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澄清：生生不息大刀魂
郭澄清简介
鲁北达人
郭澄清的这种“帮别人”的远大志向，不是幼小时候的一种“说说儿”而已。长大之后，他真的“帮别人”，而且是一种极其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帮。他的学生加同事王志广曾经这样介绍过郭澄清“悄悄”帮他的故事。1953年，郭澄清先生做宁津县一中教导主任并且主持全校工作时，王志广在宁津县一中还没毕业，由于郭澄清的推荐，便在学校当了教导干事。后来中共宁津县委筹建直属县委领导的《支部建设报》，调郭澄清过去主持工作，很快王志广便被调到了县委宣传部，郭澄清担任《支部建设报》的主编，王志广担任助手。王志广心想，这事儿肯定是郭澄清推荐的。可是郭澄清从来没有向他提出过这件事。成名成家后并已身居山东省文化厅党组成员的郭澄清，更是直接向山东省委推荐张长森为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而自己尽尽仍然是一个专业作家。
他还是一位“幽默达人”。世人都知道郭澄清文笔好，其实相比文笔，他的口才似乎更好，人们听他讲话简直是一种享受。郭澄清1952年做中学校长并教学的时候，每天的全校学生早会课，他像说书的一样讲受，同学们都愿意听他讲话，天天盼着他的早会课。他原本是讲政治、纪律和学习方面的事情，都是一些非常枯燥的大道理，只要经过他的嘴讲出来，就变得妙语连珠、妙趣横生。学生和老师听讲时，一个个鸦雀无声。不仅没有早退的，也没有交头接耳、打瞌睡的。原本没有精神的，只要一听他讲话，立马精神抖擞起来。
请缨参战
十六岁那年，郭澄清在渤海中学毕业，就是現在的山东省重点高中惠民一中，在今天惠民一中的校史上，还专门提到了从惠民一中走出了著名作家郭澄清等。郭澄清穿上了绿军装，戴上了红帽徽，成了渤海军区的一名青年军人。
郭澄清参军后，被分配到渤海纵队，安排到渤海军区的青年干部学校进行学习。学习期间，郭澄清创造了两个令人赞叹不已的奇迹。一个是依靠他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全校学习最优秀，考试门门全校第一的奇迹。第二个是他开始发挥自己的文学天赋，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这期间，年纪轻轻的他，开始展露文学才能，常在校刊发表诗歌、散文、人物特写和小短篇小说，成为非常活跃的文艺兵。这些作品，虽然显得有些稚嫩，但极大地鼓舞了学员的士气。
1948年9月，我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决定，对盘踞在济南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打响济南战役。郭澄清所在的渤海纵队被编入攻城东集团军序列。得知进攻济南的消息后，郭澄清再也坐不住了，还是属于军人编制学生的他，主动向学校领导提出申请，要求到前线作战，为解放济南贡献自己的力量。学校领导经过认真研究，批准了他的请求。经过三年军队学校培养的郭澄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跟随部队开赴战场，开赴济南。
攻城关键时刻，渤海纵队一部向城东北角佯攻，另一部位于城东北地区准备堵击可能突围逃窜之敌。其中一部和19纵队一起，在炮火掩护下，在城东南方向实施突击，经过几番激战，终于打开缺口登上了城头。
据郭澄清的儿子郭洪志介绍，父亲曾告诉他，他们是从解放军攻城的突破口、现在的解放阁进城的。部队攻破城东门的时，战士们都以人为梯，托举着战友向上爬，很多人都牺牲了。向城里奔跑时，总感到脚下磕磕碰碰的，等天亮之后才发现地上磕磕绊绊的东西原来是战死者的尸体。
济南解放后，渤海纵队的官兵一部分南下参加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一部分留了下来，参加当地的革命和建设。由于郭澄清有文化，被分配到山东省教育厅工作。成了一位不大不小的干部。
郭澄清在济南的山东省教育厅工作只有二年多的时间，在省教育厅工作期间，他写了数篇教育研究的论文，并被选为山东省教育研究会会员。成了一名教育研究工作者。但是，郭澄清心里总放不下对文学的炽热追求，也更放不下他敬仰的民族英雄马振华烈士，他的梦想，是写一部《马振华英烈传》，他坚决要求回到了家乡宁津县，做了宁津县直属完全小学校长兼宁津县一中教导主任。
莫须罪名
1951年9月，宁津县成立第一中学（高中。由于郭澄清在宁津县直属完全小学做校长期间，工作成绩非常突出，表现非常优异，赢得了社会及教职员工的广泛认可，宁津县委研究决定，郭澄清在成立的第一中学担任教导主任并主持全校工作（因为校长是宁津县县长兼任，不主持工作）。当时，我们干部的工资以小米为单位，郭澄清的月工资和县长平起平坐。
当时，学校刚刚成立，无论是建设还是教学，任务都非常繁重。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教导主任属于主持全校工作，学校的诸多工作，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一方面，他需要抓好学校的筹建工作；另一方面，还要从零开始，抓好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
从事学校筹建和开办工作，涉及项目建设和物品采购，需要与财务和金钱打交道，有些项目属于郭澄清主管和经手。当时，郭澄清家经济条件并不富裕，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人生底线和职业的红线——绝不损公肥私，绝不贪污。在他心目中，公就是公，私就是私，一定要公私分明，不该拿的钱，一分钱不拿，不该沾的便宜，一点也不沾。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依然没有逃脱被冤枉的厄运。
一封莫须有的举报信，让郭澄清和学校负责相关工作的田奎善、张刀禄、梁若冰等人一起被带走，接受组织的审讯和调查。
对于被举报、被调查，郭澄清们一开始并没有感到担心，也没有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是被冤枉的。但是，事实证明，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这些人被带到审讯组后，审讯人员要他们交代问题，他们起初都坚持回答自己没有问题。审讯人员采取了“熬老鹰”的办法，后来交代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个人交代的问题加一起来，居然超过了县里给学校拨款的总数。
在这次审讯中，郭澄清是没有交代问题的。因为他头脑好，头脑清，对每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还因为他当过兵，意志力强。任凭办案人员怎么吓唬，怎么“熬”，他都实事求是的把账目倒背如流，一分钱也不差的交代的清清楚楚。
或许因为郭澄清是一中实际负责人的缘故，也或许是因为他骨头太硬、太过坚持的缘故，在查办“案件”过程中，他不仅多次享受“熬老鹰”待遇，而且还被押进班房之中，饱受囹圄之苦。
最终，虽然郭澄清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但是还是受到了被开批斗大会的“大老虎”般的待遇。当时的批斗大会参加范围非常大，包括全县领导、各企事业单位的代表，也包括县一中全校师生。这对一向重视荣誉和尊严的郭澄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羞辱和打击。
对于一中“专案”，经过长时间的审讯和调查，并没有查处实际性问题，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但是，郭澄清便被无故的下放回家。由于郭澄清从小学会了木匠手艺，回到老家后，他便操起了木匠工具，干起了木匠活。一个堂堂县一中的教导主任，因为一场运动，突然之间变成了“小木匠”。
“三反”运动过后，郭澄清等人被重新招回来工作，但不能回原单位，也不能进中学，郭澄清被分配到宁津县道口镇完全小学，随后又转回宁津县直属完全小学，但工资一落千丈了。就这样，一位享受县团级干部，原无故，连降三级。
改革先声
时任宁津县委第一书记辛生，非常重视经济工作，在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方面，专门组织人员成立了这样个写作班子“宁丁”。辛生书记亲自点名让郭澄清主笔并领导写作。
1964年，“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辛生书记与“宁丁”写作班子积极投入“四清”运动。借参加运动之机，他们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农户家中，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发现虽然已经进入新社会了，但人们依然固守“谁穷谁光荣，谁穷谁革命”的观念；虽然已经搞起了合作化运动，成立了人民公社，但是因为“吃大锅饭”，集体干，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依然非常严重，出工不出力问题非常突出。
面对这些问题，县委记和郭澄清等人，展现了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担当意识。在辛生书记的组织运筹下，由郭澄清主笔，他们共同创作了两篇评论性文章《略论穷和富》和《冒尖论》，刊登在河北省委机关报《河北日报》上，犹如一声春雷在天空炸响。
这两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贫穷、鼓励致富的崭新观点。文章明确提出，新形势下不应该再提“谁穷谁光荣，而是应该提谁富谁光荣，谁穷谁可耻”。应该“鼓励冒尖，允许冒尖”。
“冒尖论”发表后，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在原来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幸福灭穷的调查报告》，以县委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提出了崭新的“穷富轮”“荣辱观”和“优先论”：“兴社会主义之富，灭资本主义之穷”“谁富谁光荣，谁穷谁可耻”“谁富了看戏坐前排，外出坐小汽车，谁富了可以优先入党”。
拿到今天来看，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也是科学的，是符合多年之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只是，这些正确的观点和理论，却并不被当时的社会形势所理解、所接受，他们便首当其冲成为被“革命”的对象。
他们的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随后定性为“反革命”。他们的罪状是——《冒尖轮》《略论穷和富》《关于幸福灭穷的调查报告》是“三棵大毒草”。他们的遭遇是——撤职，关“牛棚”进行改造，即上“五七干校”劳动。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作家郭澄清的第二次苦难。
北京发言
1965年12月10日，李凖，郭澄清，浩然，胡万春等作家，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点名的特约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创作代表大会。这次会上，郭澄清，李凖，浩然作为有突出事迹的作家代表上台做了大会典型发言，介绍自己的创作经过和经验。郭澄清发言的题目是：《学好毛主席著作，深入火热斗争，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
那次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亲临会场，彭真做的形势报告，体现了会议的基本主题，那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根子深深地稳稳地扎在工农兵群众当中，永远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为工农兵全心全意地服务一辈子。同时，更应当看到的是，郭澄清的发言，看起来很跟形势，带有一定的“政”倾向，其实，他是在当时不能不坚持的大主题“坚硬外壳”下，巧妙地阐述了一系列自己文学创作的真知和灼见——“真核”。可以概括为“硬壳真核”。他的那些独特的见解，甚至有些人从事文学创作一辈子也没有悟透；有些见解，时至今日也没有过时。这些独特见解主要包括：
“一高一厚”——“思想境界要高，生活底子要厚”——解决的是文学创作的境界和生活问题——具有关键性。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以及他人的帮助，郭澄清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作品之所以写得不好，主要原因是“思想水平不高，生活底子不厚”。这两大问题，可以说找得精，找得准。它解决的一个是思想问题，一个是生活的问题；一个是脑袋里的问题，一个是脚下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关键。如果一个作家思想境界不高，又缺乏基本生活，怎么能指望他写出站位高、情怀大、底子厚的作品呢？
“文学三见”——“见事、见人、见精神”——解决的是文学作品的内在品质问题——具有实质性。郭澄清介绍说，县委领导指出，你写的东西，有的见事不见人，有的见事见人不见精神。因而缺乏感人的力量。由此可以导出，好的文学作品，感人的文学作品，必须做到“三见”，不仅见事，还要见人，更要见精神。其实，这一观点，反映的正是文学作品必须会讲故事，具有故事性；必须反映人物，具有典型性；必须展现精神，具有高洁性的问题。
“两多两少”——“第二手材料多，第一手材料少；描写事物外貌多，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少”——解决的是文学创作的材料收集和创作构思问题——具有基础性。郭澄清通过自己的采访和工作经历意识到，一个真正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往往都不肯表露自己的；凡是处处吹嘘和表露自己的人，往往又大多不是真正的英雄。因此，书写英雄人物，不能仅仅满足于表面现象，不能满足于第二手材料，而应该真正走进人物，走进生活，“深扎”生活，掌握第一手材料，“深挖”人的内心世界。
郭澄清的这次北京发言，表面上看是一次顺应形势的“跟风式”发言，好像没有多少文学价值，不值得一读，不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如果剔除简单化、表面化思维，剔除因政治因素贴上的历史性标签，如果真正深入进去，如果剥去其坚硬的外壳，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其中的真谛。几十年来，郭澄清正是坚持了这些创作思想，很好地把握这这些真谛，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创作成就。2019年，由中国作家协会选编，作家出版社出版，孟繁华主编的《新中国70年文学文丛》短篇小说卷，收入了郭澄清先生的名篇《黑掌柜》，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是最高的大奖。因为，能够入选的作品，在全国70年的文学作品中，实在是屈指可数，属于大师级别的作家行列。
咬住家乡
1972年，山东省文化组决定成立一个创作评论组，全面负责全省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工作，并且决定调郭澄清进入评论组。
组织决定后，评论组组长鲁特和李健葆同志专门到宁津找到郭澄清，动员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尽快到济南来工作，并且告诉他，把家搬到济南来，省城的创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农村好得多，有利于创作。但是，没想到郭澄清对此并不领情，也不服从。他说，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也都明白，但是，我不能离开农村，不能离开农民，不能离开基层，一旦离开，我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水之鱼，就再也写不出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了。他反复强调，我就是一个写农民的作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民。除了家乡，我哪里也不去。早年，宁津县归属河北省的时候，河北省文联也曾多次调他当专业作家，他都一次又一次地谢绝了。有一次要他到天津《新港》去当副主编，他申诉了自己的理由，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没有去，而是继续留在了农村。
为了调郭澄清到省里工作，组织上反复做他的思想工作，可是无论谁来做，也无论说什么，他的态度依然是那样坚决。他说，我还是在宁津好，宁津是我创作的根据地，宁津是我的根基。如果让我离开宁津，离开我的根据地，不仅对我个人创作不利，也不利于全省的工作。我离不开我的那个根据地，离不开我的父老乡亲。组织上见他态度如此坚决，也只好尊重他的意见，不再勉强。
1973年，山东省委决定成立山东省文艺创作领导小组，负责全省文艺创作。创作组由当时已负盛名的老同志组成，燕遇明担任组长，副组长是包干夫，鲁特，郭澄清三位，组员有刘知侠、苗得雨，王希坚，董均伦，任孚先等人。这一次，山东省委是正式任命文件，郭澄清别无选择，只能服从组织任命。
鉴于上一次的教训，这次对郭澄清的调动，事先没有再征求他的意见，而是组织上直接下了调令。组织有了调令，他不能不听。组织纪律性他是有的。就这样，他很不情愿地踏上了到济南工作的征程。到济南后，郭澄清提议领导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省里又任命郭澄清担任省创作办公室的主任，张云凤，任孚先副主任。组织上原本想让他把家一道搬来，但他坚决不从，而是坚持不搬家，不坐班。
书写史诗
郭澄清是1971年9月，专门向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请假回家乡创作《大刀记》的。当时，他住的房子非常简陋，摆设非常简单，他在自传中曾回忆说，屋内一切都很简陋，摆了一个破八仙桌子，坐着一把吱呀乱响的圈椅，点着一盏泡子灯，支着一张门板，门板上放着一个被卷儿，用木棍和碎板自钉了一个简陋的书架。那时，郭澄清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加之创作条件也不好，因此创作过程极其艰难。在这里，有寒冬和酷暑相伴，亦有土烟为他提神助力。那些日子里，黑白颠倒，废寝忘食，郭澄清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每天，除了问候父亲，写作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
经过一段时间的鏖战，郭澄清完成了第一部《血染龙潭》，但是，有人提出书稿中没有写党的领导，这怎么行？尽管他写的年代党组织还没有建立，尽管郭澄清一再解释，第二部将会写到党的领导，但是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出版社依然坚持让他修改。因为要赶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之前出版，他不得不加快节奏、加快速度修改。所以他只能没白没黑地“赶活儿”。有时刚刚躺下打个盹儿，想起小说的某个细节，他就又“呼”地一声爬起来，继续写。
1975年，《大刀记》冲破各方面的阻力，终于出版了。《大刀记》的出版，震惊了整个文坛，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大刀记》“旋风”，形成了一种《大刀记》现象和《大刀记》效应。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屠岸曾说，像这样有分量的长篇，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章永顺说，郭澄清写出了《大刀记》，他无愧于人民和他的时代！
《大刀记》出版一版再版，空前热销。据不完全统计总印数达到300多万册。此等盛况，前所未有，后亦罕见。小说《大刀记》出版后，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先后绘制创作出四个版本的连环画书出版，总印数达3000多套。《大刀记》小说连播首先由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由著名艺术家薛中锐播讲。他们播放的节目录下来后，在全国形成了“家家收听《大刀记》，人人称颂梁永生”的生动局面。
另类抗争
1975年底，江青派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人，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文艺创作会议。当时，全国只有18位作家、艺术家参加，后来被人称为文艺界的“十八棵青松”。浩然推荐郭澄清参会。
会议开始不久，郭澄清便隐隐约约感到了某种不对劲儿。会议挨个交代创作任务，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目的性，而且有主题性要求和时限要求，要歌颂“文化大革命”，要批判民主派、走资派。给郭澄清布置的任务让他难以接受。文化部长于会泳说，郭澄清，你创作了《大刀记》，但是，还没有创作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回去后必须写，至少是个中篇。会议期间，有关人员方私下里告诉郭澄清，这部小说要写影射和丑化周恩来，要将其写成曹操式的人物。
对于这一要求，郭澄清听了非常气愤，也非常震惊。面对这一非常特殊又非常棘手的任务，他采取的基本对策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一答应，二不写，三久拖。会议之后，他便悄悄回到郭皋村，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投入《千秋业》的写作之中。
省文化局领导得知郭澄清回来直接回了老家的消息后，派出文化局党组书记赵其昌和党组成员祖敏立即感到郭皋村，询问会议情况。郭澄清只好将会议情况作了简单汇报，并称这次会议，以及自己的决定，都属于自己的个人行为，与组织无关。
正当郭澄清以为自己可以逃过一劫的时候，没想到“债主”主动找上门来，他们蹲在郭澄清家里催稿、逼稿，让郭澄清大为头疼。他们对郭澄清说，与你一同参加会议的人，都交稿了，就等你了。看到郭澄清依然不肯动笔，他们便拿出了利诱战术：“如果你能如期交稿，上边就会提拔你。”对此，郭澄清只是一阵轻微的冷笑。他们哪里知道，郭澄清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想当官，官早就比现在当得大多了。最终，无论“四人帮”手下的人怎么催逼，郭澄清始终没有写半个字出来。
中国保尔
1976年5月6日，郭澄清突发脑血栓。当时，郭澄清在郭皋村家里吃早饭。先是妻子刘宝莲发现他的左手抖个不停，便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胳膊有点发麻。紧接着，口水便不由自主地从嘴角流了出来，随之身子一歪，整个人便躺在了炕上。
郭澄清突发脑血栓之后，经过众多同事、亲朋和医生的共同努力，保住来了一条性命，但留下的却是一个半身不遂的身体。患病之后，郭澄清继续坚持了他的创作。他的心目中，创作就是他的生命。不创作，毋宁死。他如此为之，如此坚持，是否是受了保尔·柯察金的影响和鼓舞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身上，深刻地体现了“保尔精神”，他本人也的确是一位“保尔式”的英雄。
郭澄清病后的13个年头中，一直仍然坚持创作的，他从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后，他先后转到了青岛疗养院和千佛山医院进行恢复性治疗。他让家人和医生帮助，在病床上安装了一个特质的小桌子。依靠这张小桌子，他又恢复了自己的写作。
病魔让郭澄清的左手和左腿的下半肢失去了知觉，不能活动了，他总有办法克服。左手不行了，他就用嘴代替手拔笔帽，以被子和枕头当靠椅写作。即便在病重期间，脚上扎着吊针，脖子上打着封闭，依然没有停止写作。有时，因为写作，竟然累得满头大汗。每天除了睡眠，就是构思。有一次，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患了感冒，三十天没好，却在三十天之内，写出了1O万字的长篇小说《决斗》初。这是怎样的一位病人？他正是依靠这种“保尔精神”，续写着自己的文学生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
人们曾问郭澄清，为了创作你这么拼命，你把身体拼坏了可怎么办啊？妻子刘宝莲也几乎是哀求于他了，老郭，你要把命拼进去了。咱家还有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呢，老的老，小的小，以后叫俺们怎么过呀？对此，郭澄清回避了他们的问题，而是给出了一个充满哲理的理由：“人生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是活得有价值！难道我不知道自己的病吗？”
就这样，病后的郭澄清先生，先后创作并出版了长篇小说《龙潭记》《决斗》《历史悲壮的回声》，及长篇传记《马振华烈传》和长篇叙事诗《黑妻》等等。
魂归故乡
1988年，郭澄清又患上了肝癌。这对他是一个致命打击。病床上的他，一边治病，一边与死神赛跑，继续埋头未竟的事业，努力实现他最大的雄心。然而，他最终还是没有战神死神的强大力量和奔跑速度。
1989年8月10日，郭澄清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丢下了手中最挚爱的笔。
澄怀高致，清风徐吹。高洁的精神之光闪耀星空，舒缓的清风吹向无边的沧海。
他的去世，对山东文坛，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坛，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他走了，人间再无“郭大刀”，中国无人再续“梁永生”！
斯人远去，山川静默，海岱情深。
8月17日，郭澄清追悼会在济南英雄山礼堂举行——一个纪念和追思英雄的地方——隆重举行。
追悼会由德高望重的冯德英先生主持，时任山东省副省长宋法堂同志致悼词。
“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人民作家，终其一生为了他热爱的人民和乡土而拼搏写作。”宋法堂致悼词中的这句话，是对郭澄清一生的最高评价，也基本上属于“盖棺定论”。
追悼会之后，根据郭澄清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运送回老家，和妻子的骨灰一起，安葬在生他养他的郭皋村旁。
鲁北大地，鬲津河畔，地瓜、大豆和高粱生长的地方，是郭澄清的坟茔所在，也是他灵魂皈依的地方。他最终以如此“深扎”的方式，扎根并安居在自己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