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文/刘林海

    读了同窗董惠安君一篇怀旧文章:《躁动的青春记忆》，看着那激情观看露天电影的描述，自然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第一次接触电影的概念，不是在银幕下，而是在三年级的课堂上。语文老师讲读了一篇课外故事：《电影进了咱村子》，大意是毛主席给山村里派来了放映队，翻身农民在家门口看上了电影。当银幕上的八路军呼喊着口号走出来时，小脚老大娘急着转身往家里走。问她为什么不看电影，她说队伍进了村子，得赶紧回家给同志们烧水喝。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有人站起来问老师，咱村啥时候能进来电影？老师犹豫了片刻，说不久的将来肯定会进来，不过得等到村子通上电。

      后来村子里果然就来了电影，当然是点上电灯以后的事。第一次放电影时，早前七八天，村子里就沸腾起来。大家奔走相告，人人脸上洋溢着笑。不少人家住上了闻风而来的外乡客人。村子里一时像是过会一般。到了正日子，半下午时分，一张超过一丈见方的大白布赫然撑在村中央两棵树干中间。人们翘首盼着那夜幕快些降临。直到鸡全部上架，那放映员才从村里最讲究的人家吃完派饭出来，从两道人墙中，气宇轩昂地走到早有民兵看守的放映机旁。

     看电影的人真多，本村里当然是家家户户倾巢而出，那周围村子听到消息赶过来的更是不老少。银幕的前后都挤满了人，大部分席地而坐，也有那平时在乎仪式的，屁股下会垫上一个草墩子或小马扎。远处的树杈上爬着不安分的小子们，被管事的人呵斥着提防摔下来。

      有了那个开头，看电影就成了寻常日思夜念的奢望。不过那机会实在是太金贵了，据说请一场电影得花三十元钱。那时候一个劳动日大约一毛五分钱，一个精壮的男劳力全勤干上半年多，才够请一场电影的支出。能请得起电影的村子当然凤毛麟角，人们评价村子殷实程度的时候，常拿放映电影做标尺。时时会听到有人啧啧嘴说，看看人家某村，能请得起电影。

     总还有副业收入好且有个开明队长的生产队，肯掏钱让自家的社员和邻村的乡党们开那洋荤。一般来说，不超过二十里远的村子放电影时，我们都会知晓，且绝不会在银幕下缺席。印象中大部分的放映时节，都是在忙罢之后的夏秋之际，冬天很少有过。想来也是为了三夏大忙之后的轻松和酷暑之中的纳凉消暑。这时候，最开心的时段，莫过于出发的路上：黄昏时分，三三两两的小伙姑娘，叽叽喳喳地行走在秋田夹持的小道上，包谷正在抱穗扬花，棉花正在坐果结桃，一阵阵带着甜味的气息弥漫开来，让人有些发晕。有那已先睹为快的人，一路兴奋地跟同行者介绍今晚的电影内容，比划着那里面的情节。这样快活的机会，一年总也有那么四、五次。

     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兴起了罚电影。那年月，村子里常会发生村民打架斗殴或小偷小摸之类的糗事，有的村子就发明了让肇事者承担一场电影放映费用的处罚办法。这样既惩处了不良行为，又警示了群众，还给乡邻们提供了娱乐机会，可谓是一举三得。很快这种法子就被众相效仿。至于那被罚的人有无掏钱的能力，倒不必在乎，记到生产队的账上，年终决算时在口粮中扣除就可以了。罚电影的模式一推开，看电影的机会就多得多了。人们既能享受银幕上的故事，还能挖掘电影放映的背景，乐趣自然添了许多。只是这种集体欢庆之后，常常会发生连续剧。邻村一场罚电影之后，那因偷了队上一包棉花而不幸成为主人公的女人，竟在娘家兄弟登门诘问后，扑到一口深井中归了西。

      又几年时间，那原本稀罕的机会就显得稀松平常。几部循环着看得人能把台词全背下来的片子，早已把新鲜感驱得无影无踪。除了几部如《南征北战》、《铁道卫士》之类的国产影片外，还有那阿尔巴尼亚、越南和朝鲜的片子，无不让人觉得银幕上的面孔就像是自家村子里的人。循着那电影的内容规律，又有人编了顺口溜：朝鲜的哭哭笑笑，越南的枪枪炮炮，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中国的新闻简报。

     同学们常常攀比谁看的电影多。一段时间流行传抄影名联词，虽版本各异，但内容基本差不多：我是一个《卖花姑娘》，来自《鲜花盛开的村庄》，为了成为《英雄小八路》，我参加了《伏击战》，狠狠地《打击侵略者》......

      放电影虽是盛事，却也常给东道村惹来麻烦。盛夏的时候，正是瓜果即将成熟的季节。各队的果园和瓜田往往就会在电影放映当晚屡被袭挠。为了免受大的损失，果园里会在路边的几棵树干上提前喷上浓浓的农药，以吓退觊觎者。瓜田里会加强巡守人员，有的生产队还会以高工分请来荷枪的基干民兵。

     万一有那已放出消息却因故被临时取消的放映，可就是大事故了。四乡八村的乡党既已乘兴而来，岂能说不放映就不放映。这时候，就得由至少是队长的人出来在广播上为大家道歉，并必先学习毛主席语录，诸如“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云云，但后果一般仍会很糟。第二天，村里的电杆或树干上大抵会留下“某某村骗子”、“某某村是猪”之类的涂鸦，那当然是背着书包的小子们所为。偶尔，也还会有村口的柴垛被人一把火化作灰烬的大事。

     也有因天气原因而导致放映塌火的事。但这种情况下，总有大部分人锲而不舍地聚在银幕下，任凭那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却迟迟不肯离去。后来就形成了一种惯例，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放映结束或是中途罢演，必是迅速地将那杆上系着的银幕栓绳解开，哗啦一声银幕坠落时，虽意犹未尽，聚拢着的人却不得不四散而去。

     新问世的电影仍然会令大家趋之若鹜。因为观看需求太旺，有时相隔几十里路的村子会同时放映一部电影，胶片就靠一辆半自动摩托车来回传递着排队上机。电影放到一半时，常常就在银幕上打上“等片”两个字。反正大家有的是耐性。这个时候，不安分的小子们就争先蹿到放映机镜头前，比赛着用手指比划出怪动作，看谁制造出的影子在银慕上造型奇特。偶尔会听到人群里有姑娘的哭声，夹杂着诸如“不要脸”、“坏种”的叱骂声。大家就在微弱的灯光中试图去寻找那被习惯称之为“瞎娃”的不端男人。那“瞎娃”就是今人称之为“咸猪手”的人。只是茫茫众人中，男人个个都是一脸正气、义愤填膺的表情。直到那由远而近的摩托车轰鸣着进场时，人们才又恢复了对银幕的关注。

     每逢放电影的日子，村头的粪爷就像过年一样欣喜若狂。粪爷年岁大了，因为一辈子酷爱拾粪，粪铲终年不离手，因此得了这个绰号。村子头天晚上若放映电影，第二天，粪爷必是村子里起得最早的人。等到日头升起的时候，粪爷已然挎着一篮满当当的粪，一脸惬意地走在街道上。粪爷肯定把昨晚电影场周围角角落落像是同篦子篦过一遍，把头天晚上内急的人们留下的一堆堆宝贝悉数收集在自己的篮子里。粪爷拾粪的时候，不光局限于路边和沟渠，还常到田里去。有人说粪爷不地道，到田里拾粪相当于扒开人家的嘴掏食。粪爷却有他的道理：未进过茅厕和圈舍的粪都是野粪，野粪是没有主家的。

      露天电影一直看到进了大学校园之后。虽仍是露天，但观众却显得有秩序多了，文质彬彬的学子多是带着方凳依次坐开。那银幕更比乡下用的要大出许多，称作宽银幕。放映的中间也没了换片的空档，那是因为有两个机子在交替运行。当然更不会有等片的情形。只是那热闹劲儿比乡下淡了许多。

    二十多年后再回家乡，留宿堂兄家。晚饭后突然听见外面传来阵阵声响。问故。堂兄说是南巷子里死了人，晚上主家放电影招呼。诧异地问家里为什么没有人去观看。堂兄笑笑，说现在炕头有电视看，谁还去凑那热闹？主家为了有人捧场，甚至在银幕底下放上瓜子和纸烟，却还是稀稀拉拉地拉不来几个看客。我顿时明白，那昔日的红火，回不来了。心里竟有了一丝伤感。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三日

刘林海

陕西省礼泉县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文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师、高级律师。

一九八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九零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安仲裁委员会、渭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曾获“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陕西赛区“最佳专业知识辩手”奖。

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京城》由作家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第二部长篇小说《落户》由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