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的“垫砖记”及其“人间喜剧” // 李恒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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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晨的“垫砖记”及其“人间喜剧”

李恒昌

“作家出名有两种方式，一是凭一部作品一鸣惊人，一是一部部作品扎实积累，就像拿砖头一块块往脚下垫，慢慢地就高了起来。您是属于后一类的。”2006年元宵节后一天，远在首都的著名作家莫言，在给山东作家王方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他认为，“后一类的作家，往往更能持久，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淘洗。”

王方晨，山东金乡人，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生涯逾三十五年，创作量多达千万字，入选多种文学选本、选刊，先后名列全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全国短篇小说排行榜，并历获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小说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平凡又不凡的经历

转眼18年过去了，莫言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王方晨也陆续推出了包括《公敌》《老实街》在内的大批小说作品，苦心经营着他的“塔镇”和“老实街”两个文学地标。

作品其实是每个作家的自传，但王方晨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什么丰富的生活经历，他的生活也很简单。当年他是山东金乡实验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刚刚步入文坛，就得到许多机会，很快成为当时国内可能最年轻的专业作家，只是在19年后，才尝试改换了文学编辑工作。他说过，自己一点私密的想法就是，写久了，心里有些疲沓，要换换“口味”。

王方晨当老师的经历很短，对他影响不大。1983年，接到曲阜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没一天，他还沉浸在即将脱离农村、吃上商品粮的兴奋中，就听本家二奶奶说，这是要当“孩子王”吗？这句话对他造成了不大不小的打击。结果，他只当了两年“孩子王”，就因为1988年发表了一篇小说，而改变了生活轨迹。小说刊登在《当代小说》杂志，是个中篇，叫《林祭》，1989年获得山东省青年文学奖，写的是两个农村青年男女为了爱情的仓皇出逃。

随后，竟是他生活中的“出逃”。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回。他“逃离”了故乡，从此“四海为家”。

他的乡村记忆，多是不痛快的。乡村里的那些事，把他“伤”着了。贫困，劳累，闭塞，狭隘，扭曲，绝望……小小年纪就恨不能插上翅膀，逃离那片“苦地”。正是生活的艰难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沉思型的少年。

王方晨不敢说自己是靠天赋写作，但他的确敢肯定自己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穷困让他跟文学发生了不解之缘，让他在文学中纵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大胆展示个性，以人间未有的嘴唇，滔滔不绝地与世界进行对话。

长久的沉思让他形成一个观点，“受苦受穷”本没什么，但不能白受。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都不能白白付出代价。

对他来说，“受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让他从事文学创作。他真切地感到，文学，来自穷困，却又超越穷困。错过它的人，简直就是不幸。

在他心中，写作就是生活，活着就是写作。

由此，人们有幸看到，那个沉默寡言的乡村少年，那个在穷困生活中怯弱卑微的农民子弟，在文字世界里驰骋着想象，创造文学世界的“晨”光，为读者所认识，所喜欢，所赞赏，还被国内评论界誉为“山野间的先锋”。在我看来，他当属小说的一个“神手”。

王方晨吃过很多苦，但他的创作并不是简单地反映生活的苦；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他那里绝不是简单的反映。他始终认为，也始终在实践着这样的理论：小说创作写的不是有限，小说的魅力永远是它可以写出现实生活、社会历史的无限性和不可能。也正是如此，他的生活经历虽然简单，但却创造了无限的不凡。

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王方晨不断探索文学的先锋性、地域写作的虚实概念，以及写作与自我救赎之间的关系。著名评论家李敬泽称其“在生存的最底层探索我们的精神极限”。由此，他的人生和世界变得更加丰富，也更加广阔和博大。

他享受了写作的幸福。“有时候写着写着，仿佛有神助，总有神来之笔出现。写作有焦虑、煎熬，也更有高兴、舒畅、愉悦。”写作改变了他的年龄和心境。“写作把我变成这样的赤子，他有着柔软的内心、纯净的目光”，同时，却又有“沙哑的声音、苍老的面目”。

不断探索并抵达文学的真境

最基本的是坚持怎样的文学标准。曾经有人问他，您在选稿过程中所坚持的“文学”标准是什么？他说，一个好的小说，一定要有良好的质感、神秘的韵味。自己在选稿中坚持的文学标准是是否具有诗性、深意。他格外注重文学的审美特性。他非常欣赏美国美学家托马斯•门罗的观点：“最高级的审美经验（因而也是真正的美感），必须包含典型的浪漫主义美德，例如：自由、自发性、娱乐、多样性、变化性、具有意志和情感的活力，或者还有少量的怪诞性和超然性。如果某种经验不具备这些美德，那就不是‘真正的’美的经验。”

这段论述是针对“浪漫主义者”而言，恰与他心目中好小说的标准相符。

最关键的是应该关注什么。文学关心的永远是人本身。他不能容忍自己创造的人物不能人道地生活。他坚持认为，所有的人类活动，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像一个人，而且他也很不认同政治就是洪水猛兽的说法。文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是关乎心灵的学问。他每次创作小说，总是先有内心的触动。平时的心思是散乱的。如果不让自己坐下来，这种散乱常常难以凝聚。从事专业创作的，专以写作为生的人，就得有意识地让自己坐在桌前，进行思考。脑筋动一动，不会没有所得。

最根本的是坚守怎样的文学信仰。在王方晨的世界里，文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也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文学的信念。要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为什么而写作，这些一直都让他常记于心。创作过程中，他既保持激情，保持清醒。正是这种坚定的文学信念，才让他的个人风格得以确立，成为创作中的“清醒”和“不变”。他不断琢磨李敬泽先生的话：“你的目光雪亮，但你的心是否瞎了。”他从中受到了激励。

“人心幽暗深不可测，但我将竭尽一生，取火照亮。”他的小说里表现的所有人性幽暗，都首先由心生。人心幽暗深不可测，但他竭尽一生的努力，取火照亮。

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故乡”

故乡是作家最早熟悉的地方，因此也最能唤起作家的人生记忆。大凡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故乡，也是他的精神故乡。尤其莫言获得诺奖后，高密东北乡被广泛提起，作家的故乡情结也在被重提，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张炜的芦青河，许多作家在作品均以家乡为背景。

借助“塔镇系列小说”的创作，王方晨有意识地构建了属于他的文学故乡——鲁西南地区金乡的塔镇。应当看到，他的这种构建是一种自觉的行动。因为，他抒写故乡，不仅因为他出生在那个地区，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而且他早就意识到“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是我写作的着落”。

几乎所有农村题材作品的故事背景，都被他一股脑儿地安在了济宁金乡。金乡塔镇，是他在作品中着力建造的文学王国。迄今为止，他写到塔镇的作品累积已有五六百万字，可谓规模巨大。在这些作品中，他表达了对故乡复杂的感情。每个人都与故乡有着这样那样的情感联系，作家的不同在于，他把这种情感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他甚至提出，“你要为我们的村庄保密！”

应当看到，王方晨笔下的故乡，有着更宽泛的概念。与其说是一种地理存在，不如说只是写作上的借用。他经常地写到故乡，写到金乡塔镇，那就是想拿整个世界的砖瓦，来建造这个已更多地是一种想象的家园。故乡的莱河，改变流向，注入蔚蓝的大海；越过县境的丁公山，则是理想之国“三山县”，那里的海岸边，千帆竞渡。不管离乡村有多远，作者这主人公都在天地之间。

不仅如此，他笔下的故乡，甚至包括了当今时代的城镇。现今的乡村，自然离传统更远。但他感到欣慰的是，日月星辰还在，山川大地还在。城市和乡村的区别，就在于城市和乡村与大地的距离。乡村安睡于大地之中，城市与大地之间，则有一层薄厚不一的玻璃。他期望的文学，在乡土藤蔓的拼命追捕中，稳稳立身于大地，向着天空，越长越高。

王方晨书写塔镇，也书写城市，书写济南，其意义还在于，通过写城市，写济南，将他的乡土文学创作延伸到城市。这是属于王方晨的“文学故乡”，也是他开辟的另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由此，我们看到，王方晨的“文学故乡”——塔镇，并不是某一个地域，而是一个独特的空间，不断在延伸。“塔镇有具体的方位，但更重要的是存在于我自己的文学地图上，周围有高耸的山峦，又有滔滔的大河。”“我的塔镇是开放式的，北京也等于我的塔镇。北京不见得大于塔镇，塔镇也不见得小于北京。”

2016年，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和山东省作协在济南联合举办王方晨创作研讨会，莫言发来贺信说，王方晨“能够准确地把握当下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新一代农村人的心理体察入微。他的小说，其实已经很难用‘乡土’限定，他写的是超越城乡的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揭示了当下中国巨大变化中人的精神的丰富层面。”这些评价非常准确，也非常中肯。

写出历史和现实的神性

超越现实之上的“神性”，是优秀文学作品最宝贵的品质。伟大的作品都应该有一种神性——揭秘人性，连接宇宙苍穹。没有神性的写作，不可能抵达真正的深邃和高度。

王方晨曾经旗帜鲜明地提出“写小说就是写神气”。要写出好的小说，就得写出小说的神气来。这包括小说的人物、景物、故事和文字本身。缺少神气的小说，将是死气沉沉的。这种“神气”，其实就是一种“神性”。因此，他的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蕴含着某种“神性”。这样的范例不胜枚举。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有人说，《公敌》是一部隐秘之书，读懂了它，也就读懂了乡土中国。为什么？因为小说书写出了一个村庄的无数隐秘之情，这些隐秘构成了它几十年的发展史，而这种隐秘性，无疑也带有属于自己的“神性”。“写神性”“写神气”在《凤栖梧》中表现得明显，还因为这个小说有一个“武功”的外壳。作者注意“气息”的转换。对高手的想象，总是带着些玄妙的意味。

《大地之上》抒写了一块与中华神话故事有关的“神石”，古老乡村的神石丢失，在缔造新城时重新被发现，然后被掩藏。这是一条精神的线索，也是一个意象性隐喻。隐喻的是几千年乡村伦理和乡村精神。作品因为“神石”的存在，而更加深刻深邃。

《黑妮儿飘飘》中的“黑妮儿”究竟是什么？是个无法言明之物吗？《巨大灵》中后半夜出现的“黑东西”，神秘不可知，其实都是一种“神性”的存在。小说《世界的幽微》，作品表面是鹅与高杰这对情人的和好到分手，深层却是传统与现代的对决。特别是主人公被描述为“世界的幽微”的化身，这也是一种“神性”的表现。

创造属于自己的“人间喜剧”

在我看来，作家写作可以分为不同类型，一种是“喃喃自语”式写作，福克纳、马尔克斯属于此类；一种是“深情歌吟”式写作，歌德、泰戈尔属于此类；一种是“滔滔不绝”式写作，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属于此类。

如果要给王方晨归类，从性格特征上看，他属于“喃喃自语”型；而从文学创作上，则属于“滔滔不绝”型。他自己也曾说过，我写得多，因为我或许就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作家吧，虽然我平时寡言少语，但我很喜好庄子式的汪洋恣肆。

将近二十年，一直有人说，王方晨的创作已经进入井喷期或爆发期。其实，他的创作也走过了一段从“沉默”到“爆发”的过程。

从1988年发表《林祭》，到1998年写出“兔子系列”的前四个短篇，属于一个时期，算是早期的，凑巧是一个10年，可以称之为“探索期”。他自己称为“投石问路期”。涉及到的主要作品有《林祭》《霜晨月》《谁》《小庄》《死去的土》《大国民走失事件》《笑里沉沦》《猫样年华》《心眼儿》《地啸》《斑斓虎皮》《响桶》《生命是一只香油瓶》，还有长篇《老大》，等等，是以“兔子系列”为结束。

这个时期的《霜晨月》，与汪曾祺、铁凝等同获《中国作家》1991-1993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是他第一次站在北京的领奖台上。

从1998年前后《歌逝》开始的10年，可称之为“成熟期”。这些作品有两个共同特点，一个是具有福克納小说的某些特征，一个是常常能够体现出生命的坚毅。这期间的作品主要包括《乡村火焰》《说着玩的》《王树的大叫》《塔镇的塔》《扑满》《庆典》《乡村案件》《樱桃园》《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去往约塞米蒂》《农事芬芳》《鸡年月》《八月之光》《暗处之花》《喂，上树！》《一只鸡蛋》《村长的原则》《一九七○年的乡村幼儿》《祭奠清水》《正午的气息》《绿叶门》《万宝的亡灵》《炸日本面包》《牛为什么会哭》《巨大灵》《鱼哭了水知道》等等一批乡土小说，所揭示的农村现实触目惊心。

2008年以后到现在，已超过10年，属于第三个时期，可以称之为“持续收获期”。《水袖》《大地仙果》《下夕烟》等，是这一时期的乡土题材中篇小说代表作。2010年创作的长篇《公敌》，把他所有的对乡土文化、农村政治的思考都容纳了进来。长篇小说“乡土与人”三部曲（《老大》《公敌》《芬芳录》）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60后乡村书写的地位。

2014年，在王方晨的创作履历中是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重要年份，他因发表了短篇小说《大马士革剃刀》而被文坛刮目相看。小说好评如潮，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最被看好的作品之一，不但荣登中国小说学会全国短篇小说排行榜，还连续获得百花文学奖和《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在去北京领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时，著名编辑家、评论家王干先生对他说：“你离鲁奖又近了一步。”

之后，他连续创作出了以济南为背景的“老实街”系列短篇，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我们城”小说。这些短篇，组成了他的另一部重要的代表性作品《老实街》，而它们的发表，一度被认为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中年变法”。

眼下，王方晨的创作和出版，真正进入了一个大爆发阶段。从《背后》到《花局》，从《大地之上》到《凤栖梧》，从《不凡之镜》到《艾先生几多鱼》，一本接着一本，一套接着一套。如果出版全集，大约能出30多本不重复。这不是当代文坛的“人间喜剧”么？

有的作家常常是闪亮的流星，而王干先生则评价王方晨是文坛上的一颗恒星，叫“晨星”，因为总能看到他的作品。于是，他被誉为既有耐力又有爆发力的文学长跑者。

他自己说，人生进入晚景，自己还能干什么？我们说，他的生命依然年轻，他的创作依然茂盛，他的“人间喜剧”还在继续，还在不停往脚下垫砖，我们有理由对他抱以更新更大更美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