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上海乔建忠|我曾当过“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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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25 04:57:46 1392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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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当过“土记者”

乔建忠

五十年前，在东海之滨，浦江东岸的川沙县，曾发生了一件很有影响的事，那就是浦东出了“土记者”。

“土记者”原先叫通讯员，都是一批脚有泥巴，手长老茧的农民，大家亲切地叫他们为“土记者”，并赞扬他们：“土记者”，热情搞宣传，日里搞生产，夜里写文章；每天喇叭响，先进大发扬，道理听得懂，学习有榜样。”

原川沙县黄楼乡是“土记者”的发源地，该乡有150名“土记者”。当时各乡都建立了广播站，许多有文化的农民写文章，投稿给广播站，宣传好人好事。

“土记者”为何姓“土”？因为“土记者”土生土长，都是农民出身；“土”代表大地，土地是人类的母亲，“土记者”在大地孕育下才能健康成长，才能有所作为；“土记者”不是一般的“土”农民，他们有文化、有知识，是新一代的农民，不仅能务农、务工，而且能从事记者的工作，拿起笔宣传好人好事，反映百姓呼声，是农民中的秀才。

上海《文汇报》记者深入黄楼乡，写了长篇调查报告，《黄楼乡的“土记者”》，并加了长篇按语。从此，“土记者”闻名遐迩。调查报告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让“土记者”从黄楼走向了全县，从田头走向了城乡，从上海走向了全国。昔日默默无闻的黄楼乡，出了“土记者”这件新鲜事，名声一下子响了起来，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应接不遐。

“土记者”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农民这样评论“土记者”：“学习走在前头，困难冲在前头，搞生产跑在前头，归根到底是“公”字当头。”他们不但会写文章，办广播，用土办法编油印小报，而且还能辅导不识字的农民学习文化，会讲故事，会演戏，搞报刊发行工作，凡是宣传好人好事，他们都抢着干。

我被村领导推选担任“土记者”后的第一篇稿子是写移风易俗的事。有一个农民为了给婆婆做寿，准备大摆宴席。我知道这件事后，不是首先写稿批评，而是热情向这个农民作正面宣传，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最后说服了这个农民不做寿、不请客。这个农民激动地说：“这件事我做错了，只怪我没学习好。”我将此事写成文章在广播里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土记者”是农民最忠实、最可靠的代言人。“土记者”培养出来以后，他们和农民血肉相连，村民中涌现出来的每一件新人新事，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克服文化低、时间紧等种种困难，憋着一股气，非写出来不可。当时不把农民中的好人好事写出来，我就睡不好觉。对“土记者”写的稿件，村民赞扬说：“他们宣传在是先进思想，用的是农民的语言，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领导挑选“土记者”主要不是看文化高不高，而是看对农民有没有感情。当“土记者”有三条标准：一是政治思想好，有污点的人不能当“土记者”。二是工作积极负责，吃苦耐劳；三是密切联系群众，能够及时反映情况，经常写稿。我当“土记者”后，克服文化低、时间紧等种种困难，憋着一股气，非写出来不可，觉得不把农民中的好人好事写出来，就睡不好觉，经常挑灯夜战，加班加点。有时实在写不出了，我就反复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我常常写稿到深夜。大热天，为防蚊子蛟，我将双腿放在装满冷水的木桶里，坚持写稿。农民们说：“有这样的小青年当土记者，我们信得过。”领导抓“土记者”尝到了甜头。他们说：“有了这支队伍，领导有了耳目，干部有了参谋，农民有了代言人。”

为了为“土记者”写稿搭建平台，领导创新载体，办了一份通讯取名《情况交流》，让“土记者”发表文章，交流写稿心得体会。当时我常常挑灯夜战编刻腊纸，四个图钉一把油刷，土法油印至深夜。好象当年《红岩》中的《挺进报》。第二天还要参加集体劳动。一次，我给前来“取经”的工人老大哥讲艰苦办报的事，上海电化厂的同志听后十分感动，当即表示要送一台油印机支援“农民伯伯”办报。果真，没几天，油印机真的送来了。

“土记者”名声响了，也有了社会地位。有关部门规定：“土记者”享受村干部待遇，不少单位开干部会，“土记者”也成了通知参加对象之一。“土记者”不脱离农村，不脱离劳动，整天与农民打交道，拿的是工分，晴天一身水，雨天一身泥。他们说：“不要工钿自吃饭，还要贴上半夜饭。”“土记者”写稿完全是奉献。农村“双抢”时，我见到有许多麦穗留在田里感到是严重的浪费。一个生产队这样，及至全市，那浪费就十分惊人了。于是我作了广泛调查，举了许多事例，写了一篇“收割后千万不要忘了捡麦穗”的人民来信，川沙县广播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相继播出了我的来信，引起很大反响，有关部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杜绝这种浪费现象，还发动学校组织放暑假的学生捡麦穗。事后，我收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寄来的一本十分普通的日记本。

随着“土记者”在川沙各单位雨后春笋般地成长，县宣传部门领导认为提高这支队伍的业务水平迫在眉睫，于是经各乡广播站推荐，选拔热爱新闻工作，热情为农民鼓与呼、经常写稿、且录用率比较高“土记者”，参加“土记者”学习班，每期5至8人，时间3个月。“土记者”学习班一共办了36 期，先后有300多名“土记者”参加了学习。这些“土记者”象一颗颗种子在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我经乡广播站推荐，成了“土记者”学习班第十三期学员，这期一共5人，县委宣传部具体负责办班的夏利根与我是同乡，他让我担任班长。1972年5月15日，学习班班结业那天，我们5人去川沙照相馆拍了一张集体照。曹路镇学员张惠民是一个有心人，将这张集体照保存了46年。凭这张集体照，几经周折，46年后我们5人在曹路镇重相聚，当年的小青年，现在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年人，大家感慨不已。

“土记者”队伍中人才济济，有仁人志士，科技才俊，军营翘楚，工商贤达，文坛名宿，杏林高手，艺界精英。许多人步入了政界、军界、商界、新闻界、出版界，成了领导、军官、老板。

1972年12月13日，我应征入伍。在体检时，由于掉了两颗牙，身体勉强及格。那时，当兵很吃香，大家争着要参军，我担心身体原因，可能不会被录取。来接兵的任立礼教导员到我家，看到我当过“土记者”，有许多报纸、电台录用我稿子的通知书和奖励证书，很感兴趣，他说:“部队很需要你这样的笔杆子。”于是，我参了军。

“土记者”的这段经历，让我在部队大放异彩。有一天，我们连长给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新兵，出了一个题目叫《写写我们的司务长》。一共有30多个新兵各显身手，按时交稿。连长、指导员组成评委，经过严格评审，说我的稿子写得最好。于是，把我破格从班里的五炮手调到连部当文书，文书相当于班长级，我入伍才半年，就享受班长待遇，大家很羡慕。两年后领导又将我从连队调到团部当专职报道员，又提拔我成为团、师、军的专职新闻干事、部队常住《新华日报》军事编辑。这此闪光的经历都与我曾经是“土记者”有关。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忆这些往事，至今仍让人心潮澎湃，我为自己曾当过一回“土记者”而自豪。现在，“土记者”虽已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但“土记者”的忘我奉献精神会延续，“土记者”的故事会永久流传。

作者：乔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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