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是思想的器皿

陈晓林

癸卯年以来，先后购买了刘梦溪的《陈寅恪的学说》（第二版），《八十梦忆》。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一一＜呐喊＞＜彷徨＞综论》，《中国现代作家印象记》。陈平原的《书里书外》（增订版），《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增订版），《刊前刊后》。暇日捧读，深感兴趣。

三位先生都是研究文史和现代文学的大家，在专业方面，我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只能赏读，不好置喙。但书中若隐若显的思想光芒，却时常让我在阅读中或拍案击节，或陷入沉思。

信手拈来几段：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一出自《增广贤文》的名言，为旧时读书人奉为圭臬。有感于时下读书人面临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陈平原先生把这句名言修改为：

两耳闻窗外事（不）

一心读圣贤书（只）

只去掉两字，兼顾了书斋与窗外，一下子天地宽阔，血脉贯通。

在陈先生看来，好多北大老前辈之所以一路走来步步莲花，恰好是因为他们没有关紧门窗，而是兼听“风声”“雨声”与“读书声”。

陈平原先生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年一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读他的书，容易使人想起“觉醒年代”中那些老北大的先生们。

陈平原主张读书要“坚守自家的阅读立场”，要警惕自己的人生被“模式化”。陈平原认为，为了建立自家的阅读立场，防止被“模式化”，必须学会“拒绝”与“遗忘”。其中批判的功能格外重要。借用鲁迅《狂人日记》的话，读书人须不断追问：“从来如此，便对么？”陈平原先生主张追问和反省，不仅包括具体结论，而且敢于追问和反省大人物。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传为启功先生所拟并书，早已闻名遐耳，可曾为北师大教授的王富仁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格局小了，一个“范”字把什么都罩住了，限制住了，如果让他来起草校训，就直接把“师”、“范”两字去掉，就叫：

学为人，行为世。

启功和王富仁两位先生都已作古，恕我不恭，从旁观者角度看，启功先生拟写的校训己足够精辟，然而我更喜欢王富仁先生的“修改版”。

王富仁先生是新中国有学位制度后第一位文学博士，他与同样研究鲁迅的钱理群一道，是鲁迅精神的真正传承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符号。只可惜，王富仁先生走的早了些。他生前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像鲁迅一样，活得更有意义一些，活得更像一个人。”

对于有人主张贵族精神，王先生认为贵族精神是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平民精神。这也是有思想内涵的真知酌见。

与王富仁和陈平原二位先生相比，刘梦溪则是著作等身的老先生了。但刘先生的思想却始终保持着鲜活度，近些年屡屡给读者以“庾信文章老更成”之惊喜。

刘梦溪先生在《八十梦忆》一书，“我的一次学术历险”一文中讲述了这样段往事：

大约在1994年或者1995年，刘梦溪在杭州参加一学术会议。当时先生因写《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一文，正对学术独立着迷，发言时便强调各司其业，学者不一定去耗时费力去管学术以外的事情，不妨“天下兴亡，匹夫无责”。王元化听后大惊，不待刘先生讲完就插话说：“梦溪呵！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如果‘匹夫无责’，你还办《中国文化》干吗？”朱维铮说：“知识分子讲的话，当政者不听，与制定政策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梦溪的意见，‘天下兴亡’，我们‘无责’。”读到此，我陷入沉思，有话想说，但还是不说也罢。

丁聪先生为文化人造像，像后例有自述及友朋附语。刘梦溪先生的自述是：“吃麦当劳，喜欢柳如是，研究中国文化。”季羡林先生赠语是：“博古通今，颖慧而且谨严。相互切磋，莫忘那更好的一半。”

读书读的是知识，悟的却是思想。语言只是思想的外壳，语言的深度由思想深度决定，语言的宽度由思想的宽度决定。我喜欢读思想容量大，有思想锋芒的书。上述三位先生的书，均属于此类。

授权作者简介：陈晓林   坚持业余创作，出版散文集《纸上声》、诗集《心远斋诗摭》等著作六部。《将星之路》获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