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诗学”：彭杰｜当代诗歌中的“不满”

“未来诗学”：彭杰｜当代诗歌中的“不满” 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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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似乎有挺多关于新诗“绝境”的讨论，近几天我也和吴虑兄就这一问题聊了挺多，他的文章中大部分观点我都举双手赞成。不过，吴虑兄的论述主要着眼于“历史诗学”这一具体的诗学方案，对于“绝境”本身倒没有太多的阐述。如何看待“绝境”这一指称，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实践的起点，即是本篇文章写作的起点。

首先，在我看来，“绝境”这一话语装置中，已先验地充斥着权力运转与话语评估的轨迹，但又在不断转述的过程中，遮掩了这一话语中的主体欲求。声嘶力竭的“绝境”呐喊下，如同吴虑所指出的：“‘绝境’不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程度副词，而是名词。”由“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未来”这一讨论所激发的涟漪，很大程度上也并不缘于转述者对具体内容的认同，而是一种对当代诗现状（乃至整个新诗史）的普遍牢骚与不满。这种不满及其源头，或许参与塑造了个体的焦虑与失语，但却未必构成对整个新诗现场的总结。是的，如想实现“把如是富有价值感的词汇、方案语境化，以发现其中的真问题、局限”，就需要抛弃“绝境”这样一个空洞的、中心化的表述，以更为精准地概括出当代诗在不同人群中所面临的方法论与伦理困境，将当代诗的境况与具体的群体生命政治结合起来。于王东东、张伟栋等人而言，这种“不满”更多地在于新诗现状与新诗可能之间普遍且巨大的落差，新诗既未能成为生命/真理/历史的化身，也与王东东将诗歌作为一种“宗教”/“神”的理想相差甚远。暂且不细究这种相似的认知取径，是否折射出某一年代学者的精神气质，但可以确认的是，它与当代大众对诗的“不满”有着相同的论证逻辑。大众对诗的“不满”，同样他们在于将诗先验地崇高化、神秘化，他们对新诗的轻蔑与疏离，无意中勾勒出了一个“完美”诗学的形象。以某著名公众号的文章《某著名教授：当代诗歌已陷入绝境》下的评论来看，“这些人，在一本正经地说诗歌，但却没出什么好诗。其实，让人记住且让人喜欢的、感觉很美的诗，就是好诗。”“现代诗坛没有真正的诗，都是回车键断句梦呓混子呕吐物！！无韵不成诗你们懂吗？！！”当然，这些言论更多地基于未经辨认的历史残留物，而非对于新诗美学困境的省思，也并不能代表全体公众对新诗的认知。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两种不同的“绝境”有着相似的内在精神谱系，即以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作为审美判断的依据。由此，张伟栋所倡导的“个人经验的历史性转化，是从内在感发中升起的绝对之物”，与其说是为新诗美学的“再出发”寻求到了一个坚实的理性基础，不如说是启用了一种神秘的直观或成规，因此判断的“源泉”还是笼罩在一团让人难以琢磨的迷雾当中，却又为自身涂抹了几分独断式的“正确性”。然而，在不同人群中不断增殖的复数的新诗“绝境”，或许恰恰表明了“绝境”这一话语装置的失效。它的跨语境性使得其能够获得传播效果上的普遍认同，但如果想将“绝境”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将它转化为一种具体的，拥有自身社会基础与历史源头的“不满”。换而言之，我们首先需要开展的是“绝境”的特殊性阐述，即“不满”何以被认知为“绝境”，并在这一过程中将诗学讨论与当代思想史的分析结合起来，从当代诗歌批评场域中长期被忽视、瞧不起、拒绝沟通的人群中发现新诗自身的症结。由此，相关讨论又可延伸出另外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在讨论诗学问题时，如何澄清诗与“现实”“历史”之间的耦合与分歧，以及怎样处理新诗与其它社会生活场域之间的关联？

在我看来，这种辨析不仅是从重重话语遮蔽中发现问题的路径，也是解决问题的可能所在。对此，张伟栋其实已有相应分析，并指出了“当代诗在面对历史现实时创造力的匮乏与一触即发的精神危机”这一重要命题。但如同“绝境”这一指涉一般，张伟栋的方案依旧未能挣脱某种中心化的趋向。他认为：“我们需要获得免疫。就像对抗病毒所需要的免疫，诗学应该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屏障”。张伟栋的方案看似没什么商榷余地，但我们还是要追问，如何寻找一个将所有人纳入其中乌托邦式的“屏障”，又是怎样的人及其知识可以被所有人毫无顾忌地当作“病毒”？疫情三年告诉我们的，恰恰是任何一种抉择都会产生批量的遮蔽，并再生产出一种普遍封闭的、建制化的心理属性。在我看来，当代诗及其生产者、消费者的某些系统性问题正在于此，即以某种先验的正确性，采取近似免疫学式的预防和抵抗措施，抵抗任何既有认知之外的事物。“今天的威胁不是被动性而是伪行动，那种‘变得活跃’、去‘参与’的冲动掩盖了行进中的虚无。人们无时无刻都在介入、在‘做些事’；学者参与毫无意义的讨论。真正难以做到的是退后一步，抽身而出。面对沉默和参与这两种选择，那些当权者常常选择一种‘批判性’参与、一个对话，目的是破坏我们这种不吉利的无动于衷。”（齐泽克语）

然而，一方面，这种“参与”似乎排除了主体内在的精神与智力搏斗，主体只需要遵循某种特定的诗学范式，围绕这一范式发明建构涵盖各种情境的内容和母题的索引，以应付遮掩了自身起源的“绝境”。在“行动”“参与”的热潮前，能够退后一步，追问“行动”所依赖的价值尺度，似乎更是一种珍贵的果敢与勇气。另一方面，当代诗毕竟只是一种心智（未必是个体心智）对现实场景的辨认，它从“个人抒情”的“本体”中挣脱，“使得被压抑的需求、利益和欲望可以获取那些将它们焊接成一个集体政治力量的文化形式。”（特里·伊格尔顿语）换而言之，当代诗的可能或许更多地在于开放性，当代诗学的方向可能更多地基于某种回顾的尝试，向着基于“正确性”前提的“屏障”发出苛责，而非复刻某些“诗学真理”的逻辑。具体来说，在感性获取的道路上，当代诗使得我们一方面能够不断开拓现有感性世界的边界，凝聚出强力的“替代性”文化，并期许于实现“可感物的再分配”（在雅克·朗西埃的论述中，“sensible”不仅仅包括主体的感知能力，也包括可感知的对象，以及此种感知方式的支配法则），重新塑造“可见”与“不可见”，“可述”与“不可述”的分配关系；另一方面，于现实层面而言，也需要用“感受力”“想象力”应付僵化的“日常生活”乃至新诗本身，从多个中心相互攻讦的新诗现场中，发展出一种联动起“底层”与“边缘人群”的共同体认识。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吴虑所说的“在后1989的现实处境中，可能不仅仅是诗人陷入边缘化的处境，而是人人都边缘化的处境。”如何在历史现实中揭开这种“普遍的边缘感”，以及怎样不断地探究“边缘”的极限，其优先级与可行度或许都要高于作为“屏障”的诗学。

不仅是诗学方案内在措施的中心性，我们还可以试着追问，即张伟栋的方案中，何以是诗承担了这样一份至高的任务？我能理解张伟栋的“历史诗学”方案中，诗人借助总体历史召唤出一种主体性，正如阿甘本所说，“艺术也在达到其命运的极限后，才终于向我们显示了它根源性的筹划与投射”，“因为它能使人类不断参与到自身在历史和时间中的根源性存在，所以处于一种更加本质性的维度”。由此，可以理解张伟栋为何尝试处置“总体历史/诗歌机器”这一终极命题，为了寻回那已经失落的“历史和时间中的根源性存在”。但“总体历史”何以被认知为“总体”亦是权力使然，我们无法甩脱从中涌现的“诗歌机器”的有效性与有限性。并且，类似操作，似乎也未必一定要由诗来完成。在高度专业化集成化的学科分类中，诗人的“手艺”又能否胜过其他艺术从业者与历史、政治专业学者呢？到这里，“历史诗学”方案论证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充斥着诸多疑点。但倘若“历史诗学”真的成为一种切实的实践，那么诗人首先仍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它需要经由多个交叉的学科与学者来完成，并且最终并不指向终极的“神”或“真理”。与其采用免疫学的排斥性措施与态度来维护自身，不如锚紧“人”这一个最基本的落脚点，不断地以此为起点，出发，再出发。

附；吴虑的几点思考

1.“牢骚和不满”与“绝境”的表述究竟构成怎样的关系？尤其在张伟栋回应文章之后，“牢骚和不满”可能意味着一种表述自我的“绝境”，而“绝境”的瓦解以“绝境”最终被表述出来为起点。这里存在着一种话语策略的悖论。

2.我还是觉得“绝境”这个词所展现的局限性和问题不应该被这么快速被抛弃，尤其在楼河反驳，那种自尊心受挫的时刻，我突然感受到整个当代诗场域针对是否“绝境”争夺，所产生的巨大“傲慢”。这种“傲慢”不仅以借由触摸“总体历史”表现出来、也以消解“总体历史”表现出来。而所有这些“傲慢”与“具体的群体生命政治”无关（你这点我深为认同）。我以为，“多元”的“傲慢”恰恰是“绝境”所应该内置的题中之义。诗歌与群体感知之间的焦虑不得到解决，诗歌内部的“傲慢”和群体感知中的“傲慢”之冲突不得到解决，即使提供了“总体历史”的方案，其仍然难以处置现实性落差。

3.两种“绝境”论证逻辑相同，我以为这个论断下的还是太快。因为历史诗学与大众，至少在面对诗与生命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时，是有显著差异的——这种差异使得“完美”的指称/分量是有所不同的。但“复数的诗歌‘绝境’”则显相当敏锐。

4.对于“中心化”，如果为张伟栋一辩的话。我恰恰会觉得这是张伟栋批判后结构的一个很重要的支点。问题可能不在于“去中心”或者“中心”，而是如何对“中心”的概念做出再诠释。

5.“免疫”之后，我当然是非常赞同。很敏锐，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补充。我其实也在思考为什么是诗承担了这一任务？如果我们假定这个方案的上位概念是文学代宗教（与新批评的亲缘关系），其实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文学中选择了“诗”这一题材？我觉得它可能来自于西方的“诗神”传统，来自《诗经》《离骚》到天安门诗歌到八十年代？等等，诗歌好像总是比其他文类更具有成为宗教/诗教的先天优势，当然这个需要进一步阐发。

6.有一点不满足的，就是我觉得到可以把“历史诗学”落实于“人”的落脚点上，考察它的“再出发”以及偏差。（因为历史诗学某种意义上与“人”/“生命感”等等问题紧密相关，可能在“独断”的论述中又有所偏离）

彭杰，99年生。写诗，兼事批评、翻译。

附：近期重点关注专题栏目——

“未来诗学”往期文章

2023年5月，活跃在中国当代诗歌现场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学者，展开了一场关于“当代诗歌困境和危机”的专题研讨，这场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和诗学理论，引起了极大关注。根据这场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一行、王东东、张伟栋等人的建议，南方诗歌开设“未来诗学”专栏，用以刊发关于这一主题的有关作品。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诗歌的时代，南方诗歌秉持“开放、包容、自由”的诗歌精神，欢迎争鸣，并希望为中国新诗的未来，找到更多的共鸣！

六人谈｜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

候乃琦｜当代诗歌困境现象之观察

梁余晶｜困境，但非绝境

楼河｜历史主义诗学是必要的还是可怕的

蔡岩峣｜不仅是语言还有语言对应的生活

吴虑｜“绝境”，或曰一次换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