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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的红色经典意义
李 频
前几天在韬奋图书中心看到瞿秋白著《多余的话》，先是眼睛一亮，手早已不由自主地伸了过去。翻阅再三后，凝视良久，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多余的话》可以这样做？《多余的话》就该这样做。尽管不少人未必认可这么做。那可是，那才是事实意义上的红色经典呀。
最早听说《多余的话》，是在1980年上学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上。老师为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而痛心疾首。我想找来读。那属禁书。
1996年调北京后，在一个学术团体兼职，有一个同事是瞿秋白侄子，当然是未见过面的侄子。他研究瞿秋白，且有著作。多次跟我谈瞿秋白，一说开话题，必绕不开《多余的话》。偏偏一个乡下人初来乍到京城，我难以容出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读《多余的话》。
退休了，过去“多余的事”有的就不再多余了。亲历过“濒死”，濒死感积淀为无意识之后，对自己之死的处置也就平静以待，不再惊恐，相反愿意旁观探究了。
读《多余的话》，我惊心动魄。何以故？为他临终时断言片语的微言大义？为他文中多次说及的“形格势禁”？为他对亲情的依恋？为他的襟怀坦白？为他深刻的自我解剖？姑且述之以多因一果吧。
瞿秋白在《我和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
瞿秋白著：《多余的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9页
这段话的前置语是“我在十分疲劳和吐血复发的时期，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
瞿秋白先生以《多余的话》安置了他自己的灵魂，同时又搅动多少心灵难以平静。这才是《多余的话》在相当长的时空里并不多余的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
李频，1962年生，湖南省新化县人。现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编辑出版理论、期刊史论、出版专业阅读理论等。主要著作有《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编辑家茅盾评传》《期刊策划导论》《大众期刊运作》《出版：人学絮语》《中国期刊史（第4卷，1978~2015）》《期刊：连续出版的逻辑》等；主编《茅盾研究和我》《中国期刊产业发展报告：NO.1市场分析与方法求索》《中国期刊发展报告：NO.2区域发展与类群分析》《共和国期刊60年》《弘征：人与书》等。
（本文源于微信公众号“出版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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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