审查电影的人看懂就行了，老百姓你就将就着看吧。在那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年代，你有挑剔的资格吗？偶尔有苏联电影中的跳芭蕾舞《天鹅湖》的镜头，还有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中的亲吻和拥抱的镜头，露天电影场地上一片惊呼和躁动。晚上的集体宿舍里往往是暗流涌动，有的同学在被窝里传扬农村大叔们在田间地头讲述的男欢女爱、生命繁衍的故事，有人偷唱被蔺校长在大会上定性为“黄色歌曲”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莓花儿开》。有些把持不住的少男们便在夜梦中“火山喷发”一回。有些秦岭山脚下偏僻山村的陋习旧俗，也成为晚间宿舍故事会的话题，我至今记得有人说，某山村弟兄三个娶了一个媳妇，校园某排的某某某就是“三夫一妻”的妻为三兄弟中的老二所生。另有一家男人死了媳妇，结果守寡的岳母嫁给女婿，代替死去的女儿养育遗留的孩子。这些故事让当时的我错愕不已，至今想来也是感慨系之。

     一封手抄的情书的出现，像一股龙卷风顷刻之间传遍校园。那势头不亚于今天在网络上突现某高校负责道德教化的院长在工作群里晒出一张女人裸照一样轰动。令人感叹的是，这封出自一位纯情少年之手，写给纯情少女的情书，如今看来——不，古往今来的地球人都会认为这是很正常不过的事，可就在当时的马营高中，似乎成了惊天绯色丑闻。如果说有错，错在在一个禁欲的时代，这对少男少女表现出了欲念；别人明明有欲念却装作没有欲念，你却忍不住表现出了欲念。同学们看待这对“情人”的眼神非常怪异，仿佛他俩是外星人。这件事正好发生在我们班——对了，当时称为“某连某排”。我后来很佩服他俩，泰山般的重压之下，他们虽然灰头土脸的，但没有过分地沮丧、失态，称得上从容淡定。遗憾地是他们最终并没有走到一起，也许还是这场巨大的风波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阴影。至今想来我还是有一种莫名的悲哀。

     后续的风波发生在我们班主任武老师身上，由于她对此事的处理没让蔺校长满意，遭到蔺校长的精神折磨差点投河，系悲哀之悲哀。

     武老师称得上是个美女。当时不到四十岁，擅长京剧演唱，气质优雅，风韵不凡，她对“情书风波”的处置不温不火，觉得情书本身不算什么，大不了批评引导一下，教育同学正确认识早恋现象。关键问题在于被人偷窃并通过不法手段四处传扬。她把工作重点放在追查偷窃情书并恶意传播的人身上。此事当然无从查起，也就不了了之。可是蔺校长不满意这样的结果，他需要严厉惩处“情书男女”，杀一儆百，把学生的男女欲念消灭在萌芽状态。校长和班主任之间就此问题爆发了冲突。具体细节我不清楚，但听说蔺校长拿出武老师大学时期“曾引起两个追求者之间冲突，其中一人自杀”的事情说事，成为了一种带颜色的传闻。按理说，这种恋爱悲剧的发生很遗憾的，但毕竟不是武老师的错误和污点，恰恰是她心灵的伤疤。蔺校长拿她的精神伤疤要挟她，意在迫使她做出某种妥协，这种行为且不说是可耻的，至少是很不高尚的。但又能有谁奈何蔺校长手中的“枪”呢？武老师准备以死抗争，独自跑向洪水泛滥的渭河，但被几位女老师劝阻。

     很快发生的另一件事冲淡了“情书”事件。某连某排有个愣头学生，看了一场有热吻镜头的电影，半夜回家路上见一女孩，一时把持不住，扭住女孩就要行奸，可他撕开女孩的衣服在月光下看到雪白的肌肤时，他浑身便开始发抖，女孩乘机逃走，他一激灵，“火山”便剧烈朝空喷发，女孩却早已不见踪影。但他刚一回学校就被公安和群众抓获。第二天整个校园炸了锅，蔺校长又是大手一挥，号召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彻底扫除这种流氓犯罪的思想行为，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可怜那个愣头学生，被绳捆索绑，目光呆滞，完全像一具行尸走肉。更可怜的那个被袭击的女孩，虽然并无被强奸之实，但流言如刀，“失贞”的传闻让这女孩完全没了尊严，原来定亲的男方很快退婚，处境堪比死了丈夫丢了阿毛的祥林嫂。这女孩父母无奈，只好托人找到这愣头学生家中，哀求愣头学生将来娶这女孩为妻吧。据后来听说这愣头还不愿意娶这女孩为妻。再后来没有了传闻。真不知这对冤家后来的命运如何。

     一位擅长交教数学课的女教师的不幸命运，也成了马营高中师生难以忘却的记忆。这位女教师姓谢，小个子，留着齐耳短发，模样像个小男生，说一口四川话，讲授数学的思路极为清晰。但她相当一段时间搞的是后勤，原因是她有“问题”。什么问题？她的丈夫成为了“文哥”中的新贵，无情地抛弃了她。她精神受刺激，一度失常，说过几句抱怨“文哥”的话。这就成了问题。老师们对她很关照，后来见她情绪很平稳，恰逢数学课缺老师，便建议由她担负部分教学任务，她像小孩子受到奖赏一样非常开心。当时的教材被“删繁就简”，如同阿尔巴尼亚电影一样，被删减的很不连贯，学生学起来很吃力。可是听了谢老师的解析几何课，简直就是一场峰回路转、拨云见天的享受。可惜好景很短。“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竟然成了她的噩梦。从此她再未回到清醒状态，直到被遣送回四川老家后郁郁而终。

     “九一三”事件中，国家的二号人物林彪离境出逃、飞机坠毁境外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当时的信息公开是分层次的有要求的。普通群众得到消息的时间段是很滞后的。但小道消息已经开始像“集体宿舍”的黄色故事一样秘密扩散。不知上级是怎么规定的，是不是“有问题”的人不能知情，目前已经无从查起。反正广大师生庄严肃穆地在操场上聆听蔺校长关于“九一三”的报告时，谢老师没有在场。可是，她星期天回到县城家中时，听到邻居公开议论“九一三”的事，问她知不知道？她很惊诧。后来她终于得知自己还属于“有问题”而不能正常获得社会重要信息的人，屈辱的刺激使她精神一下子崩溃了。

    回到学校，在数学课堂上，她的思路陷入混乱。

    蔺校长勒令她离开课堂，她开始胡言乱语，手舞足蹈。

    一部分生活枯燥的学生，常常围观她，以她的疯态为乐趣，几位女老师极力劝诫无知的学生们离开。而蔺校长竟然说她是在装疯卖傻，对组织不满。当治疗看管她已经成为学校后勤的极大负担时，蔺校长大手一挥，派人遣送她回四川老家。后来听说她默默死去。有老师曾经冒着风险对蔺校长严肃地说：“在谢老师的问题上，你应当是有罪的！”蔺校长起初还强词夺理，但举起来的大手又无力地垂了下去。

    有位男教师曾在谢老师病情发作、胡言乱语期间，当众用皮鞋狠踢谢老师，当即受到其他女老师的制止，其中有位性情耿直的孙老师，用犀利的目光瞪得这位男老师好似斗败的公鸡落败而走。后来听这位男老师对人说，他这样作，主要是为了表现自己有革命斗争精神，为的是能促使家中早日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他家中的地主分子“帽子”终于在八年后被摘掉，但不是因为他对于患病的谢老师出脚狠，而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的拨乱反正。

    有读者朋友可能要问，两年高中生活中，难道没有一丝一缕的靓色和闪光点吗？细细想来，还是真有一些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比如说，校园小小广播站，曾经是我尝试普通话播音的第一个平台，后来我当过宝鸡县广播站的播音员，以及后来大学期间担任第五届陕西大学生运动会的现场解说、毕业后就职于宝鸡电台，应当说马营高中小小广播站开启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扇窗。还有我后来成为出笔迅疾的记者兼作家，与高中孙老师的一句严厉批评不无关系。记得当时孙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同学们迟迟不交作业，我也没有及时完成。孙老师严厉质问，而我强辩说：“写好一篇文章，总要好好构思构思吧！”

    孙老师声色俱厉地：“构思构思，急需要快笔出手的文章，哪有那么多的构思时间，必须快刀斩乱麻，迅速完成，没时间拖拖拉拉！”

    事实上，我后来大半生很多文章都是“急就章”，尤其是当记者的生涯中，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玩构思，而我也生生练就了一把快手。而每当体会文章快手的快感时，孙老师的话总是回响耳边。

    马营高中校园里的一大靓点是一批不知来自何处的知青学生，估计他们大多是曾经的城市初中生，通过某种渠道进入了这所学校，和农村学生混杂就读，但他们明显是一个不同于农村学生的“城市群体”。他们的言谈举止流露着城市元素的特征，洗得发白的军装、优美的普通话以及体育技能突出、能歌善舞，让沉闷的校园平添了青春的靓色。应当说，曾经的豪言壮语“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更适合于他们。

     我是怎样像“两栖动物”一样，与城乡同学均有共同语言，冰盒知青学生群体有了交集，其过程我不记得了，只记得这帮知青要搞一台歌舞节目，要我编写一个简单的剧本。我根据看过的一些歌舞节目的结构，撰写了一些类似于红歌的歌词，他们仿照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模式真的还整出了一台半小时的歌舞，轰轰烈烈地演出了一次。回想起来，这也算是我一生写作过程中的一个片段。

    据说后来蔺校长还专门让这个歌舞作为接待任务演出了一个专场。为数不多的观众中，有个年轻小伙，什么职业什么特点不为人知，但有一点后来被人知道，此人系蔺校长的侄儿，此次观演的目的在于在舞台上寻找结婚对象——或者说选美也可以。果然有一位才艺出众的女知青学生被选中，于是蔺校长大手一挥，传话在办公室召见。这女知青见多识广自有对策，每次被召见时，总会带一个女同学去。气得蔺校长嘴脸发青，欲说又止，总说让她过一会再来。最后的结局是蔺校长突然被县教育局调往他校任职，选美之事不了了之。据说当时的县教育局掌握了蔺校长的胡乱作为基本事实，而县教育局是有作为的。蔺校长对于调离一事耿耿于怀，但他那善于领袖一样挥动的大手终究再也无力举起，那杆荣誉老枪也失去了光泽。

    半个世纪过去，蔺校长已经作古，马营高中随着时代变迁，时而划到宝鸡市渭滨区，时而划到高新区，由一所普通高中变为了职业技术学校。那个荒唐时代的荒唐故事，也都化作了缕缕云烟。读罢此文，朋友可将其视为笑谈，也可以当做假语村言。我们的青春已成为过去，而那个让青春胡蹦乱跳的躁动时代也就不要再回来啦。

              董惠安2023.5.12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出生于陕西宝鸡，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