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我的母亲
作者：谢敏蓉
1987年母亲离开我们屈指已经三十三年了。光阴似箭，我们都已由中年人变成耄耋老翁。今年五月，身处海南文昌风景秀丽的高隆湾，在又一个母亲节来临之季，静听窗外海涛声声，汹涌翻滚，一个个不眠之夜喚起了久远的记忆，母爱的细节一桩桩一件件浮现在我的眼前，她对我们的深情厚意和她那崇高的德行跃然纸上，表达了我们对她的无限思念和颂扬之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爱恩深似海，是难以用任何语言表达的，但愿这篇文字和母亲树立的家风能够传之后代，发扬光大。
(一)
我的母亲钟月沧，四川蓬溪县蓬莱镇人,因家庭贫困外祖父早逝，外祖母带着一儿三女投靠远亲落户三台县石板滩集贤村。不久外祖母也离世，当大姐的母亲靠在小学当代课教师和给人绣花、做针线为生，把三个年少的弟妹哺养成人，而自己却成为二十八岁还未婚的老姑娘。
我的父亲谢芳澄在成都市“四川省家畜保育所”病理室从事牲畜传染病诊治和血清制造工作。一九三九年春夏之交三台县猪肺疫情来势凶猛，他前去扑疫，经人介绍认识了我母亲。身材娇矮的她衣着朴素，小脚，但穿着得体，眉清目秀，性格刚毅，执着能干。与同样在贫穷中长大，性格正直，诚实聪明，比她小一岁的父亲一见钟情,很快于1940年结婚成家定居成都。
“家畜保育所”坐落在成都浆洗上街五十七号(现省农业厅)。我们家在保育所东端礼堂背后，屋对面是一块坡地。勤劳的母亲在坡上种满了各种蔬菜，每年红红的蕃茄挂满枝头时，鄰里各家窗外都会飘出蕃茄炒鸡蛋的清香。成都解放时我刚满八岁，巳有三个妹妹，母亲也辞职在家专带孩子、操持家务，全力支持父亲工作。
1953年家搬到成都上池正街65号宿舍。这是一栋位于蜀都古迹老城墙后的一座古朴且破旧的四合院，小小院落里挤住了十多户职工。这时的家已有姐弟六人，最后一个是弟弟。从教师变成家庭妇女的母亲，除辛劳持家外，还承担起培养教育六个孩子的重任。后来保育所更名为“农业部成都血清厂”，并于1956年整体搬迁到外东沙河堡。迁厂初期父亲和同事每天到东门上班早出晚归。生活的艰辛并没有夺去我们童年的欢乐，大杂院里欢声笑语不断。每到暑期，几十个孩子翻过后院的城墙来到清彻见底的府南河里学游泳、打水仗，回家后喝母亲准备好的稀饭充饥。夜晚，就躺在凉板上，透过小院天井，面对满天繁星，讲着各种童话故事入睡。这是解放后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们家最美好的时光。
(二)
可惜好景不长，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撤销他计划财务股长职务，工资降两级，并下放到厂牛马血清车间劳动改造，时年他四十五岁。这也是我们家苦难的开始。除了思想上的重压，微薄的工资使仅靠父亲一人挣钱为生的八口之家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母亲只好在街道小厂里糊纸壳挣点钱补贴家用。1958年底家搬到沙河堡，由于父亲除喂牛马尽职尽责外，科硏工作还卓有成效，厂里新领导照顾母亲负责经营工会小卖部。此后父母亲吃住都在小卖部货架后狭窄的过道里，另分配一间小屋我们姐妹回家时居住。小卖部外有一个从早到晚燃煤的铁炉子，供职工喝水热饭。每星期，矮小瘦弱的母亲会一人拉着板车从沙河堡到城北火车站附近买蜂窩煤和拉货，来回有十多公里路，返回时还必经下沙河堡到厂门口一条长约两百多米的陡坡。为了多进货且节约成本，快满五十岁的瘦小柔弱的母亲，硬是用她那三寸金莲和年迈之躯，学会了蹬三轮车。不知当年母亲是用多大的毅力，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才能来回于城北和厂门口的陡坡之间。
1963年初家搬到厂外沙河边的农干校宿舍，离开小卖部的母亲就到附近乡下割草卖，厂子收购这些草喂马牛，每斤才五厘钱 。为了多挣些钱，她背篓里常常塞了近80多斤草。小脚，加上又矮又小的身躯，夏天太阳下汗流夹背，冬天冰冷的露水打湿了双腿。后领导在厂区给父亲分配了新房，母亲就戴着老花镜给外贸公司穿鸡毛挣点钱。
1969年初响应党的号召，除已参加工作的我和二妹外，其余四个妹弟全部上山下乡。两位空窠老人在家艰难度日。这一年已在河北工作的我想接母亲来北京一游，因为从未出过门的母亲已快60岁，我离北京这么近，应该让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来开开眼界，也了却我一桩心愿。但此时父亲的几个重大科研项目正在试验的关键阶段，为了支持父亲，母亲决定延后来京时间至1970年8月。后我寄去了路费，一切安排就绪，母亲又来信说父亲要参加“讲用会”再次延期。8月21日传来母亲突发右半身麻痹的消息，原因是长年劳累所致。从此她疾病缠身，再也难出远门。
1971 年初我从河北调回重庆巴南区农机厂，同年底我们的大儿子居勇在成都出生。考虑到我们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当时已患病的母亲，以她的坚强和慈爱克服自已身体不适的困难，主动把第三个外孙留在成都亲自哺养到三岁后才回重庆上幼儿园。居勇给父母增添了许多困难，也为寂寞的他们带来了几许欢乐。
从1958至1978年，母亲用她那弱小的身躯和坚韧的奋斗精神，撑起了我们八口之家的半边天。面对命运的坎坷和人生的磨难，默默陪伴父亲走过二十年的艰难岁月，苦难见证了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
1979年元月二十三日父亲错划为右派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原工资级别。我和二妹参加工作后，家庭经济已日渐好转，但母亲依然不改勤俭节约的习惯，寄给她的钱总是存起来捨不得花。粉碎“四人帮”后，父亲七十年代以来的主要科研成果得到肯定，荣誉接踵而来：1978年他先后被评为省市科技先进工作者；他和他的小组研制的猪肺疫弱毒菌种及应用获得四川省科技重大成果奖；由父亲所在厂和郑州厂等七个单位联合试制的猪瘟、猪丹毒、猪肺疫三联疫苗获得全国科学大会科技贡献奖。时年父亲66岁，因工作需要继续留任，直到1984年含辛茹苦、相夫教子一生的母亲终因积劳成疾瘫痪在床需要照顾，才正式退休。病中的母亲是幸运的：一是她看到了父亲沉冤昭雪；二是亲临了父亲立功受奖的全过程；三是下乡当知青的四个妹弟全部回城参加了工作；四是看到了她七个孙子女出生成长；五是病中的她有父亲的相依相伴，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得到父亲和孝顺的子女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我由于工作在重庆，未能在她身边尽孝，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内疚和遗憾。
(三)
虽为家庭妇女的母亲除有着善良、诚信、勤劳节俭的优秀品质外，还拥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她以身作则，从严教子，用良好的道德观念、和睦相处的家风感染教育子女，使之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
她从不娇惯孩子，从小就培养我们热爱劳动的习惯。记忆最深的有几件事：一是在老厂区时，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在宿舍旁那条清彻见底的小溪中给妹妹们洗衣服和尿布。二是大孩子带小弟妹，记得我上初中时总是用背带背着弟弟吃饭，等先吃完饭的人来接替我，解开背带时，感到刚吃下的东西从胃里直往下滑。三是在上池街住家五年多，家里用水都是由我们姐妹每天放学后轮流到对面院子水井里挑。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六姐弟都会利用假期和休息时间帮母亲拉板车、割草背草。
因孩子多，母亲平常不可能管得不太细，但从严教子，在关键问题上绝不含糊。记得我在25中上初中时，有一天学校集体活动晚了，且老天又下起了倾盆大雨，住校的同学就挽留我们与他们挤宿一晚。当时无法通知母亲，就甜甜地睡着了。没想到半夜同室的学友都被门外的吼声惊醒，原来是母亲冒着雷雨来接我回家。惊得我和同学们面面相觑，从此，我们姐弟谁也不敢不请假在外借宿。
在我们身上寄托了母亲人生全部的希望和梦想，多读书、读好书是她对孩子的第一要求，由此我从初一起就养成常去市图书馆读书借书的好习惯。她一如既往地教育我们要努力学习，将来都考上大学，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1957年8月，我以出色的成绩在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全市最好的石室中学，得知我榜上有名时，母亲高兴得流下了热泪。1959年8月的一天，二妹晓蓉没考上高中，在全家共用一个单间的破旧平房里，不爱唠叨的她骂我们至深夜。这一晚母亲的教侮和望子成龙的希望使我们永志不忘，促使后来分配上职高学会计的二妹奋发努力，成为学校的优等生，分配在成都市最好的糖业烟酒公司春熙路营业部。高三时因家远我开始住读，母亲总是把星期天的伙食费发给我，并反复告诫我：“家里没事不要回来，在学校利用星期天好好学习，参加各项活动，要以事业为重。”后我去重庆读大学，每年寒暑假返校离家时，母亲从不送我出家门。我知道，她是把依依惜别的眼泪偷偷地流进心里，为的是让我们不要牵挂家，安心地学习。1964年大学毕业，她鼓励我到艰苦的地方去。后我分配到河北最艰苦的沧州地区，心中的家离我越来越远了,日夜思念的父母只有在信中。母亲每封来信都反复强调：好儿女志在四方，不要想家，要好好为国家工作，为人民作贡献。每年探亲返冀时，她只站在阳台上挥手和我告别，然后转身进屋。我知道，刚强的妈妈是不会让我看见她流泪的，可内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千里以外的女儿，尤其怕我因父亲问题在单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我也报喜不报忧，把各种痛苦的真相隐瞒。
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有母亲的言传身教，在贫困和逆境中成长的我们都很懂事，学习上从不让母亲过多操心，生活上都很艰苦朴素，虽是五朵金花，从来都不爱打扮，衣服小的捡大的穿，补丁重补丁也从不叫母亲做新衣服。最早参加工作的二妹每月工资不足二十元，还省出钱来交给母亲。我大学毕业第一次领到工资每月41.5元，从那天开始，每月寄给母亲20元，直到弟妹们参加工作独立生活。文革中为了避免给右派寄钱的罪名，只好把钱寄给在城里工作的二妹，由她转交给父母。我们和父辈一样，也走过二十年艰难而曲折的人生之路，经历了童年欢乐到青年痛苦和成熟的转折。在父母严格的教诲下，参加工作后的姐弟们都把积极努力为国家勤奋工作当成人生的追求。其中有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父辈对我们的期望。
1943年，当我二姨钟月波从乡下来到成都身无分文需要帮助时，父母毫不犹豫的多方筹款，帮助她在成都读完幼儿师范学校，走上自立的生活道路。已成家立业年过四十的二姨妈于1961年夏季大学毕业后，为了报答姐姐的养育之恩，主动接过了经济上资助我读大学的接力棒，直到三年后我毕业参加工作，极大地为父母减轻了负担。这种重视亲情，姐妹互助的家风在我辈得到很好的传承。最早生病过世的二妹在病中时，几个妹弟轮流守候在病床前近一年。我远在重庆不能出力，就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刚退休时，我和爱人发挥余热继续工作了几年，四妹谢四蓉不辞劳苦由成都专程来重庆帮助我们。总之，一人有难姐弟相帮，与公婆、家人、邻里合睦相处已成为我们的家风和优良传统。再后来姐弟们相继退休后，经常相聚已常态化，更不用说节假日的定期相聚了。
(四)
1987年1月15日晚刚开完市农村工作会，接到“母病危急回”的电报，我脑子一下子就僵硬了，心如煎熬。她今年七十五岁，瘫痪在床已五年，患脑栓塞则有十多年了，这次病危凶多吉少！因爱人在北京学习，我安排好两个孩子，第二天起大早赶上重庆去成都的308次火车，完全失去了往日回故乡的高兴心情，一路默默无语。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摇晃，当晚十点才赶到二妹晓蓉家。弟妹们一见到我就说：“妈就等着见你咽气了。”听到这句话我哇的一声哭了。我们心情沉重地走进市一院观察室，只见妈妈半坐半躺地在病床上，鼻子连着的氧气瓶咕咕地直冒泡，她急剧地喘气，胸腔里积满了痰，喉头发出呼啦呼啦的响声。爸爸和弟妹们反复问她：“敏蓉回来看你了！你认出她了吗？”妈妈睁开了呆滞无神的眼睛，满是皱纹的脸上显现出一丝光彩，转瞬间即消失了，两眼直楞楞地望着我，嘴稍为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她吃力地动了动头，黯淡无光的双眼滴落出两行泪花。我想哭，但现在不是时候，医生还在尽力抢救。“你喝水吗？”她动了动脑袋，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用小勺盛上一点水，从牙缝中倒进去。紧接着又是咳嗽和积痰的声音。不久她睡着了，四妹说她这一天都处于昏迷状态，大约是看见你回来了，安心地睡了。
守在妈妈的病床前，看着眼前这个和病魔抗争的女人我思绪万千。在人生的道路上，她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更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绩，只是默默无闻的与多灾多难的人生抗争，历经坎坷，支持父亲的科研工作，把我们姐弟六人养育成人，直到现在，她还在竭尽全力为夺回生命在抗争。
就在这天晚上母亲安祥地闭上了双眼，永远离开了我们。灵堂就设在家里客厅中，正面挂着母亲的遗像，香桌上摆上一个小花圈，两旁是父亲送的挽联：“爱妻月沧千古，方澄携子女敬挽。”灵堂正墙上挂着我们献给母亲的大挽联：上联是含辛茹苦拳拳慈母之心，下联是历尽坎坷岁岁奋斗不息。横批是精神永存。香火缭绕，哀乐低迥，乡亲们纷纷前来祭奠，他们都赞扬这副挽联真实地反映了母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1996年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授予父亲中国畜牧兽医学会荣誉奖，并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此时母亲已过世九年，她再也看不见这枚渗透她一生心血的金光闪闪的奖章了。但是她崇高的德性，溶入骨子的家国情怀以及伟大的母爱却永远长留在我们心中。
2020年5月写于海南文昌椰海尚品
2022年4月修改于文昌
谢敏蓉，女，重庆市审计局退休干部，文学爱好者，喜欢写诗写散文，曾在重庆市《老同志生活》2014年四期发表过《记忆深处的父亲》等文。
（图文供稿：谢敏蓉）
《新京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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