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催眠体验中，催眠师问我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最愿意回到哪个时候？稍微迟滞了几秒钟，我说我愿意回到花椒树下，六七岁吧。那时候，祖父母都在，叔叔姑姑也在，一大家子人在一个黄土院子里过日子。阳光总是很暖，祖母坐在花椒树下，要么拧着冰草绳，要么在搓苦豆粉，要么在缝补什么，口中在絮絮地讲着久远年代的事情或者古今，事情是现实中人身上发生的，古今是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民间故事或者传说。而我在这里之所以说这么多，是为了引出我的文学人生的最初记忆——毋庸置疑，后来我之所以会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情感，原初的根由就在于我有这样一位擅长讲述的祖母，还有一位极为严肃，但偶尔兴致大发会彻夜给大家说古今且将一个个中篇小说般的长古今讲述得像评书般迷人的祖父。后来，外祖母来我家长住过几段时间，这位老太太更是有着一张爱说话的嘴，还有一对缠裹过的三寸金莲。她说古今是另一番风采，爱插播说教，像电视台的广告一样，但是更风趣、更曲折，尤其野狐精的故事，常听得我们在夜里大笑或者吓得用被子捂头，那味道今天回忆起来比《聊斋》还动人。就算在今天，祖母已经逝世三年，我写作23年，在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中我还是会时不时想起童年的某个片段，祖母那朴素有趣的讲述声萦绕耳畔，我“咯咯”的欢笑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也似乎重现。时光难以倒流，文学对于我来说大概就是用来帮我作挽留和缅怀的。一边幸福地怀念，一边流着泪写下过往。祖父母、外祖母、弟弟等亲人都已经不在，老家在移民搬迁中被遗弃成废墟，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回想起来就是一场梦。
梦开始的地方，是可以拿起笔书写的年龄。那是2000年，我初中毕业后进入本地民族师范学校读教育专业，无意中看到教学楼下树立的一个黑板，上面写着“春花杯”征文活动。好像意识里某个开关被触动了，我静静地看完了黑板上的每个字，记住了投稿要求和截稿时间，然后回去写了个短文。本来是随想随写，等修改、誊写好，再看觉得像小说，就自己在后面标注“小小说”（之所以能区分长篇、短篇和小小说、散文随笔、诗歌等这些文体，是因为我从二年级起就开始喜欢阅读，这些年只要能拿到的书我都如饥似渴地读完，读得多了，有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地明白一点了），然后趁着没人注意（怕人看到笑话），将装着稿件的信封塞进投稿箱。
神奇的梦想大门就这样开启了。后来我经常想，如果没有18岁这年我傻乎乎地抱着投一下试试看的心态，糊里糊涂就那么投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篇稿件，可能就没有后来这几十年的文学之旅。这次投稿后，我遇到了最尊敬的文学老师和最可爱的文学刊物，老师全名马正虎，是师范学校的写作指导老师；刊物叫《春花》，是校园文学社的社刊。征文活动就是春花文学社办的文学活动。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教学楼下的黑板上登出了征文评奖结果，我投出去的小小说《夙愿》赫然在列，一等奖。文学社办了个颁奖活动，时间是晚上。那肯定是我这辈子参加过的最简单但是最美好的颁奖晚会，在阶梯教室里，请来了固原当地的几位文学大咖，还有公开发行的市级刊物《六盘山》的编辑。人多，我内向，紧张得不得了，稀里糊涂领了奖，稀里糊涂拿到了刊物《春花》，直到活动结束回到宿舍，整个人还是懵的。舍友们传看《春花》，一圈下来最后到我手里，我逐字逐句看自己的文字，看自己的名字变成印刷体的样子，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也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梦想就这样开始了。师范四年，我除了正常上课，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泡在书籍当中。图书馆借书，阅览室看刊物，看到心动处随手做笔记，灵感的按钮被触发就随即在本子上写，这样的读书笔记积攒了几大本，这样的手稿也装了一摞子，我成了《春花》的主要作者之一。接着在马正虎老师的建议下，我们开始往外投稿，有个青少年刊物叫《三角洲》，我的作品在上面发过三次；《六盘山》也开始刊用我的作品。虽然都是豆腐块大的小文，但挺鼓励人的，每次拿到刊物都会反复看，好像这就是自己的亲人，从远方经历了风雨坎坷才回到我手里，我百般珍爱，摩挲拥抱，郑重收藏。四年师范生活就这样匆匆结束。记得毕业前文学社搞活动，大家说的几乎都是离愁别绪，我说这四年太幸福了，如果可以，我愿意再读四年师范，看更多的书，给《春花》写更多的稿。这话引起了共鸣，大家给我使劲鼓掌。
四年的痴迷和坚持，让我像在梦里一样活着，现在一脚踏出校门，被推上社会，我们成了大人，要面对自己的人生、工作、家庭、生活，命运何去何从，我一片迷茫。当初报考的时候，师范生是毕业包分配的，四年足够发生太多的变幻，政策已经调整，我们得自主择业，学校除了一张毕业证，还给我们发了一份自主择业双向选择表。也就是说，你以后何去何从和学校没有关系，自己找工作吧。在千禧年刚过的西海固地区，尤其对于偏僻农村、回族家庭出来的我，自己找工作，也就是打工，简直是不可能的。我自己没有那份勇气，总感觉没有能力走进陌生的环境里去寻求生存。于是，简单的实习后我背着铺盖卷回家了。
那时，父亲经常在外头工作，妹妹住校念书，家里只有母亲带着小弟弟，我回归后每日帮母亲做饭、打扫卫生，去沟里担水，此外母亲也不要求我干重活儿，我就看书准备有一天参加教师招考。除了教师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的必备科目教材，也没什么别的书，我就天天背那些教材，那是我可能考取工作的敲门砖，我几乎背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背书枯燥，之余的时间靠小叔叔从宁夏教育学院上学期间用过的一些大学中文系课本打发，那些古代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理论、外国文学概述一类，被我逐个翻了一遍。时光依旧苦闷难挨，我就背诵古诗词，纳兰容若、李白、秦观、姜夔、王昌龄、李清照、李煜、《红楼梦》诗词等，抓起谁背谁的诗，断断续续掌握了几十首。写作陷入了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写作和生活的关系，身处的生活太近，我的理论水平又太低，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为了让自己平心静气，我晚上等母亲入睡后开始写作，不开电灯，特意找出早年的煤油灯点上，灯火如豆，只照亮很小的一片空间和灯下发愁的瘦弱的我。人生的路走到这个阶段，对于我来说好像陷入了死胡同，没有退路可去，前方又一片模糊，出路在哪里？念了十几年书，又回到了最初的乡村，我受不了乡亲们同情的目光和背后的议论，也受不了父母的担忧，他们觉得在家里养一个大龄女青年是很没面子的事。我保持着在学校期间写作的路子，写短篇小说，写完了修改，最后誊写在方格稿纸上，然后去马莲乡赶集的时候，投进邮政代办点的绿色信箱。那绿色稿纸挺贵的，一块五一沓，一沓也只能抄写一到两个短篇，所以每次誊写我都很小心，怕作废稿纸。投出去后就开始了等待，这时候的等待很热切，甚至有些绝望，因为这是我和外界唯一保持的联系。身处深山沟里，没有电话和手机，我听不到外面世界里的任何讯息，心里十分焦灼、落寞。一篇稿子投出去，就好像一根线把我和某种念想牵了起来。
待业的日子中，我在《六盘山》发了三篇作品，记得要发小辑的时候，编辑李方老师辗转将电话打到了我父亲工作的乡政府，当时我很惊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怀着忐忑来到了固原，当面听李老师细谈了小辑的事情，然后我回去等待。小辑出来拿到样刊后，我的心里既幸福又难过，不知道是什么让我这样委屈，乡村的日子是坚硬的，没有什么眼泪动不动流，只是觉得心里苦。小辑的稿酬没有收到，可能是寄丢了，那时候寄丢东西是很正常的。后来再次见到李老师，他问起稿酬我说没收到，他觉得惊讶，让会计查了，说确定寄出去了。这就是丢了。李老师感叹说太可惜了，好几百呢。我惋惜得肉疼，我真的太需要钱了。
为了打发苦闷的日子，这期间我还试着写了武侠小说，开了几个头，写着写着就卡了，主要是欠缺武术招数的对打经验，编故事和塑造人物难不住我，一招一式、你来我往地喂招拆招我就力不从心了，这事情就搁浅了。又试着将民间故事改编成儿童传奇小说，写了一个小长篇，拿给《六盘山》的编辑温玉霞大姐看了，她给了很多肯定，但遗憾的是刊物没法用，我也心灰意懒，就此搁浅，至今那手稿还在。迷茫的岁月，注定要不断地折腾和尝试，东碰西撞后，最后选定写短篇小说，写当下我身处的生活。《墨斗》就是这时候写的，正好赶上《十月》要为宁夏作家发三人专辑，我这篇就搭了顺风车，发出来了，这是一次极大的鼓励。
2004年年底，我结婚了。后来想起来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当时我和丈夫就见了一面，便将亲事说定了，半年后嫁给了他。其实我们彼此并没有多少了解。当时大家结婚都这样，没有条件做更多的婚前接触。我只是凭着感觉觉得他人不错，算个实在人，而我只想找个实在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只要他一辈子不打我不骂我就可以了。婚后的生活很有意思，我加入了他们的大家庭，公公婆婆、叔伯妯娌、侄子侄女，上下十几口人。一到晚上大家坐在上房里陪公公婆婆闲聊，炕上地下都是人，炉火温暖炕滚烫，大人们谈天论地，娃娃们尽性闹腾，我身处其中，感觉着生活的火热和趣味。但我不敢完全忘掉自己的任务，我要时刻复习，准备着有朝一日机会来了就参加考试，同时还会偷偷摸摸看书（在当时的乡村环境里，一个已经结婚的妇女看书似乎是件很突兀的事，大家都忙着家长里短、鸡零狗碎，没有女人会沉迷书本，所以我不想做大家眼中的异类）。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面对着几个旧本子发呆，回味白天的忙碌和喧嚣，感觉有个梦正在离我远去，我正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妇女。我不甘心，我要抓住这个梦。我在本子上坚持写着，每次写一点，慢慢就攒出一个短篇小说来，还写了几个中篇。这些作品后来都发表了，其中有《老人与窑》《窑年纪事》《六月开花》等不错的中短篇。没人知道我在写作，为了邮寄方便，我先把丈夫“拉下水”，他和我成了“同谋”，每次邮寄和取样刊都是他替我跑腿。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半，其间我在两个学校做过雇佣老师。后来我离开婆家后，将这段时间的生活感悟提炼成一部长篇小说，就是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马兰花开》，当然这是2013年的事情了。
马金莲：《马兰花开》
2005年年底，有个电话打到婆婆家里，是找我的，说他是《回族文学》的编辑，是单永珍老师向他推荐的我，他要向我约稿。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激动得在地上走来走去，当夜就展开本子写了起来。《民间女人》这个短篇被一口气写了出来，等投过去后很快就用了，题目被改成《掌灯猴》，发表后还被《小说月报》选载了，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被选载，带给我的鼓励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那段时间我很兴奋，紧跟着又写了几个短篇，包括后面在《回族文学》发表且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同时选载的《碎媳妇》。有个秘密保守不住了，婆家的人都知道我原来会写东西，一直在偷偷地写。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都是怎么看待这个事的，反正我觉得自己心里有了更大的希望。
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
2007年对于我是个很幸运的年份，3月本县公开招考教师，二次学历的可以参加，我便报考了。笔试成绩不错，进入面试。等待面试却成为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拖到7月才进行。在等待的日子里，各种谣传在耳边轰炸，说什么这次考试要作废啊，面试要考高等数学啊，需要数学教师资格证啊……我和丈夫这时候搬到他教书的小学校去寄宿，这样就离开了他们的那个大家庭，可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来复习备考了。但也仅仅是多了一点点自由，在学校里我带着一岁的女儿，要给学校两个班级上语文课，还得做一日两餐和洗洗涮涮，所以那是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我每天一有空就赶紧看书，把小学和初中数学全部复习一遍，并试着从教师角度进行讲课，然后学高中数学。我没有上过高中，现在等于在初中的基础上自学高中，常常学得一头雾水。女儿还很缠我，总是要我陪她玩，夜里玩到十一二点还不睡，我心里焦灼，盼她快睡我好静下心做题，为此抱着女儿在地上走来走去地哄，直到将她颠睡着了我才松一口气，但是我也困得睁不开眼了，只能先睡觉，等到凌晨四点爬起来看书做题。有那么几次，在跟数学题纠缠不清的时候，我忍不住哭了，农家孩子要改变命运怎么如此艰难呢？我要付出多少才能换来自己想要的人生呢？
熬到7月，终于面试了，过程中的熬煎和忐忑自不必说，等到结果出来，小叔叔给我打来电话说录取了，我高兴得一头倒在床上哭，哭着哭着又笑。夜里难眠，冷静下来后，记起好些日子没有写东西了，好像将文学完全忘掉了，是该重新拿起来了。于是，好几个中短篇在那段时间产生，《长河》《父亲的雪》《永远的农事》《蝴蝶瓦片》《春风》等作品都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8月我开始正式拿工资，900多一点，等四个月后我买了个笔记本电脑，以后投稿可以用电子版了，只要存在优盘里，让丈夫带到乡上的网吧里去一发就可以，比纸质稿方便多了。接下来的几个冬天，每当大雪封门，日子寂寞，寂寞中我带着女儿看书，同时在电脑上敲打，断断续续写出了一个长篇，就是后面获奖的《马兰花开》。
马金莲：《化骨绵掌》《孤独树》
《雄性的江湖》
之后，生活有了保障，开始攒首付在城里买房子，接着考进市里的单位，再接着就是生二胎，然后把丈夫调进城，我们成了四口人的稳定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一直都在，鸡零狗碎也在每天上演，我要做的就是上班干工作，回家干家务，周末去乡下寻找素材，平时见缝插针地写作，还是坚持手写，写在各种旧本子上，也写在比较好的新本子上，写完了修改，改完了敲打进电脑成为电子版。孩子们早就熟悉了我的节奏，儿子曾问过我：“妈妈你啥时候能写完你的稿子呢？”我认真想了想，回答他：“可能这辈子都写不完，直到妈妈老了写不动的那一天。”说完这话回头细想，忽然心酸，也辛酸，但是更觉得幸福。23年了，我居然一直将写作坚持了下来，没有人逼着我这样做，但我就是喜欢，如今只要一段时间不写，就心里憋，手也痒痒。
马金莲：《爱情蓬勃如春》
文学给了我丰厚的回报。在写作的道路上，我得到了很多方面的关注和帮助，也结交了很多同道中的师友，感受到了人世的爱和温暖。除了我当时就读的固原民族师范的师生，最早关注到我写作的媒体是《固原日报》。当时我还没毕业，有天一个女记者来采访我，她就是我后来的好姐妹郭佳，她详细了解了我的写作情况，给我和我的舍友们拍了合影，报道出来后，是一篇通讯，有我的照片和文字介绍，我算是在正式媒体上第一次亮相。后来我在婆家做媳妇的那段时间，西吉县文联的郭宁关注到我，他们冒着雪来我家看望我，鼓励我写作，并且将我的作品在县级刊物《葫芦河》和县宣传部的报纸《今日西吉》上发表。不久，我做了县政协委员。随后，宁夏女作家阿舍带着甘肃女作家习习来我家看我，我们同吃住了两天两夜。之后，关于我的报道在媒体上出现。《黄河文学》举办首届签约作家活动，我被签约，参加了活动。接着，郭文斌老师给我赠阅了两年的《新消息报》，那是我读物最稀缺的时期，我认真读每一张报纸，如饥似渴地获取外界的消息。
2007年，宁夏作协主席余光慧带秘书长闫宏伟等人来我教书的小学校看我，带来了《宁夏文艺家》等新的刊物，并且几个月后带我南下去江苏、广东等地采风，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离开宁夏。后来，我认识了宁夏作家李进祥老师，他给予我很多具体创作上的指导和意见，尤其他调入宁夏作协后，我参加各种活动、报送各种扶持和奖励，基本上都是在麻烦他。后来，又认识了宁夏作协的工作人员冀爽，她更是一位你打扰一百次她都会一百零一次笑眯眯地为你服务的人。而闫宏伟更是多年来一直如当初，在我们基层作家和作协机关之间的工作服务上很尽心，堪称我们的恩人。这样的恩人还有很多，我这一路走来，总是能遇到好人，我曾无数次回想过，这肯定是我在文学上的苦苦坚持和一颗虔诚之心换回来的奖赏，是文学带给我的福祉，所以感谢文学，不管走到什么时候，最初起步时候的那种朴素的情感和痴念不能变，不敢变，也舍不得变。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文联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3年第3期“作家自传”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