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父亲节征文  张荣

 我父母的“知青”岁月

张荣

1969年11月的一天，我父母被遣送到我插队落户的岭后村，同我一起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遣送“四类分子”到农村，有些领导真可谓煞费苦心了。在遣送之前，他们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欢送仪式”，其内容就是把被遣送者集中起来挂牌游街。

那天清晨，低低的天幕，压着一重重恐怖的黑云，我们的心情也像黑云那样沉重。当我们正想出门时，街道突然派人送来了两个牌牌，并告知集中的时间与地点。那牌子有半个门板那么大，用铁线为挂绳，上面写着“打到ＸＸＸ”，并在人名上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叉，可怕得让人毛骨悚然。我父母为人忠厚老实，一见到这样的东西，吓得面如土色，舌头僵住了，声音也窒息了，差点还要了他们的性命。我目睹着这惨无人道的行径，怒不可遏，当即把那两个鬼东西摔碎，带着我那长期受人欺辱的父母，抄小路先到车站乘车。一路上他们都沉默不语，但脸上写满了“悲哀”二字。我带着年近花甲的父母背井离乡，我的心在滴血，仇恨的种子在发芽。

岭后村是在山沟沟里，从马路边的进村路口到村子里，要翻山越岭走十多公里的崎岖山路，就是空手走都会让人气喘吁吁的，何况还要搬家具。农村人见风便是雨，把我父母说得比麻风病人还要可怕，所以村民们都不敢来帮助我们，只是大队指派两个“四类分子”来配合我们搬家具。当时我们都已心灰意冷，觉得返乡无期，能搬得动的家具都尽量搬走。政府帮助我们把家具送到进村路口，其他事就不管了。那么多的家具要般到村子里，谈何容易啊！我们只好学习蚂蚁搬家，一件一件地搬。在那两位戴“帽”村民的帮助下，我们用了七天的时间才搬完。在这搬家期间，我父母经历了什么？遭受了多少煎熬？真是无法想象的啊！经过千辛万苦，我父母终于在一座破旧房子里安下家。从此他们将和我一样要在这山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了。

父亲像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懂得营生，而且胆小怕事，一到那村子就把自己藏起来了。可母亲却和他恰恰相反，勇于面对生活，敢于和村民们走在一起。

母亲是个“小脚女人”，崎岖山路、窄小田埂、陡峭山坡等，都使她步履维艰，要想适应于农村的生活，必须付出比知青更大的努力。母亲是吃过黄连的明白人，当然懂得如何面对现实，不会在困难面前畏葸不前。她经过努力，很快就和村里的妇女们打成一片，向她们学习砍柴、采茶、养猪、挖野菜等各种劳动技能。父亲只偶尔到没人能看得见的深山里去割点茅草，对家务事也帮不了多大的忙，家庭生活的重担，全靠母亲来承担。母亲在农村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毅力，是常人所想象不到的。

父亲一旦没烟抽了，就会整天唉声叹气，母亲只好厚着脸皮挨家挨户去乞讨烟叶。我经常看到母亲手拿几片烟叶，笑眯眯地回来，然后把它揉成一团，切成烟丝，递给父亲。父亲就在那一刹那，才有点笑容。母亲很理解父亲，能想他所想，急他所急，尽量不让他受委屈了。

家务事已把母亲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可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采茶季节到了，她也背起茶篓跟妇女们上山采茶。虽然她时而从上坪滚到下坪，手脚都被擦伤；时而过田埂摔倒在水田里，浑身沾满了泥土。但她从不皱一下眉头，反而乐呵呵的，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母亲就是如此吃苦耐劳，乐观开朗，得到了村民们喜欢。

母亲好不容易养了一头大肥猪，在大家的帮助下赶到大队部宰杀，买者甚多，但很不如愿。当时整个大队传说“城里人养的猪肯定很好吃”，于是乎“赊账”的人也来了，当时只是半卖半送。父亲心疼地哭了，母亲安慰他说：“他们也有困难，如果有些钱无法收回，那也算了，我们成本能收回就好了。”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善解人意，宽宏大量的人，赢得了村民们的尊重。

有一次，小队通知分谷子，母亲拿着一个袋子去了。“你们的工分不够，不能分。”会计断然拒绝母亲。“能不能先借给我们一点。”母亲哀求道。“这是规定，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母亲再一次被会计拒绝了。母亲难堪地往回走，还没走几步，就听到“借给她，等于饭粒掉到狗头上，要不回来啰”的嘲笑话。请你设身处地想一想，谁能承受得了这样的羞辱呢？可母亲忍住了。她回到家里只是说：“按工分分粮，我们工分不够，以后再说。”于是她向别人借粮，勉强度过难关。就是因为母亲心胸宽广，任劳任怨，所以我父母才不至于被村民驱赶。

父亲不像母亲那样开朗大方，见人总是躲躲闪闪的，只要有人到我家，他就立马回避了。因此他参加劳动改造也是偷偷摸摸的，割茅草都要到比较偏僻的山坳里。在这人地生疏的荒山野岭，父亲的安危实在让母亲担忧。

有一天，太阳都落山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母亲急得团团转，一直责备自己“太疏忽大意了”。我收工回家，立马拿着手电筒，同母亲一起上山去寻找。被太阳遗弃的高山，像一个个满腹委屈的巨人，让我们感到阴森可怕；被恐怖所笼罩的母亲，她呼唤父亲的声调，就像一个冤魂在呼喊；我仿佛走进了阴间，全身毛骨悚然。多亏老天的垂怜，我们在深山的一个土坑里，找到了脚脱臼的父亲。母亲一下子扑过去，紧紧地抱住父亲，哭得像一个泪人似的；久经磨难的父亲，悲痛在他的身上，激起的已不是眼泪，而是长久的沉默；我强忍着马上要夺眶而出的泪水，默默地背起父亲，小心翼翼地往回走，觉得心口上有一把锋利无情的刀子，一刀一刀地剐着，让我疼痛难忍。

父亲年老体弱，不堪重负，而又怕敢见陌生人，可公社或大队，时常给他摊派义务工。我这个做孩子的人，当然知道父亲的难处，毅然决然地“替爷征”，和“四类分子”一起做义务工。尽管我每次都把斗笠压低低的，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不敢靠近领队，但还是被大队支部书记发现了，我受到了严厉批评。我把这冒名顶替受批评之事告诉了父亲，吓得他全身瑟瑟发抖，不停地说道，“这一下灾难临头了，这一下灾难临头了。”那几天父亲都惶惶不可终日，如履薄冰，生怕被抓去批斗。母亲怕他寻短见，成天守着他，一步都不敢离开。几天后，大队知道了父亲年龄大了且身体又单薄，发书面通知，取消了他的义务工，只要他打扫自家门口的卫生就行了。那张纸条，父亲反复看了几遍才安下了心。

我父母在农村，没有什么收入，我劳动一天只有6个工分，显然不可能养活一家人。那时我们的生活要说多难就有多难。在这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回城谋求生路。七二年初，我参加中学民办老师的招聘考试，结果被录用了，分配在一所县级中学任教。我走了，我那可怜的父母将如何活下去呢？想必大家都能想象得到，我就不再赘述了。

天无绝人之路，地有好生之德。我走后不久，我父母也按党的政策，于1972年底回到了他们日夜思念的家乡，结束了那不堪回首的“知青”岁月。

母亲骨肉离散痛不欲生

——沧桑老人含泪忆母亲

那是一个阴沉的夜晚，外面刮着风，风声就像一个临死的人在呻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在蒙眬中仿佛听到父母的争吵声。“父母怎么又吵架了呢？”我一下子警觉过来，侧耳细听，心扑扑扑地跳个不停。他们怕影响孩子们睡觉，声音都压得很低，很难听清楚。父亲的声音小且含糊，到底讲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懂；母亲很生气，语调生硬，语句简短，倒让我听到几句，特别是最后的一句，“一个都不能卖。”我听得清清楚楚。

“母亲为什么说‘一个都不能卖’？难道和父亲平时所说的‘谁不听话，就把谁卖掉’的话有关系？”我反复忖思着这个问题。在屋外恐怖风声的“伴奏”下，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儿，又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小孩的心理，往往会在睡觉时转换成某种景象。那天晚上，我梦见家里来了两个满脸络腮胡子，皮肤黝黑，身材高大，讲话蛮狠的粗线条汉子。他们不由分说地要强行抱走我的小弟。父亲一声不吭地躲在房间里；我和哥哥把弟弟紧紧围住；母亲呼天抢地地跪着哀求他们。此时，虽然来了很多围观者，但个个都袖手旁观，像泥菩萨一样有嘴不会说话。母亲和我们的阻止都是苍白无力的，只能以泪洗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分离。睡梦里的极致情感，往往会催人梦醒。我哭醒的时候，没顾不上擦拭满脸的泪水，就迫不及待地用手去摸躺在我身边的小弟。他睡的正香，还说着“都给我吃，都给我吃”的呓语。我这才知道，刚才所见到小弟被抢的情景，只不过是梦境。

母亲在解放后生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因疏于看管，掉进橱子与床铺之间的小洞里，窒息而死，只剩下一个，我们都管他叫“小弟”。那年他才三岁，虽长得很瘦小，脑袋瓜像个葫芦瓢，但从来不吵不闹，见人还会咧着嘴笑，着实讨人喜欢。因生计问题，父亲以担心重演上一次孩子夭折的悲剧为借口，曾多次提议将他送给别人，由于母亲的断然拒绝才作罢。在家徒四壁的贫困家庭里，父亲很像鲁迅笔下的人物孔乙己，没有营生的能力，只希望能少一个人吃饭，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因此父亲要将小弟卖掉的想法，自始至终都没有打消。

母亲为了养活我们，除了替人洗衣服之外，还经常争取时间去给人打扫卫生。有一天傍晚，母亲进城打工回来，急急忙忙地收衣服、煮晚饭，根本没时间顾得上管孩子们。到了吃晚饭时，她才发现小弟不见了。母亲有一个不祥的预感，霎时紧张起来，急切地追问小弟的下落。父亲缄口不言，情绪低落，还有点局促不安，像做过亏心事的人似的；兄弟们目目相觑，张口结舌，头像货郎鼓一样，“噗咚噗咚”地摇个不停。母亲全明白了，“这老东西，背着我，把小弟给卖了。”想到这里，她呆住了，没说话，也没有流泪，久久地才有一个厉害的呜咽使她全身颤动，并慢慢地瘫倒在地上。长期辛劳的母亲，哪能经得起如此巨大的精神打击啊！平时“轻伤不下火线”的她，这一次真的撑不住了，躺在床上不吃也不喝，整整迷糊了两三天。死要面子而又迂腐胆小的父亲，也觉察到事情的严重性，想把小弟要回来，但自己不敢出面，只好托我的二姨去向收养者求情，结果被人拒绝了。二姨也无可奈何，只能以“孩子送给人家，减轻了你的负担，也是为了你好”、“人家的家庭成分是贫农，生活过得比咱们好，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肯定吃得好穿得暖，比在你身边忍饥挨饿强得多”、“那收养人的家，就住在城西的公路旁，离这里很近，你经常从那里经过，肯定可以看到小弟”等可让母亲宽心的话语来安慰她。姨姨的精神疗法，果然凑效，母亲终于肯吃点东西，并开口说话了。打那以后，母亲时常叨念，“小弟能到一个好的人家里，这样也好。”其实母亲的内心在滴血，她说这句话，只是为了安慰自己罢了。

小弟走了以后，我们便将他的名字改为“小西门”。鉴于家庭成分的原因，我们从来不敢到收养人的家里去探望小西门，但思念总是挥之不去，它总是萦绕在我的身边，沉淀在我的心里，每逢周末，我都会到城西去碰碰运气，希望能见到他。有信心，就有机会，我确实见过小西门几次，每次他都站在屋子的门槛后面，手压在它的上，眼睛东张西望，似乎在寻找什么。我想近距离看看他，但又怕他看到我而啼哭，只好远远地看着，让思念的苦汁伴随着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尚且如此思念弟弟，何况母亲呢！她对小弟的牵挂与思念，当然会比我们更为绵长。由于母亲只偶尔进城打工，而进出的时间，一般都在吃饭的时候，很难见到小西门，因此每个周末她都会急切地问我，“这一周，你看到小西门了吗？”如果我回答“见到”的话，她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像“他长高了吗？”“是不是胖了很多？”“他见到你了吗？”等问题，一个接一个，让我没有片刻的停歇时间。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我很理解她那“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思念之情，便答应做她的“小侦探”，如果有见到小西门，一定通知她去探望。在我的帮助下，母亲终于有机会见到小西门了。

母亲去看小西门，也和我一样不敢靠近，每次都只能站得远远的，担心被孩子或收养人看到，招惹麻烦。不一样的是，母亲心如刀割，肺如箭穿，不知比我痛苦多少倍。一个母亲用全身心养育了三年的孩子就在眼前，却已不属于自己，不敢相认，这是何等的悲痛啊！哪一个母亲能承受得了如此相见不相认的痛苦啊？！

这种特殊的相见形式，虽然很折磨人，但总算可得到些许的慰藉。然而，祸不单行，两年后又发生了一件我们意想不到的事。这件事更让母亲痛彻心扉，它又一次把我家推进了悲痛欲绝的境地。

每个周末，我都按部就班，从不放弃一次见小西门的机会。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连续几周都见不到小西门，觉得很蹊跷，“他会去哪里呢？”虽然有过多次的失望，但我还是乐此不疲，成天都在盼望周末的到来，可以到城西去守望幸福。

有一次，我从邻居的议论中得知，小西门因得了蛔虫病，在一个月前去世了。小弟才五岁啊，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呢？！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好似晴天霹雳，把我给震蒙了；又好像从头到脚被人浇了一盆冷水，全身都麻木了，不知如何是好。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冲，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拼命地往家跑。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像马达那样飞快地旋转着，各种可怕的想法蜂拥而至。我如果把打听到的消息和盘托出，背着母亲卖小弟的父亲，他情何以堪？本来死活都不肯卖孩子的母亲，她能承受得了亲生骨肉离世的精神打击吗？我那可怜兮兮的父母，又有一场什么样的口水战？我的家如何能摆脱这悲痛的阴影？我该怎么办······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怎么能隐瞒得住呢？我只好如实相告了。当我说到“小弟已经死了”的时候，母亲悲愤交加，顿时感到一阵强烈的晕眩，房间里的一切都在摇晃、旋转，眼前有千万颗金星在飞舞、跳跃，一下子昏倒在地。在我们的哭唤声中，母亲才慢慢地苏醒过来，长叹一口气说：“老天爷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你就让我去死吧！”此后，我的父母不是吵嘴，就是打架，他们的“表演”成了我家的“主打节目”。原本多灾多难的家庭，由此而引发的“母亲绝食”、“父亲出走”、“断炊挨饿”等家庭悲剧，更是惨不忍睹，使一个六口之家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这样的家庭，日子将怎么过？想必会让读者唏嘘不已。

母亲骨肉离散的悲惨遭遇，只不过是她悲剧人生的一个侧影，往后的日子，她还要承受更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的摧残。

作者简介：张  荣，男，退休教师。近几年以写回忆录来打发时间，作品有《沧桑老人的童年故事》六十篇，以及其他散文、小说四五十篇。多半作品见诸报刊杂志，以及各种美文集。其中有十多篇在全国散文比赛中获过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