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写道：“说实在话，这并不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爱国主义所起的作用。我感到那是一种更高贵、更善良的东西。”因为“长久以来，凡是带有爱国主义字样的一切东西都使我感到厌恶。那些讨厌的蠢材，出于爱国主义而卖命地工作着。他们穿着合身的工装，当真地分成师傅、伙计和学徒的等级，行施着同业的礼节，并且就这样在国内进行‘争斗’。是的，我看到这副化了装的嘴脸时，的确有些气恼”。他抨击所谓德国的爱国主义是粗野、狭隘的，这种爱国主义仇视文明、进步和人道主义。与此相反，“法国的爱国主义也在于热爱自己的家邦，而法国也同时是个文明之邦，是个人道的进步之邦。上面提到的德国的爱国主义却相反的在于仇恨法国人，仇恨文明和自由。我不是个爱国者，因为我赞扬了法国，对吗？”此时距拿破仑率军入侵德国还不到三十年，历史的创伤远未痊愈，海涅逃往自己祖国不久前的敌国，并且公开赞扬敌国的制度和文化，不怕犯众怒，甘冒被斥为“卖国贼”的风险，的确需要非凡的识见与勇气。因为他坚信，人道、进步、文明和自由是比所谓“爱国主义”“更高贵、更善良”的东西。

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人们自然会有一种深深的眷恋，那种挥之不去、不招即来、刻骨铭心的乡愁，恐非“非流亡者”所能体味。诚如海涅所说：“爱自由是一种监狱花，只有在监狱里才会感到自由的可贵。因此，只有到了德国边境，才会产生对德意志祖国的热爱，特别是在国外看到德国的不幸时才感到。”祖国越是不幸，流亡在外对祖国的热爱却越强烈。在这种强烈的感情驱使下，人们极易产生海涅在乍遇同胞时沛然而出的那种感怀：祖国的缺点都“可敬可爱”，把统治者和祖国混为一体，所以想对“浅薄偏窄的政见表示和解”，要“和祖国本身握手”以“表示重新言归于好”。其实，重要的是要将祖国、人民与统治者作出区分。冷静下来的海涅写道：“德国，这就是我们自己。那些移居人就是血液的洪流，从祖国的伤口滚滚地向外流……”的确，祖国“就是我们自己”；因此要深思的是，究竟是谁给祖国造成深创巨痛，使祖国留下难愈的“伤口”。毕竟，海涅受过现代国家观念的深刻洗礼。

西欧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神权国家观念。奥古斯丁（St.Augustine）提出了影响极大的“上帝之国”和“人间之国”这种“双国”理论。“上帝之国”即基督教所说的天堂或天国，是上帝建立的光明的“神之都”；“人间之国”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国家，是黑暗的“地之都”。所以“上帝之国”高于“地上之国”，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在奥古斯丁之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则从国家起源和国家目的这两方面把国家“神化”。他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社会和国家正是适应人的天性需要的产物。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创造者，所以从根本上说只有上帝才是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类过一种快乐而有德行的生活，通过有德行的生活达到升入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因此从最终目的来说世俗国家也应服从教权。

但从13世纪下半叶起，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到16世纪末已基本成熟。现代国家观念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使“国家”摆脱中世纪的神权，反对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强力才是国家和法律的基础。这种观念在马基雅维利（N.Machiavelli）的《君主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集大成者，则是16世纪法国思想家布丹（Jean Bodin）。

布丹在《国家六论》中从人类历史经验出发，全面阐述了世俗化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是许多家庭联合而成的集合体，所以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把家庭团体联合起来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暴力，战胜者通过战争成为君主，把各小团体联合起来形成拥有主权的国家。另一重要因素是契约，他认为仅有暴力远远不够，还不足以建立国家。国家的建立还要有各家庭为了共同利益建立契约关系、共同承认一个主权才能建立。这种暴力论和契约论混合的国家起源论，否定了国家神创论，并为契约论的发展埋下伏笔。而布丹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国家“主权”（sovereignty）理论的阐发。他提出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超乎公民和居民、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利，主权是绝对的和永久的，具有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是国家的最高权利，也是国家的本质特征，而掌握国家主权的人就是主权者。他进而提出了三种政体，即主权掌握在多数人手中的民主政体，在少数人手中的贵族政体和在一个人手中的君主政体。他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形式，因此主张君主集权制，为“绝对王权”辩护，并以此反对教会特权和贵族的封建割据。同时，他认为公民的权利也应得到尊重，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和私有财产权，二者是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而不遵守自然法的君主则是可以被推翻的暴君。

在布丹之后，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从人性论和自然法角度，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契约论，论证了国家主权的统一性、不可转移性和不可分割性。

虽然布丹和霍布斯都主张绝对君主专制，主张“朕即国家”，但他们理论的意义在于从人的眼光而不是从神的眼光看待国家，把国家看做是实现纯粹世俗目的的纯粹世俗的政权，重要的是消除了国家的神圣性。主权论和契约论的提出，为以后“主权在民”理论提供了基础。此后的几百年间，西方许多思想家以此为平台，论证了“主权在民”才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洛克（John Locke）与霍布斯一样用自然法理论说明国家起源，但却认为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是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订契约形成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也要受惩罚，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Voltaire）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理论。卢梭（J.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甚至政治观点一向谨慎的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也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因此，个人与国家间的自由、平等、独立三原则，也是公民承担国家政治义务的根本依据。

当然，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观点有许多重大不同和差异，但却有一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主张国家的“主权在民”，从主权在民论证国家的合法性，这也是现代国家观念的主导思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不在人民手中，国家的存在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深思的是什么是“爱国”、爱什么“国”、怎样才是“爱国”、如何才能“爱国”……“爱国”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海涅虽然深受现代国家观念影响，然而那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故国情怀却无法抛去，因此才怆然涕下。但在理智上，他不愿承认自己是因思念祖国而哭泣。他痛苦却冷静地写道：“我向你保证：我不是个爱国者。假如我那天哭了的话，那只是为了那个小女孩。那时天色已近黄昏，一个德国的小女孩，就是先前我在德国移居人群中注意到的那个，她独自站在海滨，像是在沉思，并且眺望着浩瀚无垠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