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玉部落的历史沿革及大搬迁

            作者：才登

     海北藏族自治州托勒牧场是祁连县央隆乡的前身。

    1955年青海省畜牧厅主持成立海北藏族自治州托勒牧场，1958年为研制原子弹、氢弹，建立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原国营221厂，居住在金银滩草原上的1715户农牧民迁出，其中461户共2183人迁往托勒地区并入国营牧场，后发展成为全省国营牧场之首。

                ——题记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达玉部落，了解达玉部落为中国的“两弹”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我走访了许多地方，翻阅了大量档案资料，采访了依斯哈（托茂）、依不拉（回）、昂力（藏）、更正（藏）、才合松（藏）、丹巴（藏）、尼智布（蒙古）、罗布藏（蒙古）、尼福旦（蒙古）等从海晏迁移到托勒牧场的牧民和相关人士，在采访中他们讲述的内容基本一致，我反复进行比对补充后，较为连贯地整理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了解。

      一、达玉部落达玉部落，旧时称达乌默藏，为新环湖八族之一，属“察罕诺门汗旗”之一部，内有7个以祖籍和姓氏划分的小部落，即：黄什科部落、夏科百户部落、宁本太百户部落、塔秀百户部落、拉仓百户部落、曹松木百户部落、牙合利部落和哇仁百户部落。这七个小部族原属不同地域、不同部落，后来因夏茸尕布的缘故组合到了一起。

     上溯之十四世纪，元朝灭亡后大批蒙古族移居青海，尤其是蒙古部依布剌占据青海湖后，一部分原在环湖一带游牧的藏族部落都被迫迁走，留下的一部分则归入依布剌等部的管辖。后来蒙古族固始汗统治了整个藏区，这使蒙古在青海藏区的统治达到了顶峰。

      这期间，藏族部落逐渐被挤迫到黄河以南的贵德、贵南等地，使黄河以南人畜迅速增加，草场日益短缺,纷争迭起。

      16世纪中叶，青海漠南蒙古各部皈依藏传佛教，三世达赖喇嘛便派遣一世夏茸尕布前往安多地区进行弘法活动。一世夏茸尕布到达青海后，主要在今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南县等地进行传教活动，由于其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地位很快赢得了当地蒙古王公、藏族头人以及广大信徒的尊敬和爱戴。并被明朝中央政府册封为“阿噶白色转世活佛”，即白佛爷，并赐予金印一枚。自此，尊贵的夏茸尕布佛位开始在环湖地区转世轮回，直到现在的第九世夏茸尕布。

      17世纪中叶，二世夏茸尕布奉五世达赖喇嘛之命，成功调解了卫拉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之间的纠纷，为表示感激之情，卫拉特蒙古诸部首领不仅尊其（二世夏茸尕布）为“上师”，更碍于夏茸尕布的威望和巨大影响，将黄河以南大片土地，如化隆角察、格西等部落及其格西寺划归为夏茸尕布作为“拉德”；土默特蒙古首领也将其祖籍属下的一百户牧民，敬献给二世夏茸尕布，二世夏茸尕布将其中的五十户分给古鲁寺，作为寺属佃农；剩下的五十户留在本尊门下，迁居至宁特布部族中放牧，这部分后来成了达玉部落宁特布部族的主要来源。

      17世纪后期，博硕克图济农部进入海南州河南地区，将上、下热贡，果洛以及玉树东南部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驻牧于贵南芒拉、巴雄、达玉、同德上下巴滩、夏朵一带的藏族部落也随之成为了博硕克图济农的庶民。

      这段时间，藏族部落长期受蒙古部落的排挤和强悍的“霍尔黑帐”部落的抢掠，为了生存曾一度求助于蒙古势力和较为强势的阿柔藏族部落。最终，这部分藏族为寻求庇护纷纷汇入到夏茸尕布麾下，成为夏茸尕布“拉德”的属民。

       18世纪初（1705年），罗卜藏丹津进入青海环湖地区，他的到来将环湖地区置于战争中心，使环湖地区藏族部落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很多牧民弃家逃难，四处流浪。后来，朝廷派年羹尧到青海平息了罗卜藏丹津事件。清政府为了便于统治，设置西宁办事大臣进行管理，并在青海藏区实行千百户制度。期间，康熙皇帝再三邀请三世夏茸尕布进京朝觐，并授予其“察罕诺门汗”名号，赐予金印、诏书，封为“扎萨克大喇嘛”。康熙大帝这样的册封使夏茸尕布的社会地位和威望进一步提升，从此以后，历代夏茸尕布承袭该职，统管青海贵南、同德西部、尖扎、泽库、化隆西部、海晏、刚察、祁连等地，成为青海地区身世显赫、影响巨大的宗教领袖，并对后来达玉部落的正式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725年，青海蒙古划旗界定，夏茸尕布所属部落单独划为“察罕诺门汗旗”，三世夏茸尕布为该旗一等台吉大喇嘛，其部众被划分为四个“达参”（佐领）。若按当时的户数与人口计算，一个“达参”官职的大小，估计也就相当于一个百户之职。这时的夏茸尕布传教于今贵南县和同德县交界的“夏雄和上、下芒拉一带”，与属下部落一起与蒙古和硕特旗部落和睦相处，互不干预。

      清乾隆年间，四世夏茸尕布利用自己的宗教地位和社会影响积极调解当地民族之间、部落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为当地社会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信赖和赏识，也得到了当地头人和首领的大量布施，使其部众和属地得到了进一步扩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四世夏茸尕布在曲培．扎萨克旗内讧中，成功化解了各方矛盾，为报答夏茸尕布成全之恩和扎萨克旗的长远发展，曲培临终时，将扎萨克印信、部落属民以及同德县境内的巴曲上、下游等地都捐赠给了四世夏茸尕布。随着夏茸尕布“拉德”的不断壮大，零散的藏族各部落相继汇入，就这样，在历世夏茸尕布的帮助下，达玉部落正式形成，并得到了持续向好的发展。

       清道光十九年（1839），西宁办事大臣苏勒芳阿经过青海左翼正盟长车灵端多布担保，准许“察罕诺门汗旗”迁到黄河以北游牧。于是，清道光二十二年冬，黄河以南大量藏族部落趁着黄河封冻，纷纷北移到柯柯乌苏等地游牧。

       清咸丰八年（1858），西宁办事大臣福济筹办移民安置事宜，在环湖地区为千布录、刚察、汪什代海、都秀、阿尔克、阿曲乎、公哇塔尔代、热安等八个部落（也称环湖旧八族）划分给地界草山进行游牧，达玉部落也随这次迁徙浪潮再次移牧到青海湖北岸、今同宝山周围的金银滩草原腹地，并按西宁办事大臣的要求和法度，过着与蒙古族各旗各守疆界、互不侵犯，友好往来的比较安逸和舒适的生活。在这里，藏族各部落的生产生活得到了长足发展，各部落之间安定团结，互帮互促，和睦相处。

      清宣统元年（1909），达玉部落临时管家夏詥洪宝（夏詥阿格）被七世白佛正式委任为部落的第一个头人，他和达玉嘉仓部落的同曲乎、夏茸尕布的大管家阿克文保一起办理部落的大小事物。夏詥阿格有一个女婿名叫周洛，是一位英俊高大、心直口快、爱舞棒弄枪的莽汉。有一天他和好友上山打猎，回家途中去一户人家歇脚，无意中看到立在人家帐房角落处的一杆进口枪，非常喜欢，想着买下来可身上没带银子。于是，他就再三叮嘱枪主给他留着，过些日子他带双倍的银子来取。可是几天后，周洛看见那只枪背在曹松木部落娘也海泽库身上，看到自己看中的心爱之物已经属于他人，周洛感到极大的侮辱，万分生气，就上前想问个明白。这时，娘也海泽库也看出周洛气急败坏的样子，感觉来者不善，就端起枪站了起来，口中喊了一句“不要过来，再动我要开枪了”！娘也海泽库竟用周洛提前看准的那支枪对准他，鲁莽勇武的周洛那里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推开枪口拔出腰刀，顺手一刀砍在娘也海泽库头上，当场将其砍死，拿走了心爱的枪。后来，娘也海泽库的哥哥娘也岳布吞趁着黑夜，在周洛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潜伏到周洛家将周洛砍伤，在回家途中恰巧遇到周洛的岳父夏詥洪宝（夏詥阿格），并迁怒于他，将夏詥洪宝残忍杀害。至此，达玉部落的政权事物就由白佛寺的大管家阿克文保全权接管，同曲乎协理。

       民国1933年，西北军阀马步芳因为欠达玉部落4万块银元，为了偿还所欠债务，马家将今海晏县克图垭豁以西、哈尔盖河以东、麻秀寺以南、木里沟嘴以西的大片草场划拨给达玉部落。这样一来，达玉部落在当地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壮大，随着自身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部落与马家也有了一些利益往来。

      七世夏茸尕布管家阿克文保见多识广，谋略过人。他见同曲乎从小聪明能干，和六世夏茸尕布又是亲戚关系，所以任命同曲乎为海晏达玉部落千户王爷，阿克文保自己被任命为海南州芒拉地区达玉部落千户，管理南北两个部落的政务和大小事物。五年之后，达玉千户同曲乎在马步芳的引荐下加入了国民党，被马步芳委任为国民党海晏县党部执行委员、区书记。直到1945年，同曲乎又被国民党任命为青海省政府副参议。1949年9月青海解放后，达玉部落千户同曲乎和他的侄子才福旦以及拉仓百户阿布洛乎等人代表达玉部落前往西宁，祝贺青海解放和青海人民政府成立。

      解放前，达玉部落的畜牧业资源大部分归千户、百户、牧主、头人以及寺院所有，直到1949年解放后才实行集体所有制。这期间，各级政府依靠广大牧民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牧主和社会上层集中力量打击土匪和反革命分子，响应国家政策，自上而下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1956年创办公私合营牧场、合作社和国营牧场，鼓励牧主和社会上层入场入社，牲畜按头付给定息，共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举动也调动了牧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畜牧业的稳步健康发展。这个时期，各类牲畜总数增加到31.87万头（只），比1949年增长了一倍还多。但1958年以后，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牲畜总数急剧下降，1961年牲畜总数只有15.28万头（只）。

       如今的达玉部落主要分布在海晏县甘子河乡热水村、俄日村、达玉村、尕海村、青海湖乡同宝村、达玉五谷村、日秀村、德吉村以及哈勒景乡、三角城镇、金滩乡等地；刚察县境内主要分布在泉吉乡切吉村、沙柳河镇兴海村、哈尔盖镇察拉村等地；祁连县境内主要分布在央隆乡的五个村，野牛沟乡柯柯里村、达浪村以及默勒镇部分村落；黄南州尖扎县、河南县；海南州贵南县的、塔秀村、上达玉村、下达玉村、角色村、河曲；海西的苏勒乡等地。

      2009年秋天，在门源一个诊疗门诊部里，一个我认识的医生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才老师你好，我是58年达玉大搬迁时因为途中妻子病的严重，所以留在皇城的，想见你一面。”医生告诉我纸条是老人口述他代写的，但老人没有电话号，就一直没联系上。这说明门源的皇城一带也有达玉部落当年迁徙时留下的残存人家。

      二、搬迁纪实对于达玉部落（也有少数蒙古族和托茂回族）的这次搬迁，我听母亲、舅舅和部落其他人讲述过无数遍，母亲是达玉部落所属嘉仓部落人，她不但是这次搬迁的参与者、亲历者，也是托勒牧场第一批建场工人。

       2006年，省文联和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全省范围内征集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我被有幸邀请，并派往海北州托勒牧场我的家乡。在那里，我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一边搜集民间故事，一边采访达玉部落搬迁往事，先后采访了藏族、蒙古族老人旦木真又名沙洛（64岁）、洛旦（69岁）、兰公加（79岁）、切什江（64岁）、才保（67岁）、宁宝（80岁）、更正（64岁）、尼布腾（79岁）、才本（78岁）、伊斯哈（68岁）等等。

      这些从“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等各种运动中走过来的老人有很多人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尤其面对这些他们曾经历过的敏感问题，很多人唯唯诺诺或闭口不谈。于是，我就以家乡人的身份去鼓励他们，以“润物细无声”的耐心去引导、启发、帮助他们走进往事，走进回忆，从而留下了这样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58年10月，为满足国防建设和“两弹一星”研制需要，国家选在金银滩筹建国营221厂。全国各地先后有1.5万多名共产党人隐姓埋名来到青海“金银滩”草原建立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原国营221厂。1959年，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正式选在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上，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在这里拉开了基地建设的序幕。从此，在共和国的版图上，这一片占地1167平方公里的地区成为一个国家的“禁区”——不仅让电影《金银滩》禁演，就连地图上也只会标注海晏县。

      与此同时，达玉部落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从世居于此的驻牧地划出198万亩土地给221厂，并将15个公私合营牧场和部分社队迁往托勒牧场、刚察、祁连、湟源、大通等地，共迁出牧民群众1715户9325名，迁出各类牲畜20多万头（只）。为了国家的大局，这个苦难而慷慨的部落舍小家、顾大家，离开了自己世代生息繁衍、游牧生活的家园，依依不舍地让出了青海湖以北的广袤草原——金银滩。从此，达玉部落这个名字就这样与共和国的核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搬迁的历程是非常艰辛的。

     金银滩大规模移民正式开始于1958年10月20日。这时正值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高潮，紧接着又开展牧区反封建斗争，最终造成“防叛”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当时，上面对移民搬迁工作比较粗放。事先不宣传、不解释、不开会、不向群众当面说清楚，只是给搬迁移民下了一道口头命令，限期三天内全部搬完，每家只能带够三头牛运走的东西，其余财物全部上缴，多数衣物、用具、粮食和日用品则直接丢弃。有些牧民头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就得搬走，他们连最起码的口粮和穿戴都没来得及准备，更不要说过冬的棉衣棉裤了。多数人连帐篷都留在原处未动，狗依然拴在门口的桩子上，“它夸”里依然飘着炊烟。他们来不及伤感留恋，来不及深情告别，就扶老携幼，起身离家，更不要说骑马赶车了。这些即将远走他乡的牧民，他们在默默地流泪，他们的委屈绝不是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满，不是不愿意为筹建221厂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让路，不是钻在牛角尖里只为自己考虑，而是对世居故土金银滩的眷恋和不舍。

      就这样，在语言不同，物资短缺，没有做任何防御准备的情况下，这些当年费劲周折从遥远的阿尼玛卿迁移而来的游牧者；这些在黄河以南的不毛之地漂泊流离的部落；这些后来在青海湖北岸栖息繁衍的牧民，驱赶着各类牲畜13万多头（只），在十一月的冰天雪地里离开了自己的故土草原,在军事化管理下从原牧地出发，开始了达玉部落又一次艰难的迁徙。

      顶着十一月的寒冷，牧民们赶着牛羊徒步走过了今海晏德州、甘子河，刚察的热水、外里哈达山口，在进入默勒地区的时候好多人家的口粮差不多已经断了，他们沿途吃死羊病羊肉、牛皮等度日，好些人闹肚子甚至中毒身亡。一路上风吹雪冻，饥寒交迫，再加上物资的缺乏几乎使他们回退到原始社会。

       旦木真老人回忆说：“1958年11月我们离开海晏开始往托勒走了，一路上又是风又是雪，路上我们看见刚察县搬走的牧民营盘上“它垮”还在冒烟。我们从老家海晏的哈勒景乡出发，30至40户人家被编到一个食堂里。一路上的雪有一尺多厚，我们还没有走到祁连地界，我姐姐的眼睛就被强雪光刺瞎了，使得她一辈子生活都不能自理，给家里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我们好不容易到了托勒牧场，经过调整后又被迁往海西州的天峻县，转了一大圈，整整走了58天。一路上受的苦说都说不完，见的孽障（可怜的意思）现在的人想都不敢想，当时，一半以上的人是打着赤脚到达目的地的，雪地上到处是带着脓血的脚印……”

        67岁的才保老人回忆：“一路上，女人们因为体力的原因带着娃娃根本走不动，男人们只好驮好垛子先赶上牲口走，到了宿营地再扫雪搭帐房，然后再回头去接应女人和娃娃们。有一天我们走到默勒江仓一带时遇到了暴风雪，牛羊回头望着自己的家乡海晏的方向“哞…哞…”地叫着，在头牛的带领下掉头就跑，我们跑不过它们，只能看着他们流眼泪。自古以来牧民不会把像自己伙伴一样的牲口扔掉，但在这个特定的艰苦环境里，实在走不动的牲口只好扔下。在大雪掩盖的草原上，我们沿途拾不到一块牛粪，更不要说烧柴。为了活命，受尽磨难的牧人们晚上宿营时先扫掉一圈雪，然后再搭帐篷，好多时候麻木的双手解不开绳子，生不着火。为了相互取暖几家人住在一个帐篷，把其余的帐篷支杆、牛奶桶、门帘、木橛子等用来烧火做饭。”

      我母亲才合松回忆：“因为我们是在军事化管理下，三天之内离开海晏的，沿途也没有买东西的地方，好多人只好赤脚在雪地里行进，不少人患了雪盲导致双目失明，更有产妇、孕妇几乎寸步难行。我们沿着默勒河在雪原上行走了将近50多天后，终于在深冬季节越过则林垭壑进入野牛沟的柯柯里。我们在那里休整了1、2天，因为沿途的草被雪覆盖了，再加上整天行走，驮牛都走不动了，为了减轻驮牛的负担，大家把多余的东西全部丢弃，把一些实在无法走到的牧户以及病弱牲畜留在这里，大部分牧户继续艰难的前行。我们翻过了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狗熊峡来到纳尕尔当（托勒牧场夏季草场），再沿托勒河走了4天后终于到达目的地——托勒牧场。至此，我们赶着各类牲口，徒步走了将近450多公里的路程。”我在一份档案资料里看到，50多天的徒步行走、寒冷饥饿，好多人由于缺乏营养，头肿得像罗锅那么大；各类牲畜的体质大幅下降，沿途死亡、丢失、折损的牲畜有3万多头（只），途中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苦难并未终止。有句话用在当时这些移民身上再合适不过了，那就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刚刚在这里安顿下来，又闹起了粮荒。

      1959年春，牲畜大量死亡，牲畜受胎率从原来的90%下降到65%，羔羊成活率从原来的95%下降到70%，羊的平均体重从原来的70—80斤下降到30斤左右，牛的体重从原来的200斤下降到130斤左右，因为水土和牲畜体质的原因，畜牧业生产不能稳步发展，有好些牧民已经没有牲口可放。为了缓解搬迁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当地政府接连向省、州、县反映情况。恰在此时，青海省政府制定了以“开荒为纲”的方针，决定让没有牲畜的300多名牧民集中到后来的托勒牧场一队（今央隆乡夏尔格村）平均海拔3300米的地方垦荒办农事队。这些人老几辈子靠放牧为生的牧民，只好笨拙地拿起铁锨开垦种地。当时的托勒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干旱，夏格尔村又靠近甘肃肃南县陶峰村的沙化地带，加上牧民种地经验欠缺，所以到了秋天别说粮食，连一把喂马的燕麦都没收上，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部被饿死了。

       ７４岁的聂布腾老人说：“当时我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托勒是个省办牧场，由省畜牧厅分管。1961年西北局和青海省来了文件，说不能用人民群众的牲畜办牧场。并且决定托勒牧场场社分家。那时候我去了，第八世夏茸尕布（察汗诺门汗活佛）当时是海北州副州长也去了。我们到托勒时看见牧民们穿的皮袄只有背和领子以下的半截，没有袖子和大襟（前襟）。在托勒川零下30度的严寒里，在破烂不堪的白布帐房里过冬，这样的冬天怎么过呀？开会的时候，我和夏茸尕布看着群众的神情，心被揪住了，简直就是一群乞丐。夏茸尕布副州长悄悄对我说：呵呀！我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

      我回答说：实际情况就这么个……”。

      柯柯里乡的丹巴（74岁）回忆：“１９６１年落实政策，托勒牧场实行场社分家，搬迁到托勒牧场的牧民分成了四个分场，即大泉分场、柯柯里分场、一分场、二分场，托勒（现在的央隆政府所在地）当时叫总场。还有一部分人去了海西州天峻县的苏里乡尕海，到那里后和天峻县的牧民因草场纠纷，发生了打架斗殴的流血事件，后来被天峻县人赶了回来。

      场社分家时达玉部落所属的嘉布仓部落和环科尔部落由夏茸尕布主张留在托勒牧场，而其它部落和部分蒙古族部落被分配到社里了。托茂公旗的蒙古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畜都占托勒牧场的一半多一点，他们中只有１７户人家留在托勒牧场，其余１００多户牧民和9万多头（只）牲畜都交给了祁连县。其中，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野牛沟的柯柯里一带。柯柯里是祁连县海拔最高，气候最冷，交通极为不便的村，牧民们都没有马，有的人家连帐房也没有，后来县上知道情况后从马场调了７００多匹马和一些基本生活用品，这样才安置了搬迁到野牛沟的牧民群众。还有因为体力和其它原因没能到达托勒牧场的牧户被就近安置到了祁连县的默勒、扎萨、海浪、多隆一带，这么一来牧场负担轻了，大多数牧民们以社为家，鼓足干劲，生活也渐渐有了好转。

    ”根据牧民们的叙述，我也查阅了一些档案资料，一份《关于海晏县1958年移民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显示，海晏移民工作是从1958年１０月２０日开始的，到1959年的２月份结束，迁往外县的移民共计1279户，6700人（另一资料称：共有1715户，近9000名牧民，27万头牲畜）。其中湟源安置156户，949人，祁连安置461户，2183人（包括托勒138户，635人），刚察安置47户，246人，（包括青海湖25户，101人），三角城种羊场安置188户，1099人（包括机械厂37户，244人），海晏县各公社安置436户，1983人。

     1995年，金银滩草原终于揭开了它将近半个世纪的神秘面纱。同年5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全面退役，该基地已移交当地政府安排利用。听到这个消息，万名基地干部职工痛哭流涕，但历史是不会随着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帷幕已经落下，演员自然要退场。虽然二二一厂光荣退役了，但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丰碑永远矗立在纯净的草原深处，昭示着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气概终于圆了原子弹和氢弹合二为一的中国梦。退役后，这块鲜为人知的神秘禁区成了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昔日的“原子城”、今日的西海镇正以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新“身份”矗立于青海湖北岸。

     总之，在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中，达玉部落和其它搬迁牧民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搬迁途中所遭受的苦难和经历的艰辛值得我们每个人永远铭记。后来的他们在托勒这片亘古荒原上，披荆斩棘，无私奉献，用勤劳的双手建设出了闻名遐迩的第二故乡、全省八大国营牧场之首的——托勒牧场（央隆乡）。

       三、托勒牧场及其建设1958年12月份，经过50多天的长途跋涉，搬迁牧民终于到达了托勒地区。托勒草原也敞开胸怀接纳了这些远道而来、历尽苦难的牧民。在这里稍作休整之后，他们就进入了新牧场的建设。

     托勒，又名陶来、讨来、陶苏勒，蒙古语，意为兔子。托勒牧场位于祁连县西部，南以天峻县苏勒乡为界；西北部与甘肃省肃南县祁青乡陶峰村接壤；东北部与野牛沟乡为邻；东南与祁连县柯柯里乡相连，总面积388.35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273.71万亩，属高山草甸草场类型，平均海拔3500米。场区范围东西长100.5公里，南北宽68.2公里，整个地区由托勒南山、祁连山围成一个闭合性盆地，托勒河由南向北穿过整个盆地。气候寒冷，天然草场等级较低，但牧草营养价值较高，适合发展藏系羊、牦牛和白唇鹿的养殖。

      史料记载，两千多年前这里是羌人和月氏人放牧的地方，后来被匈奴人占领了。元代以后，托勒又被称为（塞外四卫）的蒙古族东卫占领，成为他们饮马洗剑，游牧狩猎的理想之地，所以，至今有好多地名都是蒙古语。

       民国初年，从酒泉来的十户商人组成托勒公庄，号称十大公庄，其实是当时的一股商贸集团，他们在现在的场部西侧修建两院房子，长期居住下来，这就是最早的托勒公庄。后来，马步芳把一些哈萨克人安置在托勒，由于多民族合居，这里发生了草场纠纷，当地藏、蒙族牧民遭到外族惨杀，只好弃家外逃，多数人去了海西等地，还有一部分人过起了流浪生活。后来，军队和民团联合起来才把哈萨克人赶出了托勒。

       也许，冥冥之中，这片土地早有期待。它的暂时荒芜对世代从事畜牧业的达玉部落牧民们给了施展才能的用武之地，他们在无法摆脱“靠天养畜”被动局面的窘境下，作为建设新牧场的“中坚”力量，靠政策、靠科学、靠毅力，在开展藏系羊土种选育、抗灾保畜、草原建设、多种经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6年11月，为了更多地了解关于达玉部落和托勒牧场建设的点点滴滴，我走访了原托勒牧场老干部李赞业、张大学、田世业等人。那时的田世业已经70多岁，在托勒生活了将近40多年，是全州有名的畜牧工程师，曾撰写有关畜牧业方面的论文30多篇。据田世业叙述：民国后期，青海省政府在托勒地区设立马场，拥有各类牲畜3.3万余头（只）。到1949年解放前夕，马场自动解散，人畜流失，下落不明。

      1955年6月，在中央和省委的关怀下，省畜牧厅派丹巴等人来托勒实地考察，修建房屋，并正式成立了“国营托勒牧场”，下设四科一室，即政工科、生产科、计财科、供销科和办公室，配备了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

      1957年，托勒牧场在全省范围内招收职工，凡年满18周岁，自愿申请要求参加工作（包括达玉部落牧民），经审核通过的全部招收为国营托勒牧场正式职工，一律实行档案工资。当时托勒全场人口为2483人，除了少数汉族、回族和蒙古族以外，达玉藏族占87%人。

      1958年，青海省祁连县大批牲畜越过黑河，进入肃南县境内的鞭麻沟、大泉垴一带草原放牧，同时，海西州天峻县向托勒草原大量移民，导致牲畜急增，草场压力加大。为此，青海省祁连县的牧民与肃南县的牧民为草原纠纷发生过一次打架斗殴的流血事件，曾震动中央。1959年，根据1958年甘肃省委领导、青海省委领导分别代表两省省委在兰州签定的《中共甘肃省委、青海省委关于加强两省毗邻地区相互协议》，将隶属门源县管辖的皇城滩移交甘肃，境内所住群众和人畜搬迁至今黑水河滩和岗什卡滩。而将甘肃的友爱乡和八字墩等划归给青海祁连县（今祁连黄藏寺、托勒牧场），直到1960年1月6日，经两省省委商定，才正式达成了《关于贯彻执行1959年6月15日甘肃，青海两省边界问题协议的具体方案》。

      1962—1963年为贯彻西北民族工作会议纪要精神，政府将柯柯里以及沙龙滩以南的草原划归祁连县野牛沟公社，并从托勒牧场调拨牲畜8.7万头（只）。到1963年底，全场各类牲畜存栏60611头（只）。1969年11月6日，青海省畜牧厅将托勒牧场下放给海北州，至1972年11月6日，移交工作全面结束。

     1968年,44名知青从西宁市二中、一中和全国各地来到托勒牧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藏、汉、回、蒙等各族牧民一起努力奋斗，给这片草原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知识青年独有的蓬勃气息。又续写了新的托勒篇章。

1975年“路线教育运动”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各种运动已进入后期，分社、分场、分牲畜等工作已全面结束。为防冻保畜，各大队抽调出一些闲散壮劳力组成“杂工队”，专门为各家各户盖牧工住房、兴修水利，解决人畜饮水，种草、灭鼠、修栅、打圈等等，为畜牧业的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各队组织妇女等人在冬春季草场灭鼠，每季度开展一次圈窝整洁卫生大评比，这些活动的开展提高了牧民们的生产生活积极性。又根据牧场当时的状况和经营特点，报经海北州批准，全场划分为一、二、三个畜牧大队和黑裘皮分场、养鹿分场五个生产经营单位，并成立了工副业生产大队。三个畜牧大队主要经营白藏羊的土种选育，黑裘皮分场主要以黑藏羊、牦牛为主，生产负有盛名的托勒“黑裘皮”，养鹿分场主要养殖白唇鹿和马鹿。至此，托勒牧场“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围绕牧业、大力发展工副业生产”的牧业生产方针初步形成。这给达玉部落的牧民们创造了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作为建设新牧场的“中坚”力量，他们靠政策、靠科学、靠毅力，在开展藏系羊土种选育、抗灾保畜、草原建设、多种经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的十几年，是托勒牧场畜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是畜牧业经济高速发展的振兴时期。期间，身为牧场主人的达玉部落牧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牧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改善畜牧业经营方式，大力推行季节性畜牧业生产，注重发展商品生产，使经营环境得到改善，经营效益得到很大提高。

     白藏羊选育成效显著，“西宁毛”享誉海内外，是加工藏式地毯的基本原料，托勒牧场作为全省保留本品种选育的地区，充分发挥了国营牧场的示范作用，始终坚持白藏羊选育工作。畜牧三个大队重点抓选育，生产母羊单独组成“精选群”、“普选群”，安排优秀放牧员进行管理，在不断提高母畜比例的基础上，重点抓好畜群质量和畜群结构调整，藏系羊的羊毛产量和质量有了很大提升。全场各类牲畜中羊的比例不断提升，达到了88%，其中精选母羊群和普选母羊群比例也达到母畜数的70%以上，每年向国家上缴优质大白毛15万多公斤、肉畜近1万头（只）。由于开展了扎实的土种选育工作，托勒牧场呈现出牲畜繁活率高、总增率高、出栏率高、商品率高、死亡率低的四高一低的喜人景象。仅以1983年为例，当年繁活率达67%，总增率26%、出栏率高21%，商品率12%死亡率4%，均处于全州最好水平。

     生产黑裘皮是牧场的一项特色畜牧业，得到了上级和各族群众的认可。黑裘皮分场成立后，在生产质量和规模上不断改进，每年生产三千多张及相当数量的“羊羔肉”，既满足了各族的生活需求，同时为牧场的畜产品加工提供了保障。

     托勒牧场养鹿场历史悠久，勤劳的养鹿工在野鹿驯养和白唇鹿、马鹿养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养鹿分场成立后，养殖规模一度达到一千多头，从1972年至1981年的十年间，生产鹿茸达1700公斤，发挥了很好的经营和经济效益，发展成为能骑着马放牧的鹿群和亚洲最大的鹿场。大力发展工副业生产。为了达到以工养牧、以工补牧的效果，牧场在坚持畜牧业为主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工副业生产，因地制宜地办起了小型工厂，开展皮毛加工、奶粉加工、酿酒、开矿、木工、铁工、加工玉石等为牧业服务。

    由于认真贯彻落实上级以牧为主、多种经营的部署和安排，按照“多繁育、多出栏、多周转、多收益”的要求，合理确定牲畜基数，实行“科学养畜”一个时期全场牲畜存栏基本保持在十三万（头只），牧场的经营效益不断提高。以1983年为例，全场总收入257.92万元。其中牧业收入255.99万元，上交国家税收18.02万元，实现利润96.42万元。

      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牧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了发挥。

     1989年在四个大队中推行以家庭牧场为基础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以牧工家庭为最基础的生产单元，实行草畜双承包，保本经营，定额上缴，超产归己，自负盈亏，共承包牲畜90001头（只）。到1990年底，抽样调查显示，人均收入比承包以前增加322.17元，收入最高户人均1499.25元。

      2002年12月初，根据州委、州政府的安排，牧场进行撤场建乡，原州属托勒牧场整体移交给祁连县，设立央隆乡。央隆乡又成立了4个别具特色的专业合作社（村），332户1388人入社；共有各类牲畜15.2万头(只)，其中羊13.6万只，牛1.59万头；累计修建暖棚765处8020间16.04万平方米；春草场130万亩全部实现围栏放牧。

      通过二十年的不懈努力，撤场建乡后的牧民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托勒精神”，勤劳致富的先祖精神，通过自己的经营和政府的支持，2010年全乡人均收入5110.5元，而2021年则达到了2.2万元。

     2019年12月28日，随着国家电网海北电力调度指令，牧民期盼已久的光明直抵全省最后一个最偏僻的牧区乡镇—央隆乡，使央隆这个离祁连县城220公里的乡镇，彻底结束了没有大电网的历史，央隆乡某村长高兴地说：“通了大电网之后，为我们乡镇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乡村振兴等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我们乡的925户，2886名牧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牧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历史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一去不返，历尽艰辛的达玉部落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勤劳勇敢的品格，以两代人的艰苦创业，终于建成了省内最大的牧场——国营托勒牧场，繁育了著名的白藏羊，黑毛羊以及亚洲最大规模的鹿场，为国家上缴了大量的畜产品和利税，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简介：

才登，祁连托勒人。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青海省作协理事；先后两次赴鲁迅文学院举办的高研班深造；出版个人专辑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