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马常有 吾父独有
——写在父亲百岁诞辰之际
文广 文瑞
龚千驹，生于1923年8月23日，殁于1994年3月10日，江西南昌县向塘镇梁西村南田村小组人。江西著名动物学专家，中国中兽医领域学术创始人之一。生前历任江西瑞金大学教授、赣州地区农业局高级兽医师。著作有《<医牛药书>重编校注》《牛病诊断法》《防治猪病的经验》《关于家禽针灸术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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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新婚时的父母
一、坎坷人生路
1923年，盛夏的一天，风和日丽，祥云朵朵。
抚河，南昌县向塘镇梁家渡西岸，离渡口不过一里外的南田村传出一阵响亮的新生儿的啼哭声，万氏捧着刚刚出生的第三子，对丈夫龚绍尧说：给孩子取个名吧？龚绍尧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天空，说：他的大哥叫凌云，二哥叫蒲云，这孩子就叫祥云吧，字就随这辈的“千”字辈，叫千驹吧，希望日后这孩子如良驹，日行千里，纵横天下。
父亲龚千驹的名字，就这样由来。命运如名字。之后他71年的生命历程，果如一匹良驹，在中国中兽医这个极为特殊的领域中，驰骋一生。而且他一参加工作就离开故乡，来到千里之外的赣州工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其实，千里马显示出一种非凡的脚力，却也隐匿着一种巨大的付出与悲壮。承载着生命的负荷，疾驰于茫茫原野，原本是要付出多少血汗与力量的呀。所以，千里马其实是一种坚忍与不俗的象征。父亲的一生，用千里马来形容丝毫不为过，他的一生充满了付出，充满了隐忍，充满了曲折，充满了坎坷。他的一生彰显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与品质，他的一生是繁复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悲苦、清贫的物质生活与朴实、无华的精神理想，交融于一体的时代缩影和真实写照。
这种背景下，注定了父亲这类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结局。所以说，父亲的一生是充满坎坷、平常而不平凡的一生——虽有学术成就，却少有人生光华。
祖辈伊始，家境变坏，变卖田舍，家业衰落，父亲少年时期便过着极为清贫的日子。1937年日本鬼子占领南昌，全家往抚州方向逃难。几年后，父母双亡。祥云携着妹妹（金妹）到了南昌城，靠着为亲戚做杂活、记账目度日，父亲坚强地抚养着自己的妹妹一起成长。八年后，妹妹早早把自己嫁了，便让丈夫出资帮助自己的哥哥读大学。1945年，22岁的父亲进入南昌中正大学兽医专科学校，成了由日本归来的动物病理学家王沚川校长的学生。由于整个学习阶段处在旧社会，这批学生被永远打上了政治烙印，父亲之后的一生也因此颇受连累，历次政治运动难逃厄运，命运自然坎坷不堪了。
1948年，父亲的长兄凌云，从重庆回到家乡。之前他的身份是国民党人士，因为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四川女人，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选择了脱离军队、带着女人回到了老家，想过平常人的生活。然而，不过一年，因为不愿被敲诈而被邻居举报后死去。自此，他的弟妹们一概多了一项罪孽——有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哥哥。自然，这位哥哥生前还是给父亲做了一件好事——父母的婚事就是他负责操办的。
据母亲回忆，1948年元月，不足19岁她嫁给了父亲。这时的父亲还在读大学，根本没有财力来娶妻，是大哥凌云慷慨资助，并亲自主持婚礼的。母亲回忆说，酒席是由同学们凑份子凑的，亲戚朋友和同学们聚在一起，热闹了一番，就算完成了结婚仪式。好在当时母亲家也极为平常，并没有嫌弃穷书生的父亲。外公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私塾先生，收入微薄，生活简朴。虽然外公不让母亲读书，但母亲自小跟着当私塾先生的父亲，耳濡目染，识得不少字，《增广贤文》《三字经》里面的词句时常脱口而出，这点从母亲老年至年近九旬，还时常戴个老花镜读书看报写字就可想象得到。
年近九旬的老母亲在审读家谱
1950年6月，父亲大学毕业。知识分子是新中国建设的宝贵财富，但受了旧教育多年的人，又不宜留在省城重用。于是，父亲被分配来到了当时江西最落后的宁都专区。第一次到赣南，父亲是单身一人赴职的，因为母亲此时刚生下大姐，且赣南人生地不熟的，也不便第一次就把家眷带往工作单位。母亲是两年后才往赣南去的。这一来，父母亲再未分离，风风雨雨42年，直到父亲病逝。很长一段时间，母亲仍守在赣州父亲生前居住的一套陈旧的麻条石楼房的屋里。直到2015年，年近九十的老母亲才搬到江南明珠安度晚年。
当然，父亲赣南44年的生涯中，有成就也有失意，有辉煌也有低谷，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宁都、于都、信丰、瑞金、南康、赣州等数个县市，父亲都曾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解放初期，人才奇缺，政府把兽医当人医用，从业务角度来说，父亲吃香得很。母亲回忆说，当时父亲负责筹备了宁都县人民医院、于都县人民医院和信丰县人民医院，可在准备任命院长时，一查阅档案，龚千驹的政治面貌不好，哥哥又是国民党军官。结果是谁也不敢重用父亲，只是看父亲老实憨厚，也出于父亲筹备有功劳的份上，领导不直说缘故，不伤害父亲罢了。
1958年，全国兴起大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之风，大学升级，大学扩招。这一背景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发源地江西最为激进，在红色故都瑞金县办了一所江西共大分校，并给它赋予了一个崭新的名字——瑞金大学。大学新办，急需教学骨干，政府就地取材，把父亲给选拔到了瑞金大学。很快，父亲的教学与研究天赋显现出来了。父亲平常讷于言语，课堂上却颇展才华，这点让我们儿女一并继承了过来，遗传得我们兄妹六人中，竟有五个人从事过教学或学校工作。父亲将兽专所学和多年来工作实践所得相结合，不仅课上得好，还撰写出学校第一本关于兽医学的个人专著。父亲一枝独秀，一举成名，学校委以教研室主任的重要岗位他坐，还在两幢、只有四套的校长房中，分了一套给父亲，让我们一家人享受了几年校长级待遇，父亲的工资也一次性涨到了每月97元（这个工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是全区最高工资之列）。为纪念这段在瑞金的工作与生活，在二儿子出生时，他给儿子取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字——文瑞。瑞金大学那幢承载了父亲荣光的老房子呢，因为被先后变身为瑞金师范、瑞金职业学校、瑞金中学分校、瑞金中学，2007年夏天被拆除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瑞金大学建于此。
1963年，瑞金大学下马，大学学生返乡，教师们则一概转到坐落在赣州城水东虎岗的“农干校”。不久，“文革”开始，所有的校领导和学术权威被打倒，以臭老九的身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农干校撤消，教师们就地发配到附近的赣南农药厂，沦为批斗对象，在阶级斗争的浪潮中接受运动洗礼。
文革期间，特别是1969至1971年这三年，父亲进入了他人生的最黑暗时期。昔日有过成就的教师，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曾经有过不良政治面貌的，都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及臭老九和反动学术权威，父亲自然成了被揪斗的对象。革委会、工宣队成了党和政府以及各个单位的最高权力机构，一些无知者或故意者，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大显身手。当时的我们还在童年，但到现在仍清楚地记得，一大早不知什么人一声吆喝，父亲就紧张兮兮地戴起自制的高帽子往外赶去，一会儿被批斗的队伍就成了一长溜，他们牵着绳索，被驱往某个会场接受批斗、咒骂、吐唾沫、扔杂物，或自扇耳光，或责令穿着冬袄在烈日下晒太阳、走灼热的沙石路，之外还要你没完没了交待这个交待那个。父亲受不了这种人格污辱和身体折磨，夜静更深时写下了遗书，准备自杀了却残生，却被母亲发现，哭喊着：你怎么可以去死？你死了，我怎么活？家里这么多孩子怎么活？母亲的哭喊令父亲冷静、坚强了起来，为了妻子和儿女们，他得熬住、活下去！
一九六九年，在抚州进贤工作的父亲的二哥受不了折磨，自杀了。一九七三年，蒲云的妻子带着儿子来找我们父亲，她想把龚家血肉交付给丈夫的兄弟，或许她自觉未必过得下下半生，或者她准备改嫁他人罢。来到虎岗，他没有看见我们父亲，因为此时我们全家已经去了潭口畜牧场。这样一来，她就扑了一个空。辗转过来的只是她的一些话的意思，说父亲的二哥已死去三四年，有人想娶她，要她把三岁多的遗腹子交给孩子的亲人领养，可当女人了解到孩子的叔叔、我的父亲也有六个儿女，生活也很窘迫，便领着孩子含泪离开了。他不忍心雪上添霜，给我们家再添困难呵。知道嫂子来寻，却连面也未见上，父亲很伤感。后来许多回母亲说起这段故事，都充满了愧疚，谁叫我们那时那么穷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父亲退休了，孜孜不倦地寻找进贤的兄嫂侄子们，直到找到侄子们叙过亲情，才得以释放十数年的负疚。
批斗风最惨烈的时期过去后，工厂知道父亲兽医专业出身，便罚父亲去猪场养猪喂牛。这是当时最低微的事情。好在父亲喜欢医猪、医牛，毕竟可以和自己所学的东西有所沾边。那时养猪没有什么商品饲料一说，猪吃的全是自配料，即一口大锅，将水里捞上来的水浮莲、田里摘来的蕃薯藤、路边采来的野菜，加上米糠或剩菜剩饭，再加上水，添柴煮熟，然后一桶桶提给猪喂食。印象中，父亲每天在池塘中捞水浮莲时，总能顺带捞上几条花扁鱼，父亲会养在一只玻璃瓶中，等我们下课后供我们玩耍。这段故事过去好长时间了，但却一直成为我们少年记忆中最温暖的片断。
有一段时间，猪场又安排父亲到白塔的口岸边牧牛。那可是一件惩罚中最轻松的差事。赣江边水草丰美，父亲总喜欢把牛群赶往河畔，由它们自由地吃草。而星期天或每天下课后，我们兄弟二人总喜欢去陪父亲一块放牧牛群。此时，江水缓缓流动，载着两岸风光一路北去。对面的玉虹塔默然伫立，远远地陪伴着厄运中清寂的父亲。天空总是湛蓝蓝的，天穹中挂着的祥云，亲切地注视着大地上与它同名的父亲。父亲一般少有说话，少年不知愁的的我们自然不知道父亲的心思有多深，只会用竹梢在沙畔上划着字画玩耍，或学着父亲用手抚摸牛的腹部看它们吃得有几成饱。
赣州白塔
不记得这段好日子持续了多长时间，工厂为责令父亲去码头上搬运船上的货物。这是一件体力活，也是一件危险活。农药厂的原料里有大量的强酸、强碱或有毒物质，那时的包装一概都是玻璃瓶，随时都有可能破损伤人。印象中，自从父亲做码头搬运工活儿以后，每天回来都是疲惫不堪。终于有一天傍晚时分，他被两个同事架着送回家，来人丢了一句话给母亲：今天御浓硫酸，包装破了，老龚的脚伤了，明天你们送他去医院吧。母亲、三姐丹凤、我们兄弟二人惶然地围聚在父亲身边，只见父亲的一只脚被浓硫酸烧得皮开肉绽、露出了雪白的骨头，父亲痛苦地呻吟着，脸色变得铁青。好在父亲命大，一段时间的静养后，竟然神奇地好转了，只留下一脚的伤痕累累。这次灾难给父亲带来痛苦的同时，也给父亲带来了命运的转机，工人们不再为难父亲，父亲不再被揪斗、不再被使唤去干这重活干那险事。眼见着风声渐松，父亲心中那份对中兽医事业的情感又开始泛生。此时，林彪事件已出，狂热的人群开始冷静下来，运动渐少，生产生活渐渐恢复正常。父亲这批知识分子在农药厂这样的地方除了接受教育，别无他用，工厂方面开始同意一些人离开，往适应的单位调去。父亲思忖后，给当时的地区革委会领导杜昭写了一封信，要求调到专业对口、能发挥长处的赣州地区畜牧研究所去。很快，批复下来了。1972年2月，正当父亲的第六个孩子、我们的三弟文刚出生前，父亲像当年离开南昌往宁都赴职一样，只身一人离开虎岗李老三这个厄运之地，往他生命中将呈现新生机的地方——南康潭口洋山奔去了。
1981年的父亲（文瑞摄）
二、钟情中兽医
重返专业岗位，在赣州地区畜牧研究所的工作期间，是父亲中兽医研究得到显著提升的时期。
中兽医是中国传统医学与动物学相结合的一门独特学问。中正大学兽医专科学校，是中国最早的兽医专科学校，门类齐全，学风浓厚。中医，是中国文化瑰宝。人与动物类似，中医完全可以运用到动物身上，这便是中兽医出现的由来，也是首任兽医专科学校校长王止川教授的重大贡献。只不过，中医面对的患者是会说话、会动作的人，而中兽医面对的是不会说话、不会动作的动物，因此中兽医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难度要比中医大得多，这也就是学习这一行业的人少之又少，以至今天濒于断代的原因。
不知道当年读大学时，父亲为什么选择了中兽医？或许是学费低或免费，或许是觉得新鲜有趣。尽管中兽医地位并不高也不普及，但父亲有一个性格特点，选择的事业便要钟情于斯，便要为之奋斗到底，便要在其中做出些文章做出些影响做出些成就来。这种内在的思想成为一种动力，鼓舞他奋斗不止，鼓舞他那怕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不忘记中兽医的学习、实践与研究。
在赣南农药厂接受劳动教育的那些年，父亲与当地的农民结下了浓厚的感情。村里人知道父亲擅长用中草药给猪牛鸡鸭等动物治病，便时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把父亲请了去村里人家给畜禽诊治。每每是父亲所到人家，畜禽之病无不痊愈，一时好不了的重病，父亲会去两次三次，直到治好为止。如此一传十十传百，父亲很快成了附近十里八乡的名人，“龚医师”成了让他最欣慰的称呼。自然，父亲的医术独到为他和我们家赢来了些许便利，不少村民总会在父亲给他们家治过猪病、牛病后，塞上一点青菜、红薯或花生、芋头什么的，权当出诊费。我们家也因此多了个生活物资的来源。这样因为父亲出诊而与我们家有往来的村民不少，其中和我一般年岁的健狗一家还和我们家结下了浓厚的感情，先是他的父母经常送些蔬菜我们家用，后来我们若干年后回到赣州城，两家又接上头，关系绵延至今。
位于虎岗李老山的赣南农药厂遗址
2008年，为解开唐代李渤后裔分布之谜，文瑞重返虎岗李老三作田野调查时，当地人听说文瑞是龚医师的儿子，竟然吸引不少老人围聚过来，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当年为他们诊治猪病牛病时的情景，说龚医师好会用偏方，什么样的病他都用土办法可以治得好。时过近四十年，乡亲们的回忆仍如此亲切，可见当年父亲的中兽医诊疗技术是何等的不一般。
中兽医不是奇门异术，是一门非常实用性的学问，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通过望闻问切观察病情，分析病症，明确病灶，再通过传统的中草药或针灸或物理疗法，给猪牛鸡鸭鹅蜂等各类畜禽兽进行诊治的学问。因为面对的是不会说话的动物，因此诊治难度特别大，掌握这门学问也就有着相当高的要求，既要求你精通古汉语，懂得传统中医理论实践，还得懂得动物的基本生理、病理、药理知识，涉及的知识面广，要求阅读量要大，因此传人不多。我们的父亲非常爱读书，有一年，他用刚领回来的月工资买了《中国医学大辞典》一、二、三、四册，每册足有两块砖厚，父亲如获至宝，他想买这套书有好多年了。然而，母亲却为此与父亲大吵了一顿，因为父亲的月工资用来买书了，意味着家里将紧衣缩食，全家人因此吃了一个月没有什么油盐的萝卜、青菜，一片肉也没有进家门。
父亲臧书数千，足有一人多高、整整两大书架书，有中国的、国外的，有兽医的、也有人医的，如《兽医药理学》《实用内科学》《家畜生理学》《家畜内科学》《家畜产科学及母畜科学》《兽药规范》（美JM.S霍夫. 霍夫斯搭）《禽病学》《民间兽医本草》《兽医手册》等。之外，还有数十本读书和工作笔记，以及大量的文稿。父亲病逝后，父亲用过的书房基本没有改变原貌，维持着父亲藏书的原来状态。这些日，为给父亲写传记，文广翻阅了一回父亲的藏书，感慨良多。这些书被父亲无数次地翻阅，在他写作期间更是翻开的书籍堆满书桌，这个时候，父亲总是皱着眉头，不停地抽烟、喝茶，作思考状。
父亲学习、写作时认真钻研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全家人。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姐弟六人中，二姐映华、大哥文广、二弟文瑞均写得一手好文章都出了不少书，其中映华成了赣南广播报社副总编，文广成了赣州地区养蜂协会秘书长，文瑞成了赣南日报文学副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72年2月，父亲自从虎岗赣南农药厂调到潭口的赣州地区畜牧研究所后，仿佛纵情奔跑于原野的骏马，工作激情骤增，撰写的文章源源不断地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大量发表，仅我们有印象的就有后来入选择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中兽医经验选编》中的“预防猪病的经验”、牛病诊断法”、“仔猪白痢病的防治研究”、“大茶叶根的研制与应用”等数十篇论文，在全国有相当大影响的《中兽医》《农业考古》杂志上发表。
总结父亲的学术成就，主要源自两方面。一方面源于具体的工作实践，长期与农村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民间中兽医养分与精髓的学习与汲取，毛泽东说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句话，父亲理解运用得可谓是最好的专家之一。在赣南，山多林茂，药材丰富，对于草医草药，父亲学用结合，“认、采、种、制、用”，样样精通，至善至美，少有几人可比；另一方面源于在瑞金大学那段教学时光，父亲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善于从书本中撷取到实践中应用到理论上提炼。所以说，父亲的学术成就绝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实践与理论的最完美融合。
在地区畜牧研究所乃至后来赣州地区农业局工作期间，父亲做了许多对地区和省乃至中国中兽医领域内开创性的工作与试验。比如，父亲亲自带头办兽药研究室，亲自带徒弟（高老、阿角、国国、其生等），这批弟子后来都成了赣州地区兽药研发与生产的开基式人物，后来的赣州地区兽药器械厂、华强氨基酸厂就是在原来兽药研究室的基础上创办的，首任厂长均为父亲的弟子；比如，父亲参与主持赣州白猪的育种工作，参与了赣南草场资源调查的文本编著工作，为国家填补了两项科技空白，为赣南畜牧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针对大余境内耕牛大面积出现红皮白毛现象，父亲做了深度调研，最后明确了系钴钼冶炼采矿的尾砂水中含有大量的铜、钴、钼等重金属造成的“钼中毒”所致，并由此推衍大余境内鸭子饮用钼浓度高的尾砂水，同样也会造成骨骼疏松这一缺陷，上世纪八十年代离提出了了环境保护的理念。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拨款支持，地区畜牧场从国外引进了数头种猪，据说每头猪要花一万元买进。这在当时的畜牧养殖界，无疑是一个重大新闻，是件大事。可叹，不久就有一头种猪因为水土不服，发病半月，嘴干发燥、体温升高、肛门红肿，躺卧不食。当时按照医人的方法，一味地迷信使用青霉素针剂，可治疗多次无效。最终场部开来吉普车，把父亲接去就诊。到场见状，父亲吩咐兽医叫饲养员赶快去圩上，将中药房当时所有的甘草全部买回来。父亲让他们将甘草熬水后给病猪灌服，每天3次，不过一日生病的种猪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总共才花费一元五角钱。甘草是药中之王，仅此一把草就解决了一个大难，挽救了可能的重大损失。真可谓“中草药，放光彩”。
还有一次，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情。当时，大余良种场有数十头大水牛，因为贪吃了大量的紫云英（俗名红花草），肚胀如鼓，卧地难起，苟延喘息，眼泪汪汪。好多兽医为其打针罐药物，忙碌了数天，均无济于事，反而加重了病情。良种场专门派车从赣州将父亲接了过去。在了解病因与前期就诊治疗状况后，父亲不是打针下药，而是让场里准备一些毛竹，削成上粗下细，中间缕空成直筒状，再用酒精杀毒，随后先用砂刀在牛瘤胃鼓胀处刺开一小口，接着将制作的竹筒插入，围观者莫名其妙，之后，父亲叫工人参照着自己的做法，每头牛两人，半蹲着，一人扶住竹筒，一人在周边用劲挤压水牛腹部，大家轮流作业。不久，一股恶臭难闻的气味便从一支支竹筒中冒了出来，继尔是未经消化的浑浊物液溢出，痛苦不堪的耕牛，面色逐渐好转，滚圆的都皮渐渐回归正常。如此，父亲用最简单的物理疗法，将濒于死亡的几十头耕牛救活了过来，众人把父亲简直视为神仙一般，敬重得不得了，摆了盛宴，把父亲喝得酩酊大醉。
其实，父亲并不是神仙，他只是读书读得比旁人多些，实践应用得比别人好些而已。古医书《元亨疗马集》云：“于春首针刺分调，血气不致太盛……使其营卫调匀，不致遥过而生诸疾也。”即依四时罐舕及放六脉针对之血，借以防病保健。《养耕集》亦云：“世之兽为医者，治病当治于未病之先，不治于既病之时也”……这类古人训语，父亲熟读深谙，精于此道，故而超乎寻常中兽医，更超乎寻常兽医。
除实践诊疗外，父亲更多的时间是呆在书桌前苦思冥想，把读书心得、实践经历和民间技法进行分析、归纳、整理、总结，撰写出一篇篇治疗畜禽方面的论文，以供全社会更多的同行参考应用。无论是在洋山头的地区畜牧研究所的平房里屋，还是后来在赣州城的地区农业局的石头房书屋中，书桌是占去父亲最多生命时间的所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惯有的动作是左手刁烟，右手握笔，聚眉凝神，作思考状，时不时地写上一段话。父亲写作时爱抽烟，抽最便宜的赣州桥，甚至是自制的卷烟；父亲爱喝茶，以致喝茶的茶杯都结上了一层厚厚的茶垢。父亲写作时期，常常是不自觉地工作到深夜，上世纪七十年代条件差，有时没有电灯，他就借着煤油灯，在昏黄的灯光下写“赣州白猪”，写“赣中南花猪”，写“兴国茶园猪”的育种材料。就这样，在抽烟、喝茶中，在冷静思考中，在清淡的时光中，父亲的一篇篇济世之作得以问世，如“预防猪病的经验”、“猪弓形体病的调查研究与田间防治”、“牛病诊断法”、“大余耕牛红毛白皮——尾砂水中毒研究”、“关于家禽针灸术的应用”，以及《元享疗马集注》《实用家禽针灸》《大余县中兽医经验汇编》等众多的论文与书籍。我们深知，正是这些艰难中写就的富有很高学术与应用价值的书籍或文章，支撑了父亲的人生价值，丰富了父亲的人生意义。
随着实践经验愈来愈丰富，学术成就越来越多，父亲的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值省中兽医兴盛时期，在大学时期的老同学杨宏道所长和后起之秀张泉鑫等人的关心下，父亲成了《中兽医杂志》的重要作者，成了中兽医研究会的重要人物，成了中国或国际中兽医会议的重要参与者或论文交流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退休后的父亲，有一年论文参加国际论坛交流，会议组织方寄来了一份入选证书，父亲十分珍视，用镜框裱好，一直挂在墙上好多年），逐步从偏隅的赣南山区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中兽医界卓有影响的学者、专家。 
1969年春节的全家福
三、挥手留音容
在我们儿女们眼中，父亲是伟大，值得尊重的。今天，父亲离开我们已经过去了29个春秋，可父亲的音容笑貌仍非常清晰地印记在我们的脑海中，父亲执著于学术与学问的睿智、简单的生活与人生的忠厚，一直影响着我们成长，父亲于我们来说，有养育之恩，更有培育之恩。
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更没有电视、电脑，甚至连收音机也是七八年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父亲爱写书撰文，那时没有电脑，全靠手写，父亲的字写得龙飞凤舞，很难辨认，而他的文章从草稿到正文，往往是要经历一遍遍一字字一句句的三稿、四稿的修改才得以出正果，因此我们姐妹兄弟个个都抄写过他的东西，受过这种熏陶，甚至包括他的女婿、儿媳。父亲是改一遍，我们抄写一遍。这个过程，对我们子女们来说得益不少，为了得到父亲的肯定与表扬，我们个个都抄写得很认真，结果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仅个个字写得不错，文章还都尚优，均有文章书籍刊出。
父亲有自己的教育儿女的方式和自娱方式。父亲喜欢拟对联，农药厂接受劳动教育时，应工宣队要求，父亲为工厂宣传栏撰写过一句联语：“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每至年关，父亲也总要对一年来全家的生活做个总结，对来年做些憧憬，拟上一副对联聊释情怀，过程中还不忘牵引我们也参与进来，或评论他写的对联，或让我们也尝试编写一副对联，自由评论。记得姐夫文开芳和二姐龚映华结婚时，父亲为之撰联：“开颜迎春到，遍地芬芳；映天红日出，光照中华”；文广的同学泽榕与雪梅喜结良缘，父亲也为之撰联：“榕树荣，根深叶茂百年好；梅花媚，珠联璧合五世昌”；有时，父亲和我们围着炭炉，出字谜让我们猜，什么“一个会跳一个会跑一个吃血一个吃草；一个字十二点……”类，文广老猜不对，逗得全家人欢声笑语一片；有时，父亲和我们聚在中秋月光下，让我们搞成语接龙游戏，往往是父亲开一个头，我们便接上去，接不上去便重新开一个头。这些文学活动，虽然微小，却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们一概地偏重于文，以致今天的我们个个在文化或文学领域有所造诣与成果。
1992年4月26日，父母与小波在南昌八一广场合影
父亲很重家人情感，很爱家人。在文革期间，父亲在农场放牛喂猪，每逢元旦，总要挤出一点时间，先喂好牛，然后带全家人赶去十华里外的赣州古城，照一张全家福，再赶回来给牛喂水喂料；我们至今也还记得，父亲中山装的大口袋里经常有几个小番薯，那是采蕃薯藤喂猪时带出来的，被我们翻出来后，让我们欣喜若狂，如获至宝。那时候，几粒花生，两个蕃薯，生吃熟吃，都比现在吃山珍海味有滋味的多。困难时期，是红薯喂养了我们成长，影响了我们一生，直到今天，我们仍旧是对红薯有着异乎寻常的喜爱；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潭口时，有一回中秋节，父亲正好从外地出差回来，从行李中取出一块月饼，告诉我们这是会议上分发的，不舍得吃，留了好多天了，带回来全家人分着吃吧。就这样，一家八口人围坐在父亲旁边，看他将这块小小的月块分划成八小角，一人啖食一角，其情可怜，其乐融融。那种生活情景简朴、清贫，现在想起来仍让人辛酸，却又是那么亲切、温馨。有一回，只有文瑞和父亲两人在家，文瑞尚小，只会做饭不会做菜，父亲也一生从未做过菜，为了不饿着文瑞，父亲腼腆地说我只会打鸡蛋汤，我们就用鸡蛋汤就饭吧；在潭口畜牧研究所时，有一年夏天，文瑞染了痢疾，父亲说不要紧，我从药厂取点黄莲，你用两分硬币量着吃一点，一两次保好，果然药到病除，让一家人惊奇不已。
1993年，父亲与女儿、儿媳在南门口合影
1985年，父亲正式退休。然而，退休后的父亲并没有歇下来，他继续着他的中兽医事业，继续着他的研究与写作，作息时间没改，工作习惯没改，所不同的只是把书房当作办公室。偶尔用点时间，往曾经工作过的宁都、于都、信丰、兴国、虎岗、潭口等老地方走走，往赣南几十年工作期间结下了感情的老学生、老朋友、老同事、老乡家里走走。有时，父亲也会很随意往乡村走走，顺道为乡亲们诊治猪病牛病鸡病。“手到病除”换来的被人尊重的感觉让他很受用，这种感觉甚至让他有时生发出想在郊区办个猪场或干脆回向塘老家养猪的念头。然而，直到他去世，因为我们儿女无能，他的这一愿望也没能成为现实。父亲时感遗憾，也令我们愧疚不已。
1994年3月10日，71岁的父亲走完了他简朴的一生。父亲死于一场医疗事故。父亲是笑着走进手术室，却闭着眼躺在手术床上出来的。父亲最后留给我们的是永久的痛苦。然而，父亲留给我们的还有他执著于中国中兽医事业的最后遗言，他在手术前一星期还对我们说：我不想去动手术，我手头上的事情《医牛药书》重编校注工作还没有做完呵！
呜呼，斯人远去，唯有思念绵绵。永远怀念你，我们敬爱的父亲！
2012年11月03日，文广执笔第一稿；
2012年12月12日，文瑞执笔第二稿；
2023年3月10日，修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